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結語的寫作從論文的組成結構來看，論文的各個部分都不可或缺。論文的主體部分一般由引言開始，接下來是正文，最后以結語結束。結語是對論文觀點的高度總結。好的結語可以起到升華主題的作用。結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些人在閱讀文章時并不是逐字逐句地閱讀全文，而是先看文章標題是否與自己研究的方向相關，再看文章的結論有無利用價值，最后才決定是否精讀或引用。可以說，結語在全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節“結語”與“結論”的區別據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結語”一詞的解釋：“結語”，即“結束語，是文章或正式講話末了帶有總結性的一段話”。而“結論”是：“從推理的前提推論出來的論斷或對人和事物所下的最后論斷。”結語是總結性的語句，放在文末用來收結全文，主要考慮的是文章結構與內容的完整性，與引言提出的問題以及正文分析的問題相呼應。而結論是在調查研究、論證的基礎上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得出的“論斷”，是對最終結果的說明或認識，其獨特的作用不能由結語來代替。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結語”與“結論”之間的區別，特以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為例。該文對我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結論：（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于現在2℃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其間上下波動，目前限于材料，無法探討。（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范圍為1—2℃。（3）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為周期的小循環，溫度范圍是0

5—1℃。（4）上述循環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布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趨勢。論竺可楨利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豐富的氣象學和物候學的記載，進行初步的分析，簡明扼要地概括出了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該論文系自然科學論文，結論觀點明確。歷史研究不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由實驗、分析、論證進而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因而使用“結論”的文章較少，但在研究報告、理論推導類的文章結尾亦有使用。如《關于清代新疆軍府制的幾個問題》一文，結論部分為：清朝統一新疆之后，設伊犁將軍府為新疆最高軍政建制，伊犁將軍是新疆的最高軍政長官。將軍總統南北兩路，節制統轄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和烏魯木齊都統，直轄伊犁軍政區，權限之大，統轄地域之廣，在當時全國駐防將軍中首屈一指。伊犁將軍總統新疆之權限，主要體現在非常時期，諸如四大軍政區建制尚未規范時期，新疆境內有軍事行動或有外交糾紛發生之時。一般情況下，其總統權限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種形式或名義而已。伊犁將軍的權限職掌，主要是管理伊犁直轄區內的軍政事務。正因為如此，清代邊疆設立的參贊大臣雖有疆帥稱，但伊犁軍政區設立的參贊大臣與喀什噶爾、塔爾巴哈臺兩軍政區的參贊大臣不同，不是一個軍政區的最高長官，無專地可轄，只是伊犁將軍屬下協同辦事的官員。正因為如此，伊犁參贊大臣補授無定制，長期缺懸，只是在總統事務繁重時期，參贊大臣方補授有定制。清代新疆實際設立了兩個軍府，即伊犁將軍府和烏魯木齊都統府。這兩個軍府無論長官品秩、轄區面積、駐軍規模、下屬軍政官員品級數量、所理軍政事務等方面，都基本相當。只不過伊犁將軍有節制統轄南北兩路的權限，盡管這一權限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形式或名義而已。分析以上結論，可以看出其條理清楚，概括簡明，傳達的信息具體而明確，有著嚴格的定性或定量的特點。如果結論部分內容較多，可以分條目進行表述。而結語在歷史類文章中的使用較為廣泛，如在專題論述類、綜合論述類文章中，一般不分條目，內容比較寬泛，不傳達定量信息，只是對全文概括性、總結性地做進一步說明，如《漢唐故事與五代十國政治》一文的結語（何玉紅：《漢唐故事與五代十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該論文的結語部分使用了典型的歷史論文結語的寫作手法。作者先是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高度概括、總結，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詮釋，最后又對“漢唐故事”與五代政治的關系進行了升華。在具體的寫作中，因為結語是對全文的總結性、概括性的表述或進一步的說明，因而主觀性較強。而結論主要是客觀地表述文章的研究成果，語言表達的客觀性較強。因為結語和結論并非相同的概念，這就要求在實際的寫作中，應根據文章結尾部分所要表達的具體內容決定究竟是使用“結語”還是“結論”作為層次標題。第二節結語的內容在史學論文中，結語的寫作較為普遍，用以總結前文，加深題意，對引言中提出、正文中分析或論證的問題加以概括總結，深化文章的主題。有的文章是單獨分一個部分專門寫結語，也有的文章雖然沒有明確的標記，但是放在最后來寫。一、概括研究成果通過文章的論述，說明了什么問題，對某個歷史問題形成了怎樣的看法，其實也就是對文章創新之處的強調，是作者就某一歷史問題的最終認識。它可以為讀者閱讀提供方便，使之領會文中的主要觀點和看法。結語所寫的是最終的、總體的觀點，而不是文中各論點的簡單重復，更不是羅列原始文獻中的觀點。換言之，結語應緊緊圍繞主題有層次地展開，而與主題無關的部分不宜全部列出。如《從出土漢簡看漢王朝對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經營》一文的結語為：總之，通過出土漢簡和傳世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兩漢時期的絲綢之路，從東到西有著大致固定的路線和走向。從長安到敦煌，屬于漢王朝直接統治的郡縣地區，沿線建有綿延不絕且分布均勻的驛站館舍。這些交通設施的高效運轉，是國家統一而強大的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沒有國家強有力的保障，就沒有絲綢之路的暢通。所謂絲綢之路網狀說并不符合事實。至于絲綢之路的中段則與內地不同。天山以南是城郭之國，屬于農耕定居之地；而天山以北則屬于草原游牧地區。