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

倫理學

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呂力黃海嘯程江劉海波

曹振杰楊良成施飛峙王千

著

企業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MANAGEMENTPUBLISHINGHOUSE

作者簡介

呂力

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2005年于武

漢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5—2007年在北京

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在《管理世界》《南

開管理評論》《管理學報》《科學學與科學

技術管理》《中國軟科學》《當代財經》等

權威或核心學術刊物發表論文50余篇，其中

CSSCI全文收錄30余篇，中國人民大學復印

報刊資料全文轉載17篇。主要學術任職和兼

職包括：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管理思想與

商業倫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

復印報刊資料《企業管理研究》編委；“中

國管理50人論壇”發起成員；中國本土管理

研究青年論壇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中國企

業管理倫理論壇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中

國文化與管理》學術期刊創刊主編；中國管

理模式50人論壇（2023）輪值主席。

中國商業倫理學

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呂力黃海嘯程江劉海波

曹振杰楊良成施飛峙王干

著

企業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MANAGEMENTPUBLISHING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呂力等著．—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23.8

ISBN978-7-5164-2807-8

Ⅰ．①中…Ⅱ．①呂…Ⅲ．①商業道德－研究－中國Ⅳ．①F718

中國國家版本館CIP數據核字（2023）第008679號

書名：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書號：ISBN978-7-5164-2807-8

作者：呂力黃海嘯程江劉海波曹振杰楊良成施飛峙王千

責任編輯：韓天放李雪松宋可力

出版發行：企業管理出版社

經銷：新華書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紫竹院南路17號郵編：100048

網址：電子信箱：emph001@163.com

電話：編輯部（010）68701638發行部（010）68701816

印刷：三河市榮展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2023年8月第1版

印次：2023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mm×1092mm1/16

印張：17

字數：299千字

定價：58.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印裝有誤負責調換

序1

序PREFACE

2022年金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勝利閉幕，向全世界

莊嚴宣告：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

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

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充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國情的中

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

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走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夠帶領十四億中國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其底氣

無疑是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的底層邏輯就是商業文明形態和商業倫理性質不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進步觀、新

自由主義市場觀經濟理論之下，西方資本主義追求資本和資本家利益最大化，社

會發展建立在無止境地向自然和“外族”索取、掠奪之上，資本的貪婪必然造成

極度的環境破壞、貧富分化、社會撕裂。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華夏文明”從源

頭上就追求“天人合一”“厚德載物”，在人類有文字記載幾千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

都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錢穆先生在治中國經濟史時指出：中

國古代商業之繁盛，商業都市如臨淄、洛陽、蘇州、揚州、廣州之早熟，遠超今

人想象。他們大都從春秋戰國延續至今，并非世人常說的中國只有農耕文明、中

國自古就重農輕商。真正的歷史是，中國的商業文明自古追求“熏風阜財”“誠中

有物”“先富后教”，高度重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充滿了“人文經濟”

理性。

歷史是多面且迂回曲折的，傳統中國社會發展也經歷了長時間的小農經濟“內

2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卷”。但“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a之后，經過幾百年曲折探索，馬克思

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終于帶領新時代中華兒女奮發圖強，實現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并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

共同體全球可持續一體發展。這種新型現代化道路，無疑需要一種支撐可持續綠

色發展的政治文明和新商業文明。美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菲利普·克萊

頓（PhilipClayton）教授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正是造成目前全球范圍內生態危機的

元兇。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西方世界較早提出“綠色國內生產總值”（GGDP）

概念的思想家小約翰·柯布（JohnBCobbJr.）也強調：“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其

根基的儒釋道所倡導的天地人和、陰陽互動的價值觀念，可以為生態文明和商業倫

理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這些論斷無疑有其堅實的歷史研究基礎。綜觀5000多

年的中華文明史，中國人很早就高度重視商業活動，“利用厚生”“經世濟民”“經邦

濟國”等商業文明思想成為商業文明與政治昌盛二重奏的和諧之音。“凡政治修明

者，商業必盛；政治窳敗者，商業必衰；商業盛者其國罔不興，商業衰者其國罔不

亡；盛衰興亡之間，絲毫不爽。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b

眾所周知，西方式現代化源于近代“工業革命”和“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西

方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回望歷史，其所謂的“商業文明”，底色是“拜

物教”和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近現代以來，經濟發展導致的如能源過度消耗、

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在世界范圍內不斷發生，足以令

人深思經濟與自然、人與社會、社會與企業等相互之間的關聯性及倫理性問題。經

濟發展若喪失了倫理，無異于陷入野蠻的叢林法則，人類社會將被推入弱肉強食的

殘酷境地，這不但有違人類社會及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大勢，更違背人性對普遍的

道德、自由與善的需要。受“拜物教”和資本崇拜、零和博弈、惡性競爭、無止境

征服之類資本主義文化影響，世界商業文明正在遭遇庸俗化的危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影響深遠的全球疫情迫使人類重新反思“初心”，新商業

文明和綠色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新夢想，但日益洶涌的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和言論正

在讓新商業文明和全球商業倫理遭遇挑戰。中華文明是時候、有必要，也必然要再

次閃亮登場。就中國商業倫理體系而言，本著“兩個結合”和“雙創”精神指引，

a語出美國學者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指

18世紀末19世紀初，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距離越來越大。

b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序3

本書以全球視野致力于面向中國新商業文明時代的商業倫理本土重構。

在此先簡要梳理一下中國的商業倫理傳統。

《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a，道不拾遺，熏風阜財，民心歸順；殷人之王，立皂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大禹治水，兩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無論

是“耕市不驚”“化干戈為玉帛”，還是“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b，五千年中華文明始自四業并重，并高度重視以商

