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市場與收入分配研究的研究方法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促進新質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組合問：中央指出，“要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就我的理解，其中有兩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變化：一是生產要素的變化，二是分配機制的變化。請您分別談談，有哪些變化，相互之間是什么關系？答：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會使得傳統要素發生更多變化。我們確實需要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重新認識這些要素的作用。首先，勞動仍然是財富之父，但勞動的內容發生變化。通過分析馬克思的財富理論發現，“隨著大工業的這種發展，直接勞動本身不再是生產的基礎，一方面因為直接勞動變成主要是看管和調節的活動，其次也是因為，產品不再是單個直接勞動的產品，相反地，作為生產者出現的，是社會活動的結合”。這個結論對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尋求增進財富的動力非常重要。在現代經濟中，隨著科技進步，直接勞動的作用在明顯下降。現實的財富創造中，稱為勞動的不只是直接勞動者的勞動，還有提供知識、技術、管理的勞動。這些勞動者不一定在生產一線直接參與勞動，但仍是總體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直接勞動只有同科技、管理等要素結合才能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以更少的勞動時間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凝結了知識、技術、管理的勞動者是反映新質生產力的新質勞動者，他們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他們從事的是復雜勞動，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其次，資本要素更多體現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財富創造能力。資本作為財富創造的物質條件，它的作用不僅在于它本身的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為要素的黏合劑，在不同要素的配置中所起的提高生產力作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標志，對財富的增加具有巨大的推動力，但不可避免的是直接勞動者比重的下降。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的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所以，資本的作用在于將知識、技術、數據和管理等反映科技和產業創新的先進生產要素并入創新過程。風險投資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更關注反映高端生產資料的投入、關注對高端科技人才投入的資本所產生的效益更高。相應的，在收入分配結構中這種資本所有者會獲得較大份額。當然，其中的較大份額會成為提供高端生產資料的知識、技術、數據、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過去勞動和現在勞動貢獻的報酬。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研究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收入分配結構，關鍵是明確創新過程中財富的形成要素及其作用。新質生產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創新力，應注意到新質生產力的創造和應用不是一般的勞動過程，而是創新過程。因此，在研究新質生產力時，不但要以財富增長來衡量生產力水平，還要準確判斷各種生產要素對財富增長的作用，以說明各種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起的作用。發展新質生產力涉及技術進步和生產資料的改進，各種創新要素根據各自的供求狀況及對生產力貢獻的權重進行優化組合。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機制，來促進新質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組合。根據馬克思的財富理論，勞動不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源泉，生產資料也是創造財富的重要源泉。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也不是獨立地參與分配，而是分別凝結在勞動和資本要素上按貢獻參與分配。新質生產力可以創造更為可觀的財富，可以有更多的財富用于分配，從而激勵發展新質生產力。而與此相應的，收入分配結構根據各種要素在新質生產力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分配，形成高質量的要素組合效應，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新質生產力成果的兩次分配問：那研究新質生產力的分配關系，可以用什么分配理論來指導呢？答：我覺得，這涉及新質生產力成果的兩次分配。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和分配的關系是研究新質生產力分配關系的一把鑰匙。馬克思所揭示的分配關系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配，二是收入分配。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意味著研究新質生產力中的收入分配，需要先研究對收入分配起決定性作用的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背景下，宏觀的收入分配不會直接面向生產者個人，而是先對作為生產者總體的企業進行分配，然后才是企業以從社會分配到的收入在企業內部進行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場對社會總產品在企業之間分配，其分配機制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第二次分配則是企業對其市場分配到的成果在企業內部進行分配。這個理論成果可以借用到對新質生產力部門的分配及新質生產力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上來。之所以先要有市場對企業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就是馬克思說的：“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系就是一種外在的關系，產品回到主體，取決于主體對其他個人的關系。”