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輪母港促進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16109郵輪母港促進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188281.1郵輪旅游 1291611.1.1國內郵輪旅游研究綜述 1851.1.2國外郵輪旅游研究綜述 3240611.1.3國內外郵輪旅游研究述評 430541.2郵輪母港 4185091.1.1國內郵輪母港研究綜述 5122331.1.2國外郵輪母港研究綜述 756241.1.3國內外郵輪母港研究述評 8302621.3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 889781.3.1國內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 8250681.3.2國外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 926881.3.3國內外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述評 92641.4旅游耦合協調研究 10116701.4.1國內旅游耦合協調研究綜述 1052911.4.2國外旅游耦合協調研究綜述 114141.4.3國內外旅游耦合協調研究述評 1123265參考文獻 111.1郵輪旅游國外對郵輪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FosterG（1986）指出郵輪旅游將是未來旅游研究的前沿陣地[7]，之后郵輪旅游受到了更多學者的關注，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郵輪旅游影響力及郵輪游客相關研究上。而我國郵輪旅游的研究則晚于西方國家，始于21世紀初，程爵浩等（2004）發表的《全球郵輪旅游市場發展研究》一文被認為是我國大陸研究郵輪旅游的開端[8]，在2008年后針對郵輪旅游的研究群體才有所增加，成果主要集中在郵輪經濟、郵輪旅游發展現狀及優化策略和郵輪游客滿意度三個方面。1.1.1國內郵輪旅游研究綜述（1）郵輪經濟相關研究郵輪經濟是以郵輪旅游為核心產品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產生的總體經濟效應[9]。隨著全球郵輪旅游的迅速發展和普及，發展中國郵輪旅游產業經濟刻不容緩，對此國內學者開展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從國家層面，林國泰等（2003）認為郵輪經濟就是郵輪產業所形成的經濟價值鏈，并將郵輪產業的消費體概括為三個方面，即旅客消費、郵輪本身到港的消費以及郵輪建造維修費用[10]。徐杏等（2020）則對“港航船客”所經歷的產業活動進行梳理，首次完成對中國郵輪產業分類體系的構建，包括郵輪港城設施建設、郵輪旅游服務、郵輪旅游交通運輸服務等九大類，為統計、核算我國郵輪經濟提供了重要參考[11]。孫妍（2017）則運用投入-產出法測算郵輪產業與各個產業（包括農業、食品和煙草、金融保險、住宿餐飲、信息傳輸、文化娛樂等）的聯系程度，發現郵輪產業對于相關產業的影響力整體偏小，指出應進一步擴大郵輪產業的市場影響力[12]。在地方郵輪經濟層面，周韓英（2016）[13]、楊剛等（2019）[14]分別對三亞、大連發展郵輪旅游經濟提出建議和對策，認為郵輪旅游營銷力度不足，基礎設施建設及人才短缺等都導致郵輪業發展受阻。此外，基于郵輪經濟全產業鏈戰略思路，葉欣梁（2020）探討了當前阻礙上海郵輪經濟全產業鏈發展瓶頸，其中談到郵輪旅游與上海都市旅游的互動不強等問題，并提出了針對性地舉措[15]。姜宏等（2018）則通過郵輪旅游衛星賬戶，核算了上海郵輪旅游業的經濟貢獻[16]。（2）郵輪旅游發展現狀及優化策略研究近年來，雖然郵輪旅游在我國持續發展，但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影響，我國的郵輪旅游在不同階段仍面臨諸多問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梅俊青、葉欣梁（2017）認為我國郵輪入境旅游發展緩慢，旅游資源優勢、港口優勢等均未得到充分利用，對我國發展本土郵輪旅游進行了概述[17]，之后以國際視角進一步探討我國郵輪旅游市場發展中所存在的諸如郵輪旅游快速發展與經濟貢獻度有限的矛盾等問題，并給出對策與建議[18]。余有勇（2020）[19]、任燕落等（2020）[20]則通過對我國郵輪旅游產業發展形式進行探究，提出了如郵輪產業鏈不完整、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郵輪旅游消費觀念尚待轉變等共性問題。此外，區域郵輪旅游的發展也是重要的研究話題，馬強等（2019）[21]、王宇凡（2020）[22]基于SWOT模型分別對山東省和上海市發展郵輪旅游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進行了深入分析，以期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與建議。（3）郵輪游客滿意度研究為促進優質郵輪旅游的發展，提高郵輪旅游的服務質量，從2014年開始便有學者關注郵輪游客滿意度方面的研究，但現有的大多數研究都是從總體滿意度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如管思源等（2014）[23]、孫曉東等（2017）[24]研究發現，郵輪旅游者的整體滿意度較高，但對郵輪上一些附屬配套設施如網吧、圖書館等的滿意度較低。