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1搖滾歌星1972年6月的一天，芝加哥圓形劇場擠滿了大汗淋漓、瘋狂搖擺的人們。滾石搖滾樂隊的邁克?賈格爾正在臺上演唱“午夜漫步人”。演唱結束時評論家唐?赫克曼在現場。他描述道：“賈格爾抓起一個半加侖的水罐沿舞臺前沿邊跑邊把里面的水灑向前幾排汗流浹背的聽眾。聽眾們蜂擁般跟隨著他跑，急切地希望能沾上幾滴洗禮的圣水。1973年12月下旬的一天，約1.4萬名歌迷在華盛頓市外的首都中心劇場尖叫著，亂哄哄地擁向臺前。美國的恐怖歌星艾利絲?庫珀的表演正接近尾聲。他表演的最后一幕是假裝在斷頭臺上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頭”落入一個草籃中。“哎呀！”一個黑衣女孩子驚呼道：“啊!真是了不起，不是嗎？”。當時，14歲的邁克珀力也在場，但他的父母不在那里。“他們覺得他惡心，惡心，惡心，”邁克說，“他們對我說，你怎么受得了那些？”197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紐約州尤寧谷城拿騷體育場內，鮑勃?狄倫和“樂隊”樂隊正在為音樂會上要用的樂器調音。館外，搖滾歌迷克利斯?辛格在大雨中等待著入場。“這是朝圣，”克利斯說，“我應該跪著爬進去。”對于這一切好評及個人崇拜，你怎么看？當米克?賈格爾的崇拜者們把他視為上帝的最高代表或是一個神時，你是贊成還是反對？你也和克利斯?辛格一樣對鮑勃?狄倫懷有幾乎是宗教般的崇敬嗎？你認為他或狄倫是步入歧途嗎？你也認為艾利絲?庫珀令人惡心而拒不接受嗎？難道你會莫名其妙地被這個奇怪的小丑吸引，原因就在于他表達出你最狂熱的幻想？這些并不是閑談。有些社會學家認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充分說明你在想些什么以及社會在想些什么——也就是說，有關你和社會的態度。社會學家歐文?霍洛威茨說：“音樂表現其時代。”霍洛威茨把搖滾樂的舞臺視為某種辯論的論壇，一個各種思想交鋒的場所。他把它看作是一個美國社會努力為自己的感情及信仰不斷重新進行解釋的地方。他說：“重新解釋是一項只有青年人才能執行的任務。只有他們才把創造與夸張、理性與運動、言語與聲音、音樂與政治融為一體。”作曲兼演唱家托德?倫德格倫對這個觀點表示贊同。他說：“搖滾樂與其說是一種音樂力量不如說是一種社會心理的表現。就連埃爾維斯?普雷斯利也并非是一種偉大的音樂力量，他只不過是體現了50年代青少年那種心灰意冷的精神狀態。”毫無疑問，普雷斯利震驚了美國的成人世界。報紙寫社論攻擊他，電視網也禁止播他，但也許埃爾維斯證實了霍洛威茨和倫德格倫的看法。當他通過電視上埃德?沙利文的星期日晚間的綜藝節目出現在千百萬人面前時，就引起了某種辯論。多數年紀大的觀眾眉頭緊皺，而大多數年輕觀眾則報以掌聲歡迎。搖滾樂評論家們說，從埃爾維斯到艾利絲，許多歌星幫助我們的社會解說其信仰與態度。鮑勃?狄倫觸動了對現狀不滿的神經，他唱到民權、核散落物以及孤獨。他唱到變革和老一代人的迷茫，他在歌聲中唱道：“這兒正發生著什么事，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對嗎，瓊斯先生？”其他人也加入了這場辯論。霍洛威茨說，甲殼蟲樂隊以幽默的方式，或許還借助麻醉品的力量來倡導和平與虔誠。傲慢無理、打架斗毆的滾石樂隊成員要求革命。杰斐遜飛機樂隊的歌曲“我們能夠聯合”和“志愿者”（有一場革命）則是激進青年的更進一步的兩項聲明。但政治并不是60年代強硬派搖滾樂所辯論的惟一主題，始終作為任何音樂永恒組成部分的情感也是一個重要題目。詹妮絲?喬普林用歌聲表達自己的悲哀。甲殼蟲樂隊揭示出愛與恨之間的一系列的感情。以后又出現了“樂隊”樂隊把鄉村音樂和西部音樂所表達的較為傳統的觀念與強硬派搖滾樂較為激進的“都市”觀念結合在一起。霍洛威茨認為這一成分的鄉村音樂幫助聽眾表達了一種“擺脫這一切”，“重返過去時光”的強烈愿望。當前最能說明霍洛威茨看法的例子之一就是約翰?丹佛，他最著名的歌曲《陽光照在我肩上》、《高高的落基山》和《鄉間小路》把民間搖滾樂的音樂靈魂與力量結合了起來，而歌詞則贊美了“往日美好時光”的樸素的歡樂。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搖滾樂音樂家們和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反映出我們借以認識并形成屬于自己的感情與信念。我們以什么來回報他們呢？當然是掌聲和贊美。在1972年的一次全國民意測驗中，10％的男高中生和30％以上的女高中生都說他們最崇拜的人是超級搖滾歌星。此外我們給他們金錢，商業雜志《福布斯》認為，“當今成為百萬富翁的捷徑是當搖滾歌星。”今天的英雄們——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告訴我們，他們很喜歡所得到的報償。“我暗自嘲笑這些先生們和女士們,他們從沒想到過我們會成為金娃娃。”演唱這支歌曲的是“文化英雄”艾利絲?庫珀。可是，仍然存在著一個大問題：為什么他是文化英雄？他，或者當今任何其他走紅的搖滾歌星能告訴我們些什么有關他們的歌迷的事情？對于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社會有些什么了解？現在怎樣，過去如何，將來又將向何處去？Lesson2青年人的選擇在畢業前不久，斯坦福大學四年級主席吉姆?賓司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及他的一些不安。他寫道：“與其他任何一代人相比，我們這一代人在看待成人世界時抱有更大的疑慮……同時越來越傾向于全盤否定成人世界。”很明顯，他的話代表了許多同齡人的看法。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傾聽過許多年輕人的談話，他們有的還在大學讀書，有的已經畢業，他們對于成人的世界同樣感到不安。大致來說，他們的態度可歸納如下：“這個世界亂糟糟的，到處充滿了不平等、貧困和戰爭。對此該負責的大概應是那些管理這個世界的成年人吧。如果他們不能做得比這些更好，他們又能拿什么來教育我們呢？這樣的教導，我們根本不需要。”我覺得這些結論合情合理，至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對成長中的一代人來說，相關的問題不是我們的社會是否完美（我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是這樣），而是應該如何去應付它。盡管這個社會嚴酷而不合情理，但它畢竟是我們惟一擁有的世界。因此，選擇一個辦法去應付這個社會是剛剛步入成年的年輕人必須作出的第一個決定，這通常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根據我的發現，他們的基本選擇只有四種：脫離傳統社會這是最古老的方法之一，任何年齡的人無論在任何地方，也無論是否使用迷幻劑都可以采用。那些認為這個世界殘酷、復雜得令人難以忍受的人通常會選擇這個辦法。實質上，這是一種寄生式的生活方式，采取此策略的人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寄生于這個他們蔑視的社會，并且拒絕對這個社會承擔責任。我們中的一些人對此很厭惡——認為這種生活方式很不光彩。但對于那些卑微、懶惰又缺乏自尊的人來說，這也許是可行的最可以忍受的選擇了。逃避現實社會這個策略早在遠古就有先例。自文明誕生以來，就有人企圖逃避文明社會，希望尋求一種更為樸素、更富田園風情、更為寧靜的生活。與那些脫離傳統社會的人不同，這些人不是寄生者。他們愿意自食其力，愿意為社會作出貢獻，可是他們就是不喜歡這個文明世界的環境。確地說，不喜歡這充滿丑惡和緊張的大都市。這種方法的問題在于無法大規模地進行實踐。不幸的是，在我們的地球上，高尚的野蠻人和未被破壞的自然景色已越來越少；除了兩極地區以外已經沒有未開發的土地了。少數富有的鄉紳還可以逃避現實去過田園生活——但總的說來，遷移的潮流是向相反的方向流動。3）策劃革命在對民主進程單調乏味的運作方式毫無耐心或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改變基本社會制度的那些人中，這一策略頗受歡迎。它吸引了每一代年輕人中那些更為活躍和更具理想主義的人。對他們來說，這種策略具有浪漫的吸引力，通常以某位魅力非凡且令人振奮的人物為其象征。這一策略簡單明了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既然這個社會已經無可救藥，那就讓我們砸碎它，在它的廢墟上面建一個更好的社會。”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些是革命者，他們中的一些人過得相當滿足。