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北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深刻的變革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呈現出社會動蕩與思想變革交織的復雜局面。在政治領域，北宋初期雖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但內部政治體制存在諸多弊端，官僚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黨爭頻繁。如王安石變法時期，圍繞變法舉措展開的新舊黨爭激烈，嚴重影響了政治的穩定與政策的推行。在軍事上，北宋面臨著來自遼、西夏等外部勢力的威脅，邊疆戰事不斷，“澶淵之盟”后，北宋每年需向遼輸送大量歲幣，以換取和平，這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王小波、李順起義便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典型表現，這場起義揭示了北宋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使得統治者不得不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和改革。經濟上，商品經濟有了顯著發展，城市繁榮，商業活動突破了傳統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如《清明上河圖》便生動展現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華商業景象。然而，土地兼并現象嚴重，“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眾多農民淪為佃農，生活困苦，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文化層面，傳統儒家思想在歷經隋唐的發展后，受到了佛道兩教的強烈沖擊。佛教的因果輪回、心性解脫以及道教的自然無為、神仙方術等思想，吸引了眾多信眾，對儒家的正統地位構成挑戰。同時，隨著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傳播更為廣泛，教育逐漸普及，士人群體不斷壯大，他們對儒家經典的解讀和思考更加深入，渴望通過思想創新來解決社會現實問題，這為思想變革提供了人才基礎和動力源泉。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應運而生。張載生活在北宋王朝劇烈動蕩的變革時期，軍事上的不斷潰敗導致大量歲幣的輸出，土地兼并現象也愈演愈烈，財富分配不均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種種社會狀況的出現使士大夫階層憂心忡忡，如何建立一個安定有序的國家及優良的社會秩序便成為當時士大夫們共同的追求。張載強調禮合內外，主張內外兼修的踐禮方式，通過“以禮為教”和“精思力踐”融合傳統的“禮”學思想，不但影響到了二程的理學思想的形成，更是體現了他“為天下開太平”的儒者情懷。研究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從儒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張載是北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其“新禮教”思想是對傳統儒家禮教思想的繼承與創新。在儒家禮學發展歷程中，先秦儒家奠定了禮的基本內涵和價值取向，如孔子強調“克己復禮”，孟子將禮視為人性善的基本要素之一，表現為“辭讓”的感情，荀子則認為禮是在人類社會中規定各自身份的客觀規范，具有控制人性之惡的作用。到了宋代，張載綜合秦漢以來儒者的成果，并創發新意，使禮具有三重根源，即禮源自于天、根源于理、根源于心或情。他的思想為后來朱熹等人的禮學思想發展奠定了基礎，是宋明理學形成和發展的關鍵環節。深入研究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有助于梳理儒學在宋代的轉型與發展脈絡，揭示其思想演變的內在邏輯，理解儒家思想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期適應社會變化，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論體系。從社會秩序構建的層面而言，張載“新禮教”思想中的禮學思想涵蓋了政治、社會和倫理等多個維度，對于探討如何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在政治方面，他認為禮是實現王道政治所必需的，如同記載周代法制的《周禮》所體現的，古代社會祭政一致，君主的命令被視為天意，政治法制即禮，這為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規范準則；在社會層面，禮作為社會之典禮，通過“吉、兇、軍、賓、嘉”五禮或“冠、婚、喪、祭”四禮等形式，規范著人們的日常行為和社會交往，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倫理層面，禮體現為五常之禮，是人們道德行為的準則，有助于培養個體的道德品質和社會的道德風尚。研究張載的“新禮教”思想，能夠為現代社會的道德建設、法治建設以及社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啟發我們思考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構建符合時代需求的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內對于張載思想的研究歷史悠久且成果豐碩。從古代到近現代，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張載思想進行了深入挖掘。古代學者如朱熹，雖未直接針對張載“新禮教”思想進行專門論述，但在其對理學體系的構建中，對張載的氣論、心性論等思想有所吸收和發展，間接反映出張載思想在宋代理學發展脈絡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時期，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反思宋明理學的過程中，對張載思想給予了關注，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對張載的學術思想進行了梳理和總結，肯定了他在理學發展中的貢獻。近現代以來，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張載思想研究取得了更為顯著的成果。在哲學思想方面，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對張載的氣一元論哲學進行了系統闡述，強調其在宇宙觀、本體論等方面的獨特貢獻，認為張載的氣論哲學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發展，為后世學者研究張載哲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思路。在倫理思想領域，學者們關注張載思想中蘊含的道德倫理觀念，如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被視為儒家仁愛思想的重要發展，體現了一種廣泛的道德關懷和社會責任感，相關研究深入探討了這一思想在道德實踐、社會和諧等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在教育思想方面，張載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受到了重視，他強調“學必如圣人而后已”，注重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學術素養，這種教育思想對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有學者對其教育思想的內涵、實踐以及對當代教育的啟示進行了研究。在張載“新禮教”思想的研究上，部分學者對其禮學思想的內涵、價值及歷史影響進行了探討。李士朋、楊成才在《試論張載禮學思想》中指出，北宋時期社會混亂，張載通過對禮的理論建構，試圖為重建社會秩序尋找依據。他強調禮合內外，主張內外兼修的踐禮方式，通過“以禮為教”和“精思力踐”融合傳統的“禮”學思想，不僅對關中地區的民風產生了久遠而深刻的影響，更是體現了他“為天下開太平”的儒者情懷。張閏洙在《張載禮學思想的三個維度及其意義》中認為，張載所論述的禮具有“政治之法制”“社會之典禮”“倫理之禮”三種意義，他揭示了禮的本質意義，認為禮即理，將理與禮的關系看作是認識的先后關系而非存在論上的先后，通過禮可以培育人的德性，改變人的氣質，體會人生的真諦或宇宙的本質。國外對張載思想的研究也逐漸興起，尤其是在東亞和歐美地區。在東亞，日本和韓國的學者對張載思想有著濃厚的興趣。日本學者注重從文化傳承和社會影響的角度研究張載思想，他們認為張載的思想對日本的文化發展和社會變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在道德教育、社會秩序構建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韓國學者則側重于從儒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脈絡來研究張載思想，探討其在韓國儒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張載思想如何與韓國本土文化相融合，對韓國的倫理觀念、社會制度等方面產生影響。歐美地區的學者以其獨特的學術視角和研究方法為張載思想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國學者葛艾儒在《張載的思想》中，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對張載的氣本論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重構了張載自成一體的氣本論思想體系，還原了張載作為一代大儒理學奠基人的歷史地位。他認為張載的哲學思想肯定現實物質世界的真實性，以“理”統御宇宙萬象，諸經所論皆為同一個“道”，道德行為與人性相符，且解釋了世間諸惡出現的原因，使哲學體系內部觀點圓融相通。這種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為國內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打破傳統研究的局限，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理解張載思想的內涵和價值。盡管國內外學者對張載思想及“新禮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對于張載“新禮教”思想的系統性研究相對薄弱，大多研究分散在其哲學、倫理、教育等各個領域，缺乏對“新禮教”思想全面、深入、系統的梳理和整合，未能充分揭示其內在邏輯和整體架構。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國內外學者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但在跨學科研究方面還存在欠缺，未能充分結合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深入探討張載“新禮教”思想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影響，以及與其他文化思想的交流與融合。此外，對于張載“新禮教”思想在當代社會的價值轉化和應用研究也相對較少，未能充分挖掘其對現代社會道德建設、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現實意義。