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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三年李椿墓志考述

紹興三年(1133年),胡安國修建了泰山,并進行了“最終計劃”。大多數學生都很優秀。一治兵尚人,興教疏才是李三維李椿(1111—1183)字壽翁,洛州永年人。曾祖李安,社李泰皆不仕,至父李升始以進士起家,為官以清廉著稱。靖康之難,李椿之父李升為保護父親李泰,雙雙受傷而死。當時李椿年紀尚幼,將祖、父深埋在一個佛寺中,作了記號。然后奉母南走湖嶺間。不久因遺澤補官,調為潭州衡山縣尉,除奸鏟惡,不為環境和勢力所奪。調任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縣盜發,將尉逮捕六十余人,李椿一一審問、分辨,只以六人抵死罪,使一些蒙冤之人得以釋放,而情節輕者亦得以活命。后因屢屢和守令爭獄訟是非,守令不滿,李椿請求調離,未得獲準。后來守令醒悟,兩人合作愉快。臨武縣因李椿斷獄,二十年沒再發生盜賊事件。紹興初,李椿調為衡山軍事判官。又平反了一起冤案,使被誣者感激涕零。春椿于這個時候向胡安國問學,成為胡安國弟子的。李椿初見胡安國,見其大儒風范,學識淵博,論理精微,凜然不可犯,而尤為“春秋大義”為說,深自佩服。顧椿又和胡寧、胡宏等游,退而言曰:“椿愿天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安國“聞而異之”。后來胡宏看到李椿所論《富川六事》,稱贊李椿是“經世之才。”不久李椿徙寧國軍節度推官。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李椿為準備差遣。張浚以淮甸軍事委托李椿經辦,李椿安撫并招集流民,布置屯兵,詳細偵察淮上廬陵和壽春等地軍情,巡查地理山川,于險要處下寨,張浚淮上守戰,得李椿幫助甚多。張浚復拜右丞相,在軍情并不緊急的情況下,欲往江上巡查防務。李椿勸其不要離朝,說“小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危。”張浚以為李椿說得好,但自以為身任天下之重,不忍心取消視察防務的計劃。張浚出朝不久,果然被暗算,再度罷免了丞相之職。李椿也就此離開張浚的幕府,得監登聞鼓院,數月后,請求通判廉州,未及上,召對,請求恢復廣西運鹽,并取消抽成、和■、招■等的干擾;又請求不要裁減身經百戰的老兵,以保證軍威不減,并減輕郡縣負擔。還請求墾田接濟軍需,保障民食,并要求變更稅法,希望官員的奉祿多給糧食和布帛,少給錢。高宗表示同意。改除知鄂州。再入對,力請減少對墾荒者的賦稅,要求第一年只收三分租,而后每年加一分,三年以后不再增加。高宗認為可行。至鄂州之后,招收流民,恢復逃亡的農戶數千家,鄂州荒土,大面積被開墾,鄂州經濟得到了有效地恢復。李椿在鄂州,嚴防火,禁盜賊,鄂州一時大治。移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輕刑罰重感化,辦公認真,閱讀公文,一夜千紙。又移荊湖南路轉運判官,不久召為吏部員外郎,再論廣西鹽法,高宗以為然,遂更改鹽法。李椿任吏部員外郎時間不長,即請求外任,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改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后召還朝廷,以鄂州為例向高宗論軍政之弊,舉證說:鄂州有官軍三千,在一次平息“茶寇”中,損失和逃亡了一半多,而事實上“茶寇”只有幾百人。李椿以為平息小規模的“茶寇”就如此狼狽,這樣的軍隊如果面對強敵,結局是不堪設想的。李椿勸諫高宗說,臣曾經認真思考過軍隊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主要是用將不得其人,為將者“馭眾無術”,加以缺乏積蓄,軍官克扣士兵,官家侵漁百姓。而老成和習于戰斗的士兵又多半因年老而被淘汰,他們把自己強壯的子弟都帶走了。軍中只剩下新招募的不習戰陣的士兵,而這些人的待遇又不公平,甚至不如俘虜。必須抓緊改變這個現狀,只有這樣,才能寄望于振興軍隊。軍隊振興以后,才可以寄望于國勢的強盛。李椿又反復向高宗論說鹽法弊端,高宗以李椿為“正卿”,緊接著又兼權臨安府事。李椿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得罪權臣,三個月之后解印而去。高宗不忍,以為李椿“不可遠去”,于是改知婺州,進秘閣修撰。數月之內婺州大治。高宗詔婺州上牛筋五千斤,李椿奏稱“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高宗醒悟,收回前詔,并召回李椿,使任吏部侍郎。李椿又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請求詔告朝廷內外各將所部(朝中官衙和地方州縣)中的“冗費”據實奏陳,可以省略的一概免除。高宗稱善。