穿行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道，以綠洲為據點，在漢王朝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措施的保障下，西域都護管轄的綠洲各國按照朝廷的意志，履行東道國的義務，以此來保障絲路中段的正常通行。蔥嶺以西，漢王朝軍事外交并用，保持同中亞各國以及西亞、南亞次大陸的直接來往。那種認為絲綢之路上只是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短距離間接交易的說法同樣是不全面的。絲綢之路的概念從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以后就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系統，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應有不同的內涵和限定。不能由于西漢的絲綢之路尚未延伸到羅馬，就否定它的存在。羅馬的勢力不斷擴張從共和進入帝國是公元前３0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進入了繁榮時期。以往學者對絲綢之路的認識，都是一個整體的、模糊的認識，即絲綢之路是路網，絲綢之路只是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短距離間接交易。作者利用漢簡，結合傳世文獻，對兩漢絲綢之路路線走向做了考察，觀點明確，對學界對絲綢之路的錯誤認識進行糾正，進一步深化了對絲綢之路的認識。如《淺議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一文的結語為：總之，“四等人”的劃分既有維持大一統的需要，也是對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種承認，而以蒙古人為國之根本、色目和漢人互相牽制的政策又導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變化，進而為更大范圍內的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所以僅僅以民族歧視和壓迫來評價元朝“四等人”政策的歷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學的。對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目前學術界大多數人是持否定的態度。作者通過對元朝的“四等人”政策進行分析，認為“四等人”的劃分既是維持大一統的需要，也是對宋遼金元時期民族交融成果的一種承認。以蒙古人為國之根本，色目和漢人互相牽制的政策又導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變化，進而為更大范圍內的民族交融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目前大多數學者以現代人的觀念對元朝民族政策進行評判，得出的結論顯得不太全面。在結論中作者既說明了“四等人”政策的必要性和有利因素，對前人觀點進行了中肯的評價，又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不同觀點。如《自然災害影響下的明蒙關系》一文的結語為：總之，自然災害在明蒙雙邊關系的演變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成為影響雙方關系的重要外在因素。自然災害發生之后，在與明蒙各自的政治、經濟等內部因素相互作用后，就會對明蒙關系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是研究者所應注意的。前人在論述到明蒙關系時，大多從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系等方面進行論述，很少有人從自然災害方面論述。雖然有部分學者就自然環境對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上的影響進行過論述，但很少有學者以整個明蒙關系的發展為視角，系統地探討自然災害這一外在因素對其的影響。而作者另辟蹊徑，從自然災害角度分析明蒙關系。因為北方地區的風雪、冰雹、干旱、蝗蟲等自然災害對明蒙雙方都存在影響，對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來說尤甚。在受災之后，由于草原游牧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使其無法靠自身的能力抵御，因而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計，或南下掠奪，或主動互市，最終形成的結論是自然災害“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成為影響雙方關系的重要外在因素”。結語升華了主題，突出了文章特殊的觀察視角。如《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對局勢的判斷論析》一文的結語部分：綜上可見，甲午戰爭中中國的失敗，不完全敗在力量懸殊、國力不逮，而敗在當權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觀念、戰爭觀念、治軍觀念的陳腐不堪、過時落后。李鴻章僅僅是這些落后與陳腐的一個縮影。他已是那一時代相對開明、相對有所作為的人物了，但到頭來仍難免其俗而乏回天之術。甲午之役，終究成為日本國力迅速上升，中國地位一落千丈的分水嶺，為我炎黃子孫留下無窮的遺憾、無盡的酸楚。對于甲午戰爭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的原因，學術界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但作者通過對統治者中的一個縮影——李鴻章對局勢的判斷分析，論述清政府失敗的原因。因為李鴻章是當時戰爭的指揮者，他對局勢的判斷，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戰爭雙方的決策和在未來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在這方面，這場戰爭的實際統帥李鴻章可以說是一誤再誤，終于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進而得出清政府“敗在當權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觀念、戰爭觀念、治軍觀念的陳腐不堪、過時落后”的結論。二、找出不足之處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不是完美的，都有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都有對前人觀點的繼承，同時也有對前人觀點的修訂、補充和發展，這也就是研究的魅力所在和創新之處。學術研究應當是客觀公正的，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同時，也應當客觀公正地說明自己研究的不足之處，這不僅不會降低文章的價值，反而更會體現出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坦誠的胸懷與求真務實的態度。