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隋煬帝研究述評

隋使節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爭議的皇帝。長期以來,人們大多從其荒淫、暴虐的角度審視其對歷史造成的影響,而對于他的歷史貢獻則鮮有提及。建國以后,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隋煬帝研究不再刻板、教條,呈現出諸多新的氣象。當此之時,回顧和總結隋煬帝研究的成績與不足,對于促進隋煬帝研究無疑是必要的。本文試就建國以來隋煬帝的研究成果作一簡單述評。一、隋朝和隋朝一樣(一)關于隋文帝的歷史貢獻對隋煬帝的總體評價,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圍繞隋煬帝的功過問題進行辯論;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繼續圍繞如何評價隋煬帝的功過展開,但對隋煬帝功績已有較多關注;第三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對隋煬帝的研究呈現出更加全面、深入、理性的特點。關于此點,魏華仙的《近十余年來的國內隋煬帝研究》(《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也有相似的觀點。對隋煬帝的評價問題,自《隋書》定性“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涂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確立煬帝的“暴君”身份以來,基本上沒有引起史學家的懷疑。上世紀80年代以前出版的幾部名著均傾向于論證隋煬帝的暴君形象,如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專辟“煬帝奪宗、煬帝荒淫、煬帝黷武”論其暴君形象;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65年)稱其為“標準的暴君”,從“游玩、耀威、開邊、侵略”四個方面來概括其一生;吳楓《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出版社,1977年)等,通篇所講都是隋煬帝的荒淫暴虐,對其歷史貢獻則略而不提。1959年萬繩楠發表《論隋煬帝》(《史學月刊》1959年第9期)論述隋煬帝“功大于過”,將他稱為“一個很有才能和氣魄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文學家”,此文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駁。魏福昌《隋煬帝是不折不扣的暴君——與萬繩楠同志商榷》(《史學月刊》1959年第12期)認為隋煬帝“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奢侈、荒淫、惡聞政事,對人民剝削、壓迫、屠殺,還大興土木、濫殺功臣,進行無休止的戰爭。曹永年、周增義《論隋煬帝的“功”與“過”——兼與萬繩楠先生商榷》(《史學月刊》1959年第12期)認為“隋煬帝過大于功”,“萬先生不僅忽視了隋煬帝一生活動的主流,就是對隋煬帝的功績也作了許多夸大”。朱先治《對“論隋煬帝”一文的幾點意見》(《史學月刊》1960年第1期)認為“必須肯定煬帝的過是大于功的。隋煬帝仍然是一個應該被否定的歷史人物”。上世紀80年代基本延續這一論爭,但對隋煬帝的歷史功績有了較多關注。如趙云旗《評隋煬帝的歷史功績》(《晉陽學刊》1986年第1期)從隋煬帝的加強統一與政治改革、求治圖強與發展民族關系、發展經濟與文化事業等方面論證隋煬帝的歷史功績。趙克堯《隋煬帝的再評價》(《溫州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4期)全面論述了煬帝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建樹,肯定了這些隋煬帝的重大作用。但不同意見還是為數不少。吳思強《<隋煬帝的再評價>異議》(《溫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1期)認為,趙克堯對隋煬帝拔高了建樹,煬帝除著手營建東都、貫通大運河、開創進士科及個人在文學上的成就等幾項有值得肯定之處外,其余的都是禍國殃民的措舉。黃惠賢《略論隋煬帝之暴政》(《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認為隋煬帝之暴政,不在乎常制、常典之輕重緩急,而在于煬帝及其統治集團,蓄意破壞法制,強征非常之賦,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殘害百姓。允許不同論爭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歷史需要客觀公正,任何拔高或貶低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韓樂學《試評隋煬帝》(《西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4期)認為隋煬帝雖屬亡國之君,卻也是有為之主,他確有種種惡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歷史功績,不應全盤否定。對煬帝有“過”也有“功”之評價,上世紀90年代已基本達成一致。韓隆福的《隋煬帝評傳》(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一書出版,最早系統地為煬帝翻案。