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準確地剖析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文獻研究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查閱張載的原著，如《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等，以及相關的歷史文獻，包括《宋史》中關于張載及其時代的記載、同時代學者對張載思想的評論等，對張載的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在研究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內涵時，從他的著作中提取關于禮的起源、本質、作用等方面的論述，對其思想進行全面把握。這種方法能夠確保研究基于原始資料，準確理解張載的思想原意，避免主觀臆斷。歷史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將張載的“新禮教”思想置于北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分析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對其思想形成的影響。北宋時期政治上的內憂外患、經濟上的土地兼并和商品經濟發展、文化上的儒釋道融合，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張載的思想。研究張載對佛道思想的批判與吸收，就需要結合當時儒釋道三家相互競爭又相互融合的文化背景，理解他如何在回應佛道挑戰的過程中，創新和發展儒家禮教思想。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現張載思想的形成脈絡和歷史價值，理解其思想與時代的緊密聯系。本研究還運用比較研究法，將張載的“新禮教”思想與先秦儒家、漢唐儒家以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如二程、朱熹等的禮教思想進行對比，分析其思想的繼承與創新之處。在與先秦儒家的比較中，探究張載如何繼承孔子“克己復禮”、孟子“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等思想，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賦予禮新的內涵和價值。與朱熹的比較，有助于深入理解張載思想在理學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和貢獻，以及兩者在禮學思想上的異同。通過比較研究，能夠更準確地把握張載“新禮教”思想的獨特性和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為全面評價其思想提供更廣闊的視野。本研究在研究視角和觀點上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在研究視角方面，以往對張載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學、倫理等單一領域，本研究從“新禮教”這一綜合性的視角出發，將張載的思想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全面考察其在政治、社會、倫理等多個維度的內涵和價值，力求打破學科界限，呈現張載思想的全貌。在研究張載的禮學思想時，不僅關注其哲學層面的論述，還深入探討其在社會秩序構建、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實踐意義，為張載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在觀點上，本研究提出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是對傳統儒家禮教思想的一次全面革新，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時代價值。他不僅在禮的起源、本質等理論層面提出了新的觀點，如認為禮源自于天、根源于理、根源于心或情，將理與禮的關系看作是認識的先后關系而非存在論上的先后，還在踐禮方式、禮教目的等方面進行了創新，強調禮合內外，主張內外兼修的踐禮方式，通過禮來培育人的德性，改變人的氣質，體會人生的真諦或宇宙的本質。這種觀點有助于重新認識張載思想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為深入挖掘其思想的現代價值提供了新的方向。二、張載“新禮教”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2.1社會政治狀況北宋時期，社會政治局面呈現出復雜而嚴峻的態勢，對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宋初統治者為防止武人干政，通過“杯酒釋兵權”等措施，將軍事權力集中于中央，同時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大力發展科舉制度，使得文官群體在政治舞臺上占據主導地位。這一舉措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內部軍事割據的局面，但也導致了官僚機構的臃腫膨脹。眾多官員相互推諉責任，行政效率低下，嚴重影響了國家政策的有效執行。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北宋時期官員數量不斷增加，“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余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龐大的官僚隊伍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財政資源，還滋生了腐敗現象，加重了社會負擔。黨爭的激烈也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點。在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旨在改革官僚制度、加強邊防、發展經濟等，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最終以失敗告終。此后，王安石變法期間，圍繞變法內容，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斗爭。新黨主張通過改革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如推行青苗法、募役法等，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抑制土地兼并；舊黨則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認為變法會破壞社會穩定。黨爭的不斷升級，使得政治局勢愈發動蕩不安，政策難以持續穩定地推行，國家治理陷入困境。軍事上，北宋面臨著來自遼、西夏等外部勢力的巨大威脅。遼在北方建立了強大的政權，擁有強大的騎兵部隊，對北宋的北方邊境構成了嚴重威脅。宋遼之間爆發了多次戰爭，如高粱河之戰、岐溝關之戰等，北宋在這些戰爭中屢屢失利。1004年的澶州之戰后，北宋與遼簽訂了“澶淵之盟”，規定北宋每年向遼輸送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以換取和平。這一盟約雖然暫時維持了宋遼之間的和平局面，但卻加重了北宋的財政負擔，也損害了北宋的國家尊嚴。西夏在李元昊稱帝后，不斷侵擾北宋邊境。西夏軍隊機動性強，善于在沙漠和山地作戰，北宋在與西夏的戰爭中同樣處于劣勢。宋夏之間的戰爭持續多年，雙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為了應對西夏的威脅，北宋不得不調集大量的軍隊駐守邊境，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陜西用兵以來，科役繁重”，戰爭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為了應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北宋政府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用于養兵、支付歲幣以及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導致了財政危機的加劇，政府不得不通過增加賦稅來彌補財政缺口。土地兼并的加劇使得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他們不僅要承受地主的剝削，還要承擔繁重的賦稅和徭役。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頻繁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均貧富”的口號，反映了廣大農民對土地和財富分配不均的強烈不滿，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給北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張載深刻認識到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道德的淪喪，他認為只有通過重建禮教，才能恢復社會的穩定和和諧。他主張以禮為核心，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通過教育和修養來提高人們的道德素質，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正是在對北宋社會政治問題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中逐漸形成的，體現了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2.2思想文化氛圍北宋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多元激蕩與交融的態勢，為張載“新禮教”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豐富的土壤。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道思想迅速傳播，對傳統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構成了強有力的沖擊。佛教倡導的因果輪回、心性解脫等觀念，深入社會各階層，吸引了眾多信徒。在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如禪宗、華嚴宗、法相宗等，各宗派通過講經說法、譯經著述等方式，廣泛傳播其教義，對民眾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佛教寺院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發展，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以其獨特的神仙信仰、養生修煉和自然無為的思想，同樣受到人們的追捧。唐代統治者尊崇道教，將老子尊為祖先，大力扶持道教的發展，修建了眾多道觀，道教的經典和教義也得到了廣泛傳播。在宋代，道教繼續保持著興盛的發展態勢，真宗、徽宗等皇帝對道教尤為推崇，真宗封禪泰山，編造天書降臨的神話，以神化皇權；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道教，使得道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面對佛道思想的沖擊，儒家思想在北宋初期面臨著諸多困境。傳統的儒家經學注重章句訓詁，過于拘泥于經典的文字解讀，缺乏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回應，難以滿足人們在精神層面的需求。