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24475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 1283971.1國外文獻綜述 127737（1）股權激勵研究 13805（2）盈余管理研究 216423（3）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 3261661.2國內研究綜述 430962（1）股權激勵研究綜述 423028（2）盈余管理研究綜述 513184（3）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綜述 662911.3文獻評述 77653參考文獻 81.1國外文獻綜述（1）股權激勵研究對于股權激勵的成因及影響因素研究，國外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是從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兩個角度來進行分析的。JohnE（2000）[1]提出針對內部人員管理，多數企業偏好使用股權激勵手段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并發現員工也更愿意留在股權激勵制度更為完善的企業中。在股權激勵的環境下，管理層、員工工作熱情得以激發，企業績效因此提高，促進了企業的市場價值。DBergstresser（2006）[2]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運用股權激勵制度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是是前提條件的，即企業管理層本身對于期權的好感要高于股票。實施股權激勵的財務效應也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已有國外研究主要從報表修飾、代理成本、財務欺詐以及業績增長等角度進行分析。以200多家上市公司數據為基礎，Burns（2006）[3]研究了其1997-2002年期間的六年數據，發現與未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相比，執行股權激勵方案的企業更有可能出現財務報告修正行為。Tzioumis（2008）[4]則運用了八年數據，從代理角度對企業股權激勵計劃的經濟后果進行了全民分析。他發現美國企業中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委托代理問題較少，即股權激勵降低了兩權分離造成的代理矛盾沖突。因為在股權激勵的環境下，管理層擁有股東身份，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會發揮自身最大能力，將自己的管理目標設置為企業價值最大化。EricksonM（2006）[5]則分析了股權激勵與企業財務欺詐之間的關系，他發現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更可能出現作假行為，并且考慮產權性質因素之后發現兩種關系在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JeffPB（2011）[6]以財務管理為切入點，研究了股權激勵對企業實現理想效益有無幫助。在實證研究的借助下，他發現股權激勵機制能夠顯著增加企業的市場價值，但也存在很明顯的缺點，即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也會增加管理層操縱盈余的可能性，導致其會計信息質量下降。對于股權激勵與企業財務業績變化的相關關系，國外學術界作出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RudyS（2017）[7]運用傾向得分匹配，將實施股權激勵契約計劃的55家公司設置為實驗組，將行業相同、規模相似的另外55家企業作為對照組，通過對比之后發現，未執行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業績較低。ChenB（2015）[8]考慮了時間因素，比較分析實施股權激勵時點前后，企業財務業績如何變化。他利用統計原理，對比發現股權激勵計劃實施之后，企業價值得以提升，但這種提升作用是短期的，長期作用并不穩定。以美國963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SantanuM（2017）[9]從更加具體的角度出發，說明了管理者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的正向關系存在區間效應，僅僅在高管持股比例位于0%-5%與超過25%時，兩者正向關系才顯著。LaiJ（2017）[10]發現業績不佳的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管持股比例的下降與權益的減少，因此，實施股權激勵能夠緩解這種負向效應。（2）盈余管理研究盈余管理研究之所以會產生盈余管理行為，目前學術界認為主要有兩大類原因：一方面是企業內部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的誘因，后者的應用更為廣泛。出于交易活動、營運管理等需要，企業很可能會對財務數據進行調整。比如BeaverWilliams（2004）[11]就對100家企業進行研究，發現企業在面臨業績下降、資金不足以及債務壓力較大時，往往會選擇對財務數據進行“秘密”修改。因此，他認為管理層操縱盈余的主要原因是資金壓力與經營不善。隨后，EGoldman（2006）[12]也發現為了獲取數據完美的業績報告，企業管理層會有意降低成本、減少備存等。LJeffrey（2006）[13]則從管理者薪酬角度出發，創新性地提出當管理者薪資與企業業績緊密掛鉤時，高管進行營運管理的意圖更加強烈。他們發現管理層會根據外部分析師的業績報告調整企業自身財務數據。也有學者以關聯方交易為主要切入點，針對管理交易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進行研究。UmeshS（2018）[14]選擇了2009-2015年的66家企業為研究對象，派出了金融類上市公司之后，發現關聯方交易往往會被企業濫用，以改變業績報告中的利潤收益。