之后又相繼出版了隋煬帝的一批專著,如王占君長篇歷史小說《隋煬帝》(華夏出版社,1993年)、胡戟《隋煬帝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袁剛《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劉善齡《細說隋煬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隋煬帝“標準暴君”的帽子已基本為史學界所去掉。此間還發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如朱平安《隋煬帝評傳》(上、下,《十堰大學學報》1992年第2、3期)、華世光《隋煬帝述評》(《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朱子彥《略論隋煬帝的歷史功績》(《上海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袁剛《君王的比較和隋煬帝的事功與暴政》(《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曹衛平《試論對隋煬帝歷史地位的評價》(《文史博覽》2009年第7期)、梁鎮恒《淺議隋煬帝楊廣的歷史貢獻》(《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等均延續這一觀點,對隋煬帝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提升。(二)隋文帝的相關性格隋煬帝乃亡國之君,歷史上又以暴君著稱,所以評價隋煬帝與探討隋亡原因的分析必然緊緊聯系在一起。張國剛《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從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加劇、階級矛盾主因、國富導致速亡、暴政破壞社會生產力和用兵高麗致亡五個方面總結了隋亡的原因。概括來說,史學界對隋煬帝與隋亡的原因的研究,可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個方面。具體地說,政治上,趙云旗《論隋代的速亡》(《晉陽學刊》1984年第6期)認為,隋朝的速亡是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歷史發展的必然”。他說,到了隋文帝末年,這三種矛盾更加“激化”,使隋王朝“走上了難以挽回的下坡路”,所以隋煬帝不應是隋亡的“禍根”,“南北朝統治者與隋文帝也有責任”。所桂萍《隋朝法制與隋朝興亡的辯證統一》(《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1期)認為,隋文帝統治后期和隋煬帝在位期間以法壞法、有法不依、濫用酷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速了隋王朝的滅亡。沈國峰《略論隋王朝的封建法制和它的興亡史》(《政法論壇》1979年第1期)也認為煬帝對隋初封建法制大破壞是隋亡的主要原因。張承宗、陳學貴《試論楊堅家庭關系與隋朝的滅亡》(《煙臺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則認為由于楊堅的帝后、父子、兄弟關系不協調加速了隋朝的滅亡。經濟上,魏承思《論隋王朝的經濟政策及其滅亡》(《歷史教學問題》1985年第3期)認為,隋王朝的經濟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財政收入,而“不顧封建經濟運動的客觀規律,使當時的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化”。于賡哲《隋煬帝的“效率”與唐太宗的“公平”》(《人民論壇》2009年第8期)指出隋煬帝因追求“效率”(富強)而忽視“公平”(民心),導致隋的速亡。軍事上,朱明《論隋代兵制與隋亡之關系》(《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認為,由于隋代軍事制度的不完善,加上煬帝好大喜功、窮兵默武、濫用武力、東征西討,致使本來就存在很多問題的軍事制度,趨向混亂、渙散,最終導致和促使了隋王朝的迅速覆亡。黃冬云《軍事改革對隋朝滅亡的影響》(《淮北煤師院學報》2002年第2期)認為隋煬帝軍事改革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煬帝的為所欲為使其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弊端卻暴露無遺,最終導致隋政權土崩瓦解。文化上,梁中實《也論隋王朝的速亡》(《煙臺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認為隋煬帝統治時期道德的墮落,風氣的敗壞,人心的沉淪,精神的頹廢,是隋王朝國祚短促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隋朝的滅亡是隋煬帝暴政所帶來的后果,而隋煬帝的暴政則與他的性格密切相關。董省非《論隋煬帝的二重性格與隋朝速亡》(《麗水師專學報》1987年第1期)認為導致隋朝速亡的重大原因是隋煬帝性格上的二重性,即為儒家的理知和生活上的奢侈縱欲。羅嗣忠《隋煬帝的個性特征及其社會后果》(《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認為,隋煬帝的狂妄自大、忌賢妒能、任性妄為、縱欲貪婪、性殘好殺,使他既不能正確地認識現實,也不能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君臣、君民關系,更不能正確地看待自己,其結果只能使自己變為一個舉國同仇、神民同憤的典型暴君,激起隋朝民眾更強烈的反抗。