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民權利與自由的發展趨勢闡明幾個基本概念法：一切行為規范的總和。憲法、刑法是法；部隊條令條例、規章制度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法，再如交通規則、城市文明規定等。法律：廣義的法律同法，狹義的法律是一種特指，即行為規范中，由國家立法機關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并以國家政權形勢頒布施行的規范性文件。主要把握這么幾點：a.由立法機關制定；b.遵循一定的立法程序；c.以國家政權形勢頒布施行，具有強制性和普遍性；d.規范人們的行為，即明確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法學：研究法律這一特定社會現象的科學。法治：一種以法律為準繩的治國思想。三個特點：一是法律至高無上；二是法律成為調解社會關系和國家政策的依據與主要手段。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指法律部門、制度和機構等總稱。法律的起源、發展“法”字的原始寫法據“說文解字”的解釋為“漉”。左邊代表法平如水之意，右邊的“鹿”指的是古時候的一種獸，它能夠辨別真偽。傳說遠古時代，對一個人是否干了壞事無法判斷的時候，就請這種叫做“鹿”（法）的獸來辨別，對無罪者不加傷害，而對有罪者則先用觸角挑死，然后食之。不管這種傳說的真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法律從開始產生起就寄托了人們乞求“公平”和“懲惡揚善”的期望。下面先從我國法律思想的起源、發展講起。我國的法律思想從其產生之日起至1949年建立新中國，大致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形態。起源形成于夏商朝。相傳在公元前2100年，夏代部落聯盟領袖禹突破堯舜建立的王位“禪讓”的傳統，把王位不傳賢人而傳給自己的兒子啟。“天下為公”變為“天下為家”，其它部落首領由啟封侯封地。“地之民為奴”標志著中國幾千年的“家族統治”和“君主專制”的體制已經建立。奴隸制國家開始形成。與此同時，法律作為國家的孿生兄弟相伴而生，成為統治階級鞏固地位和政權的武器。夏商朝作為奴隸制國家形態，其法律思想具有以下五個特點：由“禮”演變而來所謂“禮”，據清朝學者王國雄的解釋，原是指祭神靈和祭人鬼的器具，盛有兩塊玉，后來供祭祀的酒也叫禮。再后，凡是進行祭祀的一切活動都叫禮。但這類活動有一定的儀式，因此，社會學意義上的“禮”最早注義是祭祀而舉行的儀式。能否參加氏族祭祖的儀式是當時區別是否屬于這個氏族的基本條件。隨著國家的形成，神權與政權合二為一，統治階級逐漸壟斷了祭祀的主祭權，“禮”演變成為象征統治階級身份的一種政治權利。統治階級為了維護這種權利，于是“禮”自然地成為確定人們在國家組織里等級地位的法。刑起于兵古時候，由于生產資料有限，戰爭的俘虜大多被殺死或用來當作祭祀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但這一原則并不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等級思想根本對立，它只是以封建等級制代替了奴隸主特權等級制而已。比如在秦朝李悖的《法經》中就有許多條款反映了對等級地位高的人的優待。甚至在《傳食律》中，對有爵者與無爵者的飯食供應標準都有高低之別。賞罰必于民心。強調法律公開，讓老百姓知道，認為“法莫如顯”，“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這同奴隸奴隸制下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新興地主階級這種“用法所加的賞吸引臣民為國家效力，用法所定的罰禁止臣民做有害君主和國家的事”的思想，給百姓以決定自己行為的一定自由度，無疑是一大進步。重刑主義。商鞅認為：“禁奸止過，莫如重刑”。在法家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因此，他們提出“以刑專刑”的口號，主張靠重刑防止人們犯罪，對一切犯罪都加以比犯罪者所得之利更大的懲罰。如株連制。成熟穩定于封建社會。從公元221年秦統一中國至1840年鴉片戰爭的2000年時間，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封建制社會形態，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但其形成經歷了以法為主到以儒為主的演變過程。秦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一貫重視法制，到秦始皇時，各方面正“皆有法式”。但秦朝在政治上、文化上推行專制主義，“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只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嚴禁“私學”，法律思想的豐富發展受到阻礙。代秦而起的西漢，吸取秦朝嚴刑峻法，橫征暴斂而被陳勝、吳廣一舉推翻的教訓，以道法結合的黃考思想為指導，主張約法省刑，清靜無為，休養生息。但黃考思想過于消極，不利于鞏固中央集權。漢武帝時，接受董仲舒的建議，開始“罷黜百家，獨爭儒術”。董仲舒所倡導的儒家已不同于先秦，它是“儒法合流，以儒為主”的產物，同時吸收道家、陰陽五行家和天命神權思想中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并最終形成了“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禮教思想，成為立法的根本標準，“德主刑輔”被奉為統治人民的基本方法。“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一直到清朝末期的宣統元年即1909年，封建統治者仍稱“三綱五常”是“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法之大本”。這種以儒家法律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封建法制構成了中華法系的主體內容。其主要特點表現在：宗法思想滲透一切。中國古代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都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思想始終是歷代立法的根本原則。奴隸制時期雖然以天命神權作為主要精神支柱，但也是根據宗法思想來塑造“皇上”和“上帝”的。