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經》二雅怨刺詩對屈創作的影響

《詩經》和《楚辭》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古以來，人們就討論了這一點。例如，劉毅的《文心雕評能識別騷擾》和《萊森》強調“和平與諷刺”、“幸福與正義”、“忠誠與仇恨”、“看這四種東西，優雅的人也。”(1)《漢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2)明徐師曾云:“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首也。”(3)清人程廷祚認為詩騷在“陳情”、“陳志”和“體物”方面都是相通的。(4)今人對詩騷關系的研究更細微和具體。趙逵夫先生認為誦詩的形式在春秋以前就有了,《詩經·大雅》的《崧高》、《烝民》便是明證。但充分發揮語言本身的藝術表現因素以盡可能造成詩的形式美,卻是屈原的功勞。(5)李金坤《詩騷比較新論》,楊仲義《詩騷新識》、潘嘯龍《詩騷詩學與藝術》、葛曉音《四言體的形成及其與辭賦的關系》等著作和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詩騷體式的特征及其演變和因革關系。總之,詩對騷有影響這一事實是肯定的。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所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但風、雅、頌三體對騷的影響到底哪個更大呢?陳師道說:“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后效風。”(6)本文對詩騷文本進行比較分析后認為《詩經》二雅怨刺詩對《離騷》影響最大。而“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之說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離騷》中的虛構世界和神話傳說已與《詩經》中的頌詩有了本質的區別。一、市場的動蕩促使矛盾的效果《詩經》二雅怨刺詩多產生于厲王和幽王時代,這與厲、幽時代時局的動蕩密切相關。《國語》記載:厲王暴虐,使衛巫監視謗者,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的高壓弭謗行為激起國人的反抗,最后被流放于彘地。宣王在邵公等大臣的幫助下勵精圖治,出現中興局面,但無法挽救西周社會的衰頹之勢。幽王寵褒姒而導致眾叛親離,在公元前771年,被申侯聯合犬戎、繒人所殺,西周滅亡。所以說,從厲王到幽王的一百多年中,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經歷了劇烈的沖擊。時局的動蕩激發了怨刺詩的大量產生。四百年后的楚國懷、襄時代與西周末年的厲、幽時代一樣,其政治形勢也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巨大變化。懷王初年尚能繼承祖業,國勢強盛,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中曾一度形成“縱則秦帝,橫則楚王”的格局,然而由于用人不當,又不能及時改革弊政,很快衰落下去。隨著楚國政治形勢的急劇變革,屈原作為楚國有著強烈的政治抱負和責任心的大臣經歷了由最初的“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到被楚王疏遠,遭饞放逐的人生遭遇。這種遭遇促使其“發憤抒情”,在被流放之后創作了《抽思》《思美人》《惜誦》《離騷》等大量充滿怨憤之情的詩歌作品。西周末年的二雅詩歌除了宣王中興時期的一些頌美之詩外,多為怨刺現實之作,所謂的“變雅”多做于這一時期。與西周末年的二雅詩人多怨誹的抒情基調一致,屈原作品集中而深刻地表現了詩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幽怨之情,這種情感與對楚國的政治現狀、國家命運的憂慮以及對小人當道的社會現實的憂憤之情交織在一起。相似的政治環境、身份地位以及人生境遇使相距四百多年的詩人產生了情感共鳴,創作了相似的詩歌作品。二、“雅”詩的主題與屈原作品的主題相似1.周染之“情”二雅怨刺詩和屈原作品都表現了對君王昏聵,用人不當而造成的社會動蕩、國運衰敗的憂慮與憤慨。如《民勞》是警告同列大臣并以之警戒周厲王的詩。《毛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玄《箋》:“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強陵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板》也是諷刺周厲王的詩篇。