業活動“經世濟民”“經邦濟國”。以史為鑒，我們才能透徹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所

說的“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必須

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和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群眾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泱泱大國，禮儀之邦。五千年中華文明自有其倫理體系，這一倫理系統恰恰是

支撐我們祖先能夠“王道永續”“經世濟民”“經邦濟國”的智慧基礎。而所謂“德

者得也”，則不僅僅是勸人秉持道德操守、遵守倫理條文，更是祖先告誡我們要善

于學習，在三省吾身、學而時習之的“知行合一”中去悟得天理天道，然后才能夠

“以理服人”“循道成事”“得人心者得天下”，開創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功業。

“倫理”一詞最早見于《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

理者也。”鄭玄注：“倫，猶類也。理，分也。”所以“倫理”的中文含義是“群己”

之間發自內心的友好禮節，以此保障“共同體”成員既有序有別又和諧包容的人倫

道德之理和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學”一詞源于日本對“Ethics”的翻譯，19世紀

后才在中國話語體系中廣泛使用，是將西方分科學術引入中國綜合學術的結果。中

國悠久的禮儀制度史中充滿“禮儀”“道德”和“價值”思想。北京大學陳少峰教

授所著《中國倫理學史新編》在使用“倫理學”概念時，基于中國歷史實踐將其解

釋為主要包括“仁”“法”“禮”“誠”“天理人欲”等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價值觀”

a《淮南子·覽冥訓》：“黃帝治天下，道不拾遺，市不豫賈。”

b《史記·貨殖列傳》引自《周書》。

4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內涵。a作為“軸心時代”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中華文明，其終極源

頭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的“前軸心時代”，直接源頭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群星璀

璨的諸子百家。著名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稱“禮是中國文化之心”，禮儀之邦的美譽

讓中華文明聲播海外，這是仰仗文明的魅力。當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學生到達長

安時，最令他們欽羨的是輝煌的禮樂制度、衣冠文物。他們將其引入本國，加以仿

效，希望“進于中國”。雖有曲折，但中華文明總體上的持久和燦爛必有其堅實的

物質文明基礎。雖有“士農工商”“重農抑商”之說，但歷史研究和考古新發現都告

訴我們，從文明源頭上論，我們的文化基因是非常重視商業和尊重商業的正向價值

的，這就是“利用厚生”精神。可以說，中華文明的最大智慧，是在“自強不息”

奮斗精神基礎上的“利用厚生”“生生不息”智慧體系。從“元亨利貞”宇宙哲學創

化體系到“誠外無物”“和氣生財”“美利利天下”，正是中國文化中“經世濟用”“厚

德載物”的商業倫理智慧，創造了殷實、厚重同時又其樂融融、生機無限的“仁義

禮智信”東方文明體系。古人把誠信作為立身必備的一種良好品德，主張人與人

之間或是國與國之間都應該講究信用、謀求和睦，才能彼此受益。清朝歐陽兆熊

在《水窗春囈》中對此有過很好的闡述，他認為那些著名老店，如揚州戴春林、蘇

州孫春陽、京城王麻子、杭州張小泉，皆天下所知，然此各家得名之始，只循“誠

理”二字為之。b

從中國商業發展史來看，華夏民族在“宅茲中國”之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就已

深深懂得“懋遷有無”“利用厚生”“熏風阜財”的道理，高度重視商業流通和市場

活動，意欲從“執干戈以衛社稷”走向“化干戈為玉帛”，善于“經營”，長于“流

通”，用誠信道義構筑國家建設的雄厚經濟基礎。中國商業史研究專家王孝通先生

說：“禹在位時，兩會天下諸侯，其一會于涂山，其二會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玉為五等之圭，而帛則為?玄黃三色之幣。觀當時朝會之盛，則商業交易之繁榮，

可以知矣。”c《易經》有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利者，義之和也。”春秋時期管子強調“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其“所抉道德與生計之關系，則于倫理學界有重大

之價值者也。……管子之說，以生計為先河，以法制為保障，而后有以杜人民不

a陳少峰．中國倫理學史新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b周英潔．談儒家文化對傳統商業道德的作用[J]．時代文學，2009（18）：191-192．

c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序5

道德之習慣，而不致貽害于國家，純然功利主義也。”a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

國的商品經濟和貨幣流通就已相當發達，形成了“國民經濟體系”b。然自秦耕戰抑

商、漢“劉邦困辱商人”始，風氣乃變。唐慶增先生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總結

說：“商業在上古時代，原為社會所尊視，漢后風氣大變，班固言論極端輕商，西

漢時武帝尤極力以抑商為事，于是商人在社會上地位日見低落。”c但是，這里說的

“輕商”很大程度上是輕視、貶抑“商人”而非“商業”。比如《鹽鐵論》中就記

載了漢武帝重臣、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朝廷發表過重視商業的名言：“古之立國家

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

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

貨絕。”直至明朝末年黃宗羲“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及獲得認可，社會上對商人

的認識才出現價值觀念的大轉變。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經商指南類書籍，如《治鋪

格言》《治家格言》《士商類要》《為商十要》《貿學須知》《生意論》《勸號讀本》《勸號

譜》等，都是對商人實踐經驗的總結，內容上除強調重義輕利、誠實守信外，也大

量講到要堅持“和”的經商原則。長期抑商的結果，使后儒及士人恥于言利，在一

定程度上讓“商業倫理”惡化和虛偽化，值得今人反思。

孔子云：“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歷朝歷代的禮儀制度也

隨著時代的更迭、朝代的變換，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發生了巨大演變。總的來

說，我們的商業倫理觀不僅因循損益，具有鮮明的歷史階段性，同時其價值訴求和

精神內核也具有系統一貫性和清晰層次性，如“天道”為形而上的“天人合一”“大

道自然”體系；“人道”以“仁義禮智信”為結構的群倫道德體系；“地道”則強調

“厚德載物”“利用厚生”“來百工則財用足”。《治要·周易·象傳》說：“天地交，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我們的先人很早就意識到道

