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革命》與革命研究曾豐又2013013012一、本書理論重點《國家與社會革命》（后文簡稱《國家》），一部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著作。斯考切波在本書中運用比較歷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論結構分析視角，對1789~1800年法國革命、1917~1921年俄國革命和1911~1949年中國革命進行了嚴謹細致的分析。在談及20世紀的革命研究時，本書必然能夠占據相當的位置。我將把對《國家與社會革命》的分析作為一個革命研究的引入。我將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導論，即斯考切波對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個案選取的論述。第二部分是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社會革命原因的結構性剖析。第三部分是對三國社會革命后果的分析。本書具有深刻的研究特點。歷史上來看，流行于美國社會科學之中的革命研究總體上可以概括為三種途徑：聚合—心理學理論、系統—價值共識理論和政治—沖突理論。斯考切波開創了結構性革命分析新途徑，其重點在于對少量的重大革命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并非是單個國家的革命進程，也非對大量革命事件進行統計分析。在這里，比較—歷史分析成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我對結構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應當削弱對革命性情緒傳播、相對剝奪感和價值失范的傳統重視程度。對革命的分析應當回到結構性上來，這也是社會學研究一直強調的重點。其次，斯考切波強調對革命研究中多個變量的深入把握。她既反對現代化取向，也反對單一的太過簡化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她在本書中無數次提到制度性的決定情勢、群體在社會中的相關關系，以及在世界歷史上形成的國際結果中的各個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一種非個人性的、非意志論的因素。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貫穿本書的概念：國家的潛在自主性。她的觀點很清晰，即國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擺脫支配階級直接控制的潛在自主性。從國家的潛在自主性出發，作者進而指出了，追求更強大自主性的國家，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階級相競爭。所以，在此基礎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國的革命性危機時，主要分析了國家與外國軍事競爭者、與國內的支配階級和現存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斯考切波認為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具有比較分析的價值。同時，他還運用了與反例對比來印證自己研究的結果。她一方面通過球童法來尋找導致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性危機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國、普魯士時期的德國和日本進行對比，確認其研究結果。二、本書研究重點我將進入到本書中，細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分析，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們可以發現，本書第二部分主要是通過對舊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國和抵制中國的國家政權、階級結構和國際環境進行嚴謹的學理分析，回顧其革命的根源問題。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舊制度下的國家政權如何陷入了危機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農民起義是值得關注的對象。1．第一部分從上而下地考量，斯考切波認為，革命是在舊政權崩潰之后產物，“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出現于政治危機之中，而這些政治危機又位于舊制度國家的結構和形勢的中心”。她總結出了三國在革命以前的共同點：相當完備的帝制國家，由原生型官僚組織形成，但沒有充分官僚化；三國都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的農業社會經濟關系，但都建立在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之上，農民的反叛是帝國重要的威脅；國家與地主上層階級在控制和剝削農民方面是完全地伙伴關系，但在榨取剩余財富方面，又是競爭關系；三國都無法很好地應對來自國外的壓力，因為國內的政治制度性關系和緊張的階級結構；無論是在農業或非農業部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不是主導的形式，工商業階級與土地階級關系密切。但三國革命又具有不同點。大體上看，雖然三國都屬于之前提到的原生型官僚體制，但是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在法國和中國，地主階級能夠在帝制國家中占據到優勢地位，但是俄國地主階級并沒有太多的實際優勢，“中國鄉紳能夠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又把內部分裂的農民置于穩固的社會政治控制之下，從而支配著地方的農村社區”，“法國的地主上層階級也擁有大量的資產，而且還擁有可以從商業角度加以利用的領主特權”，“而俄國的土地貴族在經濟上很虛弱，在政治上面對地位權威時，也處于依附地位”。斯考切波認為，盡管波旁法國和晚期帝制中國其舊制度是在不同的具體時間和環境中垮臺的，但是，仍有著相似之處：相對繁盛的上層地主階級獲得了與君主專制對抗的集體政治優勢，由于其專制者都希望開啟從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革，觸發了組織良好的支配階級的一直反對。