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薔薇》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抒情氣質的作家

“文學不受去世規律的限制。唯獨文學是不朽的。”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這句話被康斯坦丁·帕烏斯托夫斯基用作了《金薔薇》開篇的題詞。值得慶幸的是,《金薔薇》本身就是一朵永不凋謝的“文學之花”,四十多年來在各國讀者當中廣為流傳。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名字也經常與《金薔薇》連在了一起。盡管他是一位多產的受人愛戴的老一輩蘇聯作家,但是倘若沒有《金薔薇》,他的名字恐怕很難為廣大中國讀者,尤其是中國作家們所熟悉。因此,當今天重新來思考這位蘇維埃時代的老作家時,關注的目光便自然地落到《金薔薇》這部作品上。《金薔薇》這部作品在作者的腦海里已醞釀了數十年。早在衛國戰爭爆發以前,帕烏斯托夫斯基便開始思索藝術的生命力,思考藝術家的命運。藝術之戀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精神世界中的一個強大的永遠的“情結”。帶著這種“情結”,他又站到了高爾基文學院作家講習班的講臺上,給未來的蘇維埃年輕作家們講授文學創作的經驗。這一切更促使他產生了一股要將關于文學創作這個世界上最奧妙、最富有魔力的事業的感受傾吐出來的欲望。于是,從四十年代起,他便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本來,該書的書名叫(鐵薔薇》,但由于他在自傳體小說《一生的故事》中已描述了烏克蘭民間流浪歌手奧斯塔勃用鐵鑄成一朵薔薇花的傳說,遂依據法國巴黎清潔工夏米用積存下來的作坊金屑鑄成一朵薔薇花,送給自己心愛的女郎的傳說,改書名為《金薔薇》。誠然,這是一本談論文學創作的書。然而,與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他們論文學的著作相比,《金薔薇》有著明顯的獨特性。我們在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那些閃爍著理論光芒的論文學的篇章中可以理解到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理論把握,了解他們的理論觀念,也可以此來觀照他們各自的創作,探求他們各自的創作特色,但是,他們的這些理論思考與他們的藝術世界畢竟不是一回事,絕不能將二者等而視之。而《金薔薇》則不同,盡管該書涉及的是有關文學創作的源泉、奧秘、藝術生命力的來源等理論問題,但作者卻是以一個藝術家獨特的審美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以自身的藝術氣質、精神來理解藝術和藝術家的命運,以他獨具特質的抒情筆調來表述人的這些感受。因此,《金薔薇》是“一位具有浪漫主義抒情氣質的藝術家的自白與信念,是對藝術之命運、藝術之使命的思考與作家自知、自覺的統一。”難怪蘇聯學者列·列維茨基認為,“再沒有比把這本書看成是一本教科書或者標準詩學的準則更錯誤的事了。”因此,毋庸置疑,這本“論述作家勞動的札記”是緊緊聯系著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整個創作的藝術世界的。他的創作特色、審美理想、藝術追求也盡在其中。在帕烏斯托夫斯基關注作家創作勞動的過程中,盡管涉及到有關創作構思、寫作提綱,乃至標點符號、細節、語言的運用等問題,但應該看到,這不是一本主要談寫作技巧的書。中國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對于文學創作這個絢麗多彩的事業,是不能用“技巧”二字來涵蓋的。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一書中寫道:“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藝,也不是職業,而是一種使命。”(15)顯然,在他看來,匠人式的技巧遠不是一個作家最珍貴的東西。他更推崇的是維系作家創作生命的精神力量,即使命感。藝術家的使命感對于俄羅斯作家來說是一個異常沉重的話題,文學的使命感是俄羅斯文學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帕烏斯托夫斯基作為俄羅斯作家,其藝術創作的生命力也自然會體現在對傳統的繼承上。那么,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使命感又是怎樣的呢?在《金薔薇》里,他寫道:“我們的作品是為了預祝大地的美麗,為幸福、歡樂、自由而戰斗的號召,人類心胸的開闊以及理智的力量戰勝黑暗,如同永世不沒的太陽一般光輝燦爛。”(11)“作家必須堅信人類理智的力量,堅信人類心靈的拯救一切的力量,熱愛大地。”(74)帕烏斯托夫斯基所道出的文學家的使命,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一代又一代俄羅斯作家在他們那“殘酷年代里,歌唱自由”,以自己不滅的藝術精神,維護著殘酷歲月中人性的閃光。他本人也正是因為心中燃燒著這種神圣的精神之火,才使他的創作具有了生命力,并對后來一批當代蘇聯作家產生了深遠的精神上的感染力。不過,每一個藝術家都是以他個人獨特的方式去完成這神圣的繆斯賦予的使命的。這里牽涉到他們對現實的不同的審美把握方式。作家對現實的審美把握方式體現了他的獨特的審美理想。帕烏斯托夫斯基被學術界稱作為浪漫主義的抒情大師。