楊際平《煬帝其人與隋朝的二世而亡》(《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指出隋朝覆亡是由隋煬帝剛愎自用、拒諫飾非、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所致。黃冬云《隋煬帝的性格缺陷及其影響》(《南通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也認為隋朝速亡與隋煬帝極端自信和極端自負的性格有關。古語云:“積行成習,積習成性,積性成命”,隋煬帝個性的形成與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密切相關。羅嗣忠《淺談鑄成隋煬暴君的客觀歷史必然性》(《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認為封建君主專制的時代、士族地主的野蠻腐朽性、“君權神授”的傳統思想、隋文帝貪暴以及隋政權未受到農民革命力量的沉重打擊,未能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等現實環境的影響下,毒化了楊廣的靈魂。周鼎初《試論隋煬帝暴政的實質及其社會根源》(《湖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6期)指出隋煬帝暴政的社會根源是隋代仍處于封建制生產方式與奴隸制生產方式同時并存的歷史時代。奴隸制的存在及其影響,使隋朝以皇帝為首的封是殘酷地破壞封建生產方式,并肆意擴大隋代殘余的奴隸制度。劉勝《淺論隋煬帝、唐太宗與隋亡唐興的關系》(《漢中師院學報》1992年第1期)認為是“統一寰宇,甲兵強銳”的時代,安定繁榮的社會使隋煬帝窮奢極欲、不思進取、濫用民力。隋朝速亡與隋煬帝無疑有很大的關系,但我們在追究隋朝速亡的原因時,不能完全歸咎于隋煬帝,在評價隋煬帝其人時,不應全盤否定,這是不同性質的兩個問題,二者密切相關但并不矛盾。二、隋文帝的巡網絡是軍事威懾戰略的產物中國古代有天子“巡狩”之禮。石冬梅《再論隋煬帝的巡狩》(《保定師范?？茖W校學報》2005年第3期)指出,“隋煬帝一生,對巡狩情有獨鐘,曾經4次北巡,1次西巡,3次南巡,如果連與巡狩有相似之處的親征算上,一共有11次之多”。那么,隋煬帝巡狩四方,他的目的何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史學界所討論的重點。閆廷亮《隋煬帝威懾戰略述論》(《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將煬帝的巡狩看做是“政治軍事上的威懾戰略”,隋煬帝的威懾戰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利用直接的戰爭而不能達到的目的?？陀^上對維護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和團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何平立《隋煬帝巡狩政治軍事戰略析論》(《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認為隋煬帝四處巡狩主要目的是“實施炫耀武力、鎮服夷狄的積極主動進取的政治軍事威懾戰略”。張國強《隋煬帝巡游目的新探》(《南都學壇》1999年第1期)則從隋煬帝巡狩的規模、路途上的艱辛及客觀效果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提出其巡游的目的是出于鞏固政權,維護統一的政治任務,而非向少數民族和鄰國夸耀,向國內人民示威以及自我享樂;并認為巡游的奢華被史書大大夸張,甚至有些令人難以置信,而這些都是“暴君”思想作祟之故。石冬梅《再論隋煬帝的巡狩》認為,隋煬帝的巡狩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別是為了巡狩而開鑿的大運河,客觀上加強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意義十分重大。但是,隋煬帝的巡狩過于頻繁,規模過大,太過奢華,是純粹的疲民之舉;其巡狩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成為促使隋朝很快滅亡的重要因素,不應給予過高的評價。(一)隋文帝下未來的平歸自由與佛教勢力的關系江南是楊廣的政治生命所在。韓隆福《論隋煬帝陵在揚州的必然性和修復開發的價值》(《武陵學刊》2010年第1期)認為,江南是隋煬帝發跡之地,也是可攻可守的根據地,是隋煬帝確立人才、軍事、文化南朝化的基礎,煬帝南下發生江都宮變,隋煬帝又葬身于江都,所以隋煬帝下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那么,隋煬帝三下江都的目的何在?王永謙《關于隋煬帝三下江都問題之剖析》(《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0期,1987年)認為,隋煬帝三下江都每次都有鮮明的政治目的,第一次是為了穩定江南局勢,聯絡舊部和利用佛教勢力,從而進一步強化在全國的統治地位;第二次是為了“謀討高麗”;第三次是逃跑避難,有去無還,并喪身江都。至于談到隋煬帝下江都觀賞景物、尋歡作樂,奢靡至極,這本是由其階級本性所決定,所以也就不宜從外界條件去找主要原因。徐嫩棠《隋煬帝三下揚州原因考》(《貴州文史叢刊》1993年第5期)認為,隋煬帝第三次下揚州含有榮歸故里的意義,隋煬帝三下揚州的最終目的地是會稽,江都宮只是車駕南巡途中的駐蹕之處。