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易學在隋唐的興衰

孔英達對《周易正義》的研究，尊重王璧的《周易》，離開鄭玄的《周易》。從那時起，鄭玄的《易經》被廣泛廢棄。鄭玄《易》學為何在唐官方意識形態中被舍棄,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1儒學興盛是阻礙學術興起的重要因素在中國古代,學術的興衰往往與政治相關。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甚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學說往往能夠大行其道,缺乏政治支持的學問往往其行不遠。儒學是積極入世、興國安邦的學問,其盛衰更是與政治勢力的支持有莫大關系。北朝后期的官方學術機構廢立無常,特別是在反漢化的潮流之下,儒學思想影響力減弱,漢族士人入仕困難,往往只有出自北方高門士族的漢族知識分子才有機會進入政治核心領導層。這導致北朝出現比較明顯的學術與政治的疏離狀況。官方的學術遠不如南朝梁、陳興盛,學術傳承多在民間。這是隋朝統一后南學壓倒北學的重要原因。1.1北魏的漢初官學建設被減輕人入北朝儒學的興盛離不開孝文帝的支持。正是重視漢文化的孝文帝在北魏推行漢化政策,重用漢族士人,北學才真正發展起來。在北方出現了徐遵明為代表的一批大儒,代表漢代學術的鄭玄學說成為北學的主體,鄭玄易學也成為北方的主流易學。而從北魏中后期開始,官學的建設陷入停頓狀態,政局的動蕩使得學術發展停滯不前。孝文帝改革是由皇帝推動的自上而下的自覺的文化變革。在其中,提倡儒學教育,注重文化建設就成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太和年間曾兩次興學。一次是在太和中,主要是將中書學改為國子學,并且開皇子之學,又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第二次是遷都洛陽以后,作為漢化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孝文帝下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這是北魏官學建設中的重要時期。在這場艱難的革新中,精通儒家文化的漢族士人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成為孝文帝得力的助手。不只是李沖、郭祚等出自漢族高門士族的士人進入北魏政權高層,許多家世寒微但是儒學精湛的士人也在這個注重文化的時代被孝文帝所倚重,“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1。鮮卑政權對漢族儒士的重視極大的激發了漢人研習經典的熱情,再加上孝文、宣武時期北方經歷了很長一段的和平時期,北朝出現了學業大盛的局面。當時號稱“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1。必須指出的一個事實是:雖然孝文帝重視儒士,改革的目的也是承繼儒家文化,但是由于改革中需要面對的錯綜復雜的問題太多,官方的學術建設工作在這一時期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時期,官學的情況也同樣不容樂觀。孝文帝之后的世宗宣武皇帝才能平庸,缺乏孝文帝的雄才偉略,魏收在《魏書·世宗宣武帝紀》對其評價為:“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2漢化事業在此之后推行不暢。“世宗承圣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2“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后生,遺本而逐末。”3宣武帝元恪去世之后,北魏的宮廷政治斗爭日趨激烈。先是勛貴于忠專權,郭祚、裴植等人被殺;后來靈太后掌權,旋被元叉、劉騰發動政變囚禁;后來靈太后復出,更為肆無忌憚,淫亂無度,誅殺親附肅宗皇帝之臣;北魏到了“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4的地步。在這種混亂時局,官學建設陷于廢頓。“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5對官學建設的忽視不利于北方學術的發展,不過對于北方儒家文化傳播打擊更為嚴重的,卻是北魏末年開始出現的鮮卑武人集團的反漢化舉措。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權逐漸漢化,鮮卑貴族得益于孝文帝分定姓族的舉措,成為新的門閥士族體系的受益者,鮮卑貴族上層與漢族高門士族逐漸融合。不過孝文帝改革也造成鮮卑族中的士庶分別,并且通過官制改革等舉措形成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為數眾多的鮮卑中下層武人集團的利益,因為在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把持仕途的情況下,武人集團被邊緣化,仕進無門。這最終導致北魏末年的六鎮兵變。與此相應,北魏的漢化遭遇了寒流。在這種亂世,官學的建設工作廢止也在情理之中。“暨孝昌之后,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5北魏太和年間儒學興盛,到六鎮之亂只不過20多年的時間,官學就損毀無存,遭逢亂世,大儒只能在民間講授,換取束修謀生。《北史》卷81《徐遵明傳》云:“(徐遵明)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6徐遵明、劉獻之、張吾貴都是北朝大儒,而他們都好聚斂,重束修,也與時局動蕩,朝不保夕的社會環境有關。1.2北人不愿當為漢字,一個“一學三學”學的不斷衰亡,是一個不斷投梁者,從文化上看,兩北魏末年六鎮起兵導致了北魏政治的大崩潰,在北方出現了東西對峙的情形。