同時，儒家思想在哲學思辨方面相對薄弱，難以與佛道思想在形而上的層面展開有力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正統地位受到動搖，其價值觀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也逐漸減弱。然而，北宋統治者推行的重文輕武國策，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契機。宋朝統治者深知文治對于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提倡儒學，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他們通過完善科舉制度，擴大取士規模，為士人提供了廣闊的晉升空間，吸引了眾多學子投身于儒學的學習和研究。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以及《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這使得儒家思想在士人群體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深入研究。在這一時期，眾多儒家學者積極投身于儒學復興運動，他們對佛道思想既批判又吸收，試圖通過融合佛道思想的精華，來豐富和發展儒家思想體系。韓愈作為唐代儒學復興的先驅，他在《原道》中力排佛、老，主張重振儒家道統，恢復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他強調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認為這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的根本。李翱則提出“復性說”，借鑒佛教的心性理論，探討儒家的人性修養問題，試圖從心性論的角度來提升儒家思想的哲學深度。到了北宋時期，儒家學者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佛道思想，展開了更為深入的理論探索。周敦頤提出“太極圖說”，以太極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宇宙生成論體系，他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與宇宙本體相結合，為儒家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據。邵雍則以象數之學來闡釋宇宙和人生的奧秘，通過對《易經》的深入研究，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哲學體系，強調宇宙的變化規律和人事的興衰更替。在這樣的思想文化氛圍中，張載對佛道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認為佛道思想存在諸多弊端，佛教的“空”“無”觀念否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容易導致人們逃避現實；道教追求個人的長生不老和成仙，忽視了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他主張回歸儒家經典，從儒家的立場出發，吸收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構建新的禮教思想體系。張載提出“太虛即氣”的氣本論思想，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氣，氣的聚散變化形成了萬物的生滅，這一思想既批判了佛教的“空”“無”觀念，又吸收了道家關于自然變化的思想，為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提供了堅實的宇宙論基礎。他強調禮的重要性，認為禮是社會秩序的基石，通過禮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2.3學術發展脈絡禮教思想源遠流長，其源頭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在周朝，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套完備的禮儀制度，涵蓋了政治、宗教、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如祭祀、朝聘、喪葬、婚姻等禮儀規范，這些制度成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的重要工具。《周禮》《儀禮》《禮記》這三部經典的出現，標志著禮教思想在理論上的初步形成。《周禮》詳細闡述了國家的政治制度和職官設置，構建了一個理想的政治秩序；《儀禮》則著重記錄了各種具體的禮儀儀式，如冠禮、婚禮、喪禮等，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具體的準則；《禮記》則是對禮的理論闡釋和道德說教，深入探討了禮的本質、意義和作用。先秦儒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禮教思想。孔子將禮與仁相結合，提出“克己復禮為仁”的思想，強調禮不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內在道德修養的體現。他認為通過遵守禮的規范，可以實現個人的道德完善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四端”說，將禮視為“辭讓之心”的外在表現，強調禮在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荀子則更加注重禮的外在規范作用，他認為禮是“化性起偽”的工具，通過禮的約束和教化，可以使人的本性得到改造，從而實現社會的有序運行。秦漢時期，禮教思想逐漸與政治相結合，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工具。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等政策，試圖統一全國的禮儀制度。漢武帝時期，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禮教思想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教觀念深入人心。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思想，將禮教與天命相結合，為封建統治提供了神學依據。他強調君主的權威是上天賦予的，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君主的統治，而禮則是維護這種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在這一時期，禮教思想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傳播。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政權更迭頻繁，禮教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沖擊。這一時期，玄學興起，佛教、道教迅速傳播，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玄學強調個體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對傳統禮教的束縛提出了挑戰。佛教的因果輪回、心性解脫等思想，以及道教的自然無為、神仙方術等觀念，吸引了眾多信徒，使人們對禮教的關注相對減少。然而，禮教思想仍然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許多士大夫仍然堅守禮教的傳統，以禮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和維護社會秩序。隋唐時期，禮教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唐代統治者重視禮教的建設，制定了一系列的禮儀制度，如《大唐開元禮》，這部禮典對各種禮儀儀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成為了后世禮儀制度的重要參考。在這一時期，儒家禮教思想與佛教、道教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種多元的文化格局。佛教的教義和修行方法對儒家的道德修養和心性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道教的自然觀念也被儒家所吸收，豐富了禮教思想的內涵。同時，唐代的科舉制度也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進一步推動了禮教思想的傳播和發展。到了北宋時期，禮學呈現出獨特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隨著理學的興起，理學家們將禮的思想納入理學的脈絡當中，將禮與天理聯系起來，確立了禮的本體地位。程顥、程頤認為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禮是天理的體現，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朱熹則進一步強調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將禮視為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人們行為的規范和準則。這種將禮與天理相結合的思想，使禮學在哲學層面上得到了深化和提升，為禮教思想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北宋時期的禮學研究注重義理的闡發，強調對禮的內涵和精神實質的理解。理學家們反對漢唐以來繁瑣的章句訓詁之學，主張從義理的角度來解讀經典，通過對經典的重新闡釋，賦予禮以新的時代內涵。他們注重對禮的內在價值的挖掘，強調禮在道德修養、社會秩序構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北宋時期的禮學研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除了理學派的禮學思想外，還有王安石的新學、司馬光的朔學等不同學派的禮學觀點，這些學派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推動了禮學的發展。北宋時期的禮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注重禮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應用。理學家們不僅在理論上探討禮的問題，還積極將禮學思想應用于社會生活中，通過制定禮儀規范、推行禮教教育等方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他們強調禮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入手，培養人們的禮儀習慣和道德品質。在家庭中，強調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的倫理關系，通過禮儀規范來維護家庭的和諧；在社會中，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禮儀，倡導尊老愛幼、誠實守信等道德觀念，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在這樣的學術發展脈絡中，張載的“新禮教”思想應運而生。他繼承了傳統禮教思想的精華，同時又結合北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學術發展趨勢，對禮教思想進行了創新和發展。