KonstantinosH（2017）[15]則創新性性地研究了當年IPO的上市公司，選擇的研究期間跨度較大，從1993到2015年一共24年數據，發現披露制度與有益預測對IPO企業短期、長期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強制披露制度下企業的利潤預測比真實值要高很多。DianaR（2014）[16]以契約理論為基礎，針對企業債務契約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展開研究，并分析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緊密聯系。研究結果表明，與債務未違約過的企業相比，違約的企業更加渴望開展盈余管理。特別當企業債務評級不夠理想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呈現增加的狀態。Rong-Ruey（2015）[17]從政策角度出發，研究限制對外投資是否對企業盈余管理造成影響。結果發現，當政府出臺限制對外投資時，企業管理者更加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SerainaC（2017）[18]認為當債務杠桿水平產生波動時，企業盈余管理的方向同樣會出現相應變化。JustinM（2018）[19]認為內部融資之外，關聯公司內部交易對權責發生制帶來直接影響，造成實際盈余管理水平較高的現象，但對于內部融資而言，其與實際盈余管理之間呈現負相關的關系。在對盈余管理成因進行研究的同時，國外學者對其經濟后果也作出了很多分析。William（1997）[20]認為只要不違反會計準則與法律法規，企業發展的根本所在就是價值最大化，所以管理層通過變更會計政策與會計處理方法以調節其經過效果與成果，實際上并非一件壞事。Goldman（2006）[21]區分了外部利益相關者與內部利益相關者，發現管理層的盈余操縱主要體現在對外層面，即通過美化報表數據影響其利潤披露，進而對企業價值與股票價格產生影響[13]。Seung-Woog（2007）[22]以披露制度為核心，針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存在意義。結果發現，當披露制度較為完善，外部分析師較多、研報關注度較高時，企業出現盈余管理的概率較低。Szczesny（2008）[23]從人力資源成本角度出發，以中國微觀企業的財務數據為基礎，運用OLS最小二乘法，檢驗了盈余管理的企業人力成本的關系。發現相比財務數據真實的企業來說，存在盈余管理的企業，其人力成本更高[15]。Noorah（2017）[24]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針對盈余管理的內涵、特點等進行分析，并研究其對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造成的影響，發現在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下，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呈現降低的趨勢。（3）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對于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國外學術界進行了很多探討，但目前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較為早期的學者認為兩者存在顯著負向關系，但隨著資本市場與微觀企業的發展，很多學者發現兩者的關系呈現顯著正向的特征。十九世紀末，Healy（1985）[25]已經提出股權激勵能夠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并且該種抑制作用會隨著經營狀況的變化而不同。在經營業績較好的時候，股權激勵對企業盈余管理的負面影響并不顯著，相反當企業經營業績較差時，管理層為了企業利益往往會選擇粉飾報表，進而導致盈余操縱的滋生。在此基礎上，GuojinGong（2007）[26]選擇了美國1500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對于獨立董事執行股權激勵制度有助于其監督作用的發揮，管理層權力受到較大制約與約束，企業盈余操縱的概率降低。Core（2010）[27]從激勵效應出發，提出股權激勵的激勵效應有利于提高管理層的工作積極性與執行效率，并降低其出現會計違規行為的可能性。Chan等（2015）[28]表明在薪酬追回政策的影響下，應計盈余管理的成本出現了較大波動，即呈現提高的趨勢，所以能夠避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過高，但對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影響較小。Irani和Oesch（2016）[29]將券商合并的準自然實驗作為主要手段，從而發現跟蹤上市公司的分析師減少使高管降低了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程度，對應計盈余管理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Zang（2012）[30]將一般化的場景作為主要選擇，針對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替代問題進行探討，從而發現如果應計盈余管理成本在原有的基礎上上升，那么應計盈余管理無法保持原有的位置，將被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取而代之。但是，也有學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關系，認為管理層激勵可以促進企業盈余管理行為。Daniel和Thomas(2006)[31]以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提出企業股權激勵程度越強、激勵規模越大，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也與強烈。KyungTaeLee（2011）[32]也提出了一致的結論，即股權激勵與盈余操縱存在顯著正向的回歸關系，并且相比限制性股票激勵，股票期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作用更加明顯。