在社會再生產中，“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社會總收入面對各個產業各個企業的分配，基本原因是進入市場的產品都是作為企業的總體生產者的成果。現實中，不是所有企業都有能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部門的收入分配，不是直接針對個人，而是先面對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企業從社會得到更高的收入。這種分配機制實際上是市場評價和競爭機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和企業生產力水平高，在市場上有更高的競爭力，就能從市場獲取更多份額的收入。也只有依靠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市場獲得更高收入的產業和企業，才有能力在接下來的第二次分配中，給對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貢獻的各個要素所有者分配更高的收入。這種收入分配機制是新質生產力的促進機制。第二次分配則是在企業內根據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所作貢獻來進行分配。因此，第一次分配體現的是市場評價貢獻，第二次分配則體現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取得報酬。這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我們要通過深化改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根據新時代的特點，在分配制度上促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各種要素活力競相迸發。

完善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問：為了使我們的分配關系與新質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形勢相適應，應該采取哪些具體的措施呢？答：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分配是要素所有權的實現。參與分配的要素包括所有參與財富創造的要素。參與財富創造的各種要素的所有權，如資本所有權、土地所有權、勞動所有權等參與收入分配。在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后，數據要素產權就成為參與收入分配的依據。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調整生產關系，目標是激勵創新，涉及財產權激勵。以往所講的財產權，一般都是講物質產權。在發展新質生產力背景下，知識產權、數據產權就突出出來了。所以，我們需要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尤其是數據產權的保護制度。在發展新質生產力背景下，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需要對數據產權確權。原始的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數據，需要經過對原始數據的采集、利用各類數字平臺和一定的算力和算法進行處理，才能形成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每個環節都會形成數據要素的價值和權益。為了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生產力作用，就需要對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及其形成的環節成果進行確權，在數據流通和共享中保護其產權以實現數據價值。在西方經濟學中有個“熊彼特壟斷”的概念，指的是知識產權體現在專利權的壟斷，誰要使用這種具有知識產權的知識，誰就要向所有權人支付報酬。這種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促進科技創新，數據產權同樣需要這種保護。知識市場是信息最不對稱的市場。與一般的知識不同，數據看得見摸得著。因此，理論上數據產權同其他物質要素一樣是可以明確的，誰生成數據誰就擁有數據產權，生成新數據時利用別人的數據，就要給該數據所有權人支付報酬。不同的數據有不同的功能，需要根據數據功能對數據產權準確確權。這是就企業從市場得到數據產權收益而言的。企業得到收益后還要在內部進行分配。作為重要生產要素，數據要素的使用具有規模遞增的效應，需要在數據流通中保護其產權以實現數據價值。數據產權的實現有三個方面：一是數據產權獲取收益。在數字經濟條件下，誰通過公平競爭獲得數據產權，誰就能在市場獲取相應的收益。二是數據在流通中實現價值。對許多專事生產數據的企業來說，其價值實現在于數據在流通中得到應用，從而獲取數據價值。三是數據的安全性，尤其要防止不付報酬盜用數據的行為。除此以外，數據產權的實現，還需要建設完善的數據要素市場。

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數據生成和數據價值實現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并作出重要部署。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充分發揮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重要作用。您非常看重數據要素在分配關系中的作用，能再展開談一談這一點嗎？答：發展新質生產力，數據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也在收入分配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數據有多種類型，其中包括通過國家行政系統采集的公共數據，但我在這里主要想談的，是具有商業性的、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生成及其產權界定和實現。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既可以成為勞動對象，也可能凝結在勞動資料上。其生成過程包括數據的采集，按科學的算法進行編寫代碼，通過反映算力的處理器的處理形成一定的滿足特定生產需要的數據。不同的平臺和企業有不同水平的算力算法和復雜程度不同的勞動者，由此產生不同平臺和企業生產數據的能力和數據的收益，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數據的價值。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生產數據的勞動。在數字經濟條件下，直接勞動內容發生了質的變化，表現為復雜勞動者對通過各類互聯網平臺采集的數據利用數字和智能設備，按一定的算法處理數據，形成新的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這種勞動較一般的簡單勞動更為復雜，也更有價值。其次，再看數據的價值。