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1．關于城市社區社會組織國外研究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是最早提出“社區”概念的學者。該學者認為社區的定義就是有著共同價值觀以及道德傾向、由同質性較強的成員構成的共同體，它以親密的情感聯結和互助交往為根基，受到傳統習俗與信仰的權威控制，由傳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等紐帶締結而成”。哈拉爾認為，“社會始終處在相互依存的共生當中，個體不再是分離的狀態，而是可以從其他的個體當中獲得的社會系統的總和。日本學術界常以“地域社會”來代替“社區”的表達，蓬見音彥認為，“地域社會是指在一定領域內的人與人建立互動關系并產生了歸屬感”。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社區通過黏合不同利益的成員，形成成員能夠在身體上、情感上相互依存的公共空間，以應對現代化背景下個體原子化帶來的風險。關于社會組織。萊斯特·M·薩拉蒙提出了有關社會組織的五個特性，以進一步區分并明確社會組織的身份與角色，包括:組織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薩拉蒙認為非營利部門是公民社會的關鍵構成單位，它為公民提供表達主體性的空間，且具有規范行業行為和穩定經濟秩序的功能。麥金尼斯從經濟市場的視角出發，論證了社會組織在促進就業、刺激經濟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除此之外，社會組織作為公民社會發育的產物，能夠為個人、社區和社會儲備大量的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的進一步擴大能夠更好的開展活動并帶來社會的穩定繁榮。關于治理的內涵。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福利國家改革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逐漸占據了西方社會話語的主導位置，學者們開始逐漸倡導將政府應該將權力下放給個體而退回到能夠使個人和社會充分發揮主體性的位置，為多元治理主體力量的發揮留有充足的空間。薩博(Sable）認為治理結構應將焦點放置在國家與其他社會行動者之間組織架構與制度安排上，基于上述的分析，公共部門的職責將會發生很大的轉變，而公司部門進行合作也有了理論基礎。博克斯(Box）認為社區治理是包涵多重主體的統治系統，它吸納了社區公民、社區代表和社區實務工作者三方力量。2．關于城市社區社會組織國內研究現狀關于社會組織的內涵。馬立，曹錦清認為，“社會組織是人們為了有效達到既定目標，計劃性地組建起來的一種制度化的共同行動群體;它是不同市場組織、政府等傳統的組織，其主要是為社會居民提供服務的組織。其主要的特點是公益性、民間性、自治性、志愿性以及自治性”。王浦劬教授對其進一步進行了界定，他認為，社會組織具備狹義以及廣義上的區別。從廣義上來說，社會組織包括除了營利組織以及政府部門之外的所有具備中介性質的社會組織，而狹義的社會組織則主要是包括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基金會這三個不同的組織。關于社區社會組織的內涵。康曉強認為，社區社會組織廣泛吸納社區居民投入到社區自治的過程中，以滿足居民的多元需求為行動導向，以互惠互助為行動原則。除具有社會組織的一般特點，其還具備活動區間相對較小、規模不大以及數量龐大等特點。關于社區治理的內涵。陳偉東教授指出，社區治理是多方利益主體針對社區公共事項進行協商對話、合作共治的過程。魏娜指出，在治理過程中，多主體之間責任共擔且地位平等，這就意味著由政府部門為主導的單一主體支配下的傳統治理模式將被自由開放的行動系統所取代。楊君認為社區治理實質上就是打破社區碎片化狀態，逐漸走向整體性治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凝聚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民等多重能動力量，發揮各個角色在社區建設進程中的優勢，促進多方主體在推動社區發展的領域形成的協調合作又權責分明的治理結構，從而能夠盡可能的減少因為單位小時，所帶來的社會治理混亂的問題。社區社會組織是個體抵御現代性風險，應對外界未知因素挑戰的重要屏障。作為社區共同利益的產物，社區社會組織為無數個體的密切交往與互惠關系的建立搭建了一個重要平臺，為社會資本在社區內的培育與積累提供了充足的空間。除此之外，社區社會組織凝聚著公共情感與道德，是的共同體價值的重要載體。在治理過程中，社區社會組織號召成員積極投入到社區建設中，協調有序地開展集體決策與行動，體現著社區共同體精神，并塑造著具備集體責任感和公共意識的現代公民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社區社會組織的行動意義與社區治理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契合性。參考文獻[1]陳思旭.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研究[D].青島大學,2020.[2]段國棟.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路徑優化研究[D].遼寧師范大學,2020.[3]謝宇.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的社區治理精準化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02):158-164.[4]于海利,李全利.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困境及優化路徑[J].中國國情國力,2019(04):27-30.[5].《社區社會組織與城市基層合作治理》簡介[J].中國行政管理,2019(03):29.[6]楊寶,李津.社區社會組織、鄰里交往與公共事務參與——基于CGSS2012的實證分析[J].學習論壇,2019(04):76-82.[7]朱麗榮.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完善[J].人民論壇,2019(22):74-75.[8]嘉民.創新機制協同善治推動社區社會組織深度參與社區治理[J].中國社會組織,2019(15):50-51.[9]賈波.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協商問題與對策研究[J].綠色科技,2019(18):253-255.[10]何欣峰.社區社會組織有效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途徑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4(12):68-70.[11]王鵬杰.發展社區社會組織促進居民參與社區治理[J].人力資源管理,2015(04):15-16.[12]徐家良,武靜.我國城市社區社會組織的現實困境及其破解思路[J].上海城市管理,2015,24(03):42-47.[13]余宏.關于社區社會組織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實踐經驗[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2(10):17-19.[14]沈艷.基層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風險治理能力建設研究[J].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20,37(06):81-84.[15]吳悅.安徽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協同機制構建[J].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16(06):24-27.[16]丁紅玲,林紅梅.社區社會組織研究進展及未來展望[J].高等繼續教育學報,2017,30(02):27-31.[17]楊秀勇,高紅.社會組織在社區參與動員中的合法性基礎與介入路徑——基于社會網絡分析視角[J].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7(03):65-69.[18].探索社區社會組織深度參與社區治理“四微模式”[J].中國民政,2019(22):58-59.[19]石卷苗.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路徑探析——以浙江省J市為例[J].特區經濟,2020(01):158-160.[20]陳巖,陳煒.社會治理視野下社區社會組織的角色審視[J].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9,24(06):96-99.[21]段雪輝,李小紅.雙向汲取:社區社會組織的行動路徑分析[J].求實,2020(03):57-68+111.[22]徐林,許鹿,薛圣凡.殊途同歸:異質資源稟賦下的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路徑[J].公共管理學報,2015,12(04):122-130+159.[23]康曉強.社區社會組織與社區治理結構轉型[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2(03):22-25+34.[24]郁建興,金蕾.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以杭州市為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04):157-168.[25]趙記輝.社會工作如何參與社會治理[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10):96-98.[26]社區與社會組織管理城鄉社區建設.梅梓華,肖體紅主編,湖州年鑒,方志出版社,2020,250,年鑒.[27]YingdongWei,JiaChen,ShanjieDuan.Trust:TheKeyVariableoftheInteractionbetweenCommunitySocialOrganizationsandCommunityNeighborhoodCommittees[A].WuhanZhichengTimesCulturalDevelopmentCo.,Ltd..Proceedingsof3rdInternationalWorkshoponEducationReformandSocialSciences(ERSS2020)[C].WuhanZhichengTimesCulturalDevelopmentCo.,Ltd.:武漢志誠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2020:5.[28]KristiB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