《毛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桑柔》,芮良夫作,《詩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十月之交》諷刺幽王寵信褒姒、任用小人,逼走了宣王朝的老臣皇父及其盟友,致使國亂政衰,人心離散。《蕩》篇,《毛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其獨特之處是模擬周文王斥責殷商的口吻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其詩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全詩用這種表述方式貫穿始終,開借古諷今之先河,表現了人民在周室衰敗環境下的掙扎和對統治者的憤怒之情。以上詩作是朝中大夫從國家興亡的角度對時政表示不滿和擔憂。下層人民也從自身的遭遇出發,抒發國政混亂對自己造成的災難和傷痛,《北山》是周幽王時一個下層官員所作,《毛序》謂“《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無將大車》也是周幽王時下層官員所作,詩中表達了政繁役多、勞苦憂思、感時傷亂的情感。詩人借用推大車而自招塵埃起興,告誡自己遠離紛擾,否則只能自討苦吃。《四月》是幽王朝的一位“君子”所作,他被周王派遣駐守江漢之間的南國,但因朝中發生禍亂,過期而不得歸家,于是寫下這首詩,對造成禍亂的當政者表示極大的怨憤。厲王就小人,遠賢臣。奸人當道,結黨營私,人心離散。面對這種情形,詩人禁不住怒斥小人:“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大雅·桑柔》)戰國后期楚懷王朝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小人結黨營私,舊貴族不顧國家的前途命運,極力阻撓屈原等有遠見的大臣的改革舉措,這些小人“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而楚王又昏庸“不寤”。面對這種情形,屈原既怨憤又無可奈何:“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靈修之浩蕩”與大雅中稱厲王為“蕩蕩上帝”、“上帝板板”、“上帝甚蹈”一樣,表達了正直大臣對最高統治者的失望之情。可以說對昏庸君王的勸諫、斥責和怨憤之情是二雅怨刺詩最突出的主題。而屈原以《離騷》為代表的大量作品也貫穿著對“哲王不寤”的幽怨之情。楚懷王十年(前319)屈原任左徒之職,他對外主張“聯齊抗秦”,對內主張政治改革。屈原對未來的政治事業充滿熱情,但楚王前后不一,數次變化:“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離騷》)這種情形西周末年的小雅詩人早已深有體會。如《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兇矜。《毛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魏源《詩古微》則以為是刺周厲王,他的理由是:“試質諸《大雅》刺厲刺幽之詩則了然矣。厲王暴虐剛惡,乃武乙宋康之流;幽王童昏柔惡,特后漢桓靈之比。故刺厲之詩欲其收輯人心;刺幽之詩皆欲其辨佞遠色。”又說:“征以厲王諸詩,一則曰‘上帝板板’,再則曰‘蕩蕩上帝’,與此《菀柳》‘上帝其蹈’,皆監謗時不敢斥言而托諷之同文也。”(7)魏說較之《毛序》,更合情理。詩中反復說“上帝甚蹈”,是由于厲王暴虐,監謗于人,故假托上帝,如同《離騷》之言楚王為“靈修”一樣。蹈:變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言其喜怒變動無常”。(8)“俾予靖之,后予極焉。”意思是先使我治理國事,后來“王信饞不察功考績,后反逐放我。”這里抒發的幽怨之情與屈原“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小雅詩人不像屈原那樣欲罷不能,因為屈原與楚王同祖同宗的關系,他對楚王和楚國的命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所以顯得格外悲憤交加。而《菀柳》的作者在遭到不公的待遇和傷害后,可以毅然決絕:“上帝甚蹈,無自昵焉”。并且大聲質問:“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兇矜。”這是作者和周王的親疏關系決定的,也是屈原無法做到的。2.關于開放第一,是處理社會矛盾,投緝罪犯,結果入群伴隨著政治的衰頹,讒毀和中傷行為滋生。關于讒言現象的描述和對饞毀行為的斥責是厲幽時代詩歌和屈原作品又一共同的表現主題。