于是舊制度的行政機構和軍隊無可避免地分崩離析了。俄國的情況雖然最終結果也是同樣的分崩離析，但是并沒有一個強大的地主階級的存在，其主要阻礙是農村落后的經濟狀況和階級結構，最終君主專制垮臺，中央集權的行政和軍事組織走向了瓦解。接下來，斯考切波就日本和普魯士作為反例進行了分析。她認為，日本雖然與俄國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明治維新是突然發生的，同時日本工業化未受到落后農業的阻礙，日本也缺乏政治上強大的地主（日本地主雖然富裕，但是被排斥在權利之外，這就是日本工業化未受到落后農業的影響原因）。普魯士并不通過士紳來收稅，大大限制了地主階級的財富。同時，其改革非常地連續而微小，其沖突也在統治階層內部，并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反抗。普魯士有著強大的官僚體系，將地主貴族作為服從命令的個人加入到整個國家體系中，并通過強大的常備軍加以控制。從下往上地來看，即強調農民在農業經濟、地方政治和階級關系中的結構性地位對革命的影響，斯考切波加強了其論證的邏輯性。總體上來看，作者認為盡管從之前的分析來看，三國都遇到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但是緊靠社會政治危機還不足以造成社會革命。只有在政治制度出現裂縫時，農民趁機造反，給予舊制度最后一擊，整個社會革命才會到來。梯利認為，“革命是整個社會中的一種狀態，而不是社會各個孤立部分的狀態“，這也證明了農民反抗的重要性。廣泛的農民暴動反過來打擊了地主支配階級的權利和財產，整體上削弱了舊體制社會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破壞了自由主義或反革命的政治和軍事基礎，為邊緣政治精英鞏固了革命在中央集權、大眾參與的國際組織上的地位，實現了社會革命的改造（周立紅，2006）。在革命過程上，斯考切波并沒做濃墨重彩的分析。但是她仍然提出了，革命內容重點在于國家的建設。作為革命領導團體，法國雅各賓派與拿破侖、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的共產黨并非僅僅是其階級的代表，他們更重要的身份是國家建設者，是國家自主性的代表。通過他們對社會經濟實現的改造，提高國家的競爭力，鞏固革命的成果。2．第二部分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分析法國、俄國和中國社會革命的后果。博克諾提到，“歷史重大革命都摧毀了其所遇到的國家機器，經過多次的搖擺和實驗，革命最終建立了新型的國家機器以取代舊式國家機器，這與社會秩序變遷同等重要”。周立紅認為，斯考切波在這部分的分析中避開了革命后政權的階級性質問題，主要是看到了三國革命帶來的不以人意志轉移的相似后果（周立紅，2006）。整體來看，法國革命帶來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法國大革命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在社會革命危機關頭，自由穩定的局面無法得到保障，二是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催生了集權化、官僚化的國家組織”。在整個革命進程期間，法國行政機構規模更加擴大，更加嚴格地控制著更多的職能，諸如加強了政府對教育系統的控制，加強了政府對整個社會流動機制的控制。同時，在這個時期，政府創建了由國家管理的公共金融。在軍事系統方面，法國在這個時期加強了軍官的職業化和國民軍隊的完善，從根本上改變了軍官團的功能與組織結構。最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能夠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的法國國家。俄國在經歷革命之后，產生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官僚國家，運用各種高壓手段來推動民族工業化快速實現。其實現主要因為兩種力量：農民暴動和城市中的領導階層。這個時候，黨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和民眾，具有高度集中的強制性權力，將所有人都納入到了整個國家體制中去。中國在經歷了革命動亂時期的政治斗爭之后，出現了一個較之前更為強啊、官僚化的新政治體制。共產黨牢牢地掌控著社會的各個方面，所有公民被納入到整個體制中去，這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絕對集權和相對分權并存的國家，大力推動工業化和土地改革。斯考切波看到，三場革命都產生了更加強大的國家—更加集權、更加官僚化、更加獨立自主地推動著國家的轉型發展。當然，我們也能夠發現不同點：法國革命之后，國家沒有推進社會結構的進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維護職業官僚制國家，維護私有制和市場關系。而中國和俄國則走向另一條道路。當然，這也是其革命性質的體現。3．小結我們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可以發現，斯考切波的確是在結構性上來探討革命問題。她先分析了第一部分政治危機中的三個方面（君主/支配階級關系、農業經濟和國際壓力），再分析了第二部分中農民起義（農村階級結構和地方政治），再通過邏輯上的相加，綜合地分析革命的起源問題。但這是否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革命公式呢？斯考切波的答案是否定的。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并非是現代世界中僅有的社會革命的變革。斯考切波提到，“我們不能把對法俄中三國革命具體的因果分析隨意泛化為能夠解釋一切現代社會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論’”。第一個原因在于各國歷史背景與國際環境不同，第二個原因在于革命因果模式隨著世界歷史變遷而變化。這應當怎么理解呢？在我看來，斯考切波主要是想通過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來解釋：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域中，生產方式和階級結構是不同的，那么革命的動因也會不一樣。在這個基礎上，斯考切波做出了自己的預測：未來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社會革命不會再是激進的革命，而是漸進和逐步的。