高寧（2019）聚焦于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海洋量子”號的乘客問卷調查結果，從船上餐飲、娛樂設施、服務以及船下排隊、岸上觀光等方面，對我國郵輪市場滿意度問題進行研究[25]。此外，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孫曉東等（2018）[26]、胡楨妮（2020）[27]皆以攜程網游客點評為樣本，運用語義網絡分析等方法，發現游客普遍認為郵輪旅游不錯，其中，對郵輪服務、郵輪住宿和餐飲等滿意度較高，但對岸上觀光則產生了較多的負面情緒，進而從多角度提出相應的優化建議。1.1.2國外郵輪旅游研究綜述（1）郵輪旅游影響力研究國外關于郵輪旅游所帶來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其研宄更加深入，涉及范圍更廣。Wood（2006）通過對不同年份加勒比海地區旅游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發現與其他旅游細分類型相比，郵輪旅游帶來的經濟效益十分可觀，最后提出了針對加勒比海郵輪旅游的發展建議[28]。而Papadopoulou等（2014）則直接估測出了每位郵輪乘客所能帶來的收益[29]。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影響，Johnson（2002）利用生命周期理論將郵輪旅游環境影響分為基礎設施建造、基礎設施運營、乘客運輸及物流配送、消耗與利用以及廢棄物排放5個階段，并提出運營階段是環境影響管理的重點[30]。Brida等（2014）以地中海島嶼上的居民為研究對象，通過調查其對郵輪旅游的態度，發現居民對郵輪旅游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有積極的看法，但同時也認為郵輪旅游會對環境造成污染[31]。Lasso等（2018）則通過對科莫多島的長期追蹤驗證了發展郵輪旅游會對當地居民產生活產生不利影響這一猜測[32]。此外，關于郵輪旅游對港口城市旅游業發展的具體影響，Andriotis等人（2010）對地中海周邊郵輪游客展開了調查，發現在郵輪停靠后，游客多參觀遺址、漫步、購物等[33]。（2）郵輪游客相關研究國外學者對于郵輪游客的研究以實證分析和定量分析為主，多通過搜集大量數據對郵輪游客的感知和滿意度進行分析。Teye和Leclerc（1998）對北美郵輪乘客進行調研，發現不同郵輪游客群體對郵輪產品和服務要求明顯不同，并直接影響其消費行為和購買傾向[34]。Brida等（2018）運用隨機森林算法和lasso回歸，分析烏拉圭郵輪游客的消費特征，得出郵輪航線和住宿條件是影響郵輪游客購買行為的關鍵的結論[35]；Han和Hyun（2018）通過建立郵輪游客旅游動機和滿意度結構模型，來評價二者間的關系，并加入游客參與的調節作用這一變量，來探究二者間關系對旅行者忠誠度的影響[36]。Castillo-Manzano等人（2018）則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對134艘郵輪和9個不同郵輪品牌的10.5萬名乘客為對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郵輪游客的滿意度取決于3個要素，即郵輪旅行體驗，郵輪內在設施條件以及游客自身概況[37]。Sun等（2019）認為提高服務質量和游客滿意度對于持續吸引潛在郵輪游客至關重要，并以中國上海吳淞口郵輪母港的中日航線為例，通過構建滿意度評價體系，對中日兩國郵輪游客岸上游覽和體驗滿意度進行調查和評估，進而提出一系列的管理建議[38]。1.1.3國內外郵輪旅游研究述評綜上所述，國內專家學者對郵輪旅游研究的領域非常寬泛，已經在理論研究層面與實證研究層面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也不乏深層次的探討。但與國外相比，我們的研究仍不夠細致，國外已經形成了針對游客、港口/目的地、郵輪公司、社區居民等多元化的研究視角，而我國的研究視角較為集中，沒有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國外郵輪旅游以實證研究為主，多采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及模型，定性研究較少，這與國外郵輪旅游產業發展較為成熟有一定的關系，而我國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總體上還比較單調，且以定性研究居多，研究成果往往帶有較強的個人主觀性，實踐性并不強。1.2郵輪母港基礎設施保障是郵輪旅游發展的重要條件，郵輪業的發展離不開郵輪港口的規劃建設，而郵輪母港作為郵輪港口的一種類型，不僅有利于游客體驗的提升及長遠客流量的增加，促進郵輪旅游產業穩定增長，還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共同發展，繼而帶動整個區域發展，因而在歐洲、美洲經濟圈己歷經了很長一段時期的發展和壯大。在進入新世紀后，國外學者便開始了對郵輪港及客運碼頭建設與管理標準的相關研究，研究也日漸成熟。而我國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郵輪母港的建設發展起步較晚，有關郵輪母港的研究近幾年才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1.1.1國內郵輪母港研究綜述（1）郵輪母港基礎概念的研究由于我國郵輪母港的建設和發展起步較晚，因此就郵輪母港的定義而言，國內學者多借鑒國外對郵輪母港的解釋，目前尚沒有明確且公認的定義。