《小雅·青蠅》寫道:“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青蠅》是衛武公所作之詩,刺幽王信讒言,廢申后、放太子。(9)詩中以營營亂飛的青蠅起興,表現了讒言的盛行及其危害之大,并對讒言和饞人者充滿了憤怒和厭惡之情。《小雅·巷伯》是周幽王末世,寺人孟子遭讒罹禍而作。《毛序》謂:“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中對譖人者的憤怒之情達到了極致:“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對譖人者羅織罪名的伎倆更是極盡諷刺之能事:“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活畫出了譖人者的蠅營狗茍、“預謀譖人”的丑惡行徑。在《小雅·巧言》中,詩人痛斥小人進讒言而天子不察,遂使國家禍亂頻生。作者遭受了讒害,悲憤的情緒難以抑制,所以用憤激之詞直斥讒佞之人。可以說對于饞毀現象的描述在西周末年的詩作中俯拾皆是。看來饞毀現象的確是厲幽時代的政治亂象之一。奸邪小人饞毀賢臣的現象歷朝都有,但西周末年對這一現象的反應之強烈和深刻確是文學史上值得注意的現象。四百年后,饞毀現象在楚國重現,傷害著楚國的賢臣良士,進而損害著楚國的國家利益。楚懷王時期,屈原對外主張“聯齊抗秦”,對內主張政治改革。他受命草擬憲令,因妨害了舊貴族的利益,受到上官大夫、寵臣靳尚、王妃鄭袖等人的讒毀。屈原是小人饞毀的直接受害者。他對讒言誤國和讒言中傷的憤懣比西周末年的詩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他更痛心的是楚王對讒言的聽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離騷》)他怒斥饞人:“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但與小雅詩人不同的是,屈原并沒有像《小雅·巷伯》那樣用咒語的形式對饞毀者進行詛咒。這是因為對饞毀現象描述較多的小雅詩人大多是中下層貴族,身份地位較低;而四百年后的屈原時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又有了新的發展。屈原深知對于奸饞小人,說教是無意義的:“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離騷》)與西周末年的詩人面對饞言的態度相比,屈原顯得更理智、更清醒。屈原在經過一番抗爭之后,深知自己已無力改變外部世界,也無法改變世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改變自己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他可以選擇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這也是后世有氣節的文人立身處世的基本法則。班固曾經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忿懟沉江”不合二雅,不合《左傳》,也是針對屈原的桀驁不馴和傲岸不群而言的。劉熙載謂班固此論“殊損志士之氣”(《藝概·賦概》),實在是確論。3.想象的進一步擴充時局的動亂、饞毀中傷以及不公的待遇必然使詩人產生生不逢時之感和孤獨無援之嘆。這是人遭受不公的待遇和誣陷之后的必然反映。《小雅·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意識到自己的生不逢時,就會對時間產生一種追問和思考,同時又會產生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的悲哀。《小雅·小宛》:“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離騷》中這種意識更強烈:“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我國古代社會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人民從上古時期就對時間很敏感,產生了許多時令歌謠。但小雅詩人的有些時間意識顯然與時令時間不同,而是一種對生命時間的反思,是人生價值在時間維度上的思考。只不過這種思考還是朦朧的、樸素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小雅·小弁》)到了《離騷》,已經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時序主題的書寫了。在這種生不逢時的感嘆中,必然產生三種心理反應:一是孤獨體驗。二是悲傷情緒。三是產生想象和幻想,這表現在詩歌中,就是對抒情空間的擴展。前兩點在《小雅·小弁》中表現得很突出:“弁彼鷽斯,歸飛提提。