張載提出“太虛即氣”的氣本論思想，為禮教思想提供了獨特的宇宙論基礎，他認為禮源自于天、根源于理、根源于心或情，將禮的根源與宇宙本體、道德理性和人的情感相結合，豐富了禮的內涵。在踐禮方式上，他強調禮合內外，主張內外兼修，通過“以禮為教”和“精思力踐”來實現禮教的目的，培養人的德性，改變人的氣質，體會人生的真諦或宇宙的本質。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在北宋禮學發展中獨樹一幟，對后世禮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三、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內容3.1禮的來源與本質3.1.1禮源于天張載在《禮記說》中明確提出“太虛即禮之太一也。太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于人，雖無人，禮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人？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或者專以禮出于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在張載的哲學體系中，“太虛”是宇宙萬物的本原，是一種超越具體形態的存在，而“太一”則代表著宇宙的最初狀態和最高本體。他將“太虛”與“禮之太一”等同，意味著禮具有超越人類意志的先天性和自在性。在張載看來，禮并非是人類主觀創造的產物，即使沒有人類的存在，禮依然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間。自然界中萬物的生成和存在，都呈現出一種尊卑大小的秩序，這種秩序就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例如，天在上，地在下，這是一種自然的上下尊卑秩序；四季的更替、晝夜的交替，都有著自身的規律和秩序，這些都是禮的體現。人類應該順應這種自然的秩序，而不是試圖去違背它。這種觀點與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都強調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順應，但張載更加強調禮在人類社會中的規范作用。從宇宙論的角度來看，張載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氣的聚散變化而生成的，而禮作為一種自然的秩序，與氣的運動變化密切相關。氣的聚散遵循著一定的規律，這種規律體現了禮的本質。在氣聚而成萬物的過程中，萬物之間形成了不同的層次和關系，這些層次和關系構成了禮的具體內容。在人類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等關系，就如同自然界中萬物的尊卑秩序一樣，是一種自然而有的禮的體現。這種將禮與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秩序相聯系的觀點，為禮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宇宙論基礎，使禮具有了一種神圣性和權威性。張載的這一思想，是對傳統儒家禮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先秦儒家那里，禮被視為一種社會規范和道德準則，主要強調禮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而張載將禮的來源追溯到天，賦予了禮更高的本體地位，使禮不僅是人類社會的行為規范，更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法則。這種思想的轉變，反映了北宋時期儒家學者對禮學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創新，試圖通過對禮的根源的探究，為儒家禮教思想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依據，以應對佛道思想的挑戰，重建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3.1.2禮根源于理張載認為禮與理密切相關，禮是天理秩序性的現實展現，體現了天理的正義原則。他提出“禮者，理也”的命題，將禮與理等同起來，強調禮的本質在于理。在張載的思想體系中，理是宇宙萬物的內在規律和本質，是一種超越具體事物的抽象存在。禮作為理的外在表現形式，通過各種禮儀制度、行為規范等具體形式，將理的內涵展現出來。從社會秩序的角度來看，禮的存在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和諧。在北宋時期，社會秩序面臨著諸多挑戰，如土地兼并、貧富差距懸殊、道德淪喪等問題。張載認為，通過建立合理的禮儀制度，能夠規范人們的行為，使人們在行為中遵循天理的要求，從而實現社會的有序運行。在家庭中，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的禮儀規范，體現了天理中的尊卑、長幼、親疏等關系，通過遵循這些禮儀規范，能夠維護家庭的和睦與穩定；在社會交往中，人們遵循的禮儀準則，如尊重他人、誠實守信等，體現了天理中的正義和公平原則，有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禮還體現了天理的道德價值。張載認為，天理包含著道德的準則和規范，而禮則是人們踐行這些道德準則的具體方式。通過遵守禮的規范，人們能夠培養自己的道德品質，實現道德的完善。在儒家的傳統觀念中，“仁、義、禮、智、信”被視為五常之德，其中禮是實現其他四德的重要途徑。一個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禮的規范，如尊老愛幼、關愛他人等，才能真正體現出仁的精神；在面對利益沖突時，遵守禮的規定，做到公正無私，才能體現出義的原則。張載還強調禮的實踐需要以理為指導。他認為，只有深入理解理的內涵，才能正確地踐行禮。如果僅僅機械地遵守禮儀的形式，而不理解其背后的理，那么禮就會失去其真正的意義。在祭祀儀式中，如果人們只是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祭祀，而不明白祭祀所蘊含的對祖先的敬重和感恩之情，那么這種祭祀就只是一種形式而已。因此，張載主張人們在踐禮的過程中，要不斷地思考禮所體現的理，通過對理的領悟來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張載將禮根源于理的思想，對后世儒家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朱熹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這一思想，進一步強調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將禮與天理的關系闡述得更加清晰和深入。朱熹認為，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本體，禮則是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人們行為的規范和準則。通過對禮的踐行，人們能夠實現對天理的體悟和遵循，從而達到道德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張載的這一思想也為后世儒家學者在探討禮學思想時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啟發他們從理的角度來理解禮的本質和價值。3.1.3禮根源于心或情張載認為禮不僅源于天、根源于理，還根源于心或情，主張禮應順應人的情感和生活實情，以情為禮的內在依據。他提出“蓋禮之原在心，禮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強調了心在禮的根源中的重要地位。在張載看來，心是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是情感和道德意識的根源。禮作為一種外在的行為規范，應該與內心的情感和道德意識相契合，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從情感的角度來看，禮是對人的情感的一種表達和規范。人的情感是豐富多樣的，而禮則為這些情感的表達提供了合適的方式。在人際交往中，人們通過禮儀來表達對他人的尊重、關愛、感激等情感。見面時的問候、拜訪時的禮物、節日時的祝福等，這些禮儀行為都是情感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禮也對情感的表達進行了規范，使情感的表達更加恰當和適度。在喪禮中，人們通過特定的禮儀來表達對逝者的悲痛和懷念之情，這種禮儀既表達了情感，又遵循了一定的規范，避免了情感的過度宣泄。禮還應順應人的生活實情。張載認為，禮的制定和實施應該考慮到人們的實際生活情況，不能脫離現實。在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與現代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禮的內容和形式也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在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社交方式也更加多樣化，傳統的一些禮儀可能需要進行適當的簡化和調整，以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但無論禮的形式如何變化，其核心的價值和意義應該始終保持不變，即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張載還強調禮的實踐需要內心的自覺。他認為，只有當人們內心真正認同禮的價值和意義，才能自覺地遵守禮的規范。如果僅僅是出于外在的強制或功利的目的而遵守禮，那么這種禮的實踐是沒有真正意義的。一個人只有從內心深處認識到禮的重要性，將禮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品質，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踐行禮。在家庭中，子女對父母的孝順，不僅僅是通過物質上的供養來體現，更重要的是要有發自內心的敬愛之情，這種敬愛之情通過日常的言行舉止，如關心父母的身體健康、尊重父母的意見等，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張載將禮根源于心或情的思想，豐富了禮學思想的內涵，使禮學更加貼近人的生活和情感。這種思想強調了禮的內在依據和實踐的自覺性，為儒家禮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也提醒人們在踐行禮的過程中，要關注內心的情感和道德意識，注重禮的精神實質，而不僅僅是追求禮儀的形式。3.2“以禮為教”的內涵3.2.1重視禮的教化張載認為，通過禮的教化可以使人“知禮成性，變化氣質”，把“禮”和“德”貫通起來，由“崇禮”引申到“貴德”。他提出“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義從此出”，強調禮在個人道德修養和品性形成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在張載看來，禮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內在道德品性的外在表現。通過學習和踐行禮，人們能夠逐漸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的要求，從而實現道德的完善。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遵循禮的規范，如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孝敬父母，在社會交往中誠實守信、尊重他人，這些行為不僅體現了禮的要求，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人們的道德品質。