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經濟學分析

上海一直是長江以南地區促進產業轉型和附加值的主要推動力。20世紀90年代,上海主動調整產業結構,關停并轉了以紡織輕工為代表的一大批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企業,百余萬產業工人因此而分流到蘇州、無錫、常州等長三角其他地區,間接地帶動了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現如今,隨著上海的商務成本的節節攀升,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又悄然而至,只是這次是企業被迫無奈的選擇,已經從上海擴大到了長三角其他地區。近幾年來,隨著原材料漲價、工資上揚、排污支出增多,長三角出口加工企業的生產成本已經翻了一番,日子越來越難過,產業轉移已經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以英特爾公司為例,已經將其原來設在上海外高橋開發區的英特爾產品(上海)有限公司的生產環節搬遷至成都和大連,將其投資2.7億美元的中國總部,以及投資3900萬美元的研發中心和貿易公司仍然設在上海。未來上海的總部經濟投資將會繼續增加,生產環節將會逐漸外遷。在200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的影響下,上海產業轉移促進中心揭牌運營,蘇北各地紛紛出臺政策承接上海及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但是調查顯示,90%的受訪企業不愿意離開長三角地區轉移到蘇北或者內地去,最大的擔憂是轉入地缺乏如長三角那樣完整的產業配套,其次和當地政府不熟悉,對當地的人情和關系網絡不了解。實際上,企業擔憂的是轉移后嵌入到轉出地的社會資本網絡發生斷裂。因此,本文以上海的“外高橋(啟東)”模式為案例,介紹上海地區怎樣推動產業轉移和產業轉型升級,促進長三角經濟一體化。一、以效率機制解釋產業轉移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學者對產業轉移主要關注兩個方面:(1)為什么要進行產業轉移?經濟學從產業梯度的視角給出了答案。首先是,經濟發展階段引起產業轉移。源于弗農提出的工業生產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梯度轉移理論,認為發達地區不斷向發展中地區轉移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這種產業轉移和升級呈梯形,沿著勞動密集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的方向進行轉移和升級;赤松要的雁行理論則提示后進國家產業發展形態經歷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赤松要,1960)。這兩種轉移屬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產業結構梯度轉移。其次是,要素價格差異推動產業轉移,比如鄧寧所指的成本尋求型產業轉移(Dunning,1989),企業為了尋找更低的生產成本而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去,屬于產業要素梯度轉移。再次是,產品生命周期引起產業轉移,比如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Vernon,1966),屬于產業技術梯度轉移。最后是,為追求新市場而進行產業轉移,例如鄧寧所指的市場尋求性產業轉移(Dunning,1988)、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1987)等,屬于市場梯度轉移。(2)怎么樣才能有效地進行產業轉移?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給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外部規模經濟產生擁擠效應,從而增加運輸成本,產業轉出(Krugman,1991,2000)。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關注要素流動成本(運輸成本)、行政成本(地方行政壁壘、地方保護主義)、制度成本(制度差異)等對產業轉移的影響,比如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給出要素流動成本越低,產業轉移越容易實現。綜上所述,按照經濟學效率機制的解釋,當兩個地區之間具備要素價格差異,只要運輸成本足夠低,就會出現產業轉移。現實中們卻發現產業轉移并不那么容易發生。實地調研發現,盡管有跨江大橋相連,但蘇南企業很少愿意轉移到蘇北地區。這個單一的個案實際上代表了目前在長三角產業轉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一方面是發達地區擁擠效應,污染日益加劇;另一方面企業卻不愿意向緊鄰的周邊地區轉移。原因是經濟學家從效率機制(成本—效益)視角分析產業轉移,較少把產業轉移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當中考慮。社會學研究則有將經濟生產活動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中考察的傳統,如格蘭諾維特的經濟行為的社會嵌入理論(Granovetter,1985),因此為產業轉移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視角。按照社會學理論,生產活動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之中的,相對于易流動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則是難以轉移的。比如東莞的臺資企業從臺灣轉移到東莞,就是嵌入式產業轉移,先是幾家大企業轉移到東莞,最后帶動了臺灣的整個電腦配件的產業鏈轉移到東莞,將在臺灣的電腦配件產業鏈中的社會資本一起轉移過來了。