在《尚書·洪范》篇中指出：“天子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主”。甚至蔑視宗法倫理道德的法家代表韓非也認為：“臣順君、子順父、妻順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到封建制的“三綱”思想則是宗法加上皇權。西漢末年的鮑宣對漢衰帝說：“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從此各級地方官均稱父母官。正如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象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看作這種父權的代表”。宗法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家長制的“孝”，因此，歷代統治者直至清末都強調“孝治天下”，不孝則被定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儒家的《孝經》中開始就說：“五刑之屬三千，罪其大于不孝”。皇權至上。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一直是其政體特征，把“法自君出”視為天經地義。歷代統治階級都鼓吹“尊主卑臣”思想，并不斷神化皇權。皇帝是天子，唯一的立法者，并有權廢法，凌駕于法律之上。同時，宗法思想把整個國家變成皇帝的私有財產，可以任意處置。等級特權觀念濃厚。儒家思想主要源于西周的“禮法”。禮重尊卑貴賤，等級森嚴。在《左傳》中就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記載。封建社會提出的“刑無等級”，實際上只是主張“刑上大夫”，并非取消等級。直到清朝末年的禮教派，仍以違反“尊卑長幼之序”作為批駁《大清新刑律》的根據。重德輕刑、重義輕利。重德輕刑即以“德治”、“仁政”為主，重視對人民的教化，防患于未然，而把嚴刑峻法放在其后。重義輕利則強調“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鼓吹“存天理，滅人欲”，在經濟上重農抑商，壓制商品經濟地發展。因此，西方國家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平等、民主、博愛”等法律思想，在中國則很難形成。解體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始打破，資本主義的法律思想進入中國。以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地主階級改革派，首先提出“變法圖強”的口號；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則更熱衷于學習西方；以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為武器，要求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以實行“君主立憲”。雖然梁康組織的“戊戌變法”只經歷了100多天，便以失敗而告終，但畢竟為英美法系正式登陸中國開了先河。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依據美國總統林肯的“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思想創立了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立法指導思想，即：民權主義，主要指民有選舉官吏之權、罷免官吏之權、立法之權和廢法之權等四大民權；民生主義，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立法是為人民謀福利的有力途徑；民族主義，則強調反帝和民族自決權。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形成“五權分立”的憲法設想，即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個權，相互獨立。至國民黨統治時期，繼承封建傳統，并吸收德、意、日的法西斯獨裁思想，形成了以“黨治”（以黨治國的獨裁）為特征的民國六法體系，即：憲法及其關系法、民法及其關系法、刑法及其關系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法。這些法律從本質上看是維護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動工具。我國現行法律的判定和實施以及中西法律思想比較。我國現行法律是指1949年建國后，經歷了40多年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而逐步形成的比較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其本質上同一切剝削階級類型的法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全體勞動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體現，是有史以來真正民主的，把強制和自愿有機結合起來的新型的行為規范。其作用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懲辦敵人，實行對敵專政。原因有兩條，其一是國內階級斗爭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沒有消滅；其二是國際反動勢力對我國進行顛覆和分裂的活動沒有中止。因此，這種職能仍然存在。保護人民，實現人民民主。我國法律規定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和廣泛的權利自由，并依法保護這些權利的實現。這是從封建制的義務本位法向社會主義的權利本位法過渡的重要標志。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即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和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障和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等。比如經濟法體系等。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我國法律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和思想領域的各種權利和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證。