德與民生、道德與財富的相互成就與制約關系，高度理性地將財富理解為精神和物

質的疊加，是陰陽和虛實的中和，是德行和倫理的善果。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動“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準和

文明素養，無疑為我們建構社會主義商業文明和商業倫理體系指明了方向，對中國

a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b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c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6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式的新商業文明提出了新要求、新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

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

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兩個結合”深刻揭示了

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規律，不僅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更

為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明賡續開辟了廣闊前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立場”“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化道路多樣性的闡釋和對社會主義可以

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a的重要論述。

本書依托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管理思想與商業倫理專委會，組織全國高校力

量，充分利用各領域學者學科交叉優勢，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

秉承“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方針，致力于促進五千多年輝煌中華商業文明創造性

轉化、創新性發展，針對當代本科生的心智成長，編著本教材。

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有其特殊的“商賈道德”，充分說明了政治經濟環境

影響與國家治理、社會運行狀況的歷史關系。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

新時代，本書充分重視這種傳統對于當今中國商業形態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更注

重植根于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全書由呂力主編、黃海嘯副主編。本序由

黃海嘯、呂力聯合執筆。各章節作者如下：第一章，黃海嘯；第二章，程江；第三

章，劉海波；第四章，楊良成、施飛峙、王千；第五章，曹振杰；第六章、第七

章，呂力。

正本清源，糾偏取正，去蕪存菁，從本質上、精華處講清中華文明中的商業智

慧和倫理精神及其在當代企業管理實踐中的應用與發展，這是“共同富裕的時代責

任”。讓我們與讀者一道，為“達成中國新商業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

獻力量。

a典出古羅馬史。公元前321年，薩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峽谷擊敗了羅馬軍隊，并迫使羅馬戰俘從峽谷

中用長矛架起的形似城門的“牛軛”（Fork）下通過，借以羞辱戰敗軍隊。后來，人們就以“卡夫丁峽谷”來

比喻災難性的歷史經歷，并引申為人們在謀求發展時所遇到的極大的困難和挑戰。

目錄1

目錄CONTENTS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1

第一節源頭活水：中國商業倫理傳統/3

第二節秦漢之際：商業倫理的變奏與定調/18

第三節高峰之后：商業的內卷與停滯/29

第二章心生萬物：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的倫理/45

第一節西方傳統倫理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倫理/45

第二節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倫理/56

第三節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倫理的中西融合/65

第四節新時代人力資源管理倫理的新挑戰與本土重構/73

第三章誠中有物：企業市場營銷中的商業倫理/79

第一節西方營銷倫理/80

第二節中國本土對西方營銷倫理理論的引進與實踐/91

第三節數字時代中國營銷倫理的中西融合、

本土重構與新發展/97

2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第四章大道之計：在商言利與會計倫理/115

第一節西方古代商業與會計倫理/115第一章

第二節中國古代商業會計倫理/126

第三節全球公司治理與會計倫理本土重構/142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

第五章可持續發展：生態改善與“共同體”倫理/157

人類社會已從游牧、農耕，歷經近代工業革命和現代信息、數字革命進入智能

第一節當代可持續發展倫理/157與新商業文明時代，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繁榮，無疑為人

第二節中國傳統可持續發展倫理/167類帶來了輝煌的物質文明，為我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殷實的財富基礎。然而，原始

第三節中西可持續發展倫理的融合與本土重構/178的商品拜物教經過貨幣拜物教轉變為資本拜物教，到了現代社會則進一步演變為

“GDP”拜物教，從而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對人類可持續

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導致全球商業計算思維彌漫、人文精神萎縮、道德倫理退化，

第六章商以載道：創新發展與中國企業家精神/193乃至西方操弄“零和游戲”“商貿大戰”，執意逆潮流而動，使“全球化”開上了歷

第一節西方企業家精神/193史倒車。雖然不少有識之士呼吁“人文經濟模式”和“厚商業文明時代”，但由于

第二節商以載道：中國商人精神/204一些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不美好性、不可持續性依然是人類面臨的極大挑戰。綜

第三節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本土重構：誠、真、和、慧/215觀全球，巨大的挑戰在于“資本的逐利本質”依然會使世界滾滾商業洪流面臨嚴峻

倫理考驗，人工智能、基因編輯、輔助生殖技術……諸多未來的厚利經濟模式、新

奇科學技術有可能加劇人類倫理風險。中國在此經濟大潮和貿易戰威脅之下同樣面

第七章“倫”“理”合一：管理向善與中國商業倫理之未來/233臨新一輪商業倫理的考驗。中國政府秉持大國擔當，堅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致力于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模式，矢志

第一節管理向善：西方管理責任學派的工具善與中國管理教化的

走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體并進的中國式現代化綠色和平發展道路。在努力建構自

根本善/233

主知識體系，確立“四個自信”的新時代，五千年文明智慧和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

第二節中國傳統中的“生”與“治生”/244

道路已經為我們應對挑戰準備了充足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資源。

第三節“寓真、善于日生、日新”的中國商業倫理/248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

第四節中國商業倫理的未來：“倫理合一”與

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

“創造即責任”/255

式。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下簡稱“雙創”），是習近

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為我們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指明了方向。“雙創”的前提必然是摸清文化家底、篩選文化精華、厘定文