Alves（2012）[33]從委托代理角度出發，提出股權激勵會捆綁股東利于與管理層利益，得到股權激勵之后，管理層獲得了股東身份，無論是出于私人利益還是企業利益，管理層均會傾向于盈余操縱。Armstrongetal（2013）[34]發現在股權激勵的作用下，可能導致高管以提升短期股價為目的而操縱盈余。LiLeon（2016）[35]基于經濟周期與企業生命周期，對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心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當企業面臨的外部機會較少時，股權激勵會刺激高管進行盈余操縱，隨著發展機會的增多，這種正向作用更加明顯。但是達到一定臨界值之后，兩者的回歸系數將不再顯著。1.2國內研究綜述（1）股權激勵研究綜述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并不成熟，學術界對于股權激勵制度的研究起步也較晚。當人們步入20世紀之后，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契約制度的重要性，從而展開相應研究。潘煥娣、李璐宇（2013）[36]發現實行股權激勵制度之后，企業出現盈余管理的概率更高。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不夠完善，微觀企業在進行股權激勵進行時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如行權條件如何設置、股份支付如何確認與計量等問題。崔文琴（2014）[37]則主要以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為研究基礎，將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現狀與主板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情況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中小板企業的股權激勵計劃完成的更加成功、實施效果更好。因此，中小板企業管理層應當思考如何利用股權激勵計劃促進企業公司治理與業績提高。劉麗、夏宏偉（2015）[38]則創新性從稅務角度出發賦予股權激勵新的研究意義。通過對我國企業股權激勵契約的流程與內容進行全面梳理之后，他提出稅收負擔是影響企業股權激勵實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現有研究均忽略了稅收因素。他們提出當稅收負擔較高時，大部分被激勵對象會選擇放棄該股權激勵計劃。只有當在合理的稅收負擔范圍之內，股權激勵制度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效果。馬才華、何云佳（2016）[39]則從經濟后果角度，研究股權激勵計劃對企業自身短期經營效果與長期經營發展的作用。并以中興通訊為具體的案例研究對象，全面分析影響股權激勵效果的關鍵因素，以及影響其實施流程的關鍵步驟。劉建南（2012）[40]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根據盈余管理手段分類，主要從應急盈余管理角度出發，研究2008-2010年三年期間A股企業的盈余管理情況。結果發現，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期間存在著嚴重的盈余管理現象，為我國理論界敲響警鐘。苗研研（2013）[41]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我國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主要檢驗金融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以及盈余管理成都如何。結果發現，部分金融類企業存在一定的盈余管理，目的主要是為了掩蓋虧損。蔡春等（2013）[42]以我國2007-2012年六年期間我國A股公司為研究對象，選取了在當年IPO的企業，研究IPO是否構成企業盈余操縱的原因之一。結果發現，當年IPO的企業比其他企業更容易出現盈余管理行為，并且不同的操縱方式對企業后期的業績管理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尹（2017）[43]以A股企業中發布了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按授權階段的股權激勵方案會導致企業出現短暫的業績下滑現象。然而，到股權激勵行權階段，業績下滑癥狀消失，企業業績會逐漸呈現上升趨勢。所以，企業需充分考慮到各個階段的實際情況，從而找出股權激勵方案的不合適之處，對此方面展開相應調整。張林、蔡洋（2014）[44]從實施時點差異出發，研究股權激勵契約公布前后對其業績是否會產生影響。結果發現，相比其他發展階段，股權激勵方案公布前后企業的業績往往較高。根據股權激勵模式、激勵有效期等差異，在對股權激勵模式及激勵有效期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中，梁秀翡（2018）[45]研究發現相比有效期較短的企業，有效期越長，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越少。相比股票期權激勵，限制性股票標的物對于企業經營與財務業績的正面作用更加顯著。（2）盈余管理研究綜述相比國外研究，國內學術界對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很晚，目前的文獻研究也較少，主要是從其識別方法與經濟后果角度出發進行論述。王彥蘇（2015）[46]借鑒國外研究，利用修正的瓊斯模型，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為基準，對我國公司的盈余管理現狀進行了初步的研究。馬曉菲（2016）[47]等人使用線下項目指標合計與總資產的比值為代理變量，作為衡量企業盈余管理成都的替代性變量，為盈余管理衡量提供了更多的計算方法。吳化（2017）[48]借鑒前人研究，以我國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實施股權激勵方案、尤其是當年上市的企業，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意圖與動機更加強烈。