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社會的興起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路徑探析目錄TOC\o"1-2"\h\u17436綠色社會的興起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路徑探析 120952一、生態環境治理與綠色社會建設 116363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社區營造 3一、生態環境治理與綠色社會建設國外研究發現，環境治理與社會建設密切相關。例如，鄧拉普等人對24個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的相關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環境質量是否提升不是由國家的富裕程度或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而是依賴民眾是否具有較強的環境保護意識。RileyDunlap&AngelaMertig,“GlobalConcernfortheEnvironment:IsAffluenceaPrerequisite?”JournalofSocialIssues,vol.51,noRileyDunlap&AngelaMertig,“GlobalConcernfortheEnvironment:IsAffluenceaPrerequisite?”JournalofSocialIssues,vol.51,no.4,1995,pp.121–137.Faber,Daniel.1998.TheStruggleforEcologicalDemocracy: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sintheUnitedStates.NewYork:TheGuilfordPress.DanielColeman,Ecopolitics:BuildingaGreenSociety,NewBrunswick: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4.在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協調海洋開發與保護，重新界定人海關系，不僅需要政府改變發展理念和海洋發展模式，更需要改變環境保護的思想文化觀念，強化社會的廣泛參與。廣泛的社會參與不僅可以對海岸帶污染、圍填海等問題進行監督，還可以對政府主導型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提出切實的建議，從而在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海洋溢油、海洋污染等海洋突發事件問題涉及面廣，不僅常常因為海域的連通性與海水的流動性而牽涉多個地域，而且常常因為魚類被污染等問題而發展成為食品安全問題，使得海洋污染問題變得等更加復雜多變，單靠政府難以掌握充分、有效的信息，從而也難以實現問題的有效治理和長效治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參與，才能更及時、更全面地處理海洋環境問題，才能夠更好地實現海洋生態環境的長期、可持續保護。參考吳志敏：《風險社會語境下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協同治理》，《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參考吳志敏：《風險社會語境下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協同治理》，《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頁。對海洋漁村而言，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也是一個漁村社會關系及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是漁民個體重新被整合進一個新的生計形態、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當中的過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頁。一是政府內部的科層權力關系協調，這里涉及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的關系協調，以及這一過程中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協調。事實上，在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官員晉升制度框架下，包括漁業現代化、填海造地等途徑在內的經濟發展，始終是地方政府核心關注的問題。為此，海洋生態環境治理要得到推進和實現，就必須將其納入到地方政府的發展框架之中，即能夠通過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來實現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生態轉型，來更好地促進人海和諧發展，或至少不應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近年來，之所以海洋生態環境治理被地方政府所吸納并得以大力推進，除中央政府的強力推動及嚴格的海洋環境督察之外，也在于地方政府能夠通過海洋生態環境治理，來更好地整合地方資源和實現經濟發展。例如，近年來各地政府大力推進海岸帶修復與海洋污染治理，一種“以海生財”的經濟發展方式得以形成，大量房地產、賓館、旅游企業、高端會議業等產業入駐，不僅城市的品牌得以營造，地方的財稅收入也得到快速提升。二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協調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的人海關系的重構與協調。盡管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為禁漁、海洋保護區建設及漁民上岸轉產提供了合法性，并主要針對漁民進行治理和對漁村進行改造，但與此同時，上級政府也提供巨額財政資金來進行生態補償，有助于漁民生計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及漁村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為此，海洋生態環境治理，始終都不只是一個遭到破壞利用的海洋生態環境進行修復和保護的生態過程，更是一個包含了海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及漁民生計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經濟社會維度。在這一過程之中，以捕撈業為代表的傳統資源依賴型海洋發展方式，既是海洋生態退化的原因，又是海洋生態惡果的承擔者。此外，由于漁民在資本、勞動力、捕撈技術與能力等方面的差異，漁村內部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分化，一些大的漁戶開設了漁業企業并擁有多條現代化漁船。與此同時，大量無船戶也開始出現，他們或上城市打工，或淪為漁工，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漁村原有社會規范失序，社區規范陷入危機。為此，對漁民來而言，海洋生態資源的退化與海洋環境污染問題的加重，不僅意味著傳統漁業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同時也意味著漁村生活環境的惡化和漁村社會失序。而政府主導的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意味著漁民生計方式的轉型、生活環境的改善及社區公平正義的推進，從而推動了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在地化與合法化?？v觀十九大以來中央層面的政策表述，“綠色家庭”“綠色學?！薄熬G色社區”“綠色出行”等與綠色社會建設相關的概念越來越頻繁地被提出，這表明積極推進社會建設，以及建構一種保護環境的生計方式、生活方式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由此也可見，在新時代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無論是生態建設，還是社會建設，本質都涵蓋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社會建設也包含有生態的維度。當前，我國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窗口期”，社會建設也已邁入“加速期”，海洋生態環境保護與海洋社會發展之間的張力關系愈發凸顯，各類社會風險具有隱蔽性與突發性。