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蔣百里《國防論》有感讀蔣百里《國防論》有感一段時間以來，東海汪洋中的釣魚島波翻浪涌。由于日本極右勢力及軍國主義分子作祟，中日領土矛盾嚴重激化。國有難，思良將，于是，民國將軍蔣百里的形象，突然浮現眼前。他在上世紀就曾留學日本，在認真考察了日本的環境、國事、政略與戰略后，指出中國周邊國家中，日本最具侵略野心，不可不防。回國后的一二十年代，他又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預測未來中、日不免一戰。一旦日軍進攻，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領土，恐將不保，天津、上海、廣州，甚至是南京、北京，都可能失守。因此，他提出建設以西部“三陽”——河南洛陽、湖北襄陽、湖南衡陽為戰略核心軸線的國防計劃，準備以空間換時間，堅持長期抗戰，拖垮、埋葬兇狠的侵略者。這些預言經過歷史的檢驗，無不一一實現。天才的軍事家，主要不在搴旗斬將之勇，也不在一時一地戰場得失，而在于眼觀全球、兼顧全局的戰略構想。蔣百里之所以成為近現代中國軍學泰斗者以此。蔣百里（公元1882-1938），名方震，號澹寧，以字行，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早年留學日、德學習軍事，以才華享譽東西洋。民初掌保定軍校，推行軍校現代化改革受阻，自殺未遂，一時輿論嘩然，指責當局。因非北洋嫡系，言不中聽，長期受到冷待，國民黨時代亦然。他非黃埔嫡派，蔣介石對其猜忌有加，甚至曾把他投入牢獄達20個月之久。出獄后，努力為抗戰奔走呼告，有抗戰軍學“祭酒”之美名，蔣介石對他想用而又不敢用，只給予顧問、高參之類虛銜。直到1938年9月，才正式任命他為陸軍大學代校長。可惜到任未二月，即因積勞成疾，發心臟病猝死于廣西宜山。將星隕落，但薪盡火傳，百里先生的有關抗戰的學術著作和軍事理論及思想，早已傳播人口，深入民心。但遺憾的是，他未能看到勝利歡呼的那一天。《國防論》中的軍事思想蔣百里主要軍事著述大多收入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蔣百里先生全集》中。另有黃萍蓀、張禾草編《蔣百里抗戰論集》（新陣地圖書社民國二十八年版）、國防學會輯印白崇禧校閱《蔣百里先生文選》可參閱。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國防論》及《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前者激勵中華兒女在抗戰中不屈不撓；后者揭發敵人的軟肋要害，戳穿日本不可戰勝的神話。雙管齊下，樹立了我之不可戰勝及敵之必敗的正確觀念，鼓舞全國人民奪取最后的勝利。《國防論》是作者在1935年歐洲考察歸國后，結合中國危機的現實，有意識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強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特別是軍事，進行總結、吸收、改造，以事實來闡述自己建設現代國防的主張，其明確針對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全書分7篇，從上世紀初至30年代，寫作過程前后延續了20余年，雖是其軍事論文精選集，但其構思謀篇，又是氣息一貫而自成體系。2011年，武漢出版社再版《國防論》，在封底提要介紹說：“本書是蔣百里的軍事論文集，最早于1937年《大公報》出版（按：應是連載），共分為七篇，約十萬字。從倡議建立全新的國防制度，說明政略與軍略、國力、武力、兵力的關系，到介紹西方全新的軍事理論，作者均作了詳盡的闡釋和描述。作為一本軍事著作，本書內容可概括如下：第一，用空間換時間；第二，不畏鯨吞，只怕蠶食，全面抗戰；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本攻勢，形成長期戰場。最終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國防論》是蔣百里一生研究軍事科學的扛鼎之作。問世之初，即引起轟動。‘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此為原書扉頁題詞，亦喊出了中華四萬萬同胞的心聲。”所論簡明扼要。現就《國防論》中精論卓識而啟人至深之論，略加梳理，以饗讀者。首先，蔣百里根據古今中外治軍的經驗教訓，力圖在中國提倡富國強兵的國防經濟學全新理念。他認為國防經濟學成立的基礎有二：一是“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之一致”，這是國防經濟學的本體；一是“經濟是一件流轉能動的事實，所以從事實上求當前解決方法，是治國防經濟學的方法”（見武漢出版社2011年版蔣百里《國防論》第8頁，以下只注頁碼）。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在戰場上屢戰屢勝，但最后卻因國內經濟崩潰、百姓不滿而失敗的事實，說明治軍言戰不能忽略國計民生的經濟根本。戰爭勝負不僅講兵力戰力，更要注重民心向背和經濟實力。他認為世界上最早發明國防經濟學原則的還是中國的老祖宗。