廖莎（2017）[49]以OLS回歸為基礎，實證研究了盈余管理的影響因素，發下激勵制度是其管理層操縱盈余的客觀因素之一。李芳（2017）[50]指出我國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動因主要有上市、增發與配股等等。她也提出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很多為了掩蓋會計虧損而操縱會計數據的樣本。（3）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綜述對于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研究，我國屬于起步較晚的國家。對于兩者關系，我國學者也并未達到一致結論，兩者可能存在顯著正向、顯著負向、非線性關系，也有學者認為兩者不存在顯著關系。大部分研究是以線性模型為基準，爭議主要集中在正向線性與負向線性。很多學者認為管理層激勵與管理層激勵與企業盈余管理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韓丹（2007）[51]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發現管理層持股有助于緩解代理沖突，使得管理層與股東利益趨同，從而降低企業盈余操縱行為。董桂霞（2010）[52]從信息披露質量出發，證明了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之后，其信息披露質量卻提高了，即盈余行為出現的概率降低了，與外國研究結論存在很大差異。劉丹（2009）[53]根據我國2006年新會計準測為基準，通過對比新舊準測下企業管理層利潤操縱行為，發現新準則對以前的準則漏洞進行了完善，也大大增加了上市公司盈余操縱的難度與成本。劉睿智（2017）[54]出于對高階管理理論的考慮，在分析管理者團隊薪酬之后，研究其與盈余管理之間的影響機理，并發現對于企業盈余管理行為，高管激勵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劉寶華等（2016）[55]以全新的視角分析了股權激勵對企業的影響，研究發現分類轉移、應計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優序因高管所持權益類型的不同存在顯著差異。何威風（2015）[56]以管理者異質性為出發點，針對高管團隊垂直對特征進行多角度分析，并探討其與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是否存在緊密聯系。王玨瑋等（2016）[57]主要圍繞主并方公司并購收益的相關內容展開研究，分析其與并購完成后公司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緊密關系。張娟（2014）[58]針對高管貨幣薪酬進行分析，并研究其與股權激勵之間的關系，是否會直接影響到機會主義盈余管理行為，結果發現在高管貨幣薪酬激勵的借助下，能夠避免機會主義盈余管理行為超出合理范圍，為審計費用對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數的降低提供有效幫助。畢曉方（2012）[59]表明無論是管理者持股的選擇，還是股權激勵報酬契約的選擇，均會受到盈余質量特征的影響。肖新棠（2020）[60]從實證角度分析提出股權激勵程度與真實盈余管理呈負相關。但也有學者的觀點與其相反。肖淑芳等（2009）[61]以我國A股首次IPO的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往往會在進行正式IPO之前的9個月開始進行利潤操縱，將利潤向下操縱，進而在正式公告之后，呈現出較高的利潤，向外界傳遞良好的發展信息。楊玉娥（2016）[62]經過實證研究后認為，在盈余管理現象方面，存在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比未存在股權激勵計劃的企業更加嚴重。此外，如果企業存在較高的業績壓力，那么管理層進行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就很強烈，但是激勵有效期并不會對兩者關系產生影響。黃穎（2016）[63]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存在顯著正向的回歸關系，但股權激勵有效期卻會對兩者產生負面調節作用。劉寶華（2016）[64]以激勵標的物為切入點，分析當激勵標的物產生變化時候，盈余管理是否會隨之出現波動。結果發現，與股票期權相比的情況下，限制性股票標的物下高管更渴望實施盈余管理行為。張曉娟（2017）[65]站在有效期的立場上分析問題，進一步探討了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相關內容。結果發現，股權激勵強度能促使企業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但是，有效期能對兩者關系起到顯著負向的調節作用。羅宏（2016）[66]發現，與同領域公司高管薪酬相比，如果該公司具有更多的中位數，那么高管更加渴望進行薪酬攀比，在后續的工作中，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操縱薪酬的概率也不斷加大，高管在操縱薪酬的過程中，應用真實盈余管理比應計盈余管理的概率更大，而這種效應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失。傅頎等（2013）[67]站在管理層的立場上分析薪酬激勵是否會影響到盈余管理。研究結果表明：在21世紀的今天，公司誘導管理層以滿足激勵函數為目的操縱會計盈余的概率很大。南曉莉等（2013）[68]分析當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所不同時，盈余管理是否會對高管薪酬績效敏感度造成影響。結果發現：對于已落實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而言，有些高管會將盈余管理作為主要手段，從而對會計績效敏感度及其收益造成影響；對于盈余管理程度及治理水平較低的上市公司而言，無論是其盈余管理，還是其股權激勵下高管薪酬績效敏感度，均呈現較低的狀態。