化基因。錢穆先生認為“禮是中國文化之心”。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1

第一章

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

人類社會已從游牧、農耕，歷經近代工業革命和現代信息、數字革命進入智能

與新商業文明時代，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繁榮，無疑為人

類帶來了輝煌的物質文明，為我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殷實的財富基礎。然而，原始

的商品拜物教經過貨幣拜物教轉變為資本拜物教，到了現代社會則進一步演變為

“GDP”拜物教，從而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對人類可持續

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導致全球商業計算思維彌漫、人文精神萎縮、道德倫理退化，

乃至西方操弄“零和游戲”“商貿大戰”，執意逆潮流而動，使“全球化”開上了歷

史倒車。雖然不少有識之士呼吁“人文經濟模式”和“厚商業文明時代”，但由于

一些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不美好性、不可持續性依然是人類面臨的極大挑戰。綜

觀全球，巨大的挑戰在于“資本的逐利本質”依然會使世界滾滾商業洪流面臨嚴峻

倫理考驗，人工智能、基因編輯、輔助生殖技術……諸多未來的厚利經濟模式、新

奇科學技術有可能加劇人類倫理風險。中國在此經濟大潮和貿易戰威脅之下同樣面

臨新一輪商業倫理的考驗。中國政府秉持大國擔當，堅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致力于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模式，矢志

走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體并進的中國式現代化綠色和平發展道路。在努力建構自

主知識體系，確立“四個自信”的新時代，五千年文明智慧和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

道路已經為我們應對挑戰準備了充足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資源。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

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

式。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下簡稱“雙創”），是習近

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為我們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指明了方向。“雙創”的前提必然是摸清文化家底、篩選文化精華、厘定文

化基因。錢穆先生認為“禮是中國文化之心”。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

2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儀之邦”自古注重“利用厚生”“熏風阜財”“經世濟民”，商業早發且繁盛，商業倫

理博大精深，中國先哲希冀經由“禮治”，逐步走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崇高境界。商業和商人作為“經世濟民”“經邦濟國”的行為主體，必然有其“禮

俗”“道理”和“價值”承繼，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商業倫理傳統。孔子說“富而好

禮”，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馬遷說“君子富，好行其

德”，這些都是中國商業倫理的經典表達。

泱泱中華，禮儀之邦，文化自成一體，閃耀世界。但凡自成系統，必然自帶傳

統，有其源流和鮮明特色。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證實

了華夏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我們新時

代“四個自信”和“雙創”奠定了堅實的歷史文化基礎。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

華文明從黃河文化、長江良渚文化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三個起源點，通過不

同血緣、地域共同體基于自然經濟的合作，創造了三種類型的區域文明；到距今

5300年以后，出現了各族群相繼發展的“群星閃耀”局面，各地都進入了文明時

期，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陜西的神木石峁遺址周邊文化形態為代表；在距今

3800年左右的中原地區逐漸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河南偃師二里頭成為“滿

天星斗”后的“皓月當空”，夏王朝興起。黃河的貫通入海與中華文明的多元匯聚

重疊，使黃河母親河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文化“利用厚生”“厚德載物”“生生不息”

的象征。在河洛文化圈內，不僅有豐富的五帝傳說和遺跡，而且還有夏商周三代王

朝的國都。值得注意的是，在華夏文明的這一初級階段，我們的祖先已具備“日

中而市，交易而退”的“自然經濟和商貿”智慧，嘗試“化干戈為玉帛”，用“勞

動”“合作”和講誠信的“貨品流通”創造了豐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于歷史

文獻和考古成就，我們有理由對“中國自古重農輕商”的社會成見和“中國缺乏獨

立商業倫理”a的論斷提出質疑并進行系統研究。作為本教材的首章，我們理當對中

國5000多年商業文明和各代先輩商人所秉持的道德倫理進行綜述、提煉，分析和

體悟中華商業文明的源頭基因、朝代流變及近現代的賡續、創新。

西方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有《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部傳世之

作，其精神和價值追求就是要用道德哲學、法理學、政治經濟學智慧解決現代商業

社會的核心問題——分工、高效的社會治理如何實現民族、國家的富足和幸福。在

a吳曉波．為什么中國缺乏獨立的商業倫理[J]．中外管理，2010（10）：15．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3

中國，夏商周及春秋戰國時期，早熟早慧的中華文明就已經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探

索和實踐。我們研究中國商業倫理學，必須接續這種源頭活水，才能實現新時代的

創新轉化。付長珍在《探尋中國倫理學的精神“原鄉”——“情”的概念史重訪》

一文中說：“做中國倫理學，既要扎根于中國源遠流長的思想傳統與當代社會生活，

只有打通觀念世界與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國倫理思想創發的‘源頭活水’；又需

要運用新的理念和問題框架對傳統倫理話語進行理解和呈現，并在當代倫理學的理

論光譜中加以辨析，才能書寫出有生命力的當代中國倫理學。”a

第一節源頭活水：中國商業倫理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3月在考察福建尤溪朱熹園時談到，我們走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