郵輪母港區別于其他郵輪港（即停靠港和小碼頭），余科輝等（2007）較早對其進行詮釋，認為郵輪母港是郵輪的基地，郵輪可在此進行維護和修理，并接受全面的服務，郵輪公司也會在母港所在地設置規模較大的總部，方便對郵輪進行管理[39]。而王諾（2008）強調郵輪母港是游客的集散中心這一作用，并應位于旅游資源豐富的城市及其配套服務設施完善的區域[40]。葉欣梁等（2014）則認為郵輪母港應具備多艘大型郵輪停靠及其進出所需綜合服務設施設備條件，能夠為郵輪經濟發展提供全程、綜合的服務及其配套[41]。從功能上分析，于鋒等（2019）認為郵輪母港是郵輪出發或終點港，或者既是出發港又是終點港[42]。（2）郵輪母港系統構成相關研究隨著國內郵輪旅游持續升溫，一些港口城市正努力成為郵輪旅游目的地，而成熟的母港作為建設區域郵輪旅游目的地的前提[43]，郵輪港口需要滿足哪些條件或者受哪些因素影響才能成為郵輪母港，國內學者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研究。葉欣梁等（2014）從郵輪母港的服務功能和接待流程方面入手，為我國郵輪母港標準化建設提出對策[41]。胡明星（2015）通過借鑒世界著名國際郵輪母港的發展經驗，分析了國際郵輪母港對于郵輪公司吸引力的影響因素和影響機理，并以上海國際母港為例，針對其不足之處提出優化建議[44]。柴潔瓊（2018）從港口經營者的視角，提出郵輪母港應具有基礎功能、核心功能和延伸功能，并分別給出了每項功能所包含的具體要素[45]。徐斌（2020）則將影響郵輪港口發展的因素概括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具體涵蓋服務水平、地理位置、基礎設施、資源效應以及旅游資源、區域經濟、商業價值、交通運輸、游客認知等方面[46]。此外，母港選擇作為郵輪航線運營的關鍵因素，于鋒等（2019）研究了郵輪公司選擇郵輪母港的標準，指出其核心影響因素是客源市場規模和郵輪港口發展水平[42]。（3）郵輪母港競爭力評價研究郵輪港口作為郵輪產業鏈上重要環節，港口競爭力的提升可以為郵輪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47]，因此，對郵輪港口競爭力評價也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與重點。陳紫華（2008）較早辨識了港口城市郵輪旅游業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包括資源、管理、支持和需求因素，并指出在競爭力評價中，代表旅游指標和城市經濟基礎指標的主成分因子起著關鍵性的作用[48]?為郵輪母港競爭力評價研究進行了創新性探索。此后，隨著郵輪產業的發展，郵輪母港競爭力評價方法不斷演進，評價體系指標的覆蓋范圍也在逐漸擴大。岳金衛等（2014）根據自然條件、基建設施、經濟環境和政策制度下16個指標，運用層次分析法，以邁阿密為參照，對上海、廈門、海南、天津、青島五地郵輪母港進行了綜合評價，通過分析明確各郵輪城市發展定位，避免同質化惡性競爭[49]。劉雋婕（2019）則從五個方面對我國主要郵輪港口的競爭力指標進行劃分，具體有港口條件、港口發展潛力、城市經濟、旅游業發展水平及交通通達度，并運用因子分析法從現有條件和發展潛力兩個維度對上海、天津、深圳、廈門和三亞港口競爭力進行區分[50]。此外，邵俊崗等（2018、2019）增加了對外開放和可持續發展兩個指標，采用R聚類-變異系數分析和熵值修正G1法，建立了一套更全面客觀公正的郵輪母港競爭力體系[51-52]。徐鵬等（2020）則將港口應急處置能力和港口綠色發展納入評價指標體系中[53]。而陳詠梅等（2019）[54]、張燁楨等（2020）[55]分別從生態視角、供應鏈視角對我國郵輪母港發展進行評價。（4）郵輪母港發展效應及策略研究郵輪母港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強大的推進力，這一點學者們已達成共識，在這樣的認識下，國內學者開展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在理論上，孫妍（2017）研究了郵輪母港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極效應、投資乘數效應等，系統闡述了郵輪母港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機制[56]。在實證研究方面，劉翔（2015）基于郵輪旅游產業福射模型和轄射理論，從旅游產業升級、人力資源配套和對居民生活的影響等方面說明郵輪母港對青島市市北區城區發展的影響[57]。此外，也有學者以三亞為研究對象，指出郵輪母港的建設對當地居民文化、生活、經濟、就業[58]以及地區旅游業發展[59]均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針對郵輪母港可持續發展策略，孫曉東等（2017）認為與國際著名郵輪母港相比，上海在港區配套設施和服務游客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因此通過構建郵輪母港的游客滿意度指標評價體系，對以上海為出發港的游客發放問卷，發現上海今后應重視網絡與信息服務、港區免稅購物、兒童設施配備、通關安檢效率等方面的提升[60]。李振福等（2020）則提出郵輪母港消費腹地概念，選用煙羽模型對環渤海地區天津、大連和青島三大郵輪母港在東三省的消費腹地進行劃分，以減少港口資源浪費，穩定和擴大郵輪母港城市的郵輪旅游客源[61]。