陳寅恪先生認為:“北魏晚年六鎮之亂,乃塞上鮮卑族對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歷代漢化政策之一大反動。高歡、宇文泰俱承此反對漢化,保存鮮卑文化之大潮流而興起之梟杰也。”7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是由鮮卑武人集團控制,又處在軍事對立的狀態,因此有著濃重的鮮卑化與軍事化的性質。其中,東魏、北齊所處地區文化發達,漢族士人深受打擊。皮錫瑞曾言:“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8皮錫瑞舉高歡之語來證明北人稱羨南朝,其實并不盡然。高歡此語出自《北齊書·杜弼傳》,這段話的背景是因為杜弼看到官員腐敗,遂提議高歡整頓吏治。高歡分析了東魏當時面臨的政治局勢,一是宇文泰招誘大將,一是中原士大夫對蕭衍政權的認可。而中原士大夫之所以人心不穩,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為蕭衍專事衣冠禮樂。高歡是六鎮鮮卑軍事集團的代表,在他上臺之后復鮮卑舊制,推行反漢化政策,北方士人政治地位迅速下降,仕進困難,這才是中原士大夫人心思動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實北方士人特別是高門士族,并不欽羨南方文化,更不會因為南方文化昌明而投奔蕭衍,漢族士人極少投梁者。鮮卑勛貴當朝,漢族文化不會被全盤接受。在北齊時期,學術與政治進一步疏離,官學建設衰頹,“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9。北齊后期,鮮卑勛貴、漢人士族及胡化恩幸實力,在中央政權交相爭斗,士族屢受打擊,在這種形式下,儒學更是難以得到政治支持。1.3宇文氏之“儒法之術”宇文泰和高歡都是承六鎮鮮卑化武人集團反對孝文帝漢化政策而興起的人物,只是宇文泰所憑籍的人才、地利都遠在高歡之下。宇文泰入關時,“田無一成,眾無一旋”,面對“關隴寇亂,百姓凋敝”的現狀,他推行了“關中本位政策”。這一理論是陳寅恪先生提出來的,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關隴物質本位政策。一是關隴文化本位政策。而所謂“關隴文化本位政策”,要言之,即“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內容上是上擬周官的古制”10。從宇文泰實施關中本位政策來看,事實上是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文化實力全面處于弱勢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舉措。史稱宇文泰“崇尚儒術,明達政事”11,更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宇文泰重視“儒法之術”。西魏時期,局勢比較險惡,政權的生存和發展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在宇文泰的思想中,有著濃重的實用主義的功利思想。“德刑并用,勛賢兼敘”是他的執政方針。在宇文泰眼中,儒家與法家都是治國之術,西魏、北周的統治思想相比較而言也就更重視法儒結合。“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經術。”12在這種情況下,儒學不會有實質性的發展。北周最為重要的漢族士人當為蘇綽,“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于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13這是一次關于“帝王之道,申韓之要”的長談,宇文泰關心的問題并不是如何施行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他與蘇綽的討論也不關注《五經》之義,他們的契合點在于關注如何在軍事、政治等各方面落后的局勢下使政權穩固并發展壯大。為了這個目的,“申韓”之術也可以使用,并不拘泥于儒家思想。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指陳帝王之道,不過門面語,兼述申韓之要,是實為當時求治之方,蓋為治本不能廢督責,而當文武官吏,競為貪虐之亂世為尤要也。”14最終,宇文泰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制度。“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15北周時期官學建設并不受重視,只是在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方“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16北周官方儒法兼用,特別重視《周禮》之學與政治的比附。鄭玄易學始終不能受到官方的重視與支持。在隋朝,鄭玄《周易注》逐漸散佚無聞。2南方:國子博士,主儒生隋繼北周而起,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滅南陳。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可治天下,當楊堅統一全國后,原來北周重視法家思想的實用的功利主義官方意識形態也要做出相應調整,儒學建設的重要性因之凸現出來。北周原本處于文化相對不太發達的關中地區,北學的中心區域在河北而不在關中,這就決定了北周注重招賢納士。《周書·儒林傳》所記載的北周碩儒,最為時所重者一為沈重,二為熊安生。沈重是自梁入周,熊安生也是在北齊滅亡后才入周。又周武帝滅齊之后,曾征18位北齊名士,其中有中書監陽休之、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等人。隋統一全國后,更是進行了大規模遷徙南方士人入關中的舉動。