這部分人其實是那些革命并未成功的人，他們可以繼續興高采烈地策劃大屠殺，直至老態龍鐘。另外一些人年紀輕輕就死了，死在監獄里或街壘旁。但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的人。他們極度失望，看到他們推翻的權力機構又被新機構所替代，而新機構依舊是那樣冷酷，那樣毫無生機。當然，我并不是說革命一無所成。一些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確實將事情變得越來越好。我只是想說革命無論成敗，那些策劃革命的革命者們都注定要失望。因為勝利的曙光無論如何也不會照耀在他們夢想中的那個擺脫了人類一切卑劣的燦爛的新世界上。相反，它照在了一個熟悉的平庸的地方，這個地方仍舊需要食品雜貨和污水排放。無論貼著什么樣的政治標簽，革命后的國家都不是由激進的浪漫主義者來治理，而是由市場營銷、衛生工程和管理官僚機構的專家來治理。對一些決心改造社會，但同時又希望能找到一種比武裝革命更可行的方法的理想主義者來說，還有另外一種選擇。4）循序漸進，逐步改變社會乍一看，這一途徑毫無吸引力。它缺乏魅力，并且見效很慢。它依靠勸說和民主決策這些令人惱火且不可靠的方法來實現。它需要耐心，可我們卻總是缺乏耐心。它惟一的好處是有時這方法行得通——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它比其他的任何策略都更有可能制止世界上的某些惡行。至少歷史事實似乎證明了這一點。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也發現世界亂得一團糟。幾乎所有地方的經濟機構都已崩潰，在美國幾乎四分之一的人口失業。一場大戰似乎在所難免。當時作為校報編輯，對這些我曾經猛烈地抗議過，像今天的學生積極分子一樣。與此同時，我們這一代人漸漸發現改造世界有點像在亞平寧山區打仗一樣。你剛剛占領一條山脈，另一條山脈又在前方隱現。當20世紀30年代的大問題剛剛勉強得到控制，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富足社會中出現的嶄新問題，如種族平等，保證城市環境適于居住，應付各種陌生偽裝下的戰爭等等。最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發現了人口爆炸這一問題。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這艘載人小飛船上的乘客數目大約每40年翻一倍。只要地球上的人口持續地按這個可怕的速度增長，其他所有問題都將無法解決。我們的城市會變得越來越擁擠，景色會變得更加雜亂，空氣和水也會變得愈發骯臟。所有人的生活質量都會不斷惡化。如果過多的人必須為了爭奪日益減少的食物份額和生存空間而爭斗的話，戰爭的升級看來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吉姆?賓司這代人要承擔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我認為這并不是無法克服的困難。過去的事實證明，處理這項艱巨任務完全可采用以前解決困難問外時使用的方法——從實際效果出發，一點一滴，通過大家不懈的努力來完成。Lesson3使用暴力他們是我的新病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名字，奧爾遜。請您盡快趕來，我女兒病得很重。當我到達時，孩子的母親迎接了我，這是一位看上去驚恐不安的婦人，衣著整潔卻一臉憂傷的神色她只是說，這位就是醫生嗎？然后帶我進了屋。在后面，她又說到，請你一定要原諒我們，醫生，我們讓她呆在廚房里，那兒暖和，這里有時很潮濕。在廚房的桌子旁邊，這個孩子穿得嚴嚴實實的，坐在她父親的腿上。他父親試圖站起來，但我向他示意不用麻煩，然后我脫下外套開始檢查。我能夠覺察出他們都很緊張，而且用懷疑的眼光上下打量著我。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通常不會提供太多的情況，而是等著我告訴他們病情，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會在我身上花3美元。這個孩子用她那冷漠而鎮定的目光目不轉睛地盯著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紋絲不動，內心似乎很平靜。這是一個非常惹人喜愛的小東西，外表長得象小牛一樣結實。但是她的臉發紅，而且呼吸急促，我知道她在發著高燒。她長著一頭漂亮濃密的金發，就像刊登在廣告插頁上和周日報紙圖片版上的那些孩子一樣。她發燒已經3天了，她父親開口說，我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太太給她吃了一些藥，你知道，大家都是這樣做的，可這些藥根本不管用，而且，附近有很多人都生了病，所以我們想請您最好給她檢查一下，然后告訴我們是怎么一回事。像醫生們經常做的那樣，我問了個問題，想以此來猜測一下病癥所在。父母兩人一起回答說，沒有……沒有，她說她的嗓子不疼。你嗓子疼嗎？母親又問了一下孩子。女孩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而她的目光卻一直沒有從我的臉上移開。你看過她的嗓子了嗎？我想看，孩子的母親說，但看不見。這個月碰巧她上學的那個學校已經有好幾例白喉病。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說出這件事，但很顯然，我們心里都想到了。好了，我說，我們先看看嗓子吧。我以醫生特有的職業方式微笑著，叫著孩子的名字。我說，來吧，瑪蒂爾達，張開嘴，讓我看一下你的嗓子。沒有任何反應。哦，來吧，我勸道，張大你的嘴，讓我看看。看，我說著把兩只手伸開，我的手里沒有東西，張大嘴，讓我看看。他是一個多好的人，她的母親插話道。你看他對你多好呀，來，聽話。他不會傷害你的。聽到這里我狠狠地咬了咬牙，要是他們沒用“傷害”這個詞，我也許能做點什么，但是我沒有著急或惱怒，而是慢聲細語地說著話，一邊再次靠近這個孩子。我剛將椅子拉近一點，突然，她像貓一樣雙手本能地朝我的兩眼抓去，我差一點被她抓到。好在她只是打掉了我的眼鏡，雖然眼鏡沒有碎，但已落到了離我幾英尺遠的廚房地板上。父母兩人都非常尷尬，充滿歉意，你這個壞孩子，母親一邊說，一邊抓著她，并搖晃著她的一只手，你看看你做的事。這么一個好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打斷了她的話，請不要再在她面前說我是一個好人。我來是看看她的嗓子，也許她患了白喉，而且很可能會死于這種病。但這一切她都不在乎，看這兒，我對女孩說，我們想看看你的嗓子，你不小了，應該明白我說的話，你是自己張開嘴呢，還是我們幫你張開？她仍然一動不動，甚至連表情都沒有任何變化。但是她的呼吸卻越來越急促。接著一場戰役開始了，我不得不這樣做。由于她的自我保護，我必須檢查一下她的嗓子。可是我首先告訴家長這完全取決于他們。我說明了其危險性，但同時提出只要他們承擔責任我就不會堅持做這次喉嚨檢查。如果你不按大夫說的去做，你就要去醫院了，母親嚴厲地警告她。是嗎？我只好暗自笑了笑。畢竟我已經喜歡上了這個野蠻的小東西，但卻看不起這對父母。在接下來的“戰斗”中他們越來越難堪，被摧垮了，直至精疲力竭。而這個女孩由于恐懼，她對我的抗拒達到了驚人的地步。父親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塊頭很大，然而事實上他面對著的是他的女兒，由于對她的所作所為感到愧疚和擔心傷到她，他每次在我幾乎就要成功了的關鍵時刻放開了她，我真恨不得殺了他。可是，因為又擔心她真會患上白喉，盡管他自己就快昏到了，他又告訴我繼續，繼續，而她的母親在我們的身后走來走去，憂愁萬分地抖著雙手。把她放在你的大腿上，我命令道，抓住她的兩個手腕。然而他剛一動手，女孩就尖叫了一聲。別這樣，你會弄疼我的．放開我的手，放手，我告訴你。接著她發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尖叫，住手！住手！你會弄死我的！你覺得她受得了嗎？醫生！她母親說。你出去，丈夫對他的妻子說，你想讓她死于白喉嗎？來吧，抓住她，我說道。接著我用左手掰住女孩的頭，并試圖將木制的壓舌板伸進她的嘴里。她緊咬著牙絕望地反抗著！而此時我也變得狂怒了——對一個孩子。我試圖讓自己不要發脾氣，但卻做不到，我知道怎樣去檢查她的嗓子。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當我終于把木制的壓舌板伸到最后一排牙齒的后面時，她張開了嘴，然而只是一瞬間，我還來不及看她又把嘴閉上了，沒等我把它取出來，她的臼齒已經緊緊咬住了壓舌板，并把壓舌板咬成了碎片。你不害臊嗎？媽媽朝她大聲訓斥道。你在大夫面前這樣不覺得害臊嗎？給我拿一把平柄的勺子什么的，我對母親說。我們還要接著做下去。