準確地說，指的是數據的使用價值，即數據的財富價值，而不是指的生產數據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影響數據價值的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根據數據生成原理，新質生產力要素密集生成的數據價值更高。對此起作用的，包括算力強的服務器和平臺、更為科學的算法以及高水平的編寫代碼、服侍服務器和平臺的勞動者。另一方面是數據的廣泛應用價值。與其他物質的生產要素不同，數據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使用越是廣泛，收益越高。概括起來，數據生成的科技含量越高，數據價值越高；數據應用越是廣泛，數據價值越高。最后，數據價值的實現有兩個方面。一是數據產權的壟斷獲取壟斷收益。表現為某個平臺和企業依靠其掌握數據的優勢形成平臺壟斷。在數字經濟條件下，誰壟斷數據誰就能壟斷市場并獲取壟斷收益。在這方面，并不反對依靠掌握的數據形成壟斷的市場結構，但要反對利用壟斷地位采取的壟斷行為。二是數據在流通中實現價值。對許多專事生產數據的企業來說，其價值實現在于數據在流通中得到應用，從而獲取數據價值。因此，數據產權的實現需要建設完善的數據要素市場。需要指出，數據市場是信息最不對稱的市場，買者需要得到數據的完全信息，而賣者如果提供完全信息，信息就一錢不值。因此完善數據市場，一是需要完善社會信用制度，利用互聯網平臺、區塊鏈等數字手段科學甄別市場參與者及其行為，二是保障數據安全，防止數據泄露。這兩個方面正是建設和完善數據要素市場的關鍵。研究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三個角度和三點結論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收入分配一直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學界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為何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怎樣衡量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如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回答以上三個問題，關鍵是要選準正確的研究角度，如果研究角度不對，得出的結論必然似是而非。研究當前我國收入差距的形成：應從交換角度分析中國成功地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分配體制從單一按勞分配轉向“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經濟學研究表明，市場經濟的分配與交換是同一個過程，因此我們討論市場經濟下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不能僅就分配談分配，而應從交換角度研究和分析。關于收入來源與收入分配，薩伊于19世紀初曾提出所謂的“三位一體公式”：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評過薩伊，說他混淆了收入來源與收入分配的區別，并指出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并不是資本創造了利潤或土地創造了地租，資本與土地不過是創造收入的條件。馬克思的分析是對的，收入只能來源于勞動者的勞動，可這是否意味著其他要素就不能參與收入分配呢？當然不是。事實上，只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允許全要素參與分配。讀者想想，黨的十六大報告為何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我認為，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不確立這個原則，就無法調動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往深處想，市場經濟下實行按要素分配，其實是與市場經濟的前提有關。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而商品交換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商品要有不同的占有主體；二是保護產權。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換時曾經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同理，生產要素也是商品，若沒有占有主體，也不能自己進入市場去交換。商品交換為何要保護產權？或者反過來問：如果一個國家不保護產權意味著什么？這無疑是默認弱肉強食規則，意味著搶劫盜竊、欺行霸市等行為皆不違法。倘如此，不僅不可能產生商品交換，反而會導致強盜橫行。14、15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這方面的例證。商品交換要保護產權，而產權被保護，那么收入就只能按要素分配。為何作此推斷？讓我用下面的例子解釋：假定有三個人分別是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者，經過共同協商，他們將各自生產要素組合起來辦企業，結果一年收入了100萬元。請問這100萬元怎么分配？假如國家保護產權，三個要素的所有者都應參與分配，否則剝奪任何一方的分配權，都會造成對產權的侵犯。時至今日，人們對按要素分配已有共識，當前人們的困惑是，按要素分配為何會出現收入差距？對此馬克思早就為我們提供過分析視角。馬克思明確講，利潤是資本的價格，地租是土地的價格，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從這個角度看，按要素分配其實就是給要素定價。價格要由供求決定，供不應求的要素價格會高，供過于求的要素價格會低，由于要素的稀缺度不同，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必然不同。懂得了上面的原理，我們就不難解釋我國為何會存在收入差距。在中國現階段，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諸要素中，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由此便決定了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收益率會高于勞動要素的收益率。可見，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出現差距與社會制度無關，而是要素的稀缺度不同所形成的結果。衡量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應從消費角度比較學界通常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工具并沒有錯，關鍵是我們對收入怎樣理解。在經濟學里，收入分資產性收入和勞動收入兩種：資產性收入是指投資利潤，而勞動收入則主要指工資。目前人們希望縮小收入差距，那么我們就得弄清楚這個差距的含義是什么？