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歡迎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感謝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感謝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歡迎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感謝閱讀本文檔，希望本文檔能對您有所幫助!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1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182.5元）的7.2倍。

1.1.3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085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費出國3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2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

3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第二篇：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淺析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1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182.5元）的7.2倍。

1.1.3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085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費出國3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

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2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3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3.3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國家應把提高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這一方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決我國二元結構矛盾，努力減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貧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徑。解決就業與再就業問題，需要從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兩個方面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從拓寬就業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應該是：選擇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實施就業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行動計劃。具體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內部潛力，發展多種經營，盤活企業閑置資源，通過主輔分離和輔業改制，安置富余人員，減少推向社會的下崗人員；二是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三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盡可能兼顧能夠有效擴大就業的工程項目；四是拓寬國內跨地區勞務市場和國際勞務市場。

從優化就業環境角度看，主要政策應包括。一是在宏觀環境方面，各地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應制定相應的就業計劃和目標，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逐步落實、實現。二是要健全完善城鄉統

一、內外開放、平等競爭、規范有序的勞動力市場。

三是要為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提供及時充分的就業信息、就業培訓服務，使勞動者能夠及時得到就業機會并具備良好的就業條件。四是制定實施推動就業的優惠政策，如實施免征所得稅，鼓勵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自辦企業。

3.4建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福利機制，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它的實質和功能都是為了解決在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由于社會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貧困以及社會發展問題。因此，社會保障具有安全閥、減震器和減壓閥的作用。當前，在解決貧富差距這個難題時，我國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這些功能，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加快建設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處于社會低層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轉型時期出現暴富者對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和貧困階層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難以保障低層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主要還是依靠以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當前要加快在農村建設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實落實。同時，在城市居民中，應通過實行最低工資保證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線制，使失業職工、困難企業職工、退休職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參考文獻：

[1]張華琳。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探討[j].理論導刊，2004（10）：24-25.

[2]唐燦。重視城市貧富分化加劇現象[j].發展，2004（9）：28-30，

32.

[3]王鐵鋒。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綜述[j].中共XX省委黨校學報，2004，5（6）：112.

[4]劉大權。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n].經濟日報，2001-08-30.[5]孫紅永。試析我國當前貧富差距擴大問題[j].前沿，2005（5）：189-193.[6]劉曉輝。對當代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j].理論學刊，2005（4）：77-78.[7]孫輝，王傳寶。貧富差距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論析[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3（1）：83-88.

[8]吳忠民。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一個和諧社會”[n].文匯報，2004-09-30.

[9]張昆侖。關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冷思考[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8（1）：6-10.

[10]劉玉瓊。我國貧富差距現狀與對策[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9（1）：37-42.

[11]楊福貴。我國貧富差距現狀、成因與對策[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6（3）：3-5.

[12]財政部：去年240萬名高收入者繳個稅1294億元[n].

第三篇：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左傳》有云。“如樂之合，無所不諧。”古人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了如同音樂般美好的和諧社會。而在當今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主旋律。縮小貧富差距，從而減少由此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經濟的空前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很容易在一定時期內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擴大。這就要求我們政府，更加強調政府的服務功能，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縮小貧富差距。

首先，我們政府應該健全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特別是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

進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人福利就業、貧困生助學貸款、農村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環節。由于我國有些社會保障機制還需求一個摸索和完善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優先考慮保障民政系統對最弱勢群體救助機制。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的民政部門給與一定的資金傾斜。

其次，我們應當積極努力縮小城鄉差別、區域差別。

我們要積極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針，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扶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重點用于中西部地區，盡快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得到改善，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再有，我們應當有效減少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

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行業壟斷、行業不正之風等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不僅加重了社會貧富差距，同時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引進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別。各級執法機關要嚴厲打擊靠不正當手段斂取不義之財暴富的違法行為。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不會因沒錢看病而發愁。”短短的一句話，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達了黨和政府對群眾的關懷和體貼。我國地域廣闊，現在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

