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文化一、起源與發展（一）起源：祭祀司儀；以六藝教民者《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二）儒家思想的形成發展與演變1、孔、孟與儒家思想2、焚書坑儒的影響3、董仲舒與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4、南北朝佛教的盛行與儒家思想的衰微

總體特點：承襲殷商以來的巫史文化，發展西周的禮樂傳統，重血親人倫，追求事功，禮教德治精神始終一貫。君權神授“三綱五常”“性三品”的人性論：影響：禁錮著人民的頭腦,桎梏著歷史的發展,同時,又使儒學定于一尊,董為儒學發展的功臣5、唐代“三教”并行政策與儒家的抗爭

6、宋明儒學的復興與演變7、新儒學的興起

韓愈

朱熹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發展與演變朱熹：外在權威的宇宙法則轉化為

---道德自覺的心性理論影響：一方面,存天理,滅人欲；另一方面強化了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尊孔崇儒，推重“心性之學”主張“文明對話”“文化中國”“援西學入儒”（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頤、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四）儒學經典著作《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儒家發展的幾個階段1、以孔子、孟子、荀子等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原始儒家學說也可以說是為國家、社會培養官吏的學說，主要內容都是關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規范和從政方面的治國原則，都是十分具體的、為人處世中踐行的規范和原則，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學原理2、以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兩漢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學

董仲舒認為，孔子作《春秋》“為漢帝制法”，是為“素王”，把儒學宗教化。3、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宋、明、清時期的性理之學的儒學

性理學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和復興儒學為己任，復興倫理道德、身心修養層面的儒學，積極吸收和融合玄學、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論為己所用，使得許多本來屬于倫理修養層面的問題與政治制度層面的問題糾纏在一起而分割不清，使得本來建立在自覺原則上的規范，變而為強制人們接受的律條。

4、從康有為開始的，與西方近代民主、科學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現代新儒學康有為借儒家孔、孟思想來宣傳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此后新儒家不僅匯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廣采博納近代西方新康德主義、柏格森主義等理論內容，努力完成“光大道統”、“繼續政統”、“建立學統”的文化使命。三、儒家思想基本觀念

1、仁的觀念：內涵：仁者愛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程顥）表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朱熹注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方法：孝。《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2、義的觀念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義者宜也”。（《中庸》）“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行而宜之之為義”（韓愈《原道》）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3、禮的觀念“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文天祥的絕筆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4、智的觀念“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陽明《傳習錄》上）為學的工夫，并不是獲得知識，而是使良知、良能發揚光大的過程。“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王陽明《傳習錄》中）5、信的觀念“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6、內圣外王“內圣外王”是儒學全部學說的總的概括。《大學》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內圣范疇，齊家”“治國”“平天下”屬外王范疇。《大學》：“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說外物在人的內心有了正確的位置，亦即破除了外物在人內心的不正確位置（王陽明所謂“破心中賊”），使人的內心能夠不接受外物的不正確或不正當的誘導和誘惑，這樣人的良知就會顯現。“知至而后意誠”——就是說人的良知顯現出來以后，自然就會堅定自己修學圣賢之道的決心，而不會只是做樣子給別人看，自欺欺人。“意誠而后心正”——就是說人有了堅定的決心以后，自然就會對修學圣賢之道過程中的任何困難，都可以“不忿懥”“不恐懼”“不憂患”，對任何可能導致自己放棄修學圣賢之道的東西，都“不好樂”。“心正而后身修”——就是說人有了“不忿懥”“不恐懼”“不憂患”“不好樂”之心，不受任何干擾之后，就會自覺的將圣賢之道貫徹于自己的一切行為之中，并使自己成為圣賢一樣的人，最終實現“身修”的目的。格物、致知是“內圣”的第一階：即“明本性”；誠意正心是“內圣”的第二階：即“堅道心”；修身是內圣的第三階：即“行圣道”。其中格物、致知是內圣的基礎階段，即“破心中賊”的階段；修身是內圣的發揮階段，也就是將“破心中賊”的成果發揮于外在行動的階段。誠意、正心則是聯接“基礎階段”與“發揮階段”的重要保障。仁禮一體和“以禮為體，以法為用”構成分層踐行的禮法體系，超越社會形態、超越階級形態的促進社會長治久安、永久和諧的科學完善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方略。“內圣外王”涵蓋了“塑造人”的理論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會和國家、世界）”的理論兩個方面，事實上也就是涵蓋了整個社會學的全部領域。四、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1、以王道仁政來化導天下的治國理念2、“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3、大同與小康的社會理想4、“長幼有序，惟道是從”的人際倫理5、“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修養觀念6、樂觀而注重現實的生活態度7、見義勇為，見利思義，舍生取義的價值觀儒教——孔廟——圣教、儒學——書院——文教、儒仕——國子監——政教，儒門一家三教