孩子的嘴已經流血了。她的舌頭破了，還在歇斯底里地大叫著。也許我應該停下來，過一個多小時再回來無疑這樣會好一些。但我已經看到至少兩個孩子因為這種情況而被疏忽了，躺在床上死去，我感到我必須現在進行診斷，否則就再沒有機會了。然而最糟糕的是，我也失去了理智，我本可以在盛怒之下將女孩的嘴扒開來享受其中的快樂，向她發起進攻真是一件樂事，我的臉也因此而發熱。在這種時候，誰都會叮嚀自己，無論這個可惡的小鬼做出任何愚蠢的舉動，也要違背她的意愿來保護她。這樣做也是為了保護其他孩子，同時這也是一種社會需要，事實也確是如此。然而由于釋放體內能量的欲望而產生的一種盲目的無法控制的狂怒和一種成年人的羞恥感，使我一直堅持到最后。在最后失去理性的“戰斗”中，我控制了女孩的脖子和下巴，我強行將沉重的銀勺從她的牙后面伸到嗓子直到她作嘔。果然，兩個扁桃體上有著一層膜狀物。她勇敢地反抗就是為了不讓我發現她的這個秘密，她至少隱瞞了3天嗓子疼，并對父母撒謊，都是為了逃避這樣一個結果。現在，她真的狂怒了，在這以前她一直處于守勢，但是現在她開始進攻了。Lesson4自己選擇死亡方式制定關于安樂死的法律已經到了不能再回避的地步。在世界上某個較小的國家里，安樂死被醫療機構普遍接受，每年都有數千例公開實施。而在某個世界大國，安樂死雖然經常受到醫療機構的公開譴責，每年卻以數倍于此的次數秘密實施，且從未公之于眾。但是，在上述那個國家有醫生因為實施安樂死而在監獄里服刑呢？是在小國荷蘭。荷蘭制定了有關安樂死的法律，能有效的管理它。那位荷蘭的醫生違反了他國家的規定。有關安樂死的問題在所有國家都存在，絕不僅出現在美國這個禁止安樂死的大國。目前美國正再次展開有關安樂死的辯論美國醫學會會刊1月份發表了一封非同尋常的來信。一位醫生在信中宣稱自己按照病人的意愿，殺死了一位身患癌癥的20歲女孩，這件事引起了一場辯論，而這場辯論將轟轟烈烈地持續到秋季，那時加利福尼亞州可能會就一項使安樂死合法化的法律進行投票表決。這封信可能是為了起到引發爭議的效果，內容并不可信。是作者自己在信中聲稱他（或她）第一次與那位得了癌癥的病人見面，聽到病人說出5個字——讓我去死吧——然后殺了她。即使是極端的安樂死支持者也不贊成這種情況下采取如此做法。然而，醫療上出現的可怕事件如洪水猛獸一般，并不比安樂死的情況更好。它們無疑會在英美以及其他國家中繼續施肆虐，幾乎成了令人恐怖的常規。一些醫生私下透露他們有時會故意殺死病人，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令人擔憂。多數醫生說他們知道其他醫生也有同樣的行為，但是因為即使在病人乞求他們的時候，醫生也幾乎不能和病人公開討論安樂死，因此醫生往往傾向于僅在要死的人處于垂危昏迷之際而無法表達是否同意安樂死時，才結束其生命。由于自愿要求安樂死收到禁止，就只能由醫生自行做出決定了，病人會在夜間收到藥物注射而非自愿地離開人世。這是不使安樂死公開的代價。如果所有形式的安樂死都是錯誤的，那就應該統統列入禁止之列。可情況果真如此嗎？許多人都認為依靠醫學技術來延續生命帶給人的痛苦是令人悲哀、可憎可惡的，完全不顧人的尊嚴，因此被動的安樂死——讓病人自行死亡——被人們普遍接受。美國大多數州都有關于“活遺囑”的法規，為醫生提供保護。如果醫生沒有盡力救助曾聲明不想延續生命的病人，不會為此受到起訴。主動的安樂死——殺死病人——卻依然爭論頗多。將人殺死與讓人死亡之間的界限還能維持多久呢？正因未履行某種職責受到處罰一樣，人也可能因干了某事而不受責難。讓我們從道德倫理著作中舉例說明。假定一個人會從某個孩子的死亡中獲益，當這個孩子在浴缸中撞傷頭部而失去知覺時，那個人視而不見，任其溺水身亡。雖然這個人什么都沒有做，但他并不能因此就開脫罪責。同樣，再假設為了縮短而不是延長死亡到來的時間，醫生終止某種治療是無可指責的做法，那么如果這位醫生使用足夠的鎮痛劑使病人死亡，他就一定大錯特錯嗎？這位醫生采取了某種行動，而不是未盡到某種職責，這會使他有罪嗎？許多醫生一直為解除病人臨終前的痛苦而奮斗著。他們認為在病人請求安樂死時，根本無法截然區分被動與主動的安樂死。他們贊成醫生殺死病人的理由是：醫生的職責之一就是使病人免遭痛苦，這是醫生所做的全部事情，而殺死病人則是做到這一點的唯一辦法。這個觀點并不新穎。當希波克拉底為醫生制定信條的時候，曾明確禁止安樂死，而多數其他希臘醫生和思想家都不贊成這一禁令。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有人認為死亡的時間是上帝安排的，任何人不得縮短他人的生命，然而假如一位病人的人生觀使其接受安樂死，那么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其他人還要用不同的宗教觀念去干預其死亡呢？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有關安樂死的法律體系允許醫生在規定的情況下按照垂死病人的請求實施安樂死，就可能為殺人首開先例，從而危害社會。這個問題取決于社會。當年荷蘭醫生英勇無比地頂住了壓力，拒絕參加使安樂死聲名狼藉的納粹用人體進行醫學實驗的暴行，這恐怕不是巧合。這些醫生對個人自由堅定不移的尊重使他們沒有殺害渴望活下去的健康人。今天正是同樣精神又使他們去幫助不愿活下去的垂危病人。與之相反，西德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都無法使任何形式的安樂死合法化。由于歷史的陰影反對安樂死的力量異常強大，在那些近年來自由意志的傳統未受任何干預的國家里，為自愿安樂死制定有限規定并不會使人們產生太多的恐懼。拒絕討論這個問題會使情況更加糟糕。Lesson5寧為黑人不為女子我是第一位當選國會議員的黑人婦女，這使我不同凡響。國會中還有九位黑人議員和十位婦女議員，但我是第一位同時克服兩個不利因素的人。在這兩種不利因素中，是個女人比是個黑人更糟。如果我說做黑人比做婦女更糟糕，也許沒有人會對我的說法提出質疑。為什么呢？因為“眾所周知”，美國存在著對黑人的歧視。說美國存在著對婦女的歧視對于幾乎所有男人——還有大多數女人來說——卻是不可思議的。許多年以來，多數人看不到社會存在著對黑人的歧視。當黑人終于通過靜坐示威、聯合抵制和自由乘車游行的方式以示抗議，來提及這問題時，他們覺得簡直難以置信。“誰，我們？”他們委屈的問道。“我們歧視黑人”對美國白人來說，這是漫長而痛苦的再教育的開始。他們，包括那些自以為是自由主義者的白人——還需要許多年才能發現并消除他們實際上都持有的種族主義態度。消除對婦女的歧視的困難有多大？我確信這將會是一場更持久的斗爭。部分問題在于比起黑人來美國婦女被洗腦的程度更深，且更滿足與她們次等公民的角色。我來解釋一下。二十多年來我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除了最后的那六年，其余那些年干活的是我，我干的是所有無聊瑣碎但對競選勝負至關重要的工作——可得到好處的卻是男人，這幾乎就是政界婦女一直以來的命運。在美國政界，大部分的工作仍然是由婦女來做——大約300萬志愿者。她們中任何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結果就是有幸當選為區或縣的副主席，這是一個隔離卻平等的職位，是給那些多年來一直忠實從事裝信封和組織牌局工作的婦女的獎賞。在這種職位上，她可以享受公費出差去參加加州或全國性的會議或代表大會，在這些場合她的作用就是和她單位的男主席投一樣的票。1963年，當我企圖擺脫這一角色代表布魯克林的貝德富錫——斯圖維桑特參加競選紐約州眾議院的席位，遇到極大的阻力。從競選一開始，我就要面對他們毫不掩飾的對女性的敵意。但是在四年以后，當我競選國會議員時，性別問題才成了一個主要爭端。我所在的黨派的黨員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如何阻止我參加競選。我的對手，著名的人權運動領袖詹姆士法默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具有男子漢氣概的黑人形象：他坐著帶有擴音器的卡車在附近的地區巡回，車上載滿留著非洲發式，、穿顏色花哨的寬袍和蓄胡子的年輕人。電視臺記者對我不屑一顧，他們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而對此我和我的競選經紀人韋斯利？麥克唐納？霍爾德卻很清楚。在我們這個區內，登記參加投票選舉的人中男女比例是1:2.5，而且這些婦女是有組織的——是教師家長協會、教會社團、牌局俱樂部以及其他社會服務性團體的成員。我去找她們尋求幫助。法默先生到現在仍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被擊敗的。當一位聰明的年輕女大學生開始找工作時，為什么第一個問題總是“你會打字嗎？”在這個問題背后是一整部婦女受歧視的歷史。為什么被看成是秘書而不是管理者？為什么被看成是圖書館管理員和教師而不是律師？因為她們被認為是不一樣的，低人一等的。