第四篇：論縮小收入差距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縮小收入差距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從古至今，貧富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是每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人們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人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然而在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體系的不斷完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決定，縮小社會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根本要求。因此縮小收入差距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它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平基礎之上的，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狀態。具體表現為一個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一個消滅了剝削、消除了兩極分化，人們共同富裕、平等相處、民主協商、；一個社會管理體制不斷創新和健全的、穩定有序；一個充滿創造活力的，人民群眾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我國當前社會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是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問題。

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存在著貧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差距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引起負面影響，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目前差距最明顯的地方。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發展的很快，然而農村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不前。現在我們到處可見城市燈紅酒綠，高樓大廈，商場人滿等等繁華現象，在農村我們可以看見破舊的房屋，農民頭頂太陽在田里為收成忙碌，有的年過六旬的老人還得背著鋤頭下地干活。在更落后的農村地帶我們還可以看見孩子因為沒錢到學校上學只能在破舊的房屋里接受教育，還有的只能下地干活。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父母只能進城打工維持生活，孩子從下就遠離父母的照顧。

第二，.沿海與內地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間，由于受當時特殊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政府致力于建設大后方，重工業內遷，以及“三線”建設等，使西部地區重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這為西部地區的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契機，為當地居民增加收入提供了良好機遇和廣闊的平臺，使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及居民收入有了明顯的改觀。據資料顯示在80年代以前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280，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后來由于國際形勢趨于緩和，世界朝著和平與發展的方向前進，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首先表現出的是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來了大轉變，以平衡發展轉向不平衡發展。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優先發展沿海地區，各種優惠政策明顯向沿海地區傾斜，以點—線—面—全方面的開放格局。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以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樣一條思路前進。使沿海地區得以迅

猛發展，同時也拉大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距離，因此有很多內地居民都到沿海地區打工。第三，東、中、西部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我國著名人口地理學家胡煥永教授20世紀30年代就用簡單的線條把中國分為東西兩部分：以東北黑龍江璦琿縣到西南XX省XX縣區之間。相應地西部貧窮東部富裕，中國地勢從西向東呈三級逐級遞減的梯形地貌，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地勢最低的東部經濟發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第四，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中多大好幾千萬的貧困人口，全國城鎮地區最低收入戶占城鎮居民的一部分，他們有的月收入有的只有600元。從整體看，城鎮地區貧富差距過大，從趨勢上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還在以較高的速度拉大，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財富上的這種“馬太效應”正在中國日益加劇地顯示出來。

以上四個方面是從地區差異來表現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如果從行業的性質來看，一些從事壟斷行業性質的工作者，房地產，金融業的工資收入比非壟斷行業的高出好多。而且近幾年來，這種行業收入差距還在繼續擴大。，總而言之我國目前過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具體表

現在：城鄉居民、地區居民、行業職工、高低收入群體、少數國企經營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偏大

那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對構建和諧社會有什么影響呢。下面我們就一一說明。

第一，收入差距過大必然影響社會穩定。民主法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為人民服務，只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保證全體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才能最廣泛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穩定。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同的人對社會有不同的要求，而經濟比較困難的社會群體容易產生與社會的抗拒心理，抱怨機會的不平等，對貪官污吏腐敗、官商勾結等現象的不滿，導致“仇富”現象的泛濫，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第二，收入差距擴大會制約經濟的發展。公平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因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是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然而，城鄉差距過大的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政策分配不公的結果；東西差距過大是地域優勢和國家的梯度發展戰略，是起點不平等和政策性分配不公平的結果；高低收入階層差距過大是因為要素占用狀況不同，起點不平等、機會不均等的結果。這些都違背了公平正義原則的要求。由于收入的不平等，高收入階層的需求很容易滿足，因此用于消費方面的支出會相對減少，低收入者想消費卻沒錢消費。現在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在高速增長，這很可能嚴重制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制約經濟的發展。第三，收入差距的過大會影響人民的價值觀。誠信友愛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因為誠信友愛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人相互交流、加強合作、增進友誼的行為準則，努力營造一個誠實守信、團結融洽、友愛共享的社會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然而，收入的拉大造成人們價值的扭曲，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思想的增多，形成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了工農關系，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了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關系，高低收入階層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員之間的關系，如一些地區的“仇富”現象等。使得社會階層的關系全因為收入的差距變得不平衡，從而導致人價值觀的扭曲和人生觀的庸俗化。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于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應對收入分配方式做出一定的調整。因為合理的分配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因此，調整國民收入合理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第一，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消除絕對貧困”，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并不等于要搞平均主義。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是一條很長的路，目前沒辦法實現。現階段的目標，不是縮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立即終止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而是首先致力于消除絕對貧困，為社會設立一個最低保障線，使那些最不幸的社會成員不至于落入無底深淵。目前，我們根本沒有能力造就一個“福利國家”，我們只能量力而行，為全體人民提供一個最低水平的社會保障。