他用3000年前周公實行封建井田制的史實加以說明，他認為西周時的井田制不是割據，恰恰相反，是打破割據的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經濟）、戰斗（國防）一致的建設。井田不是講均產，是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在當時就是全國總動員）的國防制度。”（45頁）井田制把田畝用灌溉溝渠及防水堤壩劃分為一塊塊田地，既利耕作，同時又可用來阻擋當時游牧民族騎兵、戰車的入侵。井田就是當時周人基本生活社區和戰斗單位的協調統一。因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相一致，周朝成功地延續了800年的歷史。蔣百里關于周公井田封建的新闡釋，發人之所未發，啟迪至深。其次，強調新軍事的主流是“全體性戰爭”，全民總動員制度就是重要的國防建設。其主要內容是：“在后方非戰斗的勞力與生產，恐怕比前線的士兵有加重的責任與危險。”（20頁）“未來的戰爭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拼命’，不是短時間內的彼此沖突，而是長時間永久的彼此競走。”（41頁）如果只是全力發展軍隊來打仗，時間一久則經濟有崩潰之虞，失敗將接踵而至。而只有保持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相一致的寓兵于民的全民皆兵制度，才最符合國防經濟學的最經濟最有效的原則，兵多將廣而長備無患。第三，理清國本、政略與戰略之間的關系。他說：“國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國本。國本者，根諸民族歷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國本。而應之于內外周圍之形勢，以策其自存者，是為國是。國是者，政略之所從出也。戰爭者，政略沖突之結果也。軍隊者，戰爭之具，所以實行其政略者也，所以貫徹其國是者也，所用以維持其國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戰略生焉，戰略定而軍隊生焉。軍者，國之華，而未有不培養其根本，而能華而結實者也。”“政者，戰之原，政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57頁）軍事戰略的形成和制訂，應服從于國本國是和政略的根本利益，而非盲目的窮兵黷武。第四，建設國防，練兵御侮，要有憂患意識而能提前預判。所以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57頁）。話很辨證，與古人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逸者同義，所以唐朝柳宗元有《敵戒》之論。治軍練兵一定要有針對目標而有的放矢。蔣百里數十年來緊盯日本侵略者，將其作為國防大練兵的主要假想敵，他曾明白指出：“從中國現狀言，吾儕所最感危險者，即鄰近富于侵略性的國家。”（96頁）第五，強調軍隊自由與紀律的辨證關系。軍隊打仗，必具嚴明紀律，才好指揮。軍紀帶有強制性，人盡知之。但作者認為這還不夠，而應深入一層考慮自覺執行紀律之自由的問題。他認為維護軍紀一般有二法：一是依靠“外打進”的嚴刑酷法來維持，執行紀律的官兵是被動的，一旦情況生變，紀律立即土崩瓦解；一是依靠“里向外”的辦法，強調軍人思想意識的自覺，一個自覺的愛國者，在祖國危急之時，立刻奔赴戰場勇敢戰斗，這純是一種潛意識的自由選擇，無形的思想自覺，就是戰爭中一種最高境界的自由。作者把軍紀的改變和進步，從嚴刑強制發展到自覺遵行的自由紀律，認為這是事關戰斗力和戰爭勝負的一場兵學革命。這一創見，言人所未言，很有實效。在抗戰中，中國要戰勝強敵，就必須在無形精神的“存乎一心”方面大做文章，人人愛國，自覺為抗日流血流汗，這樣中華民族才有戰勝強敵的可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生存和發展。第六，認為推行義務征兵制是一項建國強兵的重要國防措施。成功關鍵，在于“征之來矣，尤貴乎教”（69頁），退役之后，則“教而能歸，歸而能安，則有涉于國計民生之大本”（70頁）。這就把義務征兵制，自然納入了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相一致的富國強兵的國防經濟學的軌道之中而順暢運行。第七，軍事觀念的現代更新和方法論的新開拓，為現代軍事學指點迷津。民國初建，國人急于練兵強軍，但因缺乏理論和方法指導，一會兒復古制，一會兒又機械照抄洋兵法典，結果處處碰壁。軍事理論一旦脫離實際，極其危險。作者從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辦法：一是反對“知識與行動的分離”，否定了當時讀書人“一味空談，不適事實”的弊端，正面提倡“學理與事實密切溝通”的新途徑（4頁）。二是反對照搬洋八股，同時又批評了一味照抄傳統的復古。他明確指出：“一切既往的研究，如果不切于現在及將來的事實，是沒有用的。”（21頁）他因此提倡在繼承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在積極汲取西方新潮知識的同時，必須結合當前的形勢，從實際出發，勇于開辟出一條新路來。