快樂的家庭主婦和心滿意足的黑鬼都是由歧視產生的典型人物。婦女甚至還沒有達到黑人所達到的象征性的平等水平。最高法院中沒有婦女，只有兩名婦女曾擔任內閣的職位，但現在一個也沒有。只有兩位婦女擔任大使。婦女主要從事工資低、伺候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即使她們獲得較好的職位，她們的工資也比同樣工作的男人低。這不是歧視又是什么？幾年前，我與一位政治領袖談論有關一個有前天的青年婦女做候選人的事。“為什么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樹立這個女孩的威信”他問道，“你很清楚她只會在我們打算讓她競選市長時退出競選而去生孩子。”對于我，許多人說了類似的話。每當我試圖向上邁出一步時，許多人勸我回去教書，說那才是婦女的職業，把政治留給男人。我熱愛教書，只要我確信這個國家再也不需呀女人做貢獻時，我就會去教書。當在這個富足的國家里，當沒有孩子餓著肚子上床睡覺時，我可能會回去教書。當每一個孩子都能上好學校時，我也許會回去教書。當我們不再將錢財耗費在武器裝備上來殺人時，當我們不再容忍對少數名族的歧視時，當懲治住房和雇傭不公行為的法律得以實施而不是被束之高閣時，那么我在政治上也就再沒什么可做的了。因為在那以前——我們都知道那不是今年或是明年——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婦女投身于政治，因為婦女可以作出特殊的貢獻。我希望自己成功的例子能使其他的婦女愿意參與政治活動——不僅僅是裝信封，而是競選政治職位。婦女能將同情、寬容、遠見、忍耐和毅力帶到政府中——這是我們與生俱有的品質或是在男人的壓制下不得不培養出來的品質。一個國家的婦女通過她們在生活中的行為來塑造這個國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目前，我們國家在政治上也許比其他任何方面更需要婦女的理想主義和決心。Lesson6一個好機會我到鴨溪時，喜鵲每在家，我和他的妻子阿米莉亞談了談。“我要找到喜鵲”我說，“我給他帶來了好消息。”我指指提著的箱子，“我帶來了他的詩歌和一封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們想讓他來參加印第安人舉辦的藝術課。”“你知道他還在假釋期間嗎？”“這個，不，不太清楚。”我猶豫著說，“我一直沒有和他聯系，但我聽說他遇到了些麻煩。”她對我笑笑說;“他已經離開很久了。你知道，他在這兒不安全。他的假釋官隨時都在監視他，所以他還是不到這兒來為好，而且我們已經分開一段時間了，我聽說他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你是指他在錢柏林？”“對。我和他姐姐住在這兒，她說前一段時間她在那兒見過他。不過喜鵲不會去加利福尼亞的。即使你見到他并和他談此事，他現在也決不會離開這兒。”“可他以前去過，”我說，“他去過西雅圖大學。”“是的，但……但是，那是以前，”她說，似乎并不想再談這個話題。“你難道不希望他去嗎？”我問道。“哦，這不是我說了算的。我們現在已經分開了。我只是告訴你，你一定會失望的。像你這樣的人希望他需要那些，可他已經不再需要了。”她很快答到，語氣非常肯定。當她意識到我不喜歡她用“像你這樣的人”的字眼時，她停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聽著，”她說，“喜鵲他現在終于快樂了。他情緒很好，英俊倜儻，自由自在而又意志堅強。他和兄弟們一起坐在皮鼓前唱歌，他想在一切都很好。以前，每當發表那些反政府和反對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委員會的言論時，他總會越發越氣憤，充滿怨恨。我曾為他擔憂，但現在我不再擔心了。你為什么不要讓他獨自呆著呢？”我和賽利娜坐在一家咖啡館里。她突然說道：“我吧知道喜鵲在哪兒，我已經4天沒見過他了。”“我把他的詩也帶來了。”我說，“他有機會進入加利福尼亞的藝術學院，但是我必須和他談一談，還要讓他填一下這些表格。我相信他一定會感興趣的。”“不，他不會的，”她打斷了我，“他根本就不再做這些沒用的、愚蠢的夢了。”“別這樣說，賽利娜，這對他真是個好機會。”“好了，你愛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可最近你跟他談過嗎？你知道他如今怎么樣嗎？”“我知道他情況很好，我也知道他有這個天分。”“他是一個印第安人，這次他回到這里是要住下來。”“你和我一起去錢柏林，好嗎？”我問道。她一言不發。“如果他是你所說的那種印第安人，不管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他這次回來是要住下來，如果他自己開口對我說出來，我就打消這個念頭。但是，賽利娜，”我極力說服道，“我一定要跟他談談，問問他想要做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嗎？”“是的，我知道了，”她終于說道，“他有權知道這一切，但你會明白。”我們離開時，她的高跟鞋在咖啡屋前的人行道上發出清脆的響聲，當她又談及喜鵲時，變得焦慮不安。“他在卡司特抗議時，因為法院被燒，惹了麻煩，被判入獄1年。他現在還在假釋期間，他的假釋期還有5年，可他們連任何對他不利的證據都沒有找到。5年呀！你能相信嗎？現在連謀殺罪都沒有判這樣重。”我們驅車行駛在錢柏林的大街上，埃爾吉正站在銀行附近的拐角處，我和賽利娜都心照不宣，這個喜鵲的好朋友肯定知道他在哪兒。我們停了車，埃爾吉走了過來，舒服地靠坐在后排座位上。車慢慢地駕駛到我們停車的街角處，假釋官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3人，而我們卻假裝沒看見。巡邏車在空蕩蕩的街道上慢慢前行。我小心謹慎地轉向埃爾吉。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賽利娜說，“她給喜鵲拿了些表格。他有可能進入加利福尼亞的一所作家學院讀書。”總是不太像想別人清楚地了解他的想法的埃爾吉說道，“是嗎？”可賽利娜卻不想讓他這么不置可否。“埃爾吉，”她嘲弄道，“埃爾吉，你知道他是不會去的”“是呀，你知道，”埃爾吉開口說，“司特那件事發生以后，我和喜鵲曾經想要躲藏起來，最后我們到了奧古斯塔娜大學的校園。那兒有我們的幾個朋友。他開始談論自由，而這些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在那以后當他被捕入獄時，自由便成為了他的主要話題。自由，他渴望自由，可是，老兄，他們總盯著你的時候，你不可能有自由。哦，那個怪物，就是他的那個假釋官，是一只卑鄙的看門狗。”“你覺得他會拿到獎學金嗎？”我滿懷希望地說。“我不知道，也許吧。”“他在那兒？”我問道。沉默可很長一會兒后，埃爾吉終于開口了：“我想你來得太好了，因為喜鵲需要從這沒完沒了的監視和檢查中解脫出來。事實上，他一直談到：“如果我和白人交往，那么我將沒有自由；那里沒有印第安人的自由。你現在應該和他談談了。他變了。他贊成同白人完全分離或隔離。”“這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太不實際了？”我問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好了,”賽利娜說，“你覺得他在加尼福尼亞的那所大學里會怎樣？可這是他學習和寫作的一個好機會。我覺得他會從中找到一種愉快的感覺。”過了一會兒，埃爾吉說道：“不錯，我認為你是對的”。然后他又從后排座位上抬起身來說道：“我要過橋了，再過大約3個街區就到了。在我快要下橋的地方的左邊有一座白色的老式二層小樓。喜鵲的哥哥剛從內布拉斯加教養院出來，現在跟他的妻子就住在那兒，喜鵲也在。”現在終于能和他談談了，并讓他自己做決定了。“呵！還有些問題，”埃爾吉說，“喜鵲不應該在那兒，你知道，因為這是他假釋條件的一部分，那就是他要離開朋友、親戚和以前的囚犯，差不多是所有的人。可上帝呀，這是他的哥哥呀。等到日落前你們再來。把車停在加油站那兒，只要從那兒繞過那條街走到房子的后門進去，你就可以跟喜鵲談所有的一切了。”賽利娜跟我講述著喜鵲在背井離鄉歲月后返回鴨溪的情形及他的親戚是怎樣到他姐姐家歡迎他返鄉的。“他們來聽他和兄弟唱歌，他們圍坐在椅子上，歡笑著和他一起唱歌。”我們到達時，院子里停著幾輛車。賽利娜壓低聲音說，“她們可能正在聚會。”然而四周的寂靜使我忐忑不安。當我們走進敞著的后門時，看到人們都站在廚房里，我小心翼翼得問道，“出什么事了？”沒有人答話，只有埃爾吉走了過來。他那充血的眼睛里充滿悲傷和痛苦。他在我們面前站了一會兒，然后詩意我們到起居室去。屋子里靜靜地，坐滿了人。終于，埃爾吉輕輕說道，“他們槍殺了他”“他們說他違反了假釋條件把他抓走，關進監獄后就槍殺了他。”“可是為什么？”