第二，建立全國性的范圍大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控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幾十年來，我們有力的地制了人口流動，差距的自在機但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仍持續擴大。實際上在短期內要想通過中央的財政支出，增加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投資，來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是不現實的。實際上，打破人口流動壁壘，是控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最有效的途徑。可是由于目前各大城市著手就業門檻高，使得外來勞動力特別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無法就業。當然這種做法可以緩解各地的燃眉之急，但卻無法解決全國的長期問題。在城市發展問題上，我們應當尊重工業經濟的發展，順其自然。什么規模的城市能夠發展就放手讓什么城市發展，既不要削足適履，也不要拔苗助長。中國目前的問題是特大型的大型城市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應盡快取消那些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發展的不合理政策，全力支持中心城市發展，通過這些帶動區域經

濟成長。當然，只有開放的城市化才能緩解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因此建立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是很重要的。

第三，提供和擴大就業機會。在我國，雖然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有限的財政收入分配到貧困居民手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全力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面，讓更多的人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收入，使工資收入所占份額上升，會改善收入分配狀態。第四，建立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服務。在中國，落后地區不僅人均收入低，而且各項公共服務也最差。中央政府有義務保證向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統一標準的基本公共服務。基礎教育和衛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務，既可以提高這些地區人民的生活品質，又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研究證明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只有當落后地區的勞動力身體健康且普遍受過基礎教育時，這些地區才有希望進入經濟增長的主流。從這個角度看，用國家資金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的均等機會，不僅有利于貧困地區且也有利于整個國家，從而改善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第五，通過財政和各項優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地區之所以落后就是因為這些地區缺乏交通運輸設施、供電供水設備等等增長的條件。要幫助落后地區發展經濟，還必須吸引更多的資金到這些地區去，促進生產要素向落后地區流動。因此，除了加大對落后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外，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收入差距的存在時一把雙刃劍，即有利也有弊。居民收入差距適度擴大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提高生產率，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有利于吸引人才，讓一切社會財富的得到充分的利用，加快建設和諧社會。但過大的差距則會影響穩定。因此適度的收入差距不及無礙社會穩定，而且因為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前提。我們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實現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即要把蛋糕要做大做好，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把社會居民收入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使人民都能享受更好的生活，更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第五篇：關注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關注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收入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時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城鄉差距在不斷擴大，成為困擾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并直接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開始首次研究社會事務，關注社會公平，并著重研究從體制上、機制上來保障社會公平，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就業，并可能在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險等幾個重點領域進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貧困群體分享更多改革和發展成果，以消除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經濟常識角度分析]：

（1）這是由社會主義本質和根本任務決定了的。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利于社會穩定，不利實現共同富裕和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

（2）體現了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堅持了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實現以后，社會差距不斷擴大的新情況下，就更加需要注重社會公平，通過財政、稅收等手段調節分配問題，需要國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調節過高收入，扶持弱勢群體，保證國民經濟又快有穩地發展。

（3）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完善所有制結構，引導、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加強對私有財產的立法保護，擴大群眾增收途徑，增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有利于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

（4）體現國家宏觀調控。市場競爭及價值規律作用必然導致社會收入差距存在，但社會差距過度擴大會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就需要國家運用財政政策手段、貨幣政策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國家宏觀調控，促進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