孔子的教育思想

1、教育平等：有教無類2、態度端正，學無止境3、講求方法，學會思考1）“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1）“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2）“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3）“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2）三人行必有我師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4）仕而悠則學，學而悠則仕子曰：吾十五有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五、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儒學中的體現

1.中國傳統文化是凝聚之學。

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結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以和諧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響和傳承的，而社會綜合國力的構成中，民族凝聚力作為國家的軟實力，為社會發展、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國全體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崇高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共同構建和諧之社會。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諧社會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凝聚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過猶不及”，實質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變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之學的科學精神。

2.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之學。

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它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對外兼容，這正是依靠儒學“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實現的。儒學在保持其學統傳承的同時，總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匯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儒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大吸收能力和它強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國傳統文化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儒家學說則更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者和傳播者。

六、儒家文化對現代文化化的積極影響第一、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

儒家文化屬人倫文化，它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節、恥等，蘊含量十分豐富，每個字都能寫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們的一般意義，加以選擇、加工、發揮，就能成為精華。如“仁”，是儒家道德規范體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強調了人的社會屬性和本質；“仁者愛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應該有道德自律意識；“殺身成仁”，彰顯了堅守信念、不怕犧牲的決心。又如“忠”，拋開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體含義之外，可貴之處在于忠于職守、勇于負責，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會都應具有的美德，封建社會過分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而忽視父母對子女的“慈”；現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家家體現的是過度的“慈”，很容易丟掉傳統的“孝”，所以，當今更需要強調“孝”。此外，“義”即正直、正義，“禮”即禮貌、禮儀，“信”即誠信、信譽，“溫”即和藹、平易，“恭”即謙虛、敬人，“儉”即勤儉節約，“讓”即寬容忍讓，“廉”即清正廉潔，“節”即骨氣、氣節，“恥”即自尊自愛等，它們的一般意義都可以繼承并發揚光大，為我們的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服務。第二、“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儒家思想歷來十分重視老百姓的作用，認為百姓是國家安寧的根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里的“貴”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義。重視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視老百姓的生計。所以，儒家思想歷來強調君子要有“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情懷，把個人安身立命與百姓福祉聯系起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要安民、養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時還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懸”，“厝天下于衽席之上”。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做事本領，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當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前提是英雄史觀。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踐科學發展觀，貫徹以人為本，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所不能比擬的，但注重民生、為民造福的社會責任感是相通的。第三、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繼承孔子的辦學傳統，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擔的。孔子的“有教無類”，“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都是可貴的教育經驗總結。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術”，荀子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和“鍥而不舍”，韓愈的“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都成為后世學子的格言，即使現在，對我們的素質教育仍有啟發價值。針對我們目前應試教育狀況，我們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也需要繼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優良傳統。第四、.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優秀成分溶入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在中華民族精神中，處處閃爍著儒家思想的光輝。如愛國主義，儒家思想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要求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克己”是為了“復禮”；強調家國合一，國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又如團結統一，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很濃，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漢董仲舒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儒家的“內圣外王”強調君子修身、“齊家”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政治觀念和思維方式。在中國歷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統一人心所向，這已成為我們反對民族分裂的廣泛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又如愛好和平，儒家講“禮之用，和為貴”，講“和而不同”，講“厚德載物”，講“忠恕”，要求人們在處理君臣、父子、夫妻、鄰里、朋友等“五倫”關系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里，最可貴的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站到對方想一想，以增進理解，營造寬容，多達共識，形成合力。現在，在國內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在國際提出和諧世界理念，堅持友鄰、睦鄰、富鄰政策，為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儒家“和”的思想能發揮更大作用。又如自強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強調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要求人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就是一個十分勤奮的人，干起事來，“不知老之將至”，他認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儒家認為，人生在世應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精神，毛主席作過發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就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精神的概括。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使之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承、弘揚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然也繼承、弘揚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同時，結合時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內容，如“三大作風”，兩個“務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等，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豐富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七、儒家文化對現代文化化的負面影響第一、重道輕器對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器”。《禮記·王制》說:“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中國有一種思想極為根深蒂固,即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致的科學知識更重要。這種思想源于儒家的傳統”。羅素《中國問題》第二、“重人情貴親疏”對現代化人際關系的負面影響夫婦、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