韓隆?！端鍩勰咸咏技捌湓u價》(《益陽師專學報》1996年第3期)則認為,煬帝最后南下江都是三伐高麗失敗后的必然結果,帶有明顯的南逃性質,加速了隋朝的速亡。從影響上看,丁家桐《隋煬帝促進江南繁榮的歷史貢獻》(《武陵學刊》2010年第1期)認為隋煬帝三下揚州,經營揚州,統一南北,溝通南北,控制江南,有效地利用了江南,帶動了江南地域經濟繁榮;隋煬帝好讀書,好科技,崇尚佛教,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宋冬九、韓福隆《隋煬帝對江南人才群體形成的影響》(《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7期)認為隋煬帝南巡對江南人才群體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邱智勇《隋煬帝與隋唐揚州文化》(《歷史學習》2009年第9期)認為,煬帝因揚州而發跡,揚州因煬帝而聞名,完全可以說是隋煬帝為揚州文化的繁榮興盛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二)關于隋聯中朝和前代朝的性質,主要有廣南地區黨和干部隊伍隋煬帝三次北巡,基本都針對東突厥。突厥初興起于金山(今阿爾泰山),于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國,開皇三年,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開皇五年,自東突厥沙缽略可汗內附稱臣后與中原一直長期保持友好。張文生《突厥啟民可汗、隋煬帝與內蒙古》(《內蒙古師大學報》2000年第5期)指出,隋朝與啟民政權保持著密切的宗藩關系和使臣往來,中原王朝皇帝親臨塞北藩屬政權巡視,隋煬帝是第一位。王光照《隋煬帝大業三年北巡突厥簡論》(《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指出,大業三年,鑒于東突厥汗國已處在勢力復興的歷史當口,隋煬帝此次北巡,是為了確認并重申開皇十九年隋與東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約,并頒下《褒顯啟民可汗詔》,以實現有隋對東突厥的有效羈縻。此為隋煬帝第一次北巡,而對隋煬帝北巡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此次。(三)從政治目的和文化角度來看,這是比以前發展得更深入的隋煬帝執政期間,曾致力于對西域的經略。趙云旗《論隋煬帝經通西域》(《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認為,隋煬帝經通西域是為了避免西域諸國給隋朝帶來危險,雖然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是達到了加強隋朝中央集權的目的;加強了中原與西域人民的友好往來,促進了隋朝與西域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發展了中國古代的中西交通,還繁榮了隋代的文化。且在經通西域時,煬帝采取了炫耀、物質利誘的辦法而避免武力,順應了6世紀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是進步的、積極的。閆廷亮《隋煬帝西巡河西述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認為,這種帶有軍事威懾色彩的和平方式,不但增進了與周邊各族的聯系,達到了“混一戎夏”的政治目的,無形中也從更深層次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和發展打下了歷史的基礎。這次巡游在河西乃至中國古代歷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四)隋文帝巡牧之戰隋煬帝東征主要指其三征高麗。李文才《隋煬帝三征高麗的背景》(《江漢論壇》2005年第3期)分析了三佂高麗的背景,認為隋煬帝三征高麗并非好大喜功之舉,亦非亡國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決策。韓昇《隋煬帝伐高麗之謎》(《漳州師院學報》1996年第1期)指出隋煬帝遠征高麗,實是以軍事形式進行的政治威懾行動。政治意義要高于軍事意義,這是一煬炫耀國力軍威的政治戰。韓昇《隋煬帝“遼東之役”芻議》(《軍事歷史》1997年第2期)認為隋朝耀兵的對象不僅限于高句麗,還包括突厥在內。隋煬帝在位13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留在巡狩途中或巡狩之處。正是因為隋煬帝毫無無節制的巡狩,浪費了民力,使國內虛耗,導致人民揭竿而起。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隋煬帝的巡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隋朝民族、外交關系的發展。管彥波《論隋煬帝對邊疆地區的開拓與經略》(《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認為,隋煬帝巡視邊塞、廣開互市;進擊林邑、開拓流求;征服吐谷渾打通西域之道;三征高麗,加強對東北邊疆的軍事經略,擴大了隋王朝的對外影響,形成各民族間互通有無、共同發展以及以民族貿易為紐帶的經濟聯系,成了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統一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三、關于隋文帝文化策略問題隋煬帝重視文化建設?！