李椿后來因病請祠,高宗不允,面請力辭,遂以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紹興二十九年(1159),李椿以年高請求致仕,高宗不忍,李椿三上章請求,遂以敷文閣待制致仕。兩年以后,高宗考慮湖南兵戰之后,公私疲敝,上下猜疑,欲一得利之人前往鎮撫,于是以李椿“厚重可倚”,重新起用。李椿致仕后又重出,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一年之后,政聲斐然,遂再度致仕,進敷文閣直學士。李椿不戀官場,致仕得請的當天晚上,即登舟歸老衡山故居——野塘。后一直沒有再出為官,至淳熙十年(1183)11月卒,享年73歲。李椿是一個難得的經世人才,其于邊備、軍制、政務、屯田、經界、鹽茶,刑獄甚至人心風俗以及官員俸祿的得失等都無不精熟,而其為人正直,不喜與人構難,謙和寬忍,公正無私,忠于君而孝于親,尊師愛民。所到之處,政聲斐然,官民不怨,古今為官如此者,并不多見。李椿受胡安國“春秋大義”之傳,敬信服行,30歲以后開始學《易》,深通《易》象、《易》理,嘗以《易》之象、義開導君王:《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圣賢之訓皆以君為元首,臣為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李椿以為好的治體應該是君逸臣勞,一旦用人不當而歸過于君則政亂天下。他希望高宗體察《乾》卦的寓意,“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使臣下各盡其職,為上者只以公道用人,禁止臣下不法。用名節取士,如此士風可以重振,弊端有望革除。李椿認為:《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志同矣。李椿為官五十年,“上為人主敬信,下為士大夫尊慕”,“莊嚴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于色”,而內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于厚。”可謂德才兼備,仁智和一之能臣。其為人“超然于死生之際”,“平生大節,一無可憾”《宋元學案》稱其著述有《周易》觀卦2卷。李椿家風有傳,其曾孫李芾在南宋末知潭州,率家人及全城民眾浴血奮戰,最后慷慨赴死,忠孝之節不啻乃曾祖。真是仁人志士,后有忠信。德二年(1178)春,元兵圍困長沙,當時宋廷已經無兵可戰。李芾卻堅守長沙三個月之久,而元兵所向披靡,無往不勝,所到瞬聞即克,何長沙之難攻也?莫非忠信果有天助耶?二武佐衛生時,趙鼎在歷史上所居,個人以死為例,這也和張木為己,生活于方方疇字耕道,生卒年不詳。弋陽(今屬江西)人,受業于紫微呂本中,又從學于胡安國父子和張九成等。建炎進士。方疇曾為趙鼎門客,紹興六年任敕令所刪定官,上書,稱女真詭計多端;江南盜寇猖獗;宇內藩鎮跋扈和軍旅將士畏怯是四種最值得憂慮的情況,并提出所謂“十宜行”,即所謂講征伐、理財用、擇人才、明賞罰、重臺諫、抑閹寺、議詔令、恤兇荒、訓鄉兵和寬民力。紹興七年九月,罷張浚右相,秦檜因此得以于紹興八年(1138)3月再相。秦檜再相之后,馬上一改從前為政態度,首先拉攏私黨,使蕭振首先彈劾掉參知政事劉大中。劉大中是趙鼎的左右手,劉大中的被貶,使趙鼎感到自己也岌岌可危,于是主動請求辭去相位。高宗準奏。秦檜終于得手,從此獨相十八年之久。期間雖亦曾令李光、孫近等輔助,實則或為掩人耳目空設傀儡,或引為己助以排斥異己而己。當秦檜再相后,使任彈劾趙鼎,趙鼎將要罷相之時,傳言四起,有人說趙鼎辭相位了,有人說趙鼎已經上船走了。這時趙鼎還不知道。而作為趙鼎的門客和好友,方疇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這是秦檜的奸計,說秦檜“欲左右搖憾”趙鼎。趙鼎曾對方疇說:“我所引薦政府內以及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石工等都是士望很高的人,將來可以保證不會出現其他差錯,也不會反過來害我。”方疇說:“恐怕還得慢慢考察。”后來果然如趙鼎所言。方疇始信趙鼎有知人之明。當秦檜反戰議和之時,方疇提出貶斥秦檜。被貶通判武岡軍。胡銓被貶,人皆不敢與交往,方疇卻與之通書且議婚,將女兒嫁與胡銓之子。趙鼎被貶居會稽,方疇往見敘舊。在通判武岡軍期間,太守宋若樸迎合宰相秦檜意圖,密告方疇與胡銓為姻家,方疇坐與犯人通書,被貶零陵。胡銓自嶺南致書方疇說:“君取《易》《因》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也。”方疇原本將自己居所題名叫做:“守正”、“觀養”,因為呂本中曾經告誡方疇要“守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至此聽信胡銓勸告,取《周易》《困》卦之意,將所居之處改名為:“困齋”,并自稱“困叟”,學者因稱其為“困齋先生”。