說明本研究的不足之處或遺留問題，可以指明研究的方向，更有效地推動本課題的深入研究。如題為《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一文的結語為：最后，我還要說一句：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若是為“近代至上”的偏見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為了真正了解我們的過去，就必須破除這種“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實事求是地分析過去的情況。本文對明清江南教育問題的討論，就是我在此方面進行的一個探索。當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匱缺，我在對明清教育問題的研究上僅能做到目前所達到的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學界同仁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以推進此項研究。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教育對于經濟發展究竟有何種影響，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者以江南的情況為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對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眾教育的內容、教育對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明清江南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對于經濟的成長和江南經濟成長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結語中，作者說明了因為直接史料的缺乏，無法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如《“丁戊奇荒”對江南的沖擊及地方社會之反應——兼論光緒二年江南士紳蘇北賑災行動的性質》一文的結語為：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在單純面對“丁戊奇荒”的情況下，無論是江南地方精英在鄉土范圍內發起的救助外來災民的行動，還是江南社會被激發出來的那種狹隘的地方本位主義話語，其內在脈絡是一致的，即都貫穿著捍衛鄉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場。而由于忽視了地方性視角，以往研究當然未曾對這種立場及其在這場災荒期間的各種表現給予注意，也就無法準確把握光緒二年底江南士紳的蘇北行動的具體背景和實際性質。事實上，江南士紳這次行動的直接動機，仍是應對當時外來難民潮的一種努力。這就使此次行動不過是江南地方性救荒傳統的某種延伸，而與那種“不分畛域”的跨地方義賑行動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如果把這次蘇北行動視為“近代義賑”之始，那么又該對自明清以來就已成型的江南地方性救荒傳統給出怎樣的性質判斷呢?而這反過來也提醒我們，在理解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時，切不可過于低估內在傳統資源的能動作用。最后應該指出，本文所作的考察當然不足以全面展示“丁戊奇荒”與社會之間發生互動作用的實踐進程，而只是試圖從一個具體的場景出發，表明以往相關研究對該進程還缺乏足夠的認識。至于該進程蘊涵的其他許多重要社會脈絡，特別是晚清義賑的興起過程，本人將在另外的研究中加以闡明。光緒初年爆發的“丁戊奇荒”主要危害了華北地區，因而以往的學者在論述這一災害及其應對時只考慮到了華北地區。其實這場巨大災害的影響不只局限于華北地區，對江南地區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單從華北方面考慮中國近代救荒事業顯然失之偏頗。文章論述了“丁戊奇荒”對江南地區的沖擊和社會的反應，同時論及了江南士紳蘇北賑災的性質。但該文僅是從一個具體的場景出發，沒有全面展示“丁戊奇荒”與社會之間發生互動作用的實踐進程，不足之處在結語中予以說明。作者對研究不足之處的說明，更能體現出作者對待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三、指明研究方向結論部分不僅要概括自己研究的成果，找出不足之處，如有可能，還應為他人或自己繼續研究該問題指明方向，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如《馬仲英赴蘇及其下落》一文的結語為：筆者無意對馬仲英一生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論，只是依據有關材料對他赴蘇后的活動和下落進行一點粗淺的探討。應該說，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見到庫氏所說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后才能下定論，筆者只是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大膽的推測而已，目的在于促進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和研究。1934年，聲震西北的馬仲英離開所部三十六師，前往蘇聯，從此再未能返回，關于其下落有種種說法，至今仍為一個不解之謎。作者通過查找相關資料和調查，對馬仲英赴蘇后的活動及其與三十六師的聯系、馬仲英的下落等問題做了考察，認為馬仲英赴蘇后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但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馬仲英大約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結土耳其反蘇勢力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名處死。這在文章中通過論述已經說明，但僅僅是一家之言，所以在結語中言：“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見到庫氏所說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后才能下定論。”這為對該問題進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如《環境、社會動蕩與山區寨堡——明清川陜楚交邊山區寨堡研究之一》一文的結語為：另外，明清時期的社會動蕩中，川陜楚交邊山區的寨堡不僅數量多，覆蓋地域廣，而且作用顯著，較有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的內容豐富，除本文已述及者外，其他如寨堡修建、組織中的官紳民關系，宗族關系，寨堡與團練、鄉勇，寨堡與山區聚落，寨堡與里保甲組織等問題，容另文探討。