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探討一種人海關系和諧的海洋綠色社會建構，對于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落實和可持續發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社區營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今天，這一邏輯隨著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與美麗中國建設的提出和實踐，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生態建設領域，政府成為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主體。不可否認，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推動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最大力量，仍然來自各級政府及其財政資金投入。目前關于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討論，多集中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領域，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視為海洋生態環境治理與恢復的生態過程，或是海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既是落實上級政府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和政績需要，同時也是其通過城市經營和工農業升級換代追求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的手段或途徑。然而，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以及社會參與的途徑與方式有限，事實上決定了政府主導型海洋生態環境監管的滯后與式微。事實上，即便是一個積極進取且追求作為的政府，也難以滿足如此龐大的海洋生態系統管理的需要?？梢灶A計，隨著未來全球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海洋生態環境系統持續惡化，包括海洋垃圾、海洋溢油、臺風等各種海洋環境問題與生態災難還會大幅度增加，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這意味著，如何在促進社會參與和社會建設的基礎之上，改善政府主導型環境治理模式以適應未來海洋保護的需要，將成為新時代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大挑戰。在海洋生態文明建設黨的過程中，漁村社會建設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社會過程，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充分挖掘本土資源才能共同促成。事實上，在長期共同的、相互配合的海洋生產生活實踐中，海洋漁村形成了大量的海洋民俗與鄉規村約，包括那些民間口耳相傳的相關出海捕撈的無字規約。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海洋民俗、鄉規村約，共同構成了傳統海洋漁村的社會規范體系，涉及漁民生計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海洋漁村大多地處偏遠，與外界的溝通與交流較少，加之漁民流動的生計生活方式，為此，國家政權對海洋漁村的控制有限，國家制定的正式制度通常難以對流動漁民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國家與社會的聯系相對薄弱。對海洋漁村而言，內部內生的社會規范體系，對漁民的捕撈秩序、婚姻家庭、衛生習慣、漁村社會秩序、人與海洋的相處秩序等均有規定和調整，相應的影響也更大。1949年后，隨著國家介入程度的加深與漁民上岸定居進程的加快，漁民生計生活方式的變遷，也意味著社會規范體系的更迭。隨著海洋漁村正式納入國家權力統治的范疇，特別是因為海疆防御的需要，國家加強并加深對海洋漁村的社會控制，不僅通過人民公社等體制對漁民日常生計生活方式進行規定，而且在人與海洋的互動關系中也扮演著支配性的主導角色，傳統的社會規范體系逐漸淡出歷史的舞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傳統漁民生計生活方式中所承載的人對海洋的利用方式及本土社會規范體系，深深根植于漁民的思想文化觀念之中。隨著1978年以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海洋漁村的實施和延伸，股份制與漁船私包制度在海洋漁業領域得以實踐，“去集體化”進程使個體農戶成為現代農業要素的投資主體。然而，由于漁業生產需要大量的投資，如現代漁船及相關設備需要大量投資，以及現代漁船作業需要大量相互配合的漁工，這也使得現代漁業生產體制是超越漁戶家庭個體的，漁村社會規范體系逐步恢復和重新建立起來。而隨著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海洋漁村的這種社會規范體系在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過程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結合洪大用關于中國綠色社會的論述，洪大用認為，綠色社會是指“人類在認識社會與環境相互作用關系的基礎上，自覺推進社會變革以謀求社會與環境相協調的一種社會過程和狀態，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具有彌散性、滲透性影響的重要內涵”。參考洪大用：《綠色社會的興起》，《社會》2018年第6期。在本章節中，筆者擬用“綠色社區”這個概念來表達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價值。首先，對逐魚群而居的漁民而言，海洋是神圣的，并提供了其生計生活所依賴的大部分資源，如漁業資源，以及發展濱海旅游所依賴的山海生態資源等，為此，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可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社會需要。隨著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以及海洋發展方式從過去以犧牲海洋可持續發展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方式，日漸轉型為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發展方式，傳統海洋社會在生計方式、居住空間、人際關系和生活形態等方面，都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改變。洪大用認為，綠色社會是指“人類在認識社會與環境相互作用關系的基礎上，自覺推進社會變革以謀求社會與環境相協調的一種社會過程和狀態，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具有彌散性、滲透性影響的重要內涵”。參考洪大用：《綠色社會的興起》，《社會》2018年第6期。海洋作為一種共有的生產生活空間，共有地的維系需要共同制定或承認的社會規范。世界范圍內的近海漁業資源枯竭，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現代漁業生產體制所帶來的漁民分化和傳統社會規范體系崩潰，進而帶來漁業資源的占用秩序失序，而制度供給則成為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重要途徑。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在于為海洋漁村提供在地化的、因地制宜的海洋生態環境管理制度。這種制度，通過限制和賦權來重構海洋漁村的社會關系結構：對那些過度捕撈和破壞海洋生態環境漁民群體的限制，就是對從事合法捕撈和責任捕撈漁民群體的機會，并能夠從可持續利用的海洋生態資源中持續獲益。在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之中，國家越來越多地通過專項經費與項目工程將資源注入海洋漁村，能夠幫助漁村及漁民群體去做他們自己所不能做成的事情：如發展符合海洋生態修復與保護的濱海生態旅游業，以及發展遠洋捕撈和海洋牧場等。為此，隨著政府主導型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海洋漁村在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生態轉型的同時，有助于實現不同利益群體的漁民之間的互動、競爭與妥協，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社會關系結構的重構。作為一種環境政策，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影響了漁民的生計生活方式，也影響了漁村社會關系結構，從而形成了制度與行為之間的正向反饋，深刻影響到了漁民的思想文化觀念，并在日常的生產生活實踐之中，內化成為一種新的、符合人海和諧發展的新型社會規范體系，使得漁業社區發展和呈現新的社會形態。這個新的社會形態，不是有的社區發展方式與生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