武恒光等（2012）[69]發現：在行政干預的影響下，向下的盈余管理受到一定促進；當銀行受到行政干預時，其高管薪酬機制將直接影響到向上的盈余管理。周暉等（2010）[70]采用實證檢驗的方法，發現如果針對操控性應計利潤進行調整，促使其保持在更高狀態，那么盈余管理程度同樣會受到影響，與管理者的股權激勵和年度報酬水平保持正比關系。并且，當盈余管理出現變化時，薪酬業債敏感性同樣會出現相應變化。王克敏等(2007）[71]選擇LISREL模型的方法，發現高管報酬與盈余管理兩者之間息息相關。黃閃（2020）[72]以股權激勵模式、強度和時長等三個方面為切入點，通過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股權激勵制度，激勵強度的不斷增大，股權激勵時長的不斷增長，對盈余管理的正面影響也就越大。1.3文獻評述綜合上述大量文獻可知，國內外學者對股權激勵、盈余管理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均有大量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從國內外學者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不一致可以得出，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與公司治理、市場環境、外部監管機制等一系列均存在一定關聯，需要從多角度進行分析驗證并對結果進行處理，才能反映上市公司真實情況并得出相對可靠的結論。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2009-2019年中國滬深Ａ股上市公司為例，通過論證分析、實證研究，并進行區分情景研究，最終得出結論，同時從健全股權激勵機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內部控制、規范職業經理人市場等四個角度出發提出一些較為可行的對策。參考文獻[1]JohnE.Grable.FinancialRiskToleranceandAdditionalFactorsThatAffectRiskTakinginEverydayMoneyMatters[J].JournalofBusinessandPsychology,2000,144.[2]D.Bergstresser,T.Philippon.CEOIncentivesandEarningsManagement[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6,80(3):511-529.Burns,Natasha,Kedia.TheImpactofPerformance-basedCompensationonMisreporting[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6,(01):35-67.KonstantinosTzioumis.WhydofirmsadoptCEOstockoptions?-Evidencefrom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Organization,2008,(68):100-111.EricksonM,HanlonM,MaydewE.Istherealinkbetweenexecutiveequityincentivesandaccountingfraud[J].AccRes,2006,(01):113-143.JeffP.Boone,InderK.Khurana,K.K.Raman.InvestorpricingofCEOequityincentives[J].ReviewofQuantitativeFinanceandAccounting,2011,(36):417-435.[7]RudySntore,MartinTackie.Equity-basedincentivecontractsandbehavior:eExperimentalevidence[J].ManagerialandDecisionEconomics,2017,38(8):32-48.[8]Jung-HoLai,Li-YuChen,CarlR.Agencyhazard,managerialincentivesandthewealtheffectsofjointventureinvestments[J].InternationalReviewofFinancialAnalysis,2017,(52):57-84[9]ChenbinZhang,HongyuZhang,JianqiangWang.Personalizedrestaurantrecommendationmethodcombinggroupcorrelationsandcustomerpreference[J].InformationScience.2018,(54):454-455.[10]SantanuMitra,BikkiJaggi,TalalAL-Hayale.Theeffectsofmanagerialstockownership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aterialinternalcontrolweaknessandauditfees[J].ReviewofAccountingandFinance,2018,26(2):544-576.BeaverWilliamH，McNieholsMaureenF，NelsonKarenK.2004．AnAlternativeInterpretationoftheDiscontinuityinEarnings.Distributions[Z].WorkingPaper,StandfordUniversity．[12]E.Goldman,S.Slezak.AnEquilibriumModelofIncentiveContractsinthePresenceofInformationManipulation[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6,(83):603-636[13]L.Jeffrey,Coles,MichaelHertzel,SwaminathanKalpathy.EarningsManagementAroundEmployeeStockOptionReissue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06(41):173-200.