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

宋儒朱熹有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

有源頭活水來。”萬余年天光云影，東方沃土，黃河滾滾，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厚

德載物，和而不同，創造了獨樹一幟、傲然于世的東方文明，也孕育了極具特色

和智慧的中國經濟思想和商業倫理。如西方所謂的“經濟”（Economy），在中國則

被稱為兼具智慧和情懷的“經世濟民”“經邦濟國”。中國古代典籍浩繁，從原初

的“詩書禮易春秋”到歷朝歷代“商書”“食貨志”“鹽鐵論”“地方志”乃至《士商

類要》《商賈便覽》等，倫理尤其是商業倫理思想彌漫其間。除經典史籍外，本章亦

參照今人編著的各種經典“中國哲學史”“中國倫理學史”“中國商業史”“中國市場

史”“中國貨幣史”“中國經濟思想史”等與商業倫理相關的高質量文獻資料，以多

學科視野多方采薏，取眾所長。

a付長珍．探尋中國倫理學的精神“原鄉”——“情”的概念史重訪[J]．道德與文明，2019（5）：

44-50．

4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一、上古重商基因與熏風阜財、和諧萬邦思想之形成

在秦漢之際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產生之前，我們的遠古祖先并不輕視商業，更

沒有抑制商業，相反，還對商業表現出極大的重視，形成文明源頭上的重商文化基

因。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奠基者、著名經濟學家胡寄窗先生在其著作《中國經濟

思想史》中就特別提示：“總之，在戰國以前的文獻中找不出任何輕視工商業的跡

象。這一點凡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人，不論中外都應特別注意。”

如中華文明源頭上的“五經之首”《易經》已有記載：“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漢代王弼認為：“噬嗑，

合也。”唐代孔穎達說：“日中為市，聚合天下之貨，設法以合物。”宋儒朱熹直接

解釋為：“日中為市，上明下動。又藉噬為市，嗑為合也。噬嗑即為市合也。”概括

而言，《周易》里記載了中華遠祖炎黃時期的“市場行為”，證明我們祖先從文化源

頭上就重視市場交易和商品流通，相信物（貨）通才能民富人和，初具了“萬物互

聯”“政通人和”的思想。

《易經》中還記載：“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這些先帝“刳木為舟，

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可見黃帝時期，我們的先民已懂得工商之利，并

有了宏觀經濟學的視野，把商品流通、工商業發達看作廣利天下之民的正業。進入

堯舜禹的文明覺醒時代，堯提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成為中華文明源頭上和睦、厚民思想的基因。而舜“販

于頓丘，就時負夏”（《尚書·大傳》），不僅倡導商品交換，為商業的發展創造條

件，而且還親自帶領團隊從事商品交換活動，足見先人對商業的重視。最能體現我

們商業文明醇厚本色的莫過“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孔子家語》）和“昔者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禮記·樂記》）：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

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成語“熏風阜財”就此誕生，這一文獻也交代了傳之

久遠的“舜有厚德”的緣由。五弦琴歌《南風》是帝舜定都山西鹽池以后，到鹽池

視察時站在臥云崗上的一篇即興之作，被后人認為是最早詠頌鹽業的詩歌。綜合眾

多學者的考證，舜帝的活動區域大致在魯西豫北晉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

址帶上，屬上古東夷文化區，其重視商品流通和財富積累以讓人民解財貨之憂、脫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5

困窮之苦的思想與姜太公“農、工、商三寶并舉”、管仲“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

窮”（《史記·齊太公世家》）的重商富民政策傳承不絕。豐厚、扎實的歷史文獻與考

古成就告訴我們，中華文明源頭上是重商主義的，舜販于頓丘，王亥服牛貿易，伊

尹、姜太公、鮑叔牙、管仲、寧戚、百里奚、弦高、計然、范蠡、子貢、白圭、猗

頓、郭縱、呂不韋，古代商業活躍的時空里群星璀璨，中華商業倫理的源頭樣態都

體現在他們的道德風范和職業操守之中。

“大禹治水”更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典故。《尚書·虞書·益稷》記載大禹治水過

程中，會“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就是讓各地老百姓互通有無，

調劑余缺。于是，各部落百姓就安定下來，各諸侯國都得到治理。通過對文獻的分

析，我們能充分體悟和感知到祖先“通商為公”“富民安邦”的政治追求，這是理解

我們特有的東方商業價值和商業倫理的歷史背景和歷史邏輯。“禹在位時，兩會天

下諸侯，其一會于涂山，其二會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玉為五等之圭，而帛則為

?玄黃三色之幣，觀當時朝會之盛，則商業交易之繁榮，可以知矣。”a這段文獻道

出了著名成語“化干戈為玉帛”的歷史場景，足見禹夏治國之智慧。他重視商業交

流，促進市場繁榮，豐富人民生活，用互市和合作替代戰爭，實現不同族群團結合

作以構建越來越大的華夏共同體。這就是我們文化中頗具東方特色的商業倫理系統

之源頭活水，屬于我們東方商業倫理系統中的“大倫理”，或叫倫理體系的“大傳

統”。這個“大傳統”就是要用“共同富裕”來協和萬邦，用市場和商業運作來化

解戰爭，以利于更大共同體的長治久安和生生不息。

二、夏商之際：商業價值、商業正義之發現

就“國家”形態的中華文明而言，夏王朝建立后，經過約200年的發展，在河

南偃師二里頭建造了同時期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初步形成以青銅器和玉禮

器，以及鈴和磬等構成的禮樂制度，有了初級王朝的文化氣象。在這一歷史階段，

出現了父傳子、家天下的政權體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國家機構，制定了比較完善

的禮樂制度，出現了比較規范的文字，科學技術、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快速發

展，劃時代的青銅文化聞名中外。在河洛文化周遭出現了巴蜀文化、吳越文化、楚

文化、燕趙文化和齊魯文化等，通過交流、吸納、融合，給河洛文化注入了新的活

a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6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力，在歷史的舞臺上顯得更加活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專門化