一個人長期遵守禮的規定，在與他人交往中始終保持謙遜有禮的態度，久而久之，這種行為就會內化為他的道德品性，使他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張載還強調禮的教化能夠改變人的氣質。他認為，人的氣質有清濁之分，通過禮的教化，可以使濁氣逐漸減少，清氣逐漸增加，從而實現氣質的變化。“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人們在禮的約束和引導下，不斷克服自身的不良習慣和行為，使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禮的規范，這樣就能逐漸改變自己的氣質，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在教育實踐中，張載注重以禮為教，通過禮儀教育來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他要求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嚴格遵守禮儀規范，從“灑掃應對”等小事做起，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和道德意識。在課堂上，他通過講解儒家經典中的禮學思想，讓學生深入理解禮的內涵和價值，引導學生將禮的要求內化為自己的道德準則。他還注重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言行舉止為學生樹立榜樣，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禮的熏陶。張載重視禮的教化思想，對后世的教育和道德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世的儒家學者在教育實踐中，大多繼承了張載的這一思想，注重通過禮儀教育來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在現代社會，禮的教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它有助于培養人們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3.2.2崇尚古代的禮制張載主張“復三代之禮”，認為古代的禮制蘊含著治理社會的智慧和原則，有助于確立治世之道。他認為，三代時期的禮制是圣人根據天理和人情制定的，具有合理性和權威性。在《經學理窟?周禮》中，張載提到：“今且須將周禮學，理會三代之法，封建、井田、王制、學校等類，皆當理會。”他強調要深入研究《周禮》等古代經典，從中汲取治理社會的經驗和智慧。張載崇尚古代禮制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北宋時期，社會秩序混亂，道德淪喪，他認為恢復古代的禮制能夠重建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行為。當時土地兼并嚴重，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尖銳，張載認為通過恢復井田制等古代制度，可以實現土地的合理分配，緩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張載認為古代禮制體現了天理和正義的原則，具有永恒的價值。他主張以古代禮制為藍本，構建一個符合天理和人性的社會秩序。在張載看來，古代禮制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在政治方面，他推崇古代的封建制度，認為這種制度能夠明確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力，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在經濟方面，他主張恢復井田制，通過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使農民能夠安居樂業，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在文化方面，他重視古代的學校教育制度，認為通過學校教育可以培養人才，傳承和弘揚儒家的道德觀念和文化傳統。張載還身體力行地踐行古代禮制。他在家鄉組織族人制定并實施鄉約，鄉約中規定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如尊老愛幼、互幫互助、誠實守信等。這些規定體現了古代禮制的精神，通過鄉約的實施，他試圖在基層社會營造一種和諧有序的社會氛圍。他還注重祭祀等禮儀活動，認為祭祀是對祖先的敬重和感恩，能夠增強家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在祭祀儀式中，他嚴格遵循古代禮制的規定，從祭品的準備到儀式的流程，都一絲不茍地執行，以表達對祖先的敬意和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張載崇尚古代禮制的思想，雖然在當時未能得到全面的實施，但對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為后世儒家學者在探討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等問題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啟發人們從古代文化中汲取智慧，以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3.3踐禮方式3.3.1強調禮合內外張載認為禮具有合內外的本質，主張內外兼修的踐禮方式。他強調禮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內在道德修養的外在體現，只有將外在的禮儀規范與內在的道德修養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禮的價值。張載在《正蒙?中正篇》中提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所以仲尼一言以為仁也。”這句話體現了張載對禮與仁關系的深刻理解，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通過恭敬、節制、退讓等外在的禮儀行為，可以彰顯出內在的仁愛之心。從外在的禮儀規范來看，張載重視各種禮儀制度的踐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嚴格遵循傳統的禮儀規范，如祭祀、喪葬、婚禮等儀式，認為這些禮儀不僅是對祖先和神靈的敬重，更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在祭祀儀式中，他強調要遵循規定的程序和儀式，從祭品的準備、祭祀的時間和地點，到祭祀者的言行舉止，都要一絲不茍地按照禮儀規范進行。在喪葬儀式中，他注重對逝者的尊重和悼念，認為喪葬禮儀是對生命的敬畏和對家族傳承的重視。張載也強調內在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內心真正認同禮的價值和意義，才能自覺地遵守禮的規范。在《經學理窟?學大原下》中，他說：“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這句話表明，張載認為踐行禮是一種內心的追求，而不是為了迎合他人的看法。他主張通過“窮理盡性”的方式，深入理解禮的內涵和精神實質，將禮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品質。只有內心充滿了對禮的敬畏和熱愛，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踐行禮，使外在的禮儀行為成為內在道德修養的真實體現。張載還提出“禮以成性”的觀點，認為通過踐行禮可以成就個人的品德和人格。他認為，禮是天理的體現，遵循禮的規范可以使人們的行為符合天理的要求，從而實現道德的完善。在他看來，一個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踐行禮，從點滴小事做起，逐漸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品質，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有修養的人。“禮以成性”的觀點，強調了禮在個人成長和道德修養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張載對內外兼修踐禮方式的重視。3.3.2主張精思力踐張載強調對禮的內涵要深入思考，同時要將禮的原則切實貫徹到日常生活和行為中，主張“精思力踐”的踐禮方式。他認為，只有通過深入思考禮的內涵和精神實質，才能真正理解禮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更好地踐行禮。在《經學理窟?義理》中，張載說：“學禮所以求立。禮者，人之所履也。茍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雖知禮之所為，終不能有所立也。”這句話強調了學習禮需要經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一系列過程，其中慎思和明辨就是對禮的內涵進行深入思考的過程。在精思方面，張載主張對禮的經典文獻進行深入研讀和思考。他重視對《周禮》《儀禮》《禮記》等儒家經典的研究，認為這些經典蘊含著豐富的禮學思想和智慧。通過對經典的研讀，他試圖挖掘禮的本質和內涵，理解禮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他在研究《周禮》時，對其中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禮儀規范等內容進行了深入分析，探討了周禮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對人們行為的規范作用。他還注重對禮的歷史演變進行研究，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禮的變化和發展的考察，揭示禮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從而更好地理解禮的內涵和價值。張載也強調對禮的實踐。他認為，禮的價值在于實踐，只有將禮的原則貫徹到日常生活和行為中，才能真正實現禮的目的。在家庭中，他注重以禮來規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強調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的尊卑有序、相互關愛。他要求子女要孝敬父母，尊重長輩，遵守家庭的禮儀規范；夫妻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關愛，共同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在社會交往中，他主張以禮待人，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尊嚴，遵守社會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規范。在與他人交往時，要注意言行舉止的禮貌和得體，做到誠實守信、樂于助人。張載還身體力行地踐行禮的原則。他在家鄉組織族人制定并實施鄉約，鄉約中規定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如尊老愛幼、互幫互助、誠實守信等。這些規定體現了禮的精神，通過鄉約的實施，他試圖在基層社會營造一種和諧有序的社會氛圍。他還注重自身的言行舉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他人樹立榜樣。在日常生活中，他嚴格遵守禮儀規范，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自己的品德和行為影響和帶動身邊的人。“精思力踐”的踐禮方式，體現了張載對禮的全面理解和重視。