我大聲喊道，“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們說他們認為他要反抗，而且他們害怕他。”“害怕？”我懷疑地問，“但……但是，他有武器嗎？”“沒有”，埃爾吉說著坐了下來。他的胳膊撐在膝蓋上，頭低著。我把喜鵲的詩緊緊握在手里，兩手的拇指交替在平滑的紙夾上狠狠得摁著。Lesson7布里爾小姐盡管藍天明媚——藍天涂上了金色，巨大的光點猶如潑灑在公共花園里的白葡萄酒——布里爾小姐很高興自己還是決定自己披上了狐皮圍巾。空氣中一絲風也沒有，但當你張開嘴時，卻又那么一絲絲涼意。那感覺猶如你要吸一小口冰水時從杯子里冒出的涼氣那樣。不時有一片落葉從無人知曉的地方飄來，從天空飄來。布里爾小姐抬起手來摸著狐皮圍巾。可愛的小東西！再次觸摸到它感覺真好。下午她把它從盒子里拿了出來，抖掉防蛀粉，好好地刷一遍，把沒有光澤的小眼睛擦的又恢復了生氣。“我怎么了？”憂傷的小眼睛問道。哈，看到它們從紅鴨絨墊上再次亮閃閃地盯著她，實在是令人高興，但是用某種黑色合成物做的鼻子很不結實了，一定是不知怎么被撞了一下。沒關系，到時候，到絕對必要的時候用黑絲的火漆擦一擦小淘氣！是的，她的確覺得它是個小淘氣。這個小淘氣就在她左耳邊咬住自己的尾巴。她本可以取下它來放在膝上撫弄一下，她感到手和胳膊略微有些刺痛，她想可能是由于走了路的緣故。當她呼吸時，似乎有一種輕柔憂郁的東西——不，不是憂郁——是某種溫柔的東西在她的胸中移動。今天下午出來的人很多，比上星期日多多了，而且樂隊演奏得也好像更加響亮、歡快。那是因為演出季節開始了。盡管樂隊每逢星期日都演奏，但不是演出季節時總是不太一樣。就好像一個人只演奏給家里人聽那樣，沒有陌生人在場，演得怎樣都沒關系。指揮不也穿了一件新上衣嗎？她肯定那是新的。他像一只正要鳴叫的公雞那樣一只腳蹭著地，擺動著雙臂。坐在綠色圓亭里的樂隊成員們鼓起兩腮，眼睛盯著樂譜。這時傳來“長笛般”柔和清亮的一小段音樂——十分悅耳——一長串活潑的急降。他知道這一段一定會重復出現的。是的，重復了，她抬起頭來笑了。只有兩個人和她一起坐在她的“專座”上，一位是穿著絲絨上衣相貌出眾的老頭，雙手握著一根巨大到的雕花手杖；還有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太太，筆直地坐著，繡花裙上放著一卷織著的毛活。他們都不說話，令人非常失望，因為布里爾小姐總是期待著別人的談話，她覺得自己能夠十分老練、不動神色地聽別人的談話，十分在行地利用別人在她周圍談話的時機短暫地介入別人的生活。她斜眼看了看這對老人，他們也許很快就會走的。上星期日也不如平時那么有趣。那天有一個英國人和他的妻子，男人戴了頂非常難看額巴拿馬草帽，女人穿了雙帶扣長筒靴。所有的時間里她都在說她如何應該戴眼鏡，她知道自己需要眼鏡，可買眼鏡也不行，也許會打碎，總是戴不住。而男人是那么耐心，他什么建議都提了，金絲鏡框，那種鏡腿彎曲緊扣耳朵的鏡框，眼鏡鼻架側面安上個小墊。不行，什么也無法使她，滿意。“它總是會從鼻子上滑下來的！”布里爾小姐真想抓住她好好地搖她幾下。那兩個老人坐在座位上，仍像雕像一樣一聲不響。沒關系，總有許多人可看。在花圃前和樂隊所在的圓亭前，成雙成對或三五成群的人們來回漫步，時而停下來交談、打招呼，或從一個把花盤捆在欄桿上的老乞丐手里買上一把花。孩子們在他們中間奔跑著，打鬧著，大聲笑著，男孩子們下巴底下戴著打個的白色絲綢蝴蝶領結，女孩子打扮得像法國玩具娃娃，穿著絲綢帶花邊的衣服。有時一個剛剛學步的小家伙突然從樹下搖搖晃晃地走出來，在空地上停下，睜大眼睛張望著，突然“撲通”一下坐在地上，直到他嬌小的母親高抬著腳步像只小母雞一樣一邊責備著一邊沖過去把他救起。另外一些人坐在長凳或是綠色的椅子上，但一個又一個星期日，幾乎總是同樣的一些人，而且布里爾小姐常常注意到他們幾乎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一些奇怪之處。他們古怪、沉默，幾乎都很老。看他們睜大眼睛的樣子，好像是剛從黑暗的小屋子里出來，甚至——甚至是剛從小櫥柜里出來。在圓形大廳后面是垂著黃葉的細長的樹木，穿過樹葉可見一線大海，在那之外便是漂浮著金色紋脈白云的藍天。兩個穿紅色衣服的年輕姑娘從附近走過，兩個穿著藍綠色軍裝的年輕士兵同她們相遇。他們高聲笑著分成兩對挽臂而去。兩個帶著可笑草帽的農婦神情莊重地牽著漂亮的暗灰色的毛驢走了過去。一個冷冰冰的，面色蒼白的修女匆匆走過。一個美貌的女人向這邊走來，將一束紫羅蘭掉在地上，一個小男孩先追上去把花遞還給她，她接過去后又扔掉，仿佛花被放了毒似的。天哪，布里爾小姐真不知道該不該稱贊這種行為。現在一個戴貂皮無沿帽的女人和一個穿灰衣服的先生真好在她面前相遇了。他身材高大、神態拘謹、舉止莊重，而她戴的貂皮無沿帽是在她的頭發是黃色時買的。而現在她的一切，頭發，臉。甚至眼睛都和這頂破舊的貂皮帽一樣顏色蒼白了。她抬起來輕抹嘴唇的那只戴著洗過手套的手是只發黃的爪子。哈！她見到他真實太高興了——太愉快了！她覺得他們是定好下午見面的。她描述她到了什么地方——這兒、那兒、海邊，到處都去了。天氣是這樣可愛——難道他不同意嗎？也許他不愿意吧?但他搖了搖頭，點上一支香煙，徐徐地把一大口煙噴在了她的臉上，在她仍談笑風生時，把火柴輕輕向外一彈，繼續走開去。只有貂皮無沿帽獨自呆在那里，她笑得更加明快了。就連樂隊也似乎知道她的感覺而演奏得更加輕柔了，樂隊輕柔地演奏著，鼓點聲一遍又一遍地敲出：“畜生，畜生！”她要做些什么呢？現在會發生什么事？然而就在布里爾小姐想著這些的時候，貂皮無沿帽轉過身去，好像看見了就砸那邊有另一個更好地人似得揚起手，嗒嗒地走了。樂隊又一次改變了節奏，演奏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快，更歡，坐在布里爾小姐凳子上的老人站起身來走了。樂隊又一次改變了節奏，演奏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快，更歡，坐在布里爾小姐凳子上的老人站起身來走了。這個連鬢胡子很長的老頭真滑稽，和著音樂的節拍蹣跚地走著，差點被四個并排走著的姑娘給撞倒。啊，這一切是多么的迷人！多么令她欣喜！她是多么喜歡坐在這里，看著這一切！就像是一出戲，完全就像是一出戲。誰能相信背后的天空不是畫出來的？但是直到一只棕色的小狗神色莊重地邁著小步走過來，然后又慢慢邁著小步走過去，就像一只“演戲”的小狗，一只被輕度麻醉的小狗那樣，直到這時布里爾小姐才發現這一切如此令人激動。他們全都在舞臺上。他們不僅僅是觀眾，不僅僅是一邊觀看，他們也在演戲。就連她自己也是其中一個角色，每個星期天都來。毫無疑問，如果她還沒有來，就會引起比人的注意，她畢竟是整個演出的一部分。奇怪，她過去從未這樣想過。這也解釋了她為什么每一個星期都要這樣特意在同一時間離家——是為了不誤演出——而且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她在給來向她學習英語的學生講她如何度過每個星期日下午時會有這樣古怪的羞怯的感覺。真是難怪！布里爾小姐幾乎笑出聲來。她是在舞臺上。她想起了那個生病的老人，她每周有四個下午趁他在花園里躺著時給他讀報紙。她已經完全習慣了再棉布枕頭下的那個虛弱的腦袋，那深深凹陷的眼睛，張著的嘴巴和高高的皺縮的鼻子。如果他死去，很可能她許多個星期都不會注意到，也不會在乎。但是他突然知道了給他讀報紙的那個女演員！“一個女演員!”衰老的頭抬了起來，昏花的眼中閃動著兩個光點。”“女演員——是你嗎？”布里爾小姐于是撫平報紙，仿佛這是她的臺詞，并且溫柔地說道：“是的，我當演員已經很久了。”樂隊剛才一直在休息，現在又重新開始演奏了。他們演奏得樂曲熱烈、明快，然而透著一絲涼意——一種難以言狀的東西。是什么呢？——不是悲哀——不，不是悲哀——是一種你想唱歌的氣氛。曲調升華，升華，陽光燦爛，布里爾小姐感到再過一會兒他們所有的人，劇團全體人員都會唱起來。那些年輕的人，那些在一起活動的笑著的人會先開始唱歌，然后堅定勇敢的男聲會加入進來，然后她也加入，還有長凳上的其他人——他們會以伴唱的形式加入進來——聲音很低，幾乎沒有起伏，非常動聽——感人……布里爾小姐眼中充滿淚水，微笑著看著劇團的全體人員。是的，我們明白，我們明白，她想到——雖然她并不知道他們明白什么。這個時候一對青年男女走過來坐在那對老夫妻坐的地方。他們衣著光鮮，正在戀愛。當然男女主人公剛剛從他父親的游艇上下來。布里爾小姐仍然在無聲地唱著歌，仍帶著微笑，她準備好聽他們的談話。“不行，現在不行，”姑娘說道，“別在這里，我不能。”“可是為什么？是因為坐在那一頭的那個愚蠢的老家伙嗎？”小伙子問。“她為什么要到這里來——誰需要她？她為什么不把她那副愚蠢的尊容留在家里？”“她的那條圍巾太滑稽了。”姑娘哈哈地笑著說，“和一條炸鯉魚完全一樣。”“嘿，滾你的吧！”小伙子生氣地低語道。接著又說：“告訴我，小心肝——”“不，別在這，”姑娘說道，“先別這樣”在回家的路上她總是要在面包店買上一塊蜂蜜蛋糕。這是她星期日的特殊享受。有時候買的蛋糕里有粒杏仁，有時候沒有。有沒有大不一樣。如果有杏仁，就像是帶回家的一個小心禮物——一份驚喜——一個本來很可能沒有的東西。在有杏仁的那些星期日，她總是匆匆趕回家，精神抖擻地劃火柴燒水。