究竟是指資產性收入與勞動收入的差距，還是僅指工資性收入之間的差距？舉例說吧。某民營企業一年利潤為2000萬元，而某員工一年工資為10萬元。若從資產性收入看，企業主收入是2000萬元，兩相比較，企業主收入是員工收入的200倍，差距可謂大也。可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收入使用的角度看，利潤卻不同于工資：利潤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而工資則主要用于個人消費。若用利潤與工資之比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是否也不太合理？嚴格地講，資產性收入并非企業主個人收入。費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曾給收入下過定義，說“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意思是，貨幣只有當人們用于購買食物、衣服、汽車等進行享用時才成為收入，沒有享用的貨幣，是資產或財產。如某企業主一年進賬1000萬元，其中20萬元用于個人消費，980萬元用于投資。按照費雪的定義，20萬元是他的收入，980萬元則是他的資產。不難看出，費雪是將收入定義為個人消費費用。現在的問題是，比較收入差距我們應選擇哪種口徑的收入？在我看來，選擇何種口徑的收入要取決于比較收入差距的目的。當年馬克思選擇用資本家利潤（剩余價值）與工人工資作對比，目的是為了揭示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喚醒工人推翻資產階級。而我們今天研究收入差距的目的顯然不同，是為了給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提供依據。正因為目的不同，研究當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潤與工資作比較。前面說過，利潤會轉化為投資，投資形成的資產雖為企業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于企業主個人消費。恰恰相反，企業資產越多，創造利稅越多，對社會的貢獻也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主資產也是社會資產，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請讀者思考一個問題，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除了夸大收入差距還有何實際意義？應該說，中國經濟發展能創造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在我國目前經濟體系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里要特別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項研究。他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不僅來自收入，同時也來自比較的參照。上世紀70年代，美國居民收入和二戰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據他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戰后人們收入差距擴大，美國普通民眾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戰前。此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雖然我們要調節收入差距，但也不能過度夸大收入差距，否則就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后果。調節當前收入差距：應從兼顧公平效率角度施策我們不能夸大收入差距，當然也不能否認當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政府必須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何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體會，就是能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收入調節機制。毋庸諱言，追求公平是人類的天性，與生俱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討論：把一群人送到一個孤島，讓他們一切從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誰也不知道未來，然后讓他們自己選擇分配制度，他們會選擇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羅爾斯推測，多數人會選擇均等分配。羅爾斯作此推測顯然不是主觀臆斷。有事實為證，原始社會的分配其實就是均等分配。對人類為何傾向于均等分配，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做過分析。他說：即便社會財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進社會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窮人手里一元錢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里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減少一元錢也無傷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增加一塊錢是雪中送炭,減少一塊錢則可能影響生存。于是他得出結論：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必能增加社會福利。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觀點廣受好評，并一度影響過西方國家的分配政策。可后來由于英國等歐洲國家先后患上了“福利國家病”，庇古便遭到了眾多的質疑和反對。有學者批評說，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絕不能顧此失彼，若只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經濟發展就會停滯，最后富人都會變成窮人。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提出過“帕累托最優狀態”。其含義是，在既定分配狀態下，若不減少一個人的福利便無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最優狀態。反之，若不減少任何人的福利卻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則屬“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指出，只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