前些年,東莞有些臺資企業由于不滿意東莞當地的治安和人才局限,遷移到長三角,但是后來又遷移回東莞了,為什么呢?因為遷移出去后,他們原來嵌入在東莞本地的產業鏈中的社會關系網絡斷了,社會資本消失了。這個案例顯示,阻止產業轉移的不是傳統的經濟因素,而是社會因素——社會資本。在中國,地方鄉親血緣關系網絡、地方企業關系網絡、企業與當地政府官員的關系網絡都成為企業嵌入當地的社會資本,特別是企業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網絡成為制約企業轉移的重要的社會資本因素(楊玲麗,2010)。社會資本具有封閉性(Coleman,1990),即社會資本不會像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在各個城市或地區之間自由流動,一旦企業離開原來的生產地,將會失去嵌入在原有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如果政府想讓長三角的低加工企業順利轉移出去,目前遇到的最大難題不是降低運輸成本、人力成本等,而是想辦法解決社會資本約束的問題,即企業轉移出去后,原有的社會資本缺失、社會關系網絡斷裂,特別是企業與當地企業所形成的企業網絡、企業與當地政府之間所建立的基于信任基礎上的社會資本等很難一時間在異地建立起來。因此,研究社會資本約束下的長三角產業轉移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研究采取個案分析的方法,以上海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為個案,研究地方政府怎么樣跨越社會資本的約束,推動上海的企業向蘇北的啟東轉移,以便實現上海的總部經濟式的產業升級。二、“區外拓展”—上海外高橋(啟東)產業園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是國務院1990年6月批準設立的國家級開發區。批準時的規劃面積為10平方公里,位于上海浦東新區,瀕臨長江入海口,地處黃金水道和黃金岸線的交匯點,緊靠外高橋港區,是全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全國15個保稅區中經濟總量最大的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依托開發浦東的優勢,吸取國外類似區域先進的管理理念,20年來取得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長速度,形成了以國際貿易、現代物流、先進制造業等三大功能為主的口岸產業。截止2008年12月底,保稅區累計批準來自94個國家和地區的10242個項目,其中,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11家入駐保稅區。園區累計吸引投資總額160.6億美元,合同外資74.1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50.3億美元。區內企業從業人數達19萬,其中外籍工作人員9200余人。2008年,外高橋保稅區完成銷售收入6511.21億元,占全國保稅區的44.3%;完成各類稅收517.98億元,其中稅務部門稅收217.63億元,占浦東新區的24.09%。隨著外高橋保稅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打算入駐保稅區,但是園區可利用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同時,隨著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企業的商務成本逐漸升高,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部分企業有將生產環節外遷的打算,外高橋保稅區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危險。面對上述困境,上海外高橋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外高橋集團”)抓住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時機,及時調整發展戰略,把目標瞄準向“區外發展”。經過多次考察、商談、調研,外高橋集團將區外拓展的目標放在蘇北南通的啟東,達成聯合興辦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以下簡稱“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的共識。上海外高橋集團和啟東的跨江合作,已經成為上海本地跨省區合作開發的成功典范。外高橋(啟東)產業園位于江蘇南通啟東濱海工業園,距離外高橋保稅區約40分鐘車程,由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外聯發”)與啟東濱海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共同開發建設,規劃面積8000畝,分三期開發。2008年1月28日,產業園簽約儀式暨奠基典禮在江蘇啟東舉行。2008年9月10日,占地約5平方公里的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正式開工建設,注冊資本3.2億元,啟東以土地入股40%,上海外高橋集團現金入股60%。按照規劃,產業園重點引進世界五百強企業以及國內大型企業,打造外高橋在上海北翼的重要生產制造業基地,形成機械制造、電子電器、船舶配件、生物醫藥四大支柱產業。園區自建設以來,取得了可喜的成績。2009年4月,總投資800多萬美元的首個項目上海丸倉工貿有限公司落戶園區。2010年3月31日,啟東濱海工業園20個工業項目集中開工典禮隆重舉行,是園區推進大項目建設、營造大發展氛圍的一項重大舉措。以南通世邦機器為代表的20個工業項目,占地總面積921.5畝,項目總投資18.64億元,單體項目平均投資規模9320萬元。2010年6月24日,首期208畝用地建設已經基本完成,4萬多平方米的現代化標準廠房已經建成,配套設施逐步跟進,四大支柱產業雛形可見。