他認為，只有通過深入思考和切實實踐，才能真正領悟禮的內涵和價值，實現禮在個人修養和社會秩序構建中的作用。這種踐禮方式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儒家禮學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四、張載“新禮教”思想與傳統禮教的區別4.1思想基礎的差異傳統禮教思想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天命論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從先秦時期開始，天命觀念便與禮教緊密相連。在周代，周公制禮作樂，將禮與天命相結合，認為禮是上天意志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神圣準則。《尚書?召誥》中提到“有夏服天命”，強調了天命對于統治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禮作為一種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被視為天命的具體體現。這種思想在秦漢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理論，將禮教與天命論緊密結合。他認為君主的權力是上天賦予的，而禮教則是維護這種權力和社會秩序的工具。在這種思想體系下，人們遵守禮教不僅僅是出于道德和社會規范的要求，更是對天命的敬畏和順從。然而，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在思想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突破，融合了氣論、天理觀等多種思想，構建了更為思辨性的哲學基礎。張載提出“太虛即氣”的氣論思想，認為宇宙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的聚散變化形成了世間萬物的生滅。他在《正蒙?太和》中指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在張載看來，氣是宇宙的本體，而太虛則是氣的本然狀態。這種氣論思想打破了傳統天命論中對天的神秘化和人格化的理解，將宇宙的本原建立在物質性的氣之上，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更加貼近現實。張載將禮與氣論相結合，認為禮是氣的運動變化所體現的秩序和規律。他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秩序，如四季的更替、晝夜的交替、君臣父子的關系等，都是氣的運動變化的表現，而禮正是對這些秩序的總結和規范。在他的思想體系中，禮不再是簡單地來源于天命，而是源于氣的自然運動和變化，這為禮教思想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現實依據。張載的“新禮教”思想還融入了天理觀。他認為天理是宇宙萬物的內在規律和本質，禮是天理的外在表現形式。在《經學理窟?義理》中，張載提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這里的“性”與天理相通，禮源于性，也就是源于天理。他強調禮是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體現，通過遵守禮的規范，人們能夠實現對天理的體悟和遵循。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遵循禮的要求，如尊老愛幼、誠實守信等，就是在踐行天理的道德準則。這種將禮與天理相聯系的思想，使禮教思想在哲學層面上得到了深化和提升，具有了更強的思辨性和理論性。張載還將禮與心、情相聯系，認為禮根源于心或情。他主張禮應順應人的情感和生活實情，以情為禮的內在依據。在他看來，人的情感是豐富多樣的，而禮應該為這些情感的表達提供合適的方式，同時對情感的表達進行規范。在喪禮中，人們通過特定的禮儀來表達對逝者的悲痛和懷念之情，這種禮儀既表達了情感，又遵循了一定的規范。這種思想強調了禮的人性化和實踐性，使禮教思想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實際，增強了禮教的可操作性和感染力。張載“新禮教”思想的思想基礎與傳統禮教以天命論為主要基礎有著顯著的差異。他融合氣論、天理觀等思想，構建了一個更為全面、深刻且富有思辨性的哲學基礎，為禮教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北宋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中獨樹一幟，對后世儒家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4.2對禮的理解不同傳統禮教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固定的禮儀體系，這一體系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家庭中的日常禮儀，如長輩與晚輩之間的相處規范、家庭成員之間的稱謂等，到國家層面的祭祀、朝會等重大禮儀活動，都有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在祭祀禮儀中，對祭祀的時間、地點、祭品的選擇、祭祀的程序等都有明確的要求，參與者必須嚴格按照這些規定進行祭祀活動，否則就會被視為失禮。在傳統的喪禮中，孝子要遵循守孝三年的規定，在守孝期間要遵守一系列的禁忌，如不能飲酒作樂、不能結婚等，這些規定被視為對逝者的尊重和對孝道的踐行。這種對禮儀形式的重視，使得傳統禮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泥沼。人們往往過于注重禮儀的外在表現，而忽視了禮儀所蘊含的內在精神實質。在一些情況下，禮儀僅僅成為了一種表面的形式，人們只是機械地按照規定進行行禮，而不理解其中的意義和價值。在一些祭祀活動中，參與者可能只是為了完成任務而進行祭祀，并沒有真正表達出對祖先的敬重和感恩之情，這種形式主義的禮儀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則強調禮義、禮制的內在精神，注重禮與社會現實的緊密聯系。他認為禮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精神追求。在《經學理窟?禮》中，張載提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于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他強調禮的內在精神是源于天地自然的秩序，人們應該順應這種秩序，將禮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品質。張載認為禮的本質在于體現天理和正義的原則。他將禮與理相結合，認為禮是天理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體現，通過遵守禮的規范，人們能夠實現對天理的體悟和遵循。在社會生活中，禮義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如君臣之間的忠誠、父子之間的孝道、夫妻之間的和睦等，這些都是禮義的具體表現。在《正蒙?誠明》中，張載指出：“義，天理也，能循天理，則所謂仰不愧、俯不怍者矣。”他強調義是天理的體現，而禮則是實現義的具體方式，人們通過遵守禮的規范，能夠踐行天理，做到問心無愧。張載還注重禮與社會現實的聯系，認為禮應該根據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需求進行調整和變革。他主張“復三代之禮”，但并不是簡單地照搬古代的禮制，而是在繼承古代禮制精神的基礎上，結合北宋時期的社會現實進行創新和發展。他認為古代的禮制蘊含著治理社會的智慧和原則，但在不同的時代，社會的情況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因此禮也需要與時俱進。在土地制度方面，他主張恢復井田制，認為井田制能夠實現土地的合理分配，緩解社會矛盾，但他也認識到在北宋時期，完全恢復井田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些變通的措施，以適應當時的社會現實。在踐禮方式上，張載強調禮合內外，主張內外兼修。他認為禮不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內在道德修養的外在表現，只有將外在的禮儀規范與內在的道德修養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禮的價值。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僅要遵守禮儀的規定，更要注重內心的修養，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與他人交往時，要尊重他人，關愛他人，這種內在的道德修養通過外在的禮儀行為表現出來，才能真正體現出禮的精神。張載“新禮教”思想對禮的理解與傳統禮教有著明顯的區別。他打破了傳統禮教對禮儀形式的過度依賴，更加注重禮的內在精神和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強調禮合內外的踐禮方式，為禮教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時代性和現實意義。4.3教化方式的轉變傳統禮教的教化方式多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單向性特征。在這種模式下，統治者或社會上層作為教化的主體，將禮教的規范和要求強制推行給廣大民眾。在先秦時期，統治者通過制定和頒布各種禮儀制度，如《周禮》中所規定的各種祭祀、朝聘、喪葬等禮儀規范，要求民眾嚴格遵守。這些禮儀制度不僅規范了人們的行為舉止，還體現了嚴格的等級秩序，不同階層的人在禮儀活動中的地位和待遇有著明確的區分。在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思想，將禮教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強調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通過官方的宣傳和教育，將這些觀念強加給民眾，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統治秩序。這種自上而下的單向教化方式，主要依靠外在的強制力和權威來推行。統治者通過法律、政令等手段，對違反禮教規范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懲罰，以確保禮教的實施。在古代社會，對于不孝、不悌等違反禮教的行為，往往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如處以刑罰、剝奪財產等。這種教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禮教的傳播和實施，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弊端。由于缺乏民眾的主動參與和內心認同，這種教化方式容易導致民眾對禮教的抵觸情緒，使禮教成為一種外在的束縛，而不是內心的自覺追求。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則更加注重個體的自我修養和內在道德的啟發。他認為，禮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內在道德修養的外在表現。在《經學理窟?學大原下》中，張載提到：“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這句話表明，張載強調踐行禮是一種內心的追求，而不是為了迎合他人的看法。他主張通過“窮理盡性”的方式，深入理解禮的內涵和精神實質，將禮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品質。