但是她今天徑直從面包店門前走過，爬上樓梯走進那個昏暗的小屋——她的像壁櫥一般的小屋——坐在紅鴨絨墊上。她坐了很久。裝狐皮圍巾的那只盒子放在床上。她迅速解下圍巾，看也不看，很快地把它放進了盒子。但她蓋上盒蓋時，她覺得聽見了哭聲。Lesson8人生的一課快一年了，大部分時間我都泡在家里、店鋪、學校和教堂里，就像一塊舊餅干，又臟又難以咽下。這時我遇到或者說認識了拋給我第一根救生索的那位夫人。波薩弗勞爾斯夫人是斯坦普斯黑人區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她動作優雅，即使在最冷的天氣里也不縮手縮腳，而在阿肯色州的夏日里，她似乎又有屬于自己的微風環繞在她的身旁，給她帶來涼爽。她的皮膚深黑迷人，如果被掛住就會像李子皮一樣剝落，但沒有人敢離她近點，碰皺她的衣服，更不要說掛住她的皮膚了。她不太喜歡親近，另外她還帶著手套。她是我所知道的為數不多的有氣質的女士之一，并且是我做人的楷模，影響我一生。我被她深深吸引，因為她像是我從沒有親身遇到過的那些人。她就像英國小說中的女人，走在沼澤地里（不管是什么地方），一群忠實的狗奔跑在她們的身旁，并與她們保持一定的距離表示尊敬。她就像坐在爐火熊熊的壁爐前的女人，不時從裝滿蛋糕和松脆餅的銀盤中取東西喝。她就像走在“石南叢生的荒野”中，讀者用摩洛哥山羊皮裝訂的書的那些女人們，而且用有連字符隔開的兩個娃。可以肯定地說，是她本人使我為自己是個黑人而感到驕傲。那個在我記憶中猶如甜奶般鮮活的夏日午后，她來到我們店里買東西。換了另外一個同她身體情況和年齡相當的黑人婦女就會一只手把紙袋拎回家去，奶奶卻說，“弗勞爾斯大姐，讓貝利幫你把東西送回家去。”“謝謝您，漢德森夫人。但我想讓瑪格麗特幫我送回去。”她說到我名字時，我的名字也變得動聽起來。“反正我一直想跟她談一談。”她們互相對視了一下，期間的意識只有她們這些同齡人才明白。在石頭路旁有一條小路，弗勞爾斯夫人在前面擺動著胳膊，在碎石路上小心走著。她沒有回頭，對我說，“聽說你在學校里功課很好，瑪格麗特，但那都是筆頭作業。老師說他們很難讓你在課堂上發言。”我們走過左邊三角形的農場，路變寬了，可以允許我們并排走在一起。但我畏縮地走在后面，想著那些沒有問出口也無法回答的問題。“過來和我一起走，瑪格麗特。”我無法拒絕，盡管我很想。她把我的名字叫得如此動聽。或者更確切地說，她把每個詞說得那樣清晰，我相信就是一個不懂英語的外國人也能聽懂她的話。“現在沒有人強迫你說話——恐怕也沒人能做到這一點。但是你記住，語言是人類進行溝通的方式，是語言將人類同低等動物區分開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觀點，我需要時間認真考慮一下。“你奶奶說你讀了很多書，一有機會就讀。這很好，但還不夠好，言語的含義不僅是寫在紙上的那點。它需要人的聲音賦予它深層含義的細微差別。”我記住了有關聲音賦予言語更多內涵的話。這些話聽起來是那么正確，那么富有詩意。她說她要給我一些書，要我不僅閱讀這些書，還要大聲朗讀。她建議我用盡可能豐富的語調去讀每一句話。““如果你草草讀完這些書就還給我的話，我不接受任何理由。”我想象不出入如果我真的沒有認認真真讀弗勞爾斯夫人的某一本書，將會受到怎樣的懲罰。讓我去死恐怕是太仁慈太干脆了。房子里的氣味讓我有些吃驚。不知什么緣故，我從來沒有將弗勞爾斯夫人與食物、吃飯或是平常人的瑣事聯系起來。那里一定也有戶外廁所，但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她打開門，香草的芬芳迎面撲來。“今天早上我做了些茶點。你瞧，我早打算好請你來吃點心、檸檬水，這樣我們就可以聊一會了。檸檬水正放在冰盒子里呢。”這意味著弗勞爾斯夫人平時也買冰，而鎮上大多數人只是在星期六上午才買冰，放在木頭做的冰激凌冷藏機內，整個夏天也不過買幾次。“坐吧，瑪格麗特，坐到那邊桌子旁。”她端著一個用茶布蓋著的盤。盡管她事先說過她已經很久沒有做點心了，我還是相信就像她的其他任何東西一樣，點心也會十分精美可口。我吃點心的時候，她開始給我講我們后來稱之為“我生活中的一課”的一部分。她告訴我不能寬容無知，但可以理解文盲。她認為有些人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卻比大學教授更有知識，甚至更聰明。她還鼓勵我認真傾聽被鄉下人稱之為常識的一些俗語。她說這些樸實諺語是一代代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吃完點心后，她把桌子打掃干凈，從書架上拿了一本又厚又小的書。我度過《雙城記》，認為這本書符合我心目中浪漫主義小說的標準。她翻開第一頁，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了詩朗誦。“這是最輝煌也是最糟糕的時代……”她的聲音圓潤，隨著言語的起伏而抑揚頓挫，就像在唱歌一樣。我想看一下她讀的是否真的和我過去看的一樣？還是像贊美詩一樣，書頁上滿是音符？她的聲音開始慢慢低沉下來。我聽過多次布道，因此我知道她的朗誦就要結束了，但我還沒有真正聽見或聽懂一個詞。“你覺得怎么樣？”我這才意識到她在期待我的回答。我的舌間還留有香草的余味，她的朗誦對我來說是很奇妙的。我得說點什么了。我說：“是的，夫人。”我至少得說這些，我也只能說這些。“還有一件事。你把這本詩集拿去，背下其中一首。下次你再來看我時，我希望你背誦給我聽。”在經歷了成年后的復雜生活后，我多次試圖弄清楚為什么當年她送給我的禮物一下子就讓我陶醉了。書中的內容已經忘卻，但余韻仍存。被準許，不，是被邀請進入一群陌生人的私生活中，與他們共同分享喜悅和恐懼，這使我讀貝奧武夫時就猶如喝一杯蜜酒，讀奧利弗特威斯特時，猶如飲一杯熱奶茶，忘記了那猶如南方苦艾酒般的痛苦經歷。當我大聲地說“這比我做過的任何一件事都好得多”時，我眼中涌出了愛的淚水，那是為了自己的忘我。在我第一次去她家回來，我跑下山去沖到馬路上（路上很少有車經過），快到店鋪時我還居然沒忘了停下來。有人喜歡我，這是多么的不同啊。有人尊敬我，并不是因為我是漢德森夫人的外孫女或是貝利的妹妹，而是因為我是瑪格麗特約翰遜。孩提時的邏輯永遠不需要證實（所有的結論都是絕對的）。我從來沒有想過弗勞爾斯夫人會選中我來表示關懷，也從來沒想過也許是奶奶曾請求她開導我一下。我只關心她曾給我點心吃，還給我讀她最喜歡的書。這些足以證明她喜歡我。奶奶和貝利在店鋪里等我。他問：“她給了你什么？”他已經看到那些書了，但我把裝著他那份點心的紙袋放在懷里，用詩集擋住。奶奶說：“小姐，我知道你的舉止像位女士。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了，上帝知道，但這些天……”她的聲音低下來，“快去把衣服換了。”Lesson9電視的毛病要擺脫電視的影響是困難的。假如統計的數據適用于你的話，那么你到20歲的時候就至少看過2萬個小時的電視了，從那以后每10年就會增加1萬小時。比起看電視，美國人只有在工作和睡眠上花時間更多。稍微計算一下，使用這些時間的一部分能做些什么。聽說一個大學生僅用5000小時就獲得學士學位。在1萬個小時內你能學成一個天文學家或工程師，流利掌握幾門外語。如果你感興趣的話，你可能讀希臘原文的荷馬史詩或俄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果你對此不感興趣，那你可以徒步周游世界，撰寫一本游記。電視的毛病在于它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生活中幾乎一切有趣的、能給人以滿足的事都需要一定的建設性、持之以恒的努力。即使我們中間那些最遲鈍、最沒有天才的人也能做出一些事來，而這些事使那些從來不在任何事情上專心致志的人感到像是奇跡一般。但電視鼓勵我們不做出任何努力，它向我們兜售即時的滿足，它給我們提供娛樂，使我們只想娛樂，讓時間在毫無痛苦中消磨掉。電視節目的多樣化成了一種麻醉劑而不是促進思考的因素。它那系列的、多變的畫面引著我們跟著它走。觀眾無休無止地跟著導游游覽：參觀博物館30分鐘，看大教堂30分鐘，喝飲料30分鐘，然后上車去下一個參觀點，只是電視的特點是時間分配以分秒計算，而所選擇的內容多為車禍和人們的互相殘殺。總之，許多電視節目取代了人類最可貴的一種才能，即主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而不是被動地奉送注意力。吸引并抓住人們的注意力是大多數電視節目安排的主要目的，它加強了電視是有利可圖的廣告的載體的作用。節目安排使人生活在無休止的恐懼之中，唯恐抓不住人們的注意力——不管是什么人的注意力都擔心。避免造成這一局面的最有把握的辦法就是使一切節目保持簡短，不要使任何人的注意力過于集中而受到損害，而要通過多樣化、新奇性、動作和行動不斷地提供刺激。很簡單，電視的運作原則就是迎合觀眾的注意力跨度短這一特點。這只是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但它逐漸被看作是電視這一宣傳媒體特定的，內在固有的本質，是必須履行的職責似乎是司令薩爾諾夫或另一個令人敬畏的電視創始人給我們傳下了刻有銘文的石碑，命令電視上出現的一切節目均不得使觀眾需要片刻以上的注意力。