2010年6月24日,園區副主任道:“我們目前進來兩百多家企業,接近80家企業已經投產,預計今年年底有120家到150家企業投產,其余企業到明年這個時候進入產值期,今年我們預期產值在50到60億,稅收在2到3億,明年不少于100億的產出,稅收絕對不少于5億,在經過3到5年的努力,全部完成一二期的全部投入,不少于500到800家企業的進駐,總投入量不少于1000億,至少有2000到3000億的產出,我們大的定位就是定位成江蘇沿海開發園區建設的排頭兵。”2011年1月8日,外高橋(啟東)產業園與向海重工聯手打造“航母”,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與江蘇啟東的向海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雙方正式締結戰略合作關系(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中國船舶的子公司,該公司創造了多年來造船總量和經濟效益連續多年穩居國內造船企業首位的業績,享有“中國第一船廠”的美譽)。2011年10月11日,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招商推介會在上海中銀大廈隆重舉行,吸引了眾多企業打算入駐。2011年12月18日,上海西西艾爾氣霧推進劑制造與罐裝有限公司啟東新廠項目隆重開工。西西艾爾啟東項目在外高橋(啟東)產業園開工建設,對外高橋產業園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隨著滬崇通道和崇啟大橋的通車,啟東已經進入上海“一小時都市圈”,這座由江蘇與上海兩省市直接對接的首座特大型跨長江大橋,把啟東推向了長三角經濟圈的前沿陣地,也將進一步帶動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的發展。三、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產業轉移經濟學研究的缺陷在于把產業轉移視為單獨廠商的獨立行為,忽視了現代化大生產是一種復雜的網絡聯系(Powell,1990;Larsson,1993;Porter,2002),既表現為嵌入在產業鏈中的企業生產網絡(陳介玄,1994),也表現為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企業社會網絡(王緝慈,2001;魏江,2003)[11—12]。從單個企業來看,長三角地區的交通運輸網絡已經非常發達,蘇南和蘇北的很多城市進入一小時經濟圈,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應該會有助于產業順利轉移。但是,現實情況是,產業轉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順利,多數企業仍然寧愿呆在蘇南受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煎熬,也不愿意轉移到蘇北去。原因是產業轉移不是單個企業的轉移行為,而是涉及到企業生產網絡和社會網絡的轉移。如果一個企業轉移到外地去,雖然直接的要素成本下降了,但是如果配套企業沒有轉移過去,企業間接的要素成本不降反升。那么,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是如何克服產業轉移過程中社會資本的約束作用,實現產業順利轉移呢?(一)“轉出方”,加速產業轉移外高橋(啟東)產業園采取市場化運營,股份合作管理模式。即在現有開發區(江蘇南通啟東濱海工業園)中設立共建園,交由合作雙方成立的合資股份公司按照市場化運營和管理,公司負責園區規劃、投資開發、招商引資和經營管理等工作,收益按照雙方股本比例分成。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注冊資本3.2億元,啟東以土地入股40%,上海外高橋集團現金入股60%,稅收等收益也按照4∶6分成。這樣,轉出方占股份較多,有利可圖,轉出方的積極性較高,派外高橋產業園的管理人員長駐啟東,加速了產業轉移的進程。這種模式下,企業雖然外遷到了啟東,但是與企業打交道還是上海外高橋集團的管理人員,企業的評價是“雖然企業在啟東,但是服務和在上海時一模一樣,感覺還是在和上海領導打交道”,因此企業嵌入在政府官員中的社會資本也隨著企業一起外遷出去,打消了企業擔心當地政府敲竹杠的行為。而作為國際知名的國家級開發區,外高橋集團入駐啟東,本身就是對江蘇沿海地區投資環境的一種推介和提升,因此,啟東方面的積極性也較高,盡可能提供綠色通道配合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的發展。該模式運作規范,適合資金實力較強、園區開發經驗豐富的發達地區政府、園區或大企業與具有較強園區開發經驗的一方開展合作。(二)向社會資本的集成服務近年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內的許多企業,特別是以HP、IBM、INTEL、聯想等為代表的IT類龍頭企業,以及以德爾福、伊頓等為代表的汽車零部件巨頭均已經進入向綜合制造中心轉型升級階段,受外高橋土地瓶頸的制約,越來越需要在保稅區外尋找生產、物流等配套基地。但是,這些企業已經熟悉了保稅區的運作模式,對保稅區外的發展環境不了解,對區外的政府缺乏信任,因此外遷的擔憂較多。通過聯合興辦產業園,外高橋集團在異地營造了一個較低土地成本、較小運輸半徑、擁有一流物業服務的良好發展環境,并利用自己的品牌優勢以及長期以來與企業建立的互相信賴、互相依存關系(社會資本),使區內企業特別是一些國外企業能夠以較小的風險和成本尋找到滿意的發展空間,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服務,受到了區內企業的普遍歡迎。而且,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是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利用外高橋集團多年的管理經驗繼續為入駐啟東的企業提供生產、物流等全方位的集成服務。