的商業和職業商人就此產生——商朝就是以其善于“經商”而被歷史銘記。

在夏王朝的時候，商還是一個部落，這個部落就以善于做交換而在部落族群之

間享有名聲和影響力。其中，商部落始祖——契的六世孫王亥“肇牽車牛遠服賈，

以孝厥父母”。他馴養牛馬，制造了牛車，用牛車作為運輸工具，經常駕著牛車到

黃河北岸做買賣，賺取財富，孝養父母，這就是“王亥服牛”歷史故事的由來，也

是商品流通價值和“商業正義”的早期表述，即商人們東奔西跑、不辭辛勞，貨販

以利民、營利以孝親，總之利人利己、造福一方。同時，王亥“服牛乘馬，以為專

利”，推動了農業、牧業、商業發展，使方國a興旺起來，也證明了商貿的“經邦

濟國”價值和功用。時至商代，在其金文族徽中，有些是人背貝串的圖像，以貿易

為職業的氏族以商貿為族徽，顯示了商業具有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b當時的商王

朝能夠“取西方之玉石，采南國之銅錫，獲東海之鯨貝，來北地之筋角”，其商貿

能力和商業規模可見一斑。商族人翻越秦嶺，東走關中，西出函谷，越過孟津，北

渡淇河，享受著商業紅利帶來的美好生活，傳播著一路文明，殷商的“貴富”文化

奠定了中華商業文明的雛形和基因特征。而最初的“商業行為動機和價值追求”就

是獲利養親、支撐孝道，讓家人和族群過上殷實富有而親族修睦的美好生活。可以

說，在商業文明源頭和文化特質上，這些史實已表達了中華民族對商業活動、市場

存在之價值和正義的追求。

夏商周三代，無論是殷革夏命，還是湯武革命，重商政策在朝代更迭中都起到

了“經濟基礎”的硬核支撐作用。有道是“國家失其政，則商賈失其業，于是傒后

來蘇，而新王之用兵，必首曰耕市不驚。耕者農也，市者商也，商賈安其業，則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湯武所以為順天應人也”c。這段描述非常形象地再現了商周

新王湯武無論如何打仗，都絕不驚擾農民耕種和商人進行市場活動，顯示了商初和

周朝伊始所秉持的“商業為國家經濟支柱”的古代政治經濟學意識和大商業倫理

觀。正是由于這樣的商業文化傳承，所以當后世齊桓公問齊相管仲何謂治理國家

的“得失之數”時，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

有余。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

a方國或方國部落是指中國夏商時的諸侯部落與國家。

b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M]．北京三聯書店，1999．

c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7

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伊尹為商朝開國元勛，杰出的政治家、

思想家，任相期間用“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理論治理天下。他積極整頓吏治，

洞察民心國情，推動經濟繁榮、政治清明，為商朝興盛富強立下汗馬功勞。其推動

經濟繁榮的主要策略，就是高度重視商業貿易和市場經營，善于通過平衡市場、發

展經濟來實現民富國強。商時統治者所居住的區域成為“邑”，邑里面設有“市”

和“肆”，是為買賣之人聚集之處。商代“市有市官，于天子巡守之時，使納市價，

以觀民之好惡，而入市之物，亦惟廩而不稅。至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廟器犧牲，

戎器，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以及用器兵車不中度者；布帛精粗，幅廣狹不中數量

者；奸色亂正色者；咸不鬻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龜不中

殺者；亦不鬻于市。當時恤商之政，雖極寬大，而禁止亦嚴，蓋制器以便民用，備

物以衛民生，固當留意也”a。這段文獻不僅翔實地陳述了商代商業及市場的豐富和

發達程度，更難能可貴的是，它還呈現了商朝統治者對商業規范、商人操守和商業

倫理的體系化設計和追求。用今天的話來說，商朝的市場設計不僅考慮到標準化、

規范性、輕稅惠民性，還通過市場治理保障商品的豐富性、高質量、實用性、時令

性等。如商品種類、規格、顏色、質量等，都務必要求其純正、精良，符合禮制和

時令。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已對商品的時令性有基于“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適

宜度和恰切度要求，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龜不中殺者，亦

不鬻于市”。如此商業倫理原則，直到今天仍具有超越時代的新商業文明價值。中

國最初的商人和商業活動無不遵從“天時地利”的“中庸”法則。“中者，隨時地

之關系，而適處于無過猶不及之地者也，是為道德之根本。”“積無量數之經驗，以

至周代，而主義始以確立，儒家言由是啟焉。”b

三、周文郁郁：“民本”商業價值體系之確立

有商600余年時光，文明已非常發達，商業活動從中原大地擴展到沿海一帶，

從東海延伸到南海甚至馬來西亞海域。到了周朝，周文郁郁、“明德保民”，商人更

加活躍，在商賈地位大幅度提升的同時，商人的工作范圍和職業道德也都有了明確

規定和正向引導，所謂“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尚書·泰誓》記載

周武王憑借“民本”思想號令諸侯，一舉滅商，自此改寫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天命

a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b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

8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觀”。沒有永遠的天子和王朝，只有民心向背，以及共同體的合法性、正義性和對

“共同富裕”的承諾，這些原則和價值取向是“商周之變”用血的歷史代價為中國

治國理政總結出的“德性倫理”基礎。王國維先生曾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

道德而設。”周人開創的遠天近人、重德愛民之價值方向具有歷史進步性，成為中

華文明德性文化和民本文化的源頭活水和永續基因。如果說中國思想史是由蒙昧與

反蒙昧的啟蒙思潮不斷向前推進的歷史長河，而第一次啟蒙思潮就發生在周代，其

標志就是周人用“人本”思想取代了上古至夏商時期的“神本”思想。商業文化基

因初成之后，中華文明第一次大變革、大轉向就是“商周之變”。“軸心時代”的四

大文明之一——中華文明開始自成系統、獨成一家的根據，就是“商周之變”后周

公提出了以民為本的天人合一之人間治理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而在頂天立地中樹立起“人的擔當”，通過體悟天道，尋