我國法律的判定、實施和調解的法律關系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從法律的判定上看：我國的法律判定即立法部門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其立法的原則為：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立足中國的國情；三是民主立法，走群眾路線。從法律的實施上看，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效力；我國的法律效力分為空間效力（哪些區域）、時間效力（生效和失效）及對人的效力（適用的對象）。比如地方性法規和全國性法規在法律效力上就不同。二是違法和法律責任；違法是指公民或法人違背法律規定、危害社會的一種過錯行為。廣義的違法是指一切違反法律的行為，狹義的違法是相對犯罪而言，指違反除刑法以外的法律行為。違法行為具備四個要素：1、違法必須是一種違反法律規定的言行，思想活動不能叫違法；2、違法必須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3、違法必須是行為人有過錯的行為，即是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所致。；4、違法必須是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成立的法人所為。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對法律違反者采取的懲罰性措施即為法律制裁。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司法制裁，對象是違法犯罪行為。又分為三種：（1）刑事制裁。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剝奪政治權利、罰金、沒收財產。（2）民事制裁。是指對當事人應負民事責任所給予的處罰。如責令排除妨害、返還原物、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3）經濟制裁。是對違法人采取的一種經濟性的強制措施。如支付違約金、沒收財產、停業整頓、罰款等。另一類是行政制裁，對象是因違法應承擔的行政責任而采取的強制措施。分為四種：（1）行政處罰。是對違反治安管理法規的公民或法人采取的處罰方法。包括警告、罰款和行政拘留。（2）行政處分。是指國家機關按行政隸屬關系給予違法失職人員、企業單位給予違反單位紀律的職工、部隊首長給予違反軍隊紀律的部屬的一種處罰方法。分為警告、嚴重警告、記過、記大過、降職（級、銜）、撤職、開除軍籍等。（3）經濟處罰。是對違反行政法規采取的經濟制裁方式。如對違反交通規則行為處以罰款等。（4）勞動教養。對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違法分子，實行強制性的勞動改造。例如《軍人勞動教養暫行規定》上規定對私自離隊時間較長的或連續三次的，處以一年以上勞動教養等。第三個方面是法律的遵守和適用。法律遵守是指守法。我國法律的遵守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全面的遵守。既包括全國人大制定頒布的憲法和法律，也包括從屬于憲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作為軍人，在此基礎上，還應嚴格遵守部隊的條令、條例和上級的各項決議、命令。第二層是自覺的遵守。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的法律，自覺守法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起碼要求。我軍是黨領導實現政治任務的特殊武裝集團，要做到在軍營當合格戰士，在社會當守法公民，為整個社會做出遵紀守法的好樣子。法律的適用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和國家授權部門在法定范圍內，依法處理各種涉法問題的一種活動。我國適法機關是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和公安機關，以及工商行政管理局、稅務機關等授權機關。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幾十年的實踐形成了我國適用法律的“六字基本要求”，即正確、合法、及時。正確是指事實要搞清，定性要準確，處理要恰當；合法是指司法部門的一切活動都應依據法定的權限和程序辦理；及時是指要講效率，依據法定時限，及時結案。為實現“六字要求”，國家法律對司法工作者的辦事原則做了三點規定：a.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b.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如現行刑法的“法無規定不為罪”原則等；c.司法權由公安機關行使。我國司法的偵查權、檢察權和審判權分別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來行使。其它單位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從1949年至今，我國的法律建設一直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進行的，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思想的區別主要集中在對法律本質的理解上。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列寧曾經指出：“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意志的表現。”而西方國家多數屬資本主義國家，其法制思想起源于“西臘文明”，以“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為理論依據，強調法是人類共同的理性。其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如不同制度的國家對同罪的判刑存在很大差異，甚至截然不同。用人類共同的理性就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我國的法律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