要是運用得恰當，這倒也無可厚非。如次出色的把使人的娛樂作為大規模推銷工具加以包裝，誰又能反對這樣一種宣傳媒介呢？但是我看到了它的價值現已充斥于這個國家及其生活之中。認為快速思維和快餐食品一樣影響著生活節奏很快、性情急躁的公眾，這已成了時髦的看法。在新聞方面，我認為這種做法不能進行很好的交流。我懷疑電視每晚的新聞節目真正能夠被人吸收和理解的有多少。其中許多被形象地描述為“機關槍不連貫地點射”。我認為這種技術是與連貫性作對的。我認為它最終會使事情變得枯燥乏味、使人覺得無足輕重的（除非伴以恐怖的畫面），因為任何一件事，如果你對它一無所知，那么它差不多總是枯燥無味、使人覺得無足輕重的。我認為，電視迎合觀眾注意力跨度短的做法不僅會造成交流不暢，而且還會降低文化水平。想一想電視要求達到的那些極不慎重的原則吧：必須避免復雜性，用視覺刺激來代替思考，語言的精確早已是不合時宜的要求。它可能已過時，但我所受的教育告訴我思想就是語言，是按精確的語法規則組織起來的。在美國存在著讀寫能力的危機。據一項研究估計，約有3000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他們的讀寫能力無法回答招聘廣告，或讀懂藥瓶上的說明。能讀寫可能算不上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但是我們的學識淵博的開國元勛們并不感到它是不合理的或者甚至是達不到的。從統計數字上看，我們的國家不僅未達到人人能讀寫的程度，而且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遠。盡管我不會天真到認為電視是造這一情況的原因，但我卻相信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有影響的。美國的一切：社會結構、家庭組織形式、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都變得更為復雜，而不是相反。然而其主導地位的傳播媒介，全國聯系的主要方式，卻在人類存在的問題上推銷簡單的解決方式，而這些問題通常是沒有簡單的解決方式的。在我心中，那30秒鐘一個的商業廣告：一位家庭主婦因選對了牙膏而感到幸福的那小小的戲劇性場面就是這一切的象征。電視已使這極其成功的藝術形式成為我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了。在人類歷史上，幾時曾有這樣多的人共同把自己這樣多的業余時間奉送給一件玩具，一項大眾娛樂？幾時曾有一個國家使自己整個地置于商品推銷媒介的擺布之下？幾年前，耶魯大學的法學教授小查爾斯布萊克寫道：“……被喂食本身并不是件瑣碎的小事。”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被強行喂食。我擔心這一做法對我們的思維習慣，對我們的語言、我們努力的極限度及對復雜情況的興趣等方面所造成的影響，這一點我們還只是極模糊的意識到。就算我的看法不對，用懷疑和批評的眼光來分析這個問題，來考慮如何抵制它，也不會有任何害處。Lesson10第十個人就在第二天下午3點前（鬧鐘上的時間，一個軍官走進牢房。這是他們這幾個星期以來見到的第一位軍官。他非常年輕，甚至小胡子的形狀也顯示出他不夠老練，左邊的胡子剃得重了點。他就像一個初次登臺領獎的小學生一樣窘迫不安，他說起話來粗魯無禮，似乎要顯示一種他并不具備的力量。他說道：“昨天夜間城里發生了幾起謀殺，一名軍事長官的副手、一位中士和一個騎自行車的女孩被殺。”他又說道：“我們不在乎女孩的死。法國男人殺死法國女人不關我們的事。”很明顯他事先仔細斟酌了他的講話，但他的嘲弄做過了頭，他的表演也很業余。整個場面就像手勢字謎游戲那樣矯飾做作。他接著說道：“你們知道自己為什么來這里，你們在這里好吃好喝，過著舒適的日子，而我們的人卻在工作和戰斗。不過現在你們必須付出代價了。不要怪我們，要怪你們自己的殺人兇手。我的命令是集中營里每十個人要有一個被槍決。你們有多少人？”“報數。”他厲聲喝道。人們悶悶不樂地照辦了。“28，,29,30。”人們知道不用數他也知道人數，這不過是他玩的把戲中不可忽略的一句臺詞。他說道：“那么，你們的名額是三個，我們并不關心是哪三個人。你們可以自己選擇。死刑于明天早上7點執行。”他玩的把戲結束了，人們可以聽到他的腳步響亮地敲擊著瀝青路漸漸遠去。查維爾忽然很想知道他打的手勢是什么字。要他們猜的是不是“夜間”，“姑娘”、“旁邊”，或“30”。不，不是。謎底肯定是“人質”。牢房里很長時間都沒人說話。后來一個叫克拉夫的阿爾薩斯人開口道：“好了，我們有人自愿嗎？”“廢話”一個職員說道。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戴著夾鼻眼鏡的老頭。他接著說道：“沒有人會自愿，我們必須抽簽。除非有人認為應該按年齡決定——最老的先死。”“不，不行。”另外一個人說道，“那不公平。”“這是自然規律。”“那算什么自然規律。”又有一個人說道，“我有個女兒，5歲時就死了。”“我們必須抽簽。”市長堅定地說。“只有這樣才公平。”他坐在那里，雙手依然緊貼在肚子上，遮擋著他的懷表，但是整個牢房里都能聽見懷表清脆的滴答聲。他接著又說道：“由未婚者抽簽，已婚者除外，他們有責任。”“哈，哈！”皮埃爾說道，“我明白了。為什么已婚者就應逃脫？他們的事兒已做完了。當然，你結婚了吧？”“我的妻子不在了。”市長說，“我現在是未婚，你呢？”“結了。”皮埃爾答道。市長開始解下懷表。發現皮埃爾處境安全，他似乎更堅信作為懷表的主人自己必定是下一個犧牲者。他環顧了每一個人，然后選擇了查維爾。也許是因為只有他穿著西服背心適合戴表鏈。他說道：“查維爾先生，我想讓你替我拿著懷表，萬一……”“你最好找別人吧！”查維爾說，“我還沒結婚呢。”那個老職員又開口了，“我結婚了，我有權說話。我們正把一切引向歧途。這不是我們最后一次抽簽。如果這兒有一個特權階層——那些最終活著的人，大家想想，牢房會是什么樣子。你們其他人很快就會痛恨我們。你們害怕，而我們將不再擔心。”“他說的對。”皮埃爾說。市長重新握緊了懷表，說道：“就照你們的注意辦。要是能夠這樣征稅的話……”他做了個絕望的手勢。“我們如何抽簽？”克拉夫問道。查維爾答道：“最快的方法就是從一只鞋里抽出畫有記號的紙條。”克拉夫輕蔑得說：“那么快干嘛?對于我們當中幾個人來說這可是最后一次賭博了。我們還可以享受一番。我提議拋硬幣。”“這不好。”那個職員說，“拋硬幣不是一個公平、合理的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抽簽。”市長說道。職員開始為抽簽做準備，為次他犧牲了一封家信。他很快的看了一遍信，然后把它撕成30張小紙條。他用鉛筆在其中三張上畫上十字，然后把每張紙條都疊上。他接著說：“克拉夫的鞋最大。”大家紙條放在地下攪亂，然后裝進了鞋子里。“我們按姓氏的字母順序抽簽。”市長說。“從Z開始抽。”查維爾說道。他的安全感開始動搖了。他急切想喝點什么，用手指從嘴唇撕下一小塊干皮。“就按你說的辦。”卡車司機說道，“有人排在威爾森前面嗎？我先抽。”他用手在鞋子里小心地掏，就像是要掏到他心里想要的那張。他抽出一張，打開，怔怔地看著，然后說了聲：“完了。”他坐下來，摸出一支香煙放到嘴里，卻忘了點火。查維爾心中充滿了巨大而又令他感到羞恥的快樂。看來自己得救了。就剩下二十九個人抽簽，而只有兩張帶有記號的紙條。抽中死簽的可能性突然變得對他有利，從10比1變成了14比一。經營水果的商人也抽了一張，然后漫不經心，毫無表情地表示自己平安無事。的確，從抽第一張簽時人們就忌諱任何喜形于色的表現，一個人不能以任何寬慰的舉動去嘲弄注定要死的人。查維爾胸中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這不是恐懼，像是一種壓抑感。當第六個人抽到空白紙條時，他發現自己在打哈欠；當第十個人——就是大家稱作雅維耶的那個人抽完簽后，他的心中又充滿了某種怨憤的情緒。現在抽中死簽的機會同開始時一樣了。有的人抽出他們手指碰到第一張紙條；有的人似乎懷疑命運企圖將某一張紙條強加于他們，所以他們剛剛從鞋里抽出一張，就又扔回去，再換另一張。時間過的很慢，令人難以置信。那個叫做維爾森的人靠墻坐著，嘴里叼著仍未點燃的香煙，對一切都不再在意。就在生存機會逐漸變小，抽中死簽的可能性達到八分之一時，一個叫勒諾特的上年紀的職員抽中了第二張死簽。他清了清喉嚨，帶上夾鼻眼鏡，好像要確認自己沒有看錯。“喂，威爾森先生，我能加入嗎？”他帶著淡淡的微笑說道。令人難以琢磨的機會再次以絕對對查維爾有利的優勢朝他走來，抽中死簽的可能性只有十五分之一，可他這次卻沒有絲毫欣慰，他被普通百姓所具有的勇氣所震撼，他想讓一切盡快結束，就像一幅撲克玩得太久了，他只希望有人離開牌桌，結束牌局。勒諾特在威爾森身邊靠墻坐下，他翻過紙條，背面是信中的一點內容，“是你妻子的？”威爾森問道。