民莫不谷,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詠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小弁》,《毛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漢代以后的學者對于《毛序》的說法頗多疑問。朱熹《詩集傳》:“《序》以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10)姚際恒《詩經通論》據此駁《毛序》:“詩可代作,哀怨出于中情,豈可代乎?況此詩尤哀怨痛切之甚,異于他詩也。”(11)從文本來看,此詩更像太子宜臼自作。其中抒發的孤獨感和悲傷之情的確是代做者無法做出的。班固《漢書·馮奉世傳贊》云:“饞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12)正好說明了這一點。通過想象來擴充抒情空間在《詩經》中基本上是以比興的暗示和聯想實現的。“且《詩經》比興的幾種主要聯想方式都很單純直觀。”(13)這種聯想大多都沒有脫離人間性和現實性。然而二雅怨刺詩在抒發憂憤之情的探索中,大幅度的聯想思維卻突破了其它《詩經》作品比興聯想的現實界限,從而使《詩經》的現實主義表現方式向《楚辭》浪漫主義表現方式的轉變邁進了一大步。三、重構、深化的思維空間和載體比興本來是《詩經》最主要的聯想方式。興更是由于某種感觸而進行的相似情形之聯想,但這種聯想都不出現實生活的經驗世界。在二雅詩歌產生的時代,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還是傳說的重黎“絕地天通”以來的秩序格局。《尚書·呂刑》和《國語·楚語》所謂的“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其實是天官系統和地官系統的政治文化模式,后來發展為《周禮》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大體系。(14)“絕地天通”其實是上古政治與原始宗教在社會權力分配中的一種共謀,其結果是形成了政權與神權緊密結合的社會秩序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只有巫祝等神職人員有權溝通天人,神的世界被賦予“神圣”的不可置疑的權威性,反映在《詩經》中就是用于祭祀的儀式樂歌(《頌》)與人間的樂歌(《風》和大部分《雅》詩)有明顯的區別。《風》《雅》之詩基本立足于現實世界,《頌》詩則立足于神靈的虛幻世界。這個神靈的虛幻世界當時從主觀上來說不是文學藝術的,而是神圣權威的世界。這種虛構也還不是文學藝術的虛構。與《詩經》相似,《楚辭》的表現內容也可以分為現實世界和虛幻世界兩大部分。有研究者認為,盡管屈原作品中,不像《詩經》將其明確劃分為風、雅、頌三類,但其實質性內容卻具有《詩經》風、雅、頌相同的體制特征。(15)作為貴族詩人的屈原與《詩經》二雅的作者身份相似,故其大多數作品更與雅詩相類。屈原作品可以看做是楚國的雅詩和頌詩,而在《詩經》的《周南》《召南》《陳風》和一些逸詩中有一部分作為楚辭上源的早期抒情詩歌(16),這些詩歌可以說具有楚風的性質。《九歌》即具有“楚頌”的性質(17),表現的是神靈的虛幻世界,《招魂》和《大招》也是如此。而《橘頌》和《離騷》以及《九章》中的作品可以看做是雅詩,是立足于現實世界的,盡管其中也有虛構世界,但這種虛構世界已與“九歌”的虛構世界有了本質的不同。因為《離騷》和《九章》中的虛幻世界是神靈世界的權威性被打破之后,文學思維從現實世界向虛幻世界的跨越,虛幻世界不再是神圣的神靈世界,而成了文學書寫的領地。這一思維的跨越也是文學從現實主義向浪漫主義表現手法跨越的前提。而一向被認為與《詩經》差別較大的《楚辭》的一些體式上的特點也正是在這種思維跨越的影響下產生的。不過這種思維跨越在《詩經》中已經露出了端倪:《小雅·大東》在比興的基礎上將聯想的觸角伸向宇宙空間,詩人在“西人”的壓迫和剝削下,不禁展開想象,借天上的星辰來抒發對西方統治者的不滿情緒: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雖然這種聯想方式也是“比興”,但跟《詩經》其它詩篇不同的是,詩人借以比興的事物在天上,這一過渡對人們拓展思維空間和抒情技巧打開了一扇門。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說:“從詩的內容來看,作者可能是一位精通星象的文人”(18),但這些天象顯然已經不是“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小雅·漸漸之石》)這樣的天象描述,而是一種象征,一種幻想和浪漫主義的情感表達。只不過這種浪漫主義的表達是不自覺的,而到了《離騷》,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就已經是完全自覺的表現方式了。