方疇很有才氣,行止有守,謫居零陵時,依然好學不倦,汪應辰曾感嘆地說:“聞耕道之風”,能使同學之人有所“興起”。秦檜死后,方耕道又重出通判建康府,后卒于官。留下《文集》20卷。《宋宰鋪編年錄》引方疇《稽山語錄》數條,看來是較有史學價值的,不過這不是史書,而可能是記載趙鼎言論的筆記之類的東西。方疇在趙鼎被貶之后還曾與其商量如果張浚復相將于國家有利的問題,可惜未能如愿。李心傳稱方疇于紹興二十六年(1126)11月底,被御史中丞湯鵬舉所參,以治獄用刑過酷,并且曾經附會趙鼎被罷免,方疇當時身任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此后又回到湖南,紹興28年2月,方疇因胡銓的書信建議,將自己的所居改稱為“困齋”,張木式于戊申日為作《困齋記》。同年夏4月,方疇還與劉芮、張木式一同游歷永州“東山”。其后情形不甚知曉。三劉浚之“事君之義”劉芮字子駒,東平(今山東東平)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年代在建炎、紹興年間。劉芮是劉摯曾孫,祖父是“學易先生”劉■,父名劉長歷,曾知開州。劉芮于南渡后隱居湘中,本從劉元城(安世)弟子孫偉(字奇甫)學,后來孫偉寓居衡山并與胡安國父子游,劉芮因此得以從胡安國學,與胡寅、胡寧尤其胡宏相友善,其待胡宏在師友之間。劉氏自“學易先生”以來,三世不求聞達,守家學不輟,《宋元學案》稱劉芮“遍游于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純粹。”劉芮曾為永州獄掾,反對太守無端加重刑罰,指出:“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太守對百姓是“生中求死”,非要找出可以殺頭的,以示自己執法嚴格,而對于連帶關系或上級官僚則是“死中求生”,想盡一切辦法營救他們,制造假證說他們根本不夠死罪。劉芮針對當時有人為向上級表白自己的業績而擴大抓捕面,加重刑罰程度以交差邀功的不德作法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其實這是很有意思的,沒有那么多罪犯,非要多抓一些,似乎辦案數量多,就是刑獄部門的功績。如果皇帝詢問:“為什么你那里那么犯人?是不是你們放縱的或硬逼出來的?抑或我這個皇帝做的不好?”不知太守將如何作答。不過皇帝并沒有詢問,所以太守依然如故。劉芮見永州太守不聽,遂引疾辭去。劉芮是孝子,中原淪陷之后,流寓湖南,其父死后十年還沒有正式安葬,劉芮是想在恢復中原之后,將父親靈柩運回山東老家安葬,但中原恢復漸漸無望,劉芮于是打算將父親安葬在湖南。但是劉芮此時一貧如洗,無錢支付這筆開支。太尉劉钅奇一直看重劉芮的人品、才學,于是解囊相助,劉芮就將父母埋葬在長沙湘江西畔的谷山之原。受劉芮之請,胡宏為作《劉開州墓表》。這是紹興二十六年(1156)閏10月的事情。劉芮與胡宏交往密切,受學于胡安國的同時,也經常向胡宏請教,尤其胡安國病逝以后,劉芮更是待胡宏以師禮。《五峰集》中有《次劉子駒韻》,是一首教化詩,其文曰:(一)忙中不忘識本心,一點靈光自在明。只向靜中尋底事,恐遭顛沛不員成。(二)心由天造方成性,逐物云為不是真。克得我身人欲去,清風吹散滿空云。劉芮又曾將自己的書屋喚作“存存室”,胡宏賦詩和之稱:動中涵靜是天機,靜中工夫動不非。會得存存存底事,心明萬變一源歸。劉芮在胡安國病逝后與胡宏、胡寅、胡寧兄弟講心論道,胡宏稱贊劉芮雖然貧苦不堪,仍然深明“事君之義,并且“強學力行”,繼承和發揚了曾祖劉摯以來的良好家風。劉芮保存有曾祖劉摯一帖,胡宏為作題記,感嘆在貧困中尚能有此用心:個人的“富貴功名”,只不過是一時之事。只有長期處于窮困卑賤的生活境遇中,還能堅守祖先德業,并努力使之發揚廣大,使之不斷地傳遞下去以至于無窮,這樣的子孫才真正是好的子孫。當秦檜炙手可熱的時候,劉芮客居于桂林,桂林守帥呂愿中是秦檜的同黨,在一次賓客、僚屬的宴會上說:離此城30里處有一城,名曰:秦城。前天夜里,此城忽然光芒萬丈,諸君可同我一起賦詩頌美。其用意已不言而喻,最后作成了臭名昭著的《秦城正氣詩》。當日沒有參加賦詩的只有劉芮和李成叔。當時劉芮并沒有多高身份,只是奉祠的閑官而已。不久,張浚卜居長沙,贈給劉芮一間房屋居住,張木式兄弟得以與劉芮交往,待之以師禮。秦檜死后,汪應辰致書當權者說:“如劉賓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閑散?”遂復劉芮刑部員外郎,又出為湖南提刑,劉芮經常告戒學生說:言行一致才是君子,說一套做一套則是小人。這是就為人品性而說的。劉芮的著作有《順寧集》20卷,楊萬里為之序。楊萬里論劉芮的為人時說:“子駒長于嗜古,短于諧今,工于料事,拙于售世。遇和之詘而幽獨之伸,流糜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優優,初若不可親,而久乃不可離。”紹興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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