三、革命研究的演進路徑從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引入，我將對已有的革命研究進行一個大致的分析，并提出我對革命研究的思考。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人類社會的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人類的對自身命運的思考也越加深刻。社會學正式在這一基礎上出現的學科，“社會學是一門現代性學科”（蓋恩，）。革命研究逐漸成為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中的顯學。上至托克維爾，下至斯考切波及其以后的學者，他們對革命問題的研究奠定了當今“革命學”的基礎。整體來看，大多學者認為“革命”是“某個社會的國家和階級結構發生的急速轉變，伴隨著階級為基礎的對抗”（孔德元，2011）。亨廷頓認為，”革命有別于叛亂、起義、造反、政變和獨立戰爭，革命是對一個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是對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的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斯考切波認為，革命分為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只有當政治轉變和社會轉變同時滿足的時候，才能將革命稱作為社會革命。回顧20世紀西方革命研究，我們可以大致得到一下的演進路徑。早期的革命研究理論帶有很強的自然科學研究性質，諸如布林頓等人的“自然歷史”研究。布林頓在其著作中借用病理學的概念來類比革命。他認為，革命就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發燒狀態，在革命爆發前幾代人的時間內，就可以在舊制度中找到未來的社會動蕩的跡象，可稱之為疾病的“前兆”。在疾病完全暴露出來之時，危機就會出現，時常伴隨著精神錯亂，暴力的革命者，恐怖統治，在康復期時，高燒退去，病人康復，此時革命也走到了盡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革命研究具有一種自然科學的研究特征。之后的革命研究主要是理論模型構建法（李鵬濤，）。在二戰之后，社會科學對革命的研究強調通過建構理論模型來分析革命，諸如“系統論”、“行為理論”、“相對剝奪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等。這一種研究范式強調通過抽象建構出一套能夠解釋多數革命的理論。當然，這里的弊端也是很突出的，這些研究范式太過于牽強。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理論建構中，忽略了歷史變遷的重要性，走向了強調解釋力的極端。再隨后的革命研究即以斯考切波為代表的比較歷史研究，目的在于確立革命發生的原因，而不是單純地描述典型革命進程。這個時期的革命研究特點在于其個案選擇，既非大量的統計分析，亦非對單個革命進行描述性分析。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其研究方法對于對比研究的強調。這里既有求同性，又有反例驗證法。這一代的革命研究調服了第二代革命理論中的非理性前提假設，強調了革命參與群眾、革命前的結構性預兆和外來的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危機。在巴林頓·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強調了國家農業的商業化程度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政治走向，他提出三條現代化路線：英法美的民主道路，即農業完全商業化；日德的法西斯道路，農業處于半商業化狀態；中俄的革命道路，即農業商業化程度極低（巴林頓·摩爾，1966）。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第三代革命研究鼻祖摩爾的研究具有的特點——強調從不同國家不同生產關系出發，探討是否是革命屬性的現代化道路。 當前的革命研究又有了新的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西方學術界一般是將社會運動和革命分離以研究。20世紀90年代之后，社會運動研究和革命研究開始互相交流，學者開始探究革命與社會運動的交集。在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特點在于“革命”的概念內涵變化。此時，革命有了更廣和更現代的內涵：“革命是試圖改變社會政治體制，并對社會政治權威進行辯護的活動及結果，結果通常伴隨著危及已有權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大眾動員和非制度化行動。”我們可以看到，第四代革命理論強調額諸如大眾動員、意識形態沖突和對抗權威，將革命性質的范圍擴大。我的觀點是，盡管從現在回顧以往的革命研究，難免會發現當時的漏洞，但是這也是歷史變遷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斯考切波是非常明智的。她一針見血地指出，并不存在一種萬能的革命解釋邏輯。當歷史進展到不同的階段，革命必然會隨之產生變化。在社會科學中，無論研究者如何主觀地剝離出主要的變量，也難以窮盡所有的因素。在我看來，革命研究盡管應當考慮到意識形態和領導人意志等因素，但更應當強調的還是結構性因素。在革命研究中，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解釋效力，且伴隨著歷史的變遷，這種解釋效力也會發生變化。這也是革命研究不斷發展的動力。在整個革命研究的變遷中，我能夠清晰地看到不同學科對革命研究的獨特視角和方法。對于革命的研究，跨學科趨勢是必然。革命研究已經從單純的歷史學分析發展到了今天的革命文化分析，中間包括了成果卓越的革命結構性分析。革命的時代并未過去，而有些時候還“被”期盼（徐程，2012）。無論怎么看，革命研究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事實之上的，脫離不了時代的印跡。正如馬克思的精妙分析，“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種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么社會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了。”但是毫無疑問地，革命研究一直在發展。