這種遷徙帶有多重政治意圖,不過,造成的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南方儒學的迅速北傳。從儒學的流傳來看,齊地士人入周所造成的影響遠不及梁、陳,北齊境內的河北的儒學主要存在于民間,其傳播方式以民間的私人講授為主,因此大量的儒生不會因為北齊政權的敗亡而入北周。而南朝梁以后官方極為重視官學的建設,南方最著名的學者基本都是國子博士或者文化官員,隨著隋朝對江南的征服,大部分著名的學者都進入北方,南學也就隨之北傳。張譏、沈德威、王元規、張沖等人在陳亡以后多仕于隋,而開皇年間,楊堅也曾征山東義學之士,“(馬)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范,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17。原北齊儒士多不在官學而在民間,張仲讓等人與南朝張譏等人相比,實在算是“鄙野之士”,朝廷并不重視這些鄉間野夫,張仲讓因狂言被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都被遣走,最后只剩下馬光被隋所用。楊堅對南方學者的重視程度通過這一對比表現出來。又隋煬帝大業年間,振興學校教育,大舉征召儒生,“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18,其中的杰出士人都被授以官職,任教于國子、太學。這是一次比較盛大的征召,儒生“遠近畢至”。當時禮部侍郎許善心推薦了徐文遠、包愷、褚徽、陸德明和魯世達,5人全都來自于南方,其學術完全屬于南學范圍,其中陸德明“與魯(世)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褚)徽博辯,無能屈者”。事后5人都被授予國子、太學的博士、助教,在京洛一帶聚徒講授。19這次由政府主持的征召和論難,勝出的多為南方儒士,他們也贏得了極高的學術聲望,“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20。值得關注的是,隋朝時期,北方最為著名的大儒劉炫、劉焯并不為楊堅、楊廣所重。劉焯先是“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后來因為不應蜀王征召而被“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隋煬帝繼位后,遷太學博士,也很快以疾去職。幾年后,被征召以待顧問,上《歷書》,卻因為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67歲。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劉炫的命運也和劉焯類似。作為名揚海內的大儒,一輩子無法被官方認可,這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劉焯、劉炫這樣的碩儒在隋朝如此潦倒,固然有其個人的原因,比如劉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丑,由是官涂不遂”21,但是其學術無法為官方所用也說明在隋時,北學已經衰微。隋朝的官學基本被南方學者控制,王弼易學也成為官方學術的主流選擇,鄭玄易學在北朝時期大行于河北的局面一去不返。3《易緯》是鄭玄所注的一種緯書隋唐都是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權,官方對于學術的影響力遠遠大于南北朝時期,此時官方對于鄭玄易學的態度就是決定其生死的至關重要的原因。而隋唐時期,政治上更重視人事,象數易學的思維模式被摒棄,特別是唐太宗重視從儒家思想中汲取治國之道,崇尚義理、全言人事的王弼易學比起“多參天象”的鄭玄象數易學更適合政治的需要。不僅如此,隋唐時期大一統的政權對思想控制異常嚴格,嚴厲禁絕讖緯,這也是對鄭玄易學重要的打擊。隋唐時期嚴厲打擊讖緯的政治舉措也對北學造成重大打擊,鄭玄易學被波及。北學與南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是否用緯書的理論。東魏李業興出使梁朝,與梁武帝蕭衍及散騎常侍朱異辯難學術。他們就多個學術話題展開辯論,其中,對明堂圓方問題有針鋒相對的數輪辯難: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危頁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于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異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異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葉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異不答。22南朝建明堂是遵照裴危頁的理論,這屬于魏晉新學,不同于以往。而李業興認為這種明堂不合規范。李業興用《孝經》緯《孝經援神契》的說法來立論,而朱異的回答是緯候之書不可信。雙方的焦點是緯書是否可信,可見北學重緯書,而南學不重緯書。鄭玄思整百家之不齊,總結漢代學術,對各家緯書多做注。據《隋書·經籍志》所載,鄭玄曾經注《易緯》《尚書緯》《尚書中候》《詩緯》《禮記默房》等。鄭玄注重對《易緯》的研究,他不僅注解了《易緯》,而且借助《易緯》構建了自己的象數易學體系。鄭玄的八卦卦氣說、十二消息卦氣與雜卦卦氣說、四仲卦二十四氣說等學說都是借助于對《易緯·通卦驗》《稽覽圖》《是類謀》等緯書的思想來闡發的,他的易學天道觀也主要體現在《易緯·乾鑿度》的注解中。可以說,對緯書的重視也是鄭玄易學一個突出的特點。而自東漢以后,出于各種目的,許多政權都嚴厲打擊讖緯,每一次打擊都是對鄭玄易學的一次沖擊。《隋書·經籍志》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