《大東》由人間到天上的想象式抒情是后來屈原神游天界的文學思維之端倪。《大東》詩人想象天上那些人們崇拜的星宿徒有虛名,只居其位而不做實事,對其產生了質疑。這種對神圣事物由崇拜走向質疑再到完全抽去其神圣性,變為文學表現素材的轉向,其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思想史變革。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民族的理性精神在精英知識階層覺醒,這種理性精神強調人的作為在社會治亂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在哲學上,這一時期是真正的“絕地天通”,即人跟神決裂,重、黎的“絕地天通”模式已不復存在。人不再將現實治亂依托于神靈的庇佑,神的權威失墜。而在文學上正好相反,是“地天通”,神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崇拜物,人可以在想象中與神同游。神話人物和神話事物成為說理、敘事、抒情的對象和載體。這一點在戰國時代的各種文體中都有體現,而表現最突出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在其極具哲學意味的著作《天問》中對神話傳說表現出了極為強烈的懷疑和否定。他以實證精神將神話幻設解構了。在《離騷》中,屈原把以神為核心的原始傳統,包括神靈形象、神話境界、神的超凡能力以及祭祀神的儀式等提升為一種有意味的藝術表現形式。(19)在其憂憤之情噴薄而出的時候,詩人的思維也是天上地下,讓自己在神游天地中盡情抒發難以抑制的思想感情。他指揮云霓,喝令眾神聽從自己的命令。對于那些傳說中的神人,屈原也是大膽的予以評判。《大東》已經表現出了浪漫主義的思維傾向,在屈原作品中,這種浪漫主義思維逐漸展開:在作為楚頌的《九歌》中,與神的交通只限于巫咸,到了后來的《抽思》《思美人》《惜誦》乃至《離騷》,詩人自己開始與諸神“交通”,而且也是由試探再到全面地進行神游。在《抽思》中,其陳辭是對懷王的,在《離騷》中變為對帝舜,并由回憶變成了想象。在《思美人》中,這種從現實向想象的思維跨越更進了一步:“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到了《離騷》詩人就已經完全打破時空界限,通過神游將現實、歷史、神話、幻想融為一體了。四、雅優化的內容和文學風格人遇到不平之待遇后,必然言多辭長。二雅怨刺詩的篇幅明顯加長。多數二雅詩歌已是完全意義上的誦詩,只不過不象屈原作品那樣成熟和有自覺的藝術加工。誦詩就不像歌詩那樣需要用重章疊句來延長演唱需要了,大部分雅詩不做重章。另外,每一章的句數從一章四句到章十二句不等,但總體的趨向是章內句數增多,個別章節句式加長,以章八句居多。不論是章四句、章六句還是章十句、十二句,二雅的句式在章節方面完全以抒情敘事的需要來決定。不過一旦一章確定用某一句數則會一貫到底,并且基本上是偶句作結。其總體上還是處于章節安排的自發、自然狀態,不像屈原已經形成了自覺的以四句為一節的抒情形式單位,注重詩歌章節的形式結構。西周末年的雅詩已經按照抒情內容的完整性和層次性自然分章,這一點為屈原所借鑒。他“繼承了《詩經》中‘雅’詩的藝術經驗,在南楚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六言騷體詩形式”。(20)可以說二雅怨刺詩與屈原作品由于抒情內容和風格的相似直接誘發了其在體式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表現在:篇幅的加長;以情馭文,不做重章;句式有意向規范整齊靠攏,體現了詩歌的建筑美。如果把二雅怨刺詩與屈原作品做一比較,就會發現,除了一種是四言,一種是六言;一個語言古樸,一個語言明麗之外,在情調風神方面幾乎如出一轍。如果把分散于二雅各處的有關內容集合起來,幾乎已經勾勒出來《離騷》主題的大致輪廓和主人公的基本形象。(21)另外,二雅怨刺詩抒情風格的邈遠纏綿、彷徨悱惻都開啟了屈騷作品的抒情基調。下面試將《小雅·正月》變成楚辭體的形式加以比較:正月繁霜兮我心憂傷,民之訛言兮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兮癙憂以癢。父母生我兮胡俾我愈?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好言自口兮莠言自口,憂心愈愈兮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兮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兮并其臣仆。哀我人斯(兮)于何從祿?瞻烏爰止兮(于)誰之屋?瞻彼中林兮侯薪侯蒸,民今方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