[14]UmeshS.Mahtani,ChandraOrakashGarg.AnanalysisofkeyfactorsoffinancialdistressinairlinecompaniesinIndiausingfuzzyAHPframework[J].TransportationResearchPartA,2018,(12):117-134.[15]KonstantinosH.Katsanos,KonstantinosPapamichael,DimitriosK.HistologigicalhealingBeyondendoscopichealinginulcerativecolitis:Shallwetargetthe”ultra-deep”remission?[J].DigestiveandLiverDisease,2017,49(12):33-67.DianaR.Franz,HassanR.HassabElnaby,GeraldJ.Lobo.Impactofproximitytodebtcovenantviolationonearningsmanagement[J].ReviewofAccountingStudies,2014,19(01):473-505.[17]Rong-RueyDuh,AudreyWen-HsinHsu,SidneyLeung.Earningsmanagementandgovernmentrestrictionson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evidencefromTaiwanesefirms[J].ReviewofQuantitativeFinanceandAccounting,2015,44(01):41-67.[18]SerainaC.Anagnostopoulou,AndrianosE.Tsekrekos.Accountingquality,informationriskandthetermstructureofimpliedvolatilityaroundearningsannouncements[J].ResearchinInternatinalBusinessandFinance,2017,(41):456-489.[19]JustinMindzak,TaoZeng.Theimpactofpyramidownershiponearingsmanagement[J].AsianReviewofAccounting,2018,26(2):678-698.[20]WilliamJ.StickelBronzeAward.Comparisonofstrategiesforreducingpressureatthesiteofneuropathiculcers.[J].JournaloftheAmericanPodiatricMedicalAssociation,1997,87(10):466-72.[21]GoldmanE,SlezakS.Anequilibriummodelofincentivecontractsinthepresenceofinformationmanipulation[J].FinancEcon,2006,(80):603-626.[22]Seung-Woog(Austin)Kwag,KennethSmall.Theimpactofregulationfairdisclosureonearningsmanagementandanalystforecastbias[J].JournalofEconomicsandFinance,2007,31(01):87-98.[23]A.Szczesny,A.Lenk,T.Huang.Substitution,availabilityandpreferencesinearningsmanagement:empiricalevidencefromChina[J].ReviewofManagerialScience,2008,06(02):129-160.[24]NooraisahKatmon,OmarALFarooque.EXploringtheimpactofInternalCorporateGovenanceontheRelationbetweendisclosurequalityandearningsmanagementintheUKlistedcompanies[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17,142(2):[25]Healy,P.M.Theeffectofbonusschemesonaccountingdecisions[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85(7):85-107.[26]GongG,LiH,ThankW,etal.Outsidedirectorsequity-basedcompensationandearningsmanagement[J].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2007,(3):45-67.[27]CoreJE.DiscussionofChiefExecutiveOfficerEquityIncentivesandAccountingIrregularities[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10,48(2):225-271.[28]ChanL.H.，ChenK.C.，ChenT.Y.，YuY..SubstitutionbetweenRealandAccruals-BasedEarningsManagementafterVoluntaryAdoptionofCompensationClawbackProvisions”，TheAccountingReview,2015,90(1):147~174.[29]IraniR.M.&OeschD.AnalystCoverageandRealEarningsManagement：Quasi-ExperimentalEvidence”，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2016,51(2):589~627.[30]ZangA.Y.EvidenceontheTrade-OffbetweenRealActivitiesManipulationandAccrual-Based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