顿Y治通鑒》載:“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后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余卷。”周晉、晏紅《隋煬帝文化策略述評》(《江西農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指出:隋煬帝一改文帝排斥山東、江左文化的做法,他不僅致力于融關隴、山東、江左文化為一體,還通過一定的文化交流,以其優勢來維系、鞏固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王永平《隋煬帝之文化趣味與江左文風、學風之北漸》(《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2期)指出,隋煬帝喜好江左文化,當時南北文化之交融,南學超過北學,與這一文化政策不無關系。張玉璞《隋煬帝與南北文化交融》(《北方論叢》2002年第3期)認為隋煬帝將南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融合到一起,各去所短,合其兩長,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做出了積極貢獻。隋文帝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詩歌創作和古代文獻修撰方面。(一)隋文帝詩歌是陳梁宮體詩的深化拓展,在詩術上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隋煬帝在詩歌創作方面成就突出。王強《論隋煬帝的文學思想》(《河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指出,隋煬帝對文學創作評價的標準中無地域文化限制,卻更滲透著多種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蘊,眼界是宏闊的,有一種跨時空的襟度。朱世業《試論隋煬帝楊廣的文學成就》(《重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指出,楊廣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上,隋煬帝創制新樂府,推動詩歌格律化的成熟,拓展詩歌題材,開拓新氣象,融合南北詩風諸方面,可以說為唐詩開啟了先聲。楊惠玲《隋煬帝的詩歌創作》(《古典文學知識》2003年第5期)認為,隋煬帝的詩歌表現出北方文學向南方文學過渡的趨勢,這也是整個隋代文學的總體特征。劉洪仁《隋煬帝的詩歌創作》(《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認為,隋煬帝的詩歌沖破了陳梁宮體詩的樊籬,拓展題材,把詩歌引向軍旅和宮廷之外的山水風光,從而使隋代文學出現了生機和活力,對隋代文學的健康發展有其不可磨滅之功。呂志明《隋煬帝邊塞詩與山水詩初探》(《株洲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0年第2期)認為,隋煬帝反映軍旅生活的邊塞詩,剛健豪邁,氣勢恢弘,有扭轉頹風,開啟唐音的重要意義;其以寫景見長的山水詩,刻畫細膩,意境優美,藝術上為后人所借鑒。史禮心《宮體艷冶、邊塞獨異——簡論隋煬帝楊廣的詩歌創作》(《北方工業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用“宮體艷冶、邊塞獨異”總結隋煬帝宮體詩與邊塞詩創作的特點。李菁《清奇——試探隋煬帝詩歌的一種風格》(《鐵道師院學報》1996年第5期)認為隋煬帝寫景抒懷詩的創作風格是“清新奇麗”。楊焄《隋煬帝“非輕側之論”試解》(《中州學刊》2001年第5期)和方新蓉《略論隋煬帝的“非輕側之論”》(《宜賓學院學報》2005年第11期)均認為隋煬帝的“非輕側之論”反對南方一味的追求輕艷、靡麗的詩文風格,而主張在華麗文辭基礎上更要有典實的內容。王強《隋煬帝詩歌創作三論》(《東岳論叢》2006年第3期)認為,隋煬帝的詩歌有“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的政治志向、“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南北融通的文化精神,對詩歌創作傳統積極選擇與繼承的文學思想。張麗姬《試評隋煬帝楊廣詩作》(《消費導刊》2007年第4期)認為,隋煬帝尚武、豪俠、建立功名的關隴軍事豪族的文化性格,加上對南方詩風之繽紛、辭藻之綺麗、聲律之精密的吸收,使他的詩作具有雄渾浩大、紊情灑涌,牽情滿懷、高昂樂觀,語言精美、稚正典則等特色。李建華《論隋煬帝的詩歌創作》(《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指出,因隋煬帝兼備多重身份:皇帝、文士和佛道信徒,所以他的詩歌具有帝王氣、文士氣,并體現了佛道兼融的思想。殷曉燕《譎多變之心真情流露之文——比較分析隋煬帝行事作風與詩歌風貌之矛盾》(《蘭州學刊》2007年第1期)就隋煬帝的詩歌風格與隋煬帝性格進行對照,認為,隋煬帝詩歌創作中的真情流露、虛心請教的作風以及清新自然、豪放雅健的文風,與其詭譎多變的性格迥然不同,形成了文學上一種奇特的現。(二)隋文帝為之征收、以地理圖書為依據的改革和征收王光照《隋楊廣晉邸王府學士及其與政治、文化之關系》(《江海學刊》2002年第4期)認為,隋煬帝駐節江都期間,所結交的晉邸王府學士有長達近20年的文化典籍修纂,撤府北上時,晉邸南士及晉邸南方文化典籍大規模北播中原,晉邸學士襄力于大業初國家圖書校理。