而賈艷慧（2018）通過借鑒邁阿密和巴塞羅那等國際著名郵輪母港的成功發展經驗，從完善郵輪港口綜合配套設施、構建郵輪旅游目的地發展格局等多角度提出了我國郵輪母港的發展對策[62]。1.1.2國外郵輪母港研究綜述（1）理論探討層面Humphtry和Schmitz（2000）通過分析郵輪行業的發展歷史，認為郵輪業將保持長期增長，與此同時世界許多港口城市的郵輪停泊需求也將增加[63]。Gibson等（2007）提出郵輪經常需要從母港補給商品或者服務，同時旅客可選擇下船游覽或者入住當地酒店，在此期間，他們會產生一定的支出[64]。Lekakou等（2009）則認為旅客在郵輪母港上下船，因而郵輪母港也是郵輪的出發港和終點港，并提出郵輪母港比普通停靠港的配套設施更健全，也更豪華[65]。PortSettle（2013）基于西雅圖港的分析，認為海事服務行業和旅游服務行業是受郵輪母港影響最大的兩個行業，其中旅游服務行業主要指旅程前后為游客、船員提供服務的公司，如當地的酒店業、出租汽車、飛機場和火車站等[66]。（2）實證研究層面Karlis等（2018）運用移位共享技術，對地中海地區郵輪母港的競爭優勢和專業水平進行了評價[67]。Chen和Nijkamp（2018）通過對日本新興郵輪港口區域內的手機進行大數據分析，識別出影響郵輪在港口停留時間長短的因素[68]。Song等（2018）運用云模型對中國8個港口城市競爭優勢和專業化程度進行評估和排序，得出港口城市的規模、人口和發展水平是評價港口城市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的結論，并提出不同郵輪港口應以自身條件為基礎，合理有序建設郵輪到訪港，有篩選、有條件、有時序建設郵輪母港[69]。Pallis（2019）等通過對地中海18個郵輪港口特征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郵輪港口管理的形式、結構及策略，提出郵輪港口要采取合適的管理方法和發展策略以適應郵輪經濟發展環境的轉變[70]。1.1.3國內外郵輪母港研究述評總體而言,國外對于郵輪母港的研究主題多元，內容細致，研究成果較多，在理論與實踐上均有所涉及，且已經意識到郵輪母港對區域旅游的影響。而國內學者多傾向于研究郵輪母港系統構成、郵輪母港競爭力評價以及郵輪母港發展策略等方向，從研究方法來看，定性和定量兩種形式都有所呈現，但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仍不夠廣泛。關于郵輪母港對區域旅游的影響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仍以定性分析為主，未能從具體角度出發，探討郵輪母港與區域旅游之間的關系，在后續研究中還需進一步完善。1.3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1987年一經提出，便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強調在不損害子孫后代生存能力的前提下滿足現代人需求。在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有部分學者關注到旅游業發展所造的負面影響，可持續發展理論才漸漸被應用到旅游研究中。但由于旅游業的復雜性和綜合性，國內外學者尚未對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定義達成一致，但學界普遍認為旅游可持續發展是在盡量減少旅游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下，發揮旅游業對地方經濟的帶動作用，從而提升旅游價值[71-72]，最終實現“生態-經濟-社會”良性互動。1.3.1國內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當前從生態環境視角，探究區域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提出建議是國內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熱點之一。朱世蓉（2016）通過專家打分對九寨溝等景區進行評價，發現四川省生態旅游模式不合理、監管效能缺失等問題，以此提出相應的對策[73]。周穎等（2021）探討了長江經濟帶旅游資源開發強度與生態能力二者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并認為二者高度匹配有助于實現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74]。楊曉娟等（2021）則依托全域旅游發展條件，從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基礎設施、技術水平多方面構建了海南省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并通過分析四個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來體現綜合可持續發展狀態[75]。此外，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屬性近年來也受到了國內學者的重視，重在強調實現旅游業高質量、高效發展，周洪波（2017）從經濟學角度，基于我國區域特色旅游業發展現狀，指出能有效促進區域特色旅游產業持續發展的對策[76]。朱學強（2018）認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靠規模效應，不利于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并提出我國應從合理開發旅游資源、加強旅游過程管理、突出旅游品牌推廣等方面下功夫[77]。