在張載看來，每個人都具有內在的道德本性，通過自我修養和教育，可以發掘和培養這種本性。他提出“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觀點，認為通過學習和踐行禮，可以使人的道德品質得到提升，氣質得到改變。在《正蒙?誠明》中，張載指出：“性于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他認為人性本善，但需要通過后天的修養和教育來實現善的本性。這種強調個體自我修養的教化方式，注重激發個體的內在動力，使人們從內心深處認同禮的價值和意義，從而自覺地遵守禮的規范。張載還強調教育在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張通過教育來啟發人們的內在道德意識，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在教育過程中，他注重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和需求，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內容。他認為，教育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而不是簡單地灌輸知識和規范。在他的教育實踐中，他鼓勵學生積極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通過討論和交流，深化對禮的理解和認識。張載“新禮教”思想的教化方式，從注重外在強制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教化，轉變為注重個體自我修養和內在道德啟發的教化方式，強調個體的主動參與和內心認同，使禮教的實施更加深入人心，更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續性。這種教化方式的轉變，對后世的教育和道德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儒家禮教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實踐與影響5.1在關學中的實踐5.1.1對關中學風的塑造張載所開創的關學，以“學貴致用”和“躬行禮教”為顯著特點，對關中地區的學風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學術研究方面，張載倡導“學貴有用”的理念，強調學術研究應緊密聯系社會現實，解決實際問題。他在《經學理窟?義理》中指出：“學貴于有用，不必志于遠大，恐難著力，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他認為，學者不應僅僅追求空洞的理論知識，而應將所學知識應用于社會實踐，以實現經世致用的目的。在研究儒家經典時，張載注重從經典中汲取治理社會、規范人倫的智慧，強調經典的現實指導意義。他對《周禮》的研究，不僅是對古代制度的考證，更是試圖從中尋找解決北宋社會問題的方法，如通過恢復井田制來解決土地兼并問題，通過推行禮制來規范社會秩序。這種學風的倡導，使得關中地區的學者們更加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將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他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地方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北宋時期，關中地區涌現出了一批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學者，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呂大鈞是張載的學生，他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制定了《呂氏鄉約》，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鄉約之一。《呂氏鄉約》規定了鄉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通過鄉約的實施，促進了地方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種將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學風，對后世關中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關學的重要傳統之一。在道德修養方面，張載強調“躬行禮教”，認為學者應通過踐行禮教來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他主張“知禮成性，變化氣質”，認為通過學習和踐行禮，可以使人的道德品質得到提升，氣質得到改變。在《正蒙?誠明》中，張載指出：“性于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他認為人性本善，但需要通過后天的修養和教育來實現善的本性。張載注重自身的言行舉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學生樹立榜樣。他在家中嚴格遵守禮儀規范，注重家庭倫理，以孝悌為本，關愛家人。在與他人交往時，他尊重他人，誠實守信，言行一致。他的這些行為，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學生和周圍的人，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禮教的熏陶，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張載還注重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通過言傳身教，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他在教學中，強調“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鼓勵學生通過自我修養和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他要求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從點滴小事做起，踐行禮教的規范，如尊敬師長、關愛同學、遵守社會公德等。在他的教育下，關中學者形成了注重道德修養、言行一致的學風。他們以儒家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質，成為社會的道德楷模。這種注重道德修養的學風，對關中地區的社會風氣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5.1.2對當地社會秩序的影響張載積極推行禮教，通過一系列的實踐活動，對關中地區的民風民俗和社會秩序產生了顯著的改善作用。他在家鄉組織族人制定并實施鄉約，如《呂氏鄉約》，這一鄉約成為了規范當地民眾行為的重要準則。《呂氏鄉約》涵蓋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在德業相勸方面，鼓勵鄉人勤奮學習、努力工作，追求道德和學業的進步；過失相規則要求鄉人相互監督，對違反道德和行為規范的行為進行規勸和糾正；禮俗相交規定了鄉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規范，如見面時的問候、拜訪時的禮節等，促進了人際關系的和諧；患難相恤則強調了鄉人之間的互助精神，在遇到困難時相互幫助，共同度過難關。通過鄉約的實施，關中地區的民風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們更加注重道德修養，遵守禮儀規范，鄰里之間的關系更加和睦。在遇到糾紛時，鄉人往往會依據鄉約的規定進行調解，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在家庭關系方面，鄉約強調了尊老愛幼、夫妻和睦等家庭倫理觀念，使得家庭關系更加穩定。許多家庭在鄉約的影響下，形成了良好的家風，家庭成員之間相互關愛、相互尊重，共同營造了和諧的家庭氛圍。張載注重祭祀等禮儀活動，認為祭祀是對祖先的敬重和感恩，能夠增強家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他在家鄉嚴格遵循古代禮制的規定，組織族人進行祭祀活動。在祭祀儀式中，從祭品的準備、祭祀的時間和地點，到祭祀者的言行舉止，都一絲不茍地按照禮儀規范進行。通過祭祀活動，家族成員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家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強。在祭祀過程中，家族成員共同緬懷祖先的功績，傳承家族的文化和價值觀，使家族的精神得以延續。這種家族凝聚力的增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在張載的影響下，關中地區的社會秩序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人們遵守社會規范，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尊嚴，社會風氣更加淳樸。在社會交往中，人們誠實守信，互幫互助，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尚。這種良好的社會秩序，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經濟方面，穩定的社會秩序有利于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的開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文化方面，良好的社會風氣為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使得關中地區的文化得以繁榮發展。張載推行禮教的實踐活動，對關中地區的社會秩序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成為后世社會治理的重要借鑒。五、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實踐與影響5.2對后世儒學發展的影響5.2.1對二程理學的影響張載與二程生活在同一時代，他們的思想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了理學的發展。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在諸多方面為二程理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在天理觀念的闡釋上，張載提出“禮者，理也”，將禮與理緊密相連，認為禮是天理秩序性的現實展現，體現了天理的正義原則。這一思想為二程進一步發展天理觀提供了啟示。二程在此基礎上，將天理提升為宇宙萬物的最高本體和道德準則，強調天理的絕對性和普遍性。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雖然二程強調天理的獨特體悟，但不可否認張載對禮與理關系的論述為他們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鋪墊。在二程的理學體系中，天理涵蓋了自然規律、道德準則和社會秩序等多個方面，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依據。他們認為，人們的行為應該遵循天理的要求，通過格物致知的方法來認識天理，從而實現道德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在人性論方面，張載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認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是人的本質屬性；氣質之性則是由氣稟受而來，有清濁之分，會影響人的行為和道德表現。