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內的企業及其關聯企業已經紛紛到外高橋(啟東)產業園考察,一些企業已經外遷到啟東,一些企業也己準備外遷到啟東發展。因為他們講道,“我們雖然遷移到了啟東,但是我們的根還在上海,我們還可以利用上海城市品牌優勢在上海外高橋發展總部經濟,我們還是享受著上海外高橋開發區所能給我們提供的服務,我們沒有什么后顧之憂”。實際上,是遷移出去的企業既保留了企業嵌入在產業鏈內的企業網絡社會資本,也保留了企業嵌入在政府官員中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隨著江蘇沿海開發的深入推進和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啟東的戰略優勢、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產業優勢、人文優勢將更加凸顯,吸引更多的企業入駐啟東。而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的建立則排除了社會資本的約束,將吸引更多的企業入駐。(三)“組團式”外遷,帶動產業鏈上、低壓配套發展,促進上海隨著上海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等的上升和周邊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上海外高橋開發區內的一些企業,特別是在價值鏈低端、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加工制造企業已經出現了外遷勢頭。比如,JVC和先鋒已經將總部和研發、生產環節一起遷出了保稅區,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很多企業的總部、研發、設計、營銷等產業鏈高端也可能將隨之轉移,將有礙于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的產業升級。還有一些企業暫時雖然沒有打算外遷,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其中一部分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不符合上海產業發展方向,也需要“騰籠換鳥”。因此,外高橋集團主動出擊、因勢利導,通過在異地搭建新的土地和物業服務平臺等方式,發揮自身長期積累的品牌效應和管理服務優勢,“組團式”外遷,使得園區內企業能夠就近配置低成本資源,形成產業鏈高、低端配套發展的格局,不僅帶動了轉入地的經濟發展,而且起到了對上海外高橋產業園區高端產業的穩商、留商的效果。同時,通過“組團式”外遷和轉移,解決了企業“單打獨斗”向外發展的費時費力、成本高的問題,增強了企業把低附加值環節轉移到區外的信心和積極性,打消了企業對產業鏈網絡斷裂的顧慮,保留了企業嵌入在產業鏈中的社會資本,促進了上海外高橋產業園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上海外高橋產業園內的管理人員已經開始著手動員一些園區內的企業將其價值鏈低端的加工環節遷移到啟東去。比如,2010年3月31日,20個工業項目集中在外高橋(啟東)產業園舉行開工典禮,這標志著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組團式”外遷的成功,也增強了其他企業外遷到啟東的信心。(四)外高橋產業轉移的優勢上海外高橋集團與啟東聯合興辦產業園,拓展了外高橋集團的土地、廠房等資源,擴大了企業運作的空間,為破解園區土地、能源資源等瓶頸制約、應對商務成本升高等開辟了新途徑。簽約以來,外高橋集團一方面采取多種方式引導低端投資向外高橋(啟東)產業園轉移,力爭早日產生經濟效益。另一方面調整外高橋保稅區內的土地、廠房、倉庫等資源,進行有選擇的招商,加快保稅區IT和汽車零部件等優勢產業的發展。雖然轉移的是低端投資,但是受外高橋保稅區的高平臺的帶動,也吸引了較多高端客戶的低端加工投資,明顯提高了外高橋(啟東)產業園區的知名度,吸引著其他配套企業進駐。共建產業園,外高橋集團不僅為企業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而且也給啟東帶去了其多年積累的先進的園區管理理念。因此,在產業園的整個運作過程中,啟東方面都非常重視、非常歡迎,該市黨政領導多次帶隊到外高橋考察,市四套班子領導都參加了產業園的簽約儀式暨奠基典禮,并給予產業園較為優惠的扶持政策,力爭使雙方達到互贏互利。因此,新一輪產業轉移對長三角發達地區來說并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企業并不是完全轉移到蘇北等欠發達地區,而是雖然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了蘇北等欠發達地區,但是還是和蘇南的政府官員、園區管理人員、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企業的社會資本網絡并沒有斷裂,而是達到了進一步延伸。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長三角發達地區可突破土地、能源、資源匱乏和環境瓶頸的約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升級,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而蘇北欠發達地區可充分地吸引外資、利用長三角的資金優勢和園區管理經驗優勢發展本地經濟。四、產業轉移,帶動長三角發展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與啟東的合作模式被上海認為是既突破了土地瓶頸,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又能保持上海經濟持續發展的典范。此舉已經引起了上海市高層的重視,市領導進行了專題研究,市委書記俞正聲作出專門批示:“希望上海各區縣開發區借鑒外高橋保稅區和啟東合作聯動模式,積極走出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