三是認為軍事科學研究，“全體比局部重要，細目在大局里得到他的位置”（21頁）。不僅是戰略研判，就是戰役和戰術，同樣必須先觀全局而后具體行事。比如日軍瘋狂進攻，東北、平津、上海，甚至首都南京先后失陷，助長了國人的某種悲觀失敗論調，這就犯了只看當前局部的錯誤。蔣百里則從全國、從世界大局出發，發出了“中國是有辦法的”之吶喊，震撼國人。中國持久戰的戰略，必將迎來最后的勝利。這一顧全體、看大局、洞深遠的戰略觀念，極具預見性，后來中日戰爭的長期博弈，其勝負果然不出其所料。四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既靈活又深刻的辯證眼光。他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的開篇《緒言》中，揭示了日軍的一個怪現象：“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于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為什么發此“怪論”？實際上這是辯證法所決定的。他在《國防論》中解釋說：“如同日本，名義上當然是天皇，但是實際辦事，陸軍參謀總長同海軍軍令部長，就立于對立的地位，彼此不相上下。”（29頁）陸軍要經費，海軍也會爭軍費。日本陸軍要戰略北進，侵略中國，窺伺蘇聯遠東廣大戰略腹地資源；但海軍則是戰略南進，意在南下太平洋的東南亞、澳洲，大戰一場，掠奪其豐富戰略資源。陸、海二強，各不相讓，力量抵消，造成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軍四處出擊而兩面受敵，以此自立于必敗之道。在1937年前，蔣百里對日本發動世界大戰的因果，早已作出了戰略預判。后來的抗日戰爭及日本的無條件投降，無不依照他的設想，一一變為現實。于此足見《國防論》及其軍事思想理論的價值。抗戰中的貢獻說到蔣百里對抗戰的貢獻，最閃光的是其晚年為全民抗戰而奔走呼號的不懈實踐。他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結束語云：“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對世界喊出了中華兒女的心聲。同時，他進一步為抗戰找到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和具體措施。他在《國防論》中強調：“我儕對敵人制勝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97頁）這正是《孫子》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戰略戰術。日本侵略者野心無限膨脹，急于把中國一口吞下，該島國地狹兵強，但戰爭物資有限，難于長久消耗，所以利于急戰速戰，軍方以此提出3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中國則地大人多，但經濟落后，不利于速決戰，而利于持久戰；不利于第一線的陣地決戰，而利于在敵后開辟第二線的游擊戰。因此，配合正規軍的第一線兵力不宜過多，在達到耗敵有生力量后，大搞運動戰、游擊戰，使敵顧此失彼，這樣才能化被動為主動，而制敵于死命。在《抗戰的基本觀念》中，蔣百里針對上海、南京失守，透徹而深刻地分析說：“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是勝利的。這種說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并非工業國家，后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阪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在都會。敵人封鎖了內地隔絕的上海，只是一個死港，點綴著幾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幾所房子而已。它們與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其《速決與持久》一文又說：“在一個持久戰區之內，反是用了運動戰可以達到持久的目的。簡言之，這便是所謂‘以攻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線死守，是必然不能達到持久之目的。”（見《蔣百里抗戰論集》）寓死守于運動之中，這實際上就是他所提倡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略。中國是地大人多的農業國，具有廣闊的戰略縱深腹地，步步為營，層層抵抗，東邊不亮西邊亮，敵人其奈我何？同時又消耗了敵人的有生力量，中國有條件實行。反之，根本沒有戰略縱深腹地的日本，工業及經濟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一旦遭美軍攻擊，必然要拼死固守而消耗殆盡，除了無條件投降外，還能有什么招數呢？打仗就是根據不同實際環境和條件，開動腦筋，要有悟性，而非膠柱鼓瑟。當然，蔣百里還有許多很好的意見貢獻。但他無兵無將，無職無權，當局聽不進去，造成了許多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