PAGEPAGE12018年1月國家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本科《中國當代文學專題》期末紙質考試試題及答案一、分析題(100分)要求：在以下兩題中任選一題，該題按小論文要求，答案不得少于1000字。在答題時應做到：論述清晰明確，舉例具體恰當，文字優美流暢，邏輯清楚明了，不能完全照抄教材中的觀點和內客，必須有自己的體會和見解。1.說明“樣板戲”與“京劇現代戲”的辯證關系，并結合《沙家浜》的樣板化過程，談談你對樣板戲藝術價值的看法。答：“樣板戲”與“京劇現代戲”存在著密切的辯證關系，同時《沙家浜》的樣板化過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樣板戲的藝術價值，具體如下：“樣板戲”與“京劇現代戲”的辯證關系概念區分：“京劇現代戲”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指的是用京劇的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題材的劇目，它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出現并發展。而“樣板戲”則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從眾多京劇現代戲中精選、加工、提高后，被樹立為樣板的劇目，具有更強的政治色彩和典范意義。相互聯系：“樣板戲”來源于“京劇現代戲”，是京劇現代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樣板戲”在藝術上對京劇現代戲進行了進一步的規范和完善，在表演形式、音樂唱腔、舞美設計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較為固定的模式，對后來的京劇現代戲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京劇現代戲創作的一種典范和參照。從《沙家浜》樣板化過程看樣板戲的藝術價值1.成功之處藝術創新：在《沙家浜》的樣板化過程中，進行了諸多藝術創新。在音樂方面，它吸收了江南民間音樂元素，使唱腔更加優美動聽、富有地方特色，如《智斗》一場中，阿慶嫂、刁德一和胡傳魁三人的對唱，采用了傳統京劇的板式變化，又融入了新的音樂元素，層次分明、扣人心弦。在表演形式上，突破了傳統京劇的一些程式化表演，更加注重人物情感的表達和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演員的身段動作、表情等都更加貼近所塑造的現代人物形象。人物塑造：樣板化后的《沙家浜》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的人物形象。以阿慶嫂為例，她機智勇敢、沉著冷靜，通過“壘起七星灶……”等經典唱段和一系列與敵人周旋的情節，將一個地下黨員的智慧和膽略展現得淋漓盡致。刁德一的陰險狡詐、胡傳魁的愚蠢莽撞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畫得入木三分，這些人物形象成為了中國現代戲劇人物畫廊中的經典之作。舞臺呈現：在舞美設計上，《沙家浜》的樣板化注重寫實與寫意的結合，營造出了逼真的環境氛圍。如春來茶館的場景布置，既具有江南水鄉的特色，又通過一些細節展現出了故事發生的特定時代背景。燈光、道具等的運用也更加巧妙，增強了舞臺的表現力和感染力，為觀眾帶來了全新的視覺體驗。2.局限性政治色彩過濃：由于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沙家浜》等樣板戲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過多的政治使命，藝術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主題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時會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顯得有些刻板和模式化，限制了藝術創作的自由和多樣性。風格單一：樣板戲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形成了一種主導性的藝術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其他風格和形式的戲劇創作，使得當時的戲劇舞臺風格相對單一，缺乏多元化的藝術呈現。總體而言，“樣板戲”在藝術上既有創新和突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們應該以客觀、全面的態度看待樣板戲的藝術價值，既要看到其在京劇現代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貢獻，也要認識到其受到時代局限的一面。2.從《一九八六年》到《活著》，余華小說發生了一個什么樣的變化?你認為其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答：從《一九八六年》到《活著》，余華小說在敘事風格、主題表達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既反映了余華個人創作理念的轉變，也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敘事風格的變化《一九八六年》：敘事風格較為先鋒、荒誕，充滿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和暴力描寫。余華以一種近乎冷酷的筆觸，描繪出極端的場景和情節，如瘋子歷史老師在街頭自殘的血腥畫面，給讀者帶來強烈的震撼。這種敘事方式打破了傳統敘事的連貫性和邏輯性，通過對暴力、死亡等元素的極致呈現，來揭示人性的黑暗和歷史的殘酷。《活著》：敘事風格變得平實、質樸，以一種溫和而又堅定的方式講述故事。余華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讓福貴以自己的口吻講述一生的經歷，使讀者能夠更加貼近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感受到他的喜怒哀樂。在敘述過程中，不再刻意追求強烈的情節沖突和視覺沖擊，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來展現人物的命運起伏，讓讀者在平淡的敘述中體會到生活的真實與殘酷。主題表達的變化《一九八六年》：主題側重于對歷史和人性的批判與反思。小說通過瘋子歷史老師的遭遇，展現了“文革”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殘，以及歷史的荒誕與無常。余華試圖通過對這段歷史的書寫，揭示出隱藏在歷史背后的殘酷真相，引發人們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活著》：主題則轉向了對生命本身的關注和對生存意義的思考。福貴經歷了無數的苦難和挫折，但他依然堅強地活著，這種對生命的執著和敬畏，體現了余華對生命價值的重新審視。小說不再僅僅局限于對歷史和社會的批判，而是更加關注個體在苦難中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探討生命的韌性和意義。人物塑造的變化《一九八六年》：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符號化和抽象化特點。瘋子歷史老師這一形象，更多地是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征，代表著在歷史洪流中被淹沒和扭曲的知識分子群體。他的行為和命運，是對那個瘋狂時代的一種隱喻，人物的個性和情感相對較為單一。《活著》：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真實，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復雜的情感。福貴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有著人性的弱點，如賭博、自私等，但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苦難后，他逐漸變得堅強、善良。他與家人之間的深厚情感，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使他成為一個有血有肉、令人感動的人物形象。余華通過對福貴這一人物的細致刻畫，展現了普通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奈與掙扎，以及生命的頑強與偉大。變化的主要原因個人創作理念的轉變：余華在創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單純的暴力和荒誕并不能真正觸及讀者的內心，只有通過真實、細膩的情感描寫，才能讓讀者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意義。因此，他開始從關注歷史和社會的宏觀層面，轉向關注個體生命的微觀層面，試圖通過對普通人生活的描寫，揭示出生命的本質和價值。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文化氛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逐漸從動蕩走向穩定，人們開始更加關注自身的生活和內心世界。在這種背景下，余華的創作也受到了影響，他不再滿足于對歷史的批判和反思，而是希望通過作品給予人們更多關于生命和生活的啟示。對人性認識的深化：在經歷了生活的種種磨難和思考后，余華對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意識到，人性中不僅有黑暗和殘酷的一面，也有善良、堅韌和美好的一面。在《活著》中，他通過福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