蕭雨《隋煬帝致力撰、藏圖書》(《出版發行研究》1989年第5期)指出了隋煬帝撰、藏圖書的貢獻。王培華《隋代<區宇圖志>的編纂問題——兼論隋煬帝對地理學的貢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3期)論述了隋煬帝大業年間編纂的《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三部大型地理圖書。認為隋煬帝時編纂多種地理圖書的條件之一,是隋朝對全國各地吏治、民情、風俗、物產的調查。其直接原因,是隋煬帝的文化素養,以及經濟和政治目的,即以地理圖書作為國家征收賦稅土貢的根據,以地理圖書來記載其統一華戎的功業、以地理圖書歸美隋煬帝等。曹之《隋煬帝與圖書事業》(《圖書情報知識》2002年第6期)論述了隋煬帝對圖書事業的貢獻,究其原因,與隋煬帝本人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其重視各類人才密切相關。四、隋文帝開運河的歷史地位開通大運河是隋煬帝在位時最具影響的一項工程,也是最受爭議的一項。林杰《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沒有必然聯系么》(《文匯報》1963年10月24日)認為,運河的開鑿是隋煬帝為了滿足奢侈享樂的欲望和適應鎮壓農民革命的需要,所以他否定隋煬帝開運河的歷史作用和運河所起的歷史作用。王義耀《論隋煬帝開運河的歷史作用——與林杰同志商榷》(《學術月刊》1964年第3期)則認為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隋代經濟發展,有利于南北經濟交流和運河沿岸商業的發展,對隋朝政治、軍事上的發展以及隋煬帝修長城、筑馳道、通西域等提供物質保障,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從開運河這件事情本身來看,盡管它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和巨大的災難,但是這些負擔和災難是因為隋煬帝反動的階級本性的緣故。詠生《關于隋煬帝開運河——與王義耀同志商榷》(《學術月刊》1964年第8期)認同隋煬帝開運河是適應當時政治經濟需要的,但認為運河依然是發揮著于封建治集團有利、于人民害處夠大的作用,應揭露隋煬帝的暴行和罪惡。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一書中說:“隨著運河的完成,給運輸帶來了方便,也自然地刺激了統治集團的揮霍與進一步的奢侈”,隋煬帝修運河,中國歷史家出于道義上的考慮,“妨礙了他們從政治意義上去理解煬帝的功罪”。袁剛《隋煬帝開運河為巡游史事辨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駁正了所謂開河巡游為享樂游玩的說法。指出南巡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促進了國家統一,其實質是以文化聯絡來鞏固政治統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義。李筑《論隋煬帝與大運河的開鑿》(《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認為,開運河在政治上是為了“巡歷淮?！?“安輯河北”,改變“關河重阻,無自由達”的現狀,達到上下“協同歸心”。經濟上是為了轉輸物資的需要。大運河的開鑿,正是隋煬帝膽略和魄力的體現。邵金凱《隋煬帝開鑿大運河述論》(《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8期)認為,大運河的開鑿絕非隋煬帝個人的意志使然,而是出于隋朝交通、經濟發展和政治軍事統治的需要。隋煬帝順應歷史發展要求,實現了南北大運河的貫通。隋煬帝驅使民力,則突破了人民可以忍受的限度從而造成社會的動蕩。羅傳棟《大運河的開鑿與隋煬帝的功過》(《武漢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認為,隋煬帝開運河,隋朝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痛苦與犧牲,但隋煬帝的積極作用,也應予以充分肯定。晏金銘《隋煬帝開運河的歷史評價》(《求索》1982年第3期)認為,開運河有功有過,功大于過。大運河溝通了南北,真正把中國歷史疆域中最基本的兩大區域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也確實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民不聊生。后人對煬帝的貶損并非只因其開鑿運河,更主要的是他為了滿足自己的驕奢淫逸而大肆鋪張浪費。陳志勇《對隋煬帝開運河的再評價》(《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指出,規定運河水面闊度要“通龍舟”,兩岸必須修筑“御道”,并于沿途建置許多專供個人享樂的“御用”工程,和從事鎮壓之用的軍事據點。此等所謂御道、離宮、驛宮,草頓之屬,本來與運河毫不相干,卻也成了開河工程的主要準則。如果說隋煬帝的好大喜功,不恤民力是隋朝速亡的主要原因,那么開鑿大運河也只是他“功”中的一件,起一個“量變”的作用。五、其他(一)開放民族政策趙云旗《論隋煬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指出隋煬帝的民族思想繼承并發展了隋文帝的武功與文德并用思想,主張“混一戎夏”,反對民族隔離,同時認為中原王朝要對諸少數民族開放門戶,不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