在社會動蕩期間，寨堡成為川陜楚交邊山區民眾躲避戰亂、自保身家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在嘉慶白蓮教起義期間，山區幾乎“處處有之”，許多州縣的寨堡“數以百計”。寨堡分布范圍廣，作用顯著，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白蓮教起義為中心，記述了環境、社會動蕩與山區寨堡之間的關系。但對“寨堡修建、組織中的官紳民關系，宗族關系，寨堡與團練、鄉勇，寨堡與山區聚落，寨堡與里保甲組織等問題”并沒有深入研究，作者在結語中指明了以后自己研究的方向。如《明代“朝班”考述》一文的結語為：有明三百年，雖然“以品定班”的基本原則沒有放棄，但品級已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朝班體現的是官員的“貴賤尊卑”，而當權力跳出品級的框架時，朝班也不可能保持穩定——這便是朝班之變的真正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明朝人對前朝之制已不能詳，今人欲拼接出一個朝班變化的完整鏈條并加以考察，其難度可想而知。本文對明代朝班進行了一次初步的、框架式的考述，而朝班的許多細節，其變化與官制、與時政的關系，尚有待于繼續深入的研究。朝堂之上，百官文東武西，各依品級序立，即為朝班。明代時，每逢正旦、冬至、萬壽圣節的大朝，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以及每日御門聽政的常朝，百官都要排班入朝；當國家舉行大典禮、大祭祀，以及歲時令節賜宴，郊祀慶成宴、會試恩榮宴、經筵日講，朝官也須按照品級侍班、行禮和敘坐，班行次第不可淆亂。明初，朝班“專準品級”，其后“兼隆侍從”，又移于權勢，改于因循，出現了“次序參錯，班行混淆”的現象。班序的淆亂，直觀地反映了政治形勢的變化。朝班體現了規范的統治秩序，其變化也顯示了這一秩序是如何解體的。文章對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分析了朝班變化的特點以及造成其變化的原因。但因為資料的缺乏，對朝班的細節性問題，其變化與官制、時政的關系，尚需深入研究。如《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一文的結語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殺與現實政治的糾葛并沒有減弱。由于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歷史，歷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系障礙之一，南京大屠殺在其間居于重要地位，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歷史認識的一個象征。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殺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關注，其內涵也大大豐富。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要還原真實的大屠殺歷史，不但需要學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眾的有力配合，這其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蓄意制造的重大慘案之一，全面抗戰之初，即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象征而被中外新聞媒體廣為報道。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其進行了專案審理，松井石根、谷壽夫等戰犯受到了懲處。但由于后來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南京大屠殺逐漸被淡化。文章論述的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后到1985年中國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期間，南京大屠殺是如何被記憶和傳遞的，但對于如何認識這一慘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期待后人繼續研究。第三節結語寫作的要求結語是對全文中心內容的概括和總結性的說明，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結語表述要點要具體，切忌使用抽象籠統的語言和故作深奧的表達。在結語中不宜再提出新的論點，也不能展開論述還未說明的問題。如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可在正文中適當加入內容補充說明。如果論述的內容過多，意猶未盡，可在結語中引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另立篇目論述。一、結語要精練，不能自我評論語以充分表達論文的研究成果為主，雖然沒有長短要求和字數限制，但一定要精練，不宜過長。結語中不能使用自我評價性的詞語，如“本研究具有國際先進水平”“本研究結果屬國內首創”“本研究結果填補了學術研究的空白”之類的語句。二、結語不能與摘要重復前文已經論述了摘要是展示文章研究的創新之處、目的、方法、結果等的窗口，有報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報道指示性摘要三種類型。而結語是對全文觀點的總體概括，在結語中要說明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文章的不足之處，如有可能還要為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可見兩者在寫作內容與方法上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兩者之間也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對文章創新點和結論都有所涉及。但應當注意的是，摘要只是概括性的提煉，而在結語部分可以稍做展開，內容要比摘要全面。作為初學者，既要嚴格把握兩者在寫法、用法上的區別，同時應該多讀專家的文章，仔細辨別，發現其中的不同之處，靈活運用。如《1980年以來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評述》一文的摘要為：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是與古代中原農耕文化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也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主要采用文化類型分析和多學科研究方法，成果體現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游牧民族的歷史與社會、游牧經濟、宗教與習俗、游牧生態環境觀等方面，對其加以梳理總結，有利于該問題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