找到新的統治民眾的思想方法——“參天化育”“明德保民”。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中國富民思想的淵源極早，《尚書》中有“裕民”“惠民”的觀點，《周易·益》講

“損上益下，民說（悅）無疆”，都把重視人民的富裕和利益保障視為統治者的德政。

而就個體而言，天地之間“人”被發現，頂天立地，三才之道，人要自強不息，一

日三省，終身學習，體悟天道，得道得人，厚德載物，立德、立功、立言、立業，

努力通過勞動創造各種物質和精神財富，利人利己，“倉廩實而知禮節”，人間和

諧，殷實幸福。這一天地之間參天化育的人文體系，后來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歷朝歷

代的政治倫理思想，也是東方儒家社會倫理體系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框架。這一框架

在“勵商、厚商”政策和早期商業倫理體系確立中的表現如下。

（一）商業立國，恤商裕庫，利用厚生，富國養民

周朝建立后，經商被當作國家重要事務，王廷進一步提高商業的地位，將之看

作立國之基。尤其是遭遇大荒之年時，更會用“招誘商旅”之策以紓困。如據《逸

周書·大匡解》記載，周文王曾經發布告說：“于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濟

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無滯。無粥

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這段史料大概是中國商業廣告

“賓至如歸”的最早版本了，反映了周朝“工商食官”之外，政府也在激勵民間私

商積極從事商業活動，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周文王還曾作典告民曰：“士大夫不

雜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9

不族居，不可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周文王推行“厚商”政策，將

“商賈”作為“四民”專工的第二類專業群體，位列工、農之前，奠定了周文化重

視商業的基調和傳統。此后文王給武王的訓誡曰：“山林以隨其材，工匠以為其器，

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訓辭表明，

有周一朝所追求的最大和德就是自然經濟、原始市場的暢通和均衡，以最大限度利

用厚生、富民強國。這一思想也很好地被傳承并體現在武王拜訪萁子的答問中。我

們知道萁子是商朝貴族和遺民，他答武王問天下長治久安之策的內容被收入《尚

書·洪范·九疇》，其中特別強調了與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用當代宏觀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視角，我們已能領悟

萁子作為前朝——商朝亡國的親歷者，痛定思痛要清晰表達的“長治久安”和“富

國養民”思想：如果不能通過商業發展經濟、不能與民“五福”，民必不聽，政必

敗、國必亡。周王充分尊重和吸納了萁子的這種思想。“武王克殷之后，因殷積粟，

大興商業，以巨橋之粟，與繒帛黃金互易，粟入于民，而繒帛黃金入于天府，瞻軍

足國，不恃征斂，其恤商裕庫之政，深堪為后世取法也。”a這種“恤商裕庫”國策，

實為孔子宣稱“吾從周”的那個德性、人文周朝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民本合法

性。這得到了中國商業史大家王孝通先生的高度評價和贊賞，也可視為管子“倉廩

實而知禮節”、孟子“有恒產者有恒心”，乃至我們如今追求“共同富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溯源地。由此出發，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化要素配置”

的歷史根源和商業乃“富民強國”重要手段的歷史意義，這是理解中華文明商業正

義和商業倫理本質屬性和顯性特征的核心與根本。

（二）市場制度完備，“質劑結信”，公平交易

周朝建立，行封建，“化家為國”。封國和周王室、萬邦和周王室、諸姬封國和

異性邦國之間關系復雜、交往頻繁，極大促進了周朝的制度建設，其中就包括市場

制度。周初的商業活動已逐漸有了規定場所——初級市場。市場上公平交易、各得

其所；市場上有專設的官吏維護交易的正常進行。周之掌市肆門關者有：司市、質

人、廛人、泉府、司門、司關、掌節諸官。其市官所自辟除者有：胥師、賈師、司

虣、司稽、胥、肆長諸職，而立則掌于內宰。市政完備，各司其職，其中司市全面

a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10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負責市場工作，胥師分區管理，辨別貨物真假，賈師掌管物價，司虣維持秩序，司

稽負責稽查盜賊，質人負責驗證契約、管理度量衡，廛人負責征稅。“司市掌市之

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致令禁物糜而均

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度量成賈而征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

時之珍異亦如此。”a除商品規格、質量、物價均衡之外，我們需重點關注一下“以

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這里所謂的“質劑結信”，就是凡賣儥者質

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人通過買賣契約文書監督交易，要求契約中使用統

一的度量標準，對合同糾紛的受理期限根據距離遠近確定。在周代，質劑是由官府

制作的由質人專門管理的買賣契約。這種契約寫在簡牘上，一分為二，雙方各執一

份。質，是買賣奴隸、牛馬所使用的較長的契券；劑，是買賣兵器、珍異之物所使

用的較短的契券。“質”“劑”由官府制作，并由質人專門管理。

除官方市場上的“質劑結信”之外，民間交易也秉持公平、誠信原則。如公元

前919年三月初六，周恭王準備到“豊”視察工作，日程安排要召見一個叫矩伯

的大地主。可矩伯為沒有《周禮》規定的玉器見面禮而發愁，他就想起了大裘皮商

裘衛，決定以土地交換其玉璋。考古文物“銘文”詳細記錄了成交價格：玉璋價值

貝80朋，付給“十田”；兩張赤色的虎皮、兩件鹿皮披肩、一件雜色圍裙，價值20

朋，付給“三田”。裘衛把這宗交易報告給執政大臣，執政大臣派員辦理了土地轉

移手續并監督了這次交割。

綜上可以看出，周以來文王開創的“人本理性”“人間德性”體系在商業系統

中是如何呈現和實現的，其工具和路徑依托周代的“禮制”體系，當時的商業倫

理亦沃植其上。在此基礎上，周逐漸建立起通融資本的泉府系統、質人巡查度量

標準的標準化系統、璽節符節的門關輕稅系統，高度重視勸業樂利、恤商保商，

為周800年基業尤其是周初“成康之治”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雖然“經濟”