“是我女兒的。”勒諾特答道，“請原諒。”他起身走到自己的鋪蓋處，抽出一本便箋，回到威爾森身邊開始寫起來。他不慌不忙，認認真真地寫下一串纖細而清晰的字跡。這時抽中死簽的概率又回到了10比1。從那時起，對查維爾來說，抽中死簽的可能性似乎以一種不可避免的可怕趨勢發生著變化。9比1,8比1，抽中死簽的可能性好像指向了他。剩下的人抽得越來越快，越來越隨便。在查維爾看來，他們似乎都知道了某種秘密，知道他會抽中死簽。輪到他抽簽時，只剩下3張紙，留給他的機會這么少，在他看來真是不公平。他從鞋中抽出一張，接著又認定這是同伴的意志強加給他的，一定有十字。于是他把它放回去，另抽了一張。“律師，你偷看了。”剩下的兩個人中有一個大聲說道，但另一個讓他安靜下來。“他沒有偷看，他抽中的是有記號的。”“不，不。”查維爾把紙條扔在地上，開始大叫：“我從來就沒有同意，你們不能讓我替別人去死。”大家驚訝地看著他，但是沒有敵意。他是一個出身高貴的人。人們沒有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因為他屬于一個別人難以理解的階層。人們甚至沒有把他的行為與膽怯聯系起來。“聽我說，”查維爾一邊哀求，一邊舉起那張紙條。大家既驚奇又好奇地看著他。“誰接受這張紙條，我就給他十萬法郎。”他快速移動著小步從一個人面前走到另一個人面前，朝每一個人展示那張小紙條，好像是拍賣會上的服務員。“10萬法郎。”他懇求道。人們感到震驚，同樣又感到一絲憐憫：他是他們之中唯一的有錢人，這是與眾不同之處。人們無法去比較，只能認定這就是他個階層的特點，這猶如一個在異國港口下船就餐的旅游者能從一個碰巧與他同桌的狡猾商人身上總結出該國的國民特點。Lesson11談睡眠人真是充滿矛盾啊！毫無疑問，幽默是唯一幫助我們擺脫矛盾的辦法，要是沒有它，我們就會死于煩惱。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睡眠更能說明事物間的矛盾。比如，我打算寫一篇文章，面前放好了筆、墨和幾張白紙，準保沒寫幾個字我就會困得要命，無論當時是幾點都會那樣。我瞪著那似乎在譴責我的白紙，直到眼前一片模糊，聲音也難以辨清，只有靠意志才能勉強堅持。即使這時，我也會迷迷糊糊地像做夢一樣繼續堅持工作。但是當深夜躺在床上，我什么事都能干，只有睡覺無法做到。隨著時鐘一遍一遍的報時，我可以完成大量的文章。極有吸引力的主題和崇高的思想紛紛出現在腦海，隨之而來的還有恰如其分的意象和措辭。除了筆、墨和紙，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寫出半打不朽的杰作。如果，我們的思想和主觀意象對于來世的人來說真的就像我們的書本和圖片一樣是有形的、摸得著的，那么我在來世會比今生獲得更高的榮譽。只要我躺在床上有一兩個小時睡不著覺，我就能令自己滿意地解決人類一切的疑慮。如果我有興致的話，我可以譜寫出宏偉的交響樂，描繪出壯麗的畫卷。我就是莎士比亞、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但這一切仍無法令我滿意，因為我還是無法入睡。一旦到了上床睡覺時間，五個攝取知識的港口就要關閉，我認識的大多數人似乎都能很容易就忘卻了他們在塵世的作用，很快進入夢鄉，而我卻不能。對我來說，睡眠就像一個忸怩害羞的情婦，喜歡反復無常地挑逗男人，讓男人不停地向她求愛——“唯恐讓男人得的太容易而顯得自己身價太低。”我曾詫異地讀過一段大肆吹捧那些好戰的超人、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脅者，諸如克倫威爾、拿破侖之類的文章，文章里說他們“鋼鐵般的意志”使他們一躺下就能熟睡，并在某一特定時間醒來，精神抖擻。這些故事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決心像他們那樣做。于是上床后，我就咬緊牙關，在黑暗中盡可能顯得意志堅定，命令睡眠立刻到來。但是，天哪！高度集中的精力讓我比任何時候都清醒，我不得不在折磨人的失眠中熬過幾個鐘頭。我忽略了擁有“鋼鐵般的意志”的必要性，我自己的意志力中很少或干脆沒有這種特殊的金屬性質。但是同這些具有鋼鐵般意志的人生活在一起會是多么不舒服啊！誰愿意勸告他們，與他們爭辯呢？那還不如用大鐵錘打鐵砧。我承認我一直懷疑自己那些夸耀自己一上床就能睡著的人——那些“頭一沾枕頭就睡著”的家伙們。我覺得這種習慣中有某種不近人情、冷酷的、麻木的東西。我對這種人對較高級的事物鑒賞能力表示懷疑。拋開鋼鐵般一直不談，那種把他清醒時的感覺及思想隨同衣服拋在一邊，并完全無視那些有時會從十年前隱藏的記憶中跳出來的回憶和幻想的人，一定缺乏人類同情心和造詣深度。與這種人同住一室會使人費人性喪失信心，因為即使是最重要的一天，同這種人也無法溝通交流，也沒有什么午夜的密談，更沒有一同商議一天的痛苦和快樂究竟有多少。他們很快就進入了愚蠢的熟睡中，留下你一人在心里折騰，而且他們還鼾聲如雷，十分討厭。人工催眠的方法多不勝舉，唯一的相同之處就是都不管用。在《拉文格羅》（或者是《吉卜賽男人》）一書中有一個無可救藥的人，患有失眠癥，他發現華爾華斯的一卷詩集是唯一有效的催眠劑，但那只不過是伯羅的惡作劇而已。那個有名的數跳過籬笆墻的山羊的老辦法對我從來不起作用。我在想象中牧羊，一直想到它們不知怎地都變成了白熊和藍豬。我倒想看看哪個有理智的人能在趕著一群天藍色的豬的時候進入夢鄉。前不久，我和一位老朋友談到這個問題，她給了我一個治失眠的特別好用的方子，就是她想象自己一遍一遍地重復一些瑣碎事，直到她對生活的單調感到厭煩而進入夢鄉。她最喜歡的方法就是像墻上的一幅畫沒有掛正，然后著手將它擺正。我嘗試了這種方法——盡管把畫掛正并不是我的習慣——但毫無效果。我可以毫不困難地想象出墻上有一幅畫，也可以很熟練地移動幾下，但這么一來我想到了一般的畫，然后我想到了我和朋友T君一塊參加的畫展，他說了什么，我又說了什么，接著我又想到了T君最近過得如何，他的兒子是否還在上學。如次繼續下去，直到我發現自己沉浸在奶酪、招魂術和落基山脈的遐想之中——但仍沒有誰意！然后又想象到在《解放的普羅米修斯》中描述的那個地獄邊緣的某個地方，那個充滿了人類夢想和愉快想象的模糊地帶，有著陰沉可怕的幽靈，一幅畫歪掛在鬼影般的墻上。但我對能找到某種加速睡眠的方法沒有完全放棄希望，還看到了一線希望。重讀蘭姆的書信集時（這不是第一次，但愿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他寫給騷塞的便條中，我看到下面這段話：“在我辦公室有一位H先生，他從早到晚不停地寫啊說啊，但總也超不出肉體和物質現實那一套！當我晚上睡不著時，我就想象著和H先生就一假設的題目進行對話，在幻想中一直和他無聊地扯下去，直到我大笑或是睡著為止，我發現這方法很靈驗……”。這方法可能行得通，我們認識一些H先生式的人，他們的談話毫無想象力，有缺乏智慧，聽了就像服了鴉片一樣。今天晚上我將不再進行諸如數跳籬笆的山羊和擺正掛歪了的畫之類的毫無價值的想象，而去召喚一個極度無聊、乏味的家伙來對話。Lesson12我為什么寫作從很小的時候，大概五、六歲，我知道長大以后我將成為一個作家。從15到24歲的這段時間里，我試圖打消這個念頭，可總覺得這樣做是在戕害我的天性，認為我遲早會坐下來伏案著書。三個孩子中，我是老二。老大和老三與相隔五歲。8歲以前，我很少見到我爸爸。由于這個以及其他一些緣故，我的性格有些孤僻。我的舉止言談逐漸變得很不討人喜歡，這使我在上學期間幾乎沒有什么朋友。我像一般孤僻的孩子一樣，喜歡憑空編造各種鼓故事，和想象的人談話。我覺得，從一開始，我的文學志向就與一種孤獨寂寞、被人冷落的感覺聯系在一起。我知道我有駕馭語言的才能和直面令人不快的現實的能力。這一切似乎造就了一個私人的天地，在此天地中我能挽回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得意。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總愛把自己想象成驚險傳奇中的主人公，例如羅賓漢。但不久，我的故事不再是粗糙簡單的自我欣賞了。它開始趨向描寫我的行動和我所見所聞的人和事。一連幾分鐘，我的腦子里常會有類似這樣的描述：“他推開門，走進屋，一縷黃昏的陽光，透過薄紗窗簾，斜照在桌上。桌上有一個火柴盒，半開著，在墨水瓶旁邊，他右手插在兜里，朝窗戶走去。街心處一只龜甲貓正在追逐著一片敗葉。”等等，等等。我在差不多25歲正真從事文學創作之前，一直保持著這種描述習慣。雖然我必須搜尋，而且也的確在尋覓恰如其分的字眼。可這種描述似乎是不由自主的，是迫于一種外界的壓力。我在不同時期推崇風格各異的作家。我想，從這些“故事”一定能看出這些作家的文筆風格的痕跡。但是我記得，這些描述又總是一樣地細致入微，纖毫畢現。16歲那年，我突然發現詞語本身即詞的音響和詞的連綴就能給人以愉悅。《失樂園》中有這樣一段詩行：他負載著困難和辛勞挺進著：負著困難辛勞的他現在看來這并沒有什么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