隨著旅游者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的不斷增加，市場需求作為游客偏好的反映，根據市場狀況對區域旅游進行優化，深刻影響著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因此開始有學者基于游客需求對旅游地可持續發展進行探討，白夢等（2019）以茶卡鹽湖為案例地，對攜程和馬蜂窩的消極和積極評價進行對比，發現游客在旅游產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需求未得到滿足，并提出要實現茶卡鹽湖的可持續發展應注重創新旅游產品、完善基礎設施等[78]。劉志（2020）運用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方法，探索中醫藥康養旅游者的核心需求，繼而提出小鎮創新開發的路徑，以促進中醫藥康養旅游小鎮的可持續發展[79]。1.3.2國外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旅游可持續發展是指各利益相關者（如政府、企業、旅游目的地、社區居民等）能夠合理分配利益，并能夠兼顧環境保護、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主要強調一種公平、和諧、高效和整體的狀態[80]。在實現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方面，學者們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環境屬性上，Lawson等（2003）引用環境承載力這一概念，采用AEM和MASTEC模型來監測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容量，并根據檢測結果指出改進對策[81]。在經濟屬性上，Budeanu（2005）具有一定威望的旅游企業可利用其在行業中的主導作用積極提倡旅游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并制定相應的原則予以宣傳和實施[82]。Mai等（2020）向國家管理機構和旅游企業發放問卷，旨在了解影響越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得出游客參與對當地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最強等結論[83]。在社會屬性上，Lee（2013）通過調查社區居民對旅游的貢獻和影響，發現居民的參與度和歸屬感是其對旅游可持續發展貢獻的要點所在[84]。1.3.3國內外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述評在對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認識上，國外學者涉及較廣，在環境、經濟以及社會三個方面都有所涉及，更加注重對旅游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探索，在定量分析上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在逐漸增加。而國內學者針對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內容豐富，定性研究居多，在定量分析上已逐漸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對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進行測度，研究的措施對策較具針對性。但國內外少有學者在可持續發展大背景下，以郵輪母港為出發點，為實現區域旅游的長遠發展而進行研究。1.4旅游耦合協調研究一直以來，郵輪母港與港口城市旅游業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研究層面，國內外學者對兩者間關系的研究成果較少。隨著耦合協調度被旅游研究學者從物理學中引入，近年來其在旅游研究中得到了足夠的重視。總體來說，國外對旅游耦合協調的研究相對較早，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并重，而國內則相對起步較晚，但研究成果頗豐。1.4.1國內旅游耦合協調研究綜述當前國內學者紛紛圍繞旅游系統與區域經濟、城鎮化建設、生態環境、文化產業等系統的耦合協調展開研究。羅莎莎等（2020）對福建省9個地區的鄉村旅游和農村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關系進行分析，發者二者相互影響，并逐漸協調發展[85]。趙磊等（2020）[86]、王威峰等（2019）[87]分別對我國30個省份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旅游產業與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進行測算，提出其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秦趣等（2020）以貴州西部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六盤水市為研究對象，探尋旅游扶貧與生態環境二者之間的耦合關系[88]。