和“商業”不是一回事，甚至二者有時會沖突和矛盾，但就宏觀而言，中華文明

從源頭上是高度重視繁榮商業以利國利民、經邦濟國的。李伯重先生曾說，中國

古代商業的發展與當時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綜觀中國歷史，雖然從最初的重視

商業逐漸轉向重農抑商甚或“海禁”，但總體經濟政策的嚴峻，基本上沒有壓制住

a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11

商業蓬勃生長的力量。

四、商人的“黃金時代”：恤商盟約與工商興國

春秋以降，商業興隆，商人活躍，整個“商賈”階層誠信經營，守義求利，

“陶朱事業，端木生涯”，中國進入商業和商人的“黃金時代”。我們選擇鄭、齊兩

個邦國呈現一下這個時期的商業繁盛與商賈道德的歷史特色。

（一）鄭國弦高救國與子產鞏固恤商盟約

西周東遷后，鄭國成為交通樞紐和商業繁盛之地，“春秋諸國，鄭之商賈最著

稱于世”a，其歷代王室極度重視“政商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維護。恤商盟約讓整

個商賈階層有極強的主人翁意識和極高的愛國熱情，如中華文明史上的著名典故和

成語弦高救國就是這一時期鄭國政商關系的寫照。“鄭之商賈，西至周、晉，南居

楚，東適齊，當時列國無不有鄭商蹤跡，而其商人皆富于愛國之心，高節偉度，犖

犖可傳。鄭之能以彈丸小國介于兩大之間而無害者，賴有此歟！”b弦高舍棄自己

財產也要拯救祖國的事跡，并非偶然和故作姿態。鄭國商人特別愛國，源自鄭國特

別尊重和保護商人的財產。鄭國有恤商傳統，國家與商人通過盟約建立起堅固的

“命運共同體”互信文化傳統。鄭國的開國君主鄭桓公在建立國家的時候，曾經與

一起立國的商人們建立了一條盟約：“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

寶賄，我勿與知。”（《左傳·昭公十六年》）意思是只要你們商人不背叛國家，那么

國家就保證不強買你們的商品，也不會強行索取或搶奪。

至于對盟約精神的強化和堅守，我們必須說到另一位歷史名人：鄭大夫子產。

春秋初年，鄭桓公遷都新鄭時，因得大商人的資助而與之訂立盟約，立誓保護商業

的發展，只要商人不背叛國家，國家就不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涉商人的經營。他

實行寬松的興商國策，并對商人的經商活動予以大力支持和保護。這一政策的實

施，不僅使鄭國的經濟和商業呈現繁榮的景象，而且也激發了商人對國家的熱愛和

關心。公元前526年，子產堅持鄭國這一傳統盟約，保護商人財產，成功阻止韓宣

子向鄭國商人強行購買玉環，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贊揚，認為子產是“惠人也”（《憲

問》），“其養民也惠”（《公冶長》）。孔子對其評價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

ab王孝通．中國商業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12中國商業倫理學：全球視野與本土重構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據《韓詩外傳》記載：“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

賈哭之于市，農夫哭之于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由此可見，商人乃至民眾

愛國必基于國之愛民并對其人格、私產予以尊重和保護。鄭國立國數百年，能一貫

堅守君主與商人達成的前朝盟約，保護他們的財產，因此鄭國商人也熱愛自己的

祖國。

（二）齊國的開放自由經濟與商業倫理

春秋五霸中，齊國自姜太公開國就非常重視商業，農業、商業、手工業被稱為

大國“三寶”。后來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首霸，當然有賴管仲

四業并重、富民強國的政策。在商業貿易繁榮的背景下，齊國首都臨淄也成為盛極

一時的大都市，居民常年保持30萬之多，堪稱世界同期之最。“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孔子贊管仲為“仁人”。清人姜炳璋評價說：

“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產。都是救時之相。”管仲治下，齊

國經濟與商業的特點如下。

1.以民為本，工商興國

“齊地負海潟鹵，少五谷，而人民寡。”姜太公因地制宜，開國就高度重視工

商業以促進經濟發展。齊國生產的帽子、帶子、衣服、鞋子暢銷天下——“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從源頭上，齊國文化就給予了“富民強國”足夠的合法性和道義認

可。在知民心、順民心的基礎上，提出“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在處理農業

與商業的關系時提出“本肇末”的觀點，既重視農業積累財富的作用，也重視通過

商業活動促進流通，以增加社會財富，篤信“忠信可結于百姓”“凡治國之道，必先

富民”。管仲的經驗很快被列國競相效仿，由此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商業繁榮

時期。管仲還設工商之鄉，這是齊國的特制，農、工、商地位平等也是齊的創舉，

表明工商業在齊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是高度重視商業流通的強國富民價值和文

化政治意義，管子才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并強調“治國之道，

必先富民”。歷史學家郭沫若評價管仲說：“他是肯定享樂而反對節約的，他是重視

流通而反對輕視商業的，他是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賑濟的。”a

a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J]．歷史研究，1954（3）：27．

第一章中國商業倫理：傳統與流變13

2.開放市場，鼓勵消費

“以商止戰”，用經濟手段成就霸業。“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事”“聚

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市者，天下之財具而萬人之和而利也”，管仲沿著炎黃時期

開創的商業文化傳統，提出興市勸業經濟政策，以期社會和諧、民富國強。為了鼓

勵各國商賈來齊經商，齊國不僅建立專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