我也相信，革命研究將會在未來的政治理論、政治社會學中占據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它是如此的重要，同人類的社會轉型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如何認識《國家與社會革命》在整個革命研究中的作用？我認為，《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整個革命研究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提出結構性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重提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的重要性。我們能夠從斯考切波的著作中發現許多馬克思的影子。當然，她更加強調國家的自主性。這種馬克思革命理論的重提也與本書的個案選擇有關。《國家與社會革命》分析的革命都是傳統意義上的“大革命”，這種大革命顯然同結構相關，更能見到的是階級的沖突。斯考切波并非是照搬馬克思革命理論，她強調了馬克思革命理論中的不足，她更重視革命的后果，而不是革命的性質。我們可以看到，在斯考切波筆下的革命后果偏向了整個國家政權的建設和推動現代化轉型的作用，國家的階級性質并不在她的重點討論范圍之內。同她的老師巴林頓·摩爾相比，斯考切波更加成功將社會學的結構視角引入到了革命研究之中（相比之下，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具有太多的史實性錯誤），并重提了馬克思革命理論。這是她對整個革命理論演進的推動作用。正如查爾斯·梯利對本書的評價，“斯考切波以清晰的架構和精細的運思對三場革命進行了極具挑戰性的比較，該書值得研究、批判、檢驗、深化和爭論”。無論我們如何批判，我們都必須承認，《國家與社會革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熠熠生輝。四、三個值得探討的問題1.斯考切波在書中基本上很少涉及到革命的過程研究，從她對全書的布局可以看出，第一部分討論社會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討論革命的結果。當然，她的用意很明顯：強調對革命過程的分析完全應當是史學家的分內之事，而不是社會學家的職責。這樣做其實并無大礙。但是事實上，越是脫離革命過程來分析革命，越是容易出現最基本的史實錯誤。在斯考切波老師巴林頓·摩爾的著作中《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這種史實硬傷數不勝數。在這個意義上，斯考切波比她的老師要好一些。但她的分析還是有一些問題的，比如在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中。我們在前文探討過什么是革命。革命是激烈的、迅速的國家和階級結構的轉變。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1911—1949年的革命過程，實際上是多階段革命的集合。在這一點上，斯考切波是并沒有分析透徹的。事實上，俄國革命也是如此。俄國革命主要由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組成。斯考切波單純地將俄國革命視作社會革命，這是不正確的。二月革命，從革命的意義上講，應當屬于斯考切波筆下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才是斯考切波筆下的社會革命。同樣地，中國的1911—1949年的革命也是由前半段的政治革命和后半段的社會革命相結合的產物。盡管看上去斯考切波的革命分析邏輯是自洽的，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足。我認為，盡管斯考切波是從一個社會學家的角度來分析革命的問題，但同時也應當詳盡地占有革命過程的資料，有效地、嚴謹地對革命過程進行一個總結性質的分析。2.斯考切波認為，三場革命的性質是相同的。她認為自己部分地借鑒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中，斯考切波認為，革命的目的在于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在她看來，因為革命的目的都在于國家建設，所以其性質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忽略。我是不贊同這個結論的。當然，我不是帶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偏見來看待這個問題。馬克思認為，革命的目的是，在舊的社會制度成為新的生產關系的嚴重桎梏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的先進階級推翻舊有的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階級統治。在這種意義上來看，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新的社會形態取代舊有的社會形態。在書中，斯考切波在討論革命的結果時，重點在于國家政治體系的建設。但是，不同階級性質的革命形成的國家機器也是必然不一樣的。我們不能只關注一個國家集權與否。斯考切波認為，法國革命若是資產階級的，那只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意義上，即它鞏固并簡化了革命前就存在復雜多樣的財產權，使之成為簡單的個人主義性質的出于獨占地位的現代私有財產。在這里，斯考切波甚至不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我相信大多數學者是不同意的。錢乘旦指出，斯考切波完全以有沒有農民造反作為是不是“社會革命”的標準，將英國革命認同為資產階級革命，而將法國大革命脫離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范圍（錢乘旦，2002）。在我看來，斯考切波忽視對革命性質的細致考察雖然是她本意如此，但也并非是一個革命研究中合理的選擇。脫離對革命性質的考察，單純地分析革命之后的國家建設，這是一種過于簡化的革命研究。我認為，革命的性質即在于考察“誰”得到了“什么”。這是一個革命的根本問題。脫離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就好比沒有了對沒有奠基的空中樓閣的考察。3.在書中，國家潛在自主性是一個貫穿性的概念。國家自主性的存在、喪失和重構是理解社會革命過程的緣起、過程和結果的鑰匙（劉忠權，2008）。斯考切波認為，“國家強制組織的結構、它們在整個國家機器的地位、它們與社會的階級勢力及政治動員團體的聯系，都是分析處于實際的或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