在文化強國戰略和全域旅游戰略實施的背景下，喬澤浩等（2020）[89]、陳曉菲等（2020）[90]分別對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東北地區旅游與文化產業的耦合協調水平進行測評，發現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存在正向關聯效應。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將多個系統聯系起來研究其耦合協調發展的水平，楊秀平等（2020）[91]、王兆峰等（2020）[92]分別討論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長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業-生態環境-城鎮化以及交通-旅游產業-生態環境三者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并提出保障區域多個系統協調發展的建議。此外，由于旅游產業具有高度綜合性的特點，近年來旅游耦合協調的研究主題也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如黃愛蓮等（2020）探討并分析了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兩大產業之間協調發展的作用機理，并對邊境口岸地區東興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兩者的耦合協調度進行了測量[93]。席蔚榕等（2020）[94]、王克嶺等（2020）[95]、于洪雁等（2020）[96]則分別研究了房地產業與旅游產業、茶產業與旅游產業、旅游供需關系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目前，在國內現有文獻中郵輪旅游與區域發展的耦合研究仍顯不足，除孫妍（2017）對2008-2016年三亞市郵輪產業與區域經濟兩者間的協調程度進行研究外[97]，僅有張璐清（2017）揭示了上海郵輪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發展的機制，并通過定性研究得出郵輪旅游的產業關聯效應得到充分發揮等相關結論[98]。1.4.2國外旅游耦合協調研究綜述近年來隨著旅游業在各國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發生變化，國外學者也開始關注旅游產業與區域各個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情況，其中旅游業與城市公共交通建設、淡水使用、區域經濟、生態環境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研究熱點。Werner等（2007）對休閑旅游與城市公共交通耦合現狀進行分析，提出使客流與交通設施更加協調的措施[99]。DanielAlbalate等（2010）通過對歐洲城市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揭示了旅游業發展與城市公共交通的內在作用關系，并指出旅游業能為公共交通帶來有利的外部性[100]。Stronma（2012）[101]、Gossling等（2012）[102]對旅游發展與淡水使用需求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揭示了影響淡水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同時對未來二者的協調發展進行展望。Hsin-Jun等（2013）[103]和Wall等（2017）[104]從旅游與經濟兩方面展開論述，通過進一步的耦合分析，研究其相關概念與影響機制。ZiT（2015）則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和信息熵權法相結合的方法，基于中國黑龍江省1995-2012年的數據，分析旅游與環境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并指出經濟效益與生態質量對兩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影響最大[105]。1.4.3國內外旅游耦合協調研究述評在對旅游耦合協調問題的研究上，國內外學者在理論層面與應用層面均具有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旅游耦合協調模型的運用已然成熟。對于國內研究而言，其研究角度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時間維度上，對于空間維度的關注也逐漸增加。但整體來看對于郵輪母港與區域旅游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研究，在國內外目前仍屬于空白。參考文獻2016年《郵輪綠皮書》發布[J]．中國遠洋航務，2016(11)：28．郁志榮.加快建設海洋強國[J]．南海學刊，2017，3(04)：14-16．中國海洋報．十部門印發促進我國郵輪經濟發展意見[J]．海洋與漁業，2018．汪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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