他主張通過“變化氣質”的工夫，克服氣質之性的局限，恢復天地之性的清明。這一思想對二程的人性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二程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人性論，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題，認為人性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強調人性的先天性和道德性。他們認為，人的氣質之性有善惡之分，通過“存天理，滅人欲”的修養工夫，可以克服氣質之性的惡，實現人性的善。在《二程遺書》中，程頤說：“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這表明二程在人性論上與張載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他們進一步深化了對人性本質和修養方法的探討。在道德修養和踐履方面，張載強調“知禮成性，變化氣質”，通過學習和踐行禮來提升道德品質和改變氣質。他主張“精思力踐”，對禮的內涵要深入思考，并將禮的原則切實貫徹到日常生活和行為中。這種注重道德實踐的思想對二程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二程同樣重視道德修養和踐履，他們強調“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通過“居敬窮理”的方法來實現道德的修養和提升。在《二程遺書》中，程顥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這表明二程認為，通過對仁的認識和體悟，以敬的態度去存養，就能實現道德的修養。他們的道德修養方法與張載的思想有相通之處，都強調通過內心的修養和外在的實踐來實現道德的完善。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對二程理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為二程理學的創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啟示。二程在繼承張載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理學體系，使理學成為宋代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正統思想，對后世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2.2在宋明理學中的地位與傳承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在宋明理學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宋明理學發展的重要環節。他的思想不僅對同時代的二程理學產生了影響，也為后世理學家的思想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在宋明理學的傳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載的“新禮教”思想為宋明理學的本體論構建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他提出“太虛即氣”的氣本論思想，認為宇宙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的聚散變化形成了世間萬物的生滅。這種氣本論思想打破了傳統天命論中對天的神秘化和人格化的理解，將宇宙的本原建立在物質性的氣之上，為宋明理學的本體論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世理學家在探討宇宙本體時，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張載氣本論的影響。朱熹在構建其理學體系時，雖然以理為本，但也吸收了張載氣論的一些觀點，認為理和氣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他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熹的理氣論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張載氣本論的思想，使理學的本體論更加完善。在道德修養和心性論方面，張載的思想也為宋明理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他提出“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觀點，強調通過學習和踐行禮來提升道德品質和改變氣質。他還主張“窮理盡性”，通過對天理的認識和體悟來實現人性的完善。這些思想對后世理學家的道德修養和心性論產生了深遠影響。陸九淵的心學強調“心即理”，認為心是宇宙萬物的本原，道德修養的關鍵在于發明本心。他的思想雖然與張載的氣本論有所不同，但在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和通過內心的修養來實現道德完善方面，與張載的思想有相通之處。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更是將道德修養的重點放在了對良知的體悟和踐行上，認為良知是天理在人心中的體現，通過“致良知”可以實現道德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王陽明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道德修養和心性論思想，使宋明理學的心性論更加豐富和完善。張載的“新禮教”思想還對宋明理學的教育思想和社會治理思想產生了影響。他重視禮的教化作用，主張通過禮儀教育來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他還身體力行地踐行禮教，通過制定鄉約等方式來規范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后世理學家在教育實踐中，大多繼承了張載重視禮的教化的思想，注重通過禮儀教育來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在社會治理方面，張載的思想也為后世理學家提供了借鑒，他們強調通過道德教化和禮儀規范來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張載的“新禮教”思想在宋明理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他的思想為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道德修養和心性論、教育思想和社會治理思想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實踐經驗，是宋明理學發展的重要基石。后世理學家在繼承和發展張載思想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完善宋明理學的體系，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張載“新禮教”思想的實踐與影響5.3對當代社會的啟示5.3.1道德教育層面在當代社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培養公民道德素質、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環節。張載重視禮教對個人道德修養的提升作用，這一思想對當代道德教育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他提出“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強調通過學習和踐行禮，能夠使人們養成良好的道德品性，改變自身的氣質。在當代社會，我們可以借鑒張載的這一思想，將禮儀教育融入到道德教育中，通過傳授禮儀知識和規范，引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禮儀，培養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品質。在學校教育中，應加強禮儀課程的設置，將禮儀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從學生的日常行為規范入手，教導他們尊重師長、關愛同學、遵守秩序等基本禮儀，培養他們的文明素養和道德意識。可以開展禮儀講座、主題班會等活動，讓學生深入了解禮儀的內涵和價值，引導他們將禮儀知識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在家庭教育中，家長也應注重對孩子的禮儀教育，以身作則，通過日常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如家庭聚會、外出就餐等場合，教導孩子遵守禮儀規范，培養他們的家庭責任感和社會公德心。張載主張“精思力踐”，對禮的內涵要深入思考，并將禮的原則切實貫徹到日常生活和行為中。這啟示我們在當代道德教育中，不僅要注重道德知識的傳授，更要強調道德實踐的重要性。通過組織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如志愿服務、社區勞動等，讓他們在實踐中體驗道德的力量，將所學的道德知識轉化為實際行動。讓學生參與關愛孤寡老人的志愿服務活動，通過與老人的交流和幫助，培養他們的愛心和責任感；組織學生參與環保活動，讓他們在實踐中樹立環保意識，養成愛護環境的良好習慣。張載將禮根源于心或情的思想，也為當代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視角。他認為禮應順應人的情感和生活實情，以情為禮的內在依據。在當代道德教育中，我們應關注學生的情感需求，尊重他們的個性差異，以情感為紐帶，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在教育過程中，教師應關注學生的情感變化，通過情感溝通和引導，激發學生的道德情感，使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道德的價值和意義。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可以通過講述感人的愛國故事、觀看愛國主義影片等方式，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使他們將愛國之情轉化為實際行動，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5.3.2社會和諧構建方面張載追求的社會秩序與和諧價值，對當代社會在協調人際關系、促進社會穩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他主張通過禮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當代社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矛盾和沖突也日益增多。因此，借鑒張載的思想，通過禮儀規范來協調人際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社會交往中，遵守禮儀規范能夠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理解，減少矛盾和沖突。禮儀是人際交往的基本準則，它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愛。在與他人交往時，遵守禮儀規范，如禮貌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