浪漫主義文學的本質特性便是展示個人情感、心靈的奔放與自由,追求想象的廣闊空間,表現大自然的壯美。而在帕烏斯托夫斯基身上,浪漫主義精神具體化為追求一種理想的境界,這個境界緊緊聯接著他的價值觀和理想追求。概括地說,帕烏斯托夫斯基藝術世界里的這個理想之境界,是一個人性充分完美的,人與藝術、與自然高度和諧的充滿愛的理想之邦。應該說,每一個作家都心存著一個理想國,但對于極富浪漫主義氣質的帕烏斯托夫斯基來說,這個理想之境界是他的藝術情感直接抒發的對象,他竭力把這個理想的國度抒情化地展現在人們面前,讓讀者與他共同去體驗這現實世界中尚不存在的另一個世界。關于這一點,只需將帕烏斯托夫斯基與其少年時代的同窗好友布爾加科夫作一比較便可得知。帕烏斯托夫斯基一生都對這位命途多舛的作家懷有敬意。在蘇維埃特殊的文化精神氛圍下,兩人的文學命運卻迥然不同。布爾加科夫從不直露心中理想的彼岸,而是以敏銳的眼光、犀利的筆鋒直面殘酷的現實,以俄羅斯藝術家的苦難意識觀照嚴峻的現實生活,讓你去直接面對神圣理想與黑暗現實的殘酷搏斗,從而獲得巨大的審美感受。布爾加科夫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帕烏斯托夫斯基則不同,從《金薔薇》那涓涓泉水般清澈明快的節奏中,我們可以體味到,帕烏斯托夫斯基讓你感受到的是他自己全心向往的那個理想的國度。你所感受到的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聲音,每一道色彩,都是作者理想情感價值的體現,它們共同組合成了一個美妙的充滿詩意的世界。本著這樣的審美傾向,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里借童話作家安徒生之口坦言道:“我還在年輕的時候,就曾經向詩神發過誓,我要到處頌揚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見它。”(181)溝通帕烏斯托夫斯基所展示的理想世界與人們現實情感世界的紐帶是人們現實生活中那稍縱即逝的美,那蘊含在日常生活中,還未被人們發覺的詩意。這生活的美,生活的詩意,只有對美好境界真切向往的人方才能感悟到。帕烏斯托夫斯基正是以他極其細膩的情感,把握住了生活中的詩意美,營造了一個“影影綽綽,但卻很真切”(86)的一個夢幻般的藝術世界,讓人們去品味其間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他在《金薔薇》里寫道:“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偶然投來的字眼和流盼,每一個深邃的或者戲謔的思想,人類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跳動,同樣,還有白楊的飛絮,或映在靜夜水塘中的一點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我們,文學工作者,用幾十年的時間來尋覓它們——這些無數的細沙,不知不覺地給自己收集著,溶成合金,然后再用這種合金來鍛成自己的金薔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或長詩。”(11)這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給自己立下的座右銘。作為一個生活美的挖掘者,他在《金薔薇》里強調了“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22)他認為,“一切顯然都可以豐富人類的思想,什么都不應忽略。因為單憑像干豌豆粒或者破瓶子的細頸這樣的不值一顧的東西的些微的幫助,也可以寫出童話來的。”(107)他嘆息道:“在過去的歲月中,我本來可以看到多么好的東西呀!多么美麗的東西一去不返了,已經不能再使它復蘇過來!”(265)這“好的東西”、“美麗的東西”,就是他以理想之光審視現實生活而捕捉到的現實中的珍寶。這里,我們似乎找到了他的前輩米哈依爾·普里什文的影子。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里準確地發現了普里什文這位“大自然的歌手”身上那種“在每一件小事中能發現有意思的東西,在周圍現象的令人討厭的掩蓋下能看出深刻的內涵的洞察力。”(248)帕烏斯托夫斯基看到,在普里什文的眼里,“一切都迸射出詩的光輝,就像小草上晶瑩的露珠一樣。一片最渺小的白楊的葉子,都有它自己的生命。”(248-249)這種審美追求深深地影響了帕烏斯托夫斯基,使他沿著普里什文的足跡,在生活中尋求那點點滴滴的指向他所向往著的理想境界的詩意的美。而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這種藝術追求又影響了整整一代風格各異的蘇維埃作家。當代著名作家尤里·邦達列夫說:“沒有帕烏斯托夫斯基,便沒有我自己。”1962年,在帕烏斯托夫斯基70歲壽辰之際,邦達列夫在生日賀信中寫道:“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才華在于促使我們去關注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們描繪了我們周圍這個世界的美的奧妙。他似乎想提醒我們:美好的東西就在你的身邊。”獲取現實生活中美好的珍寶、隱含著的詩意和美,是離不開人的想象力的。正因為如此,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里熱情地贊美藝術家的想象力,稱它是“藝術生命的源泉”,他認為,“沒有想象力便沒有真正的散文,也沒有詩歌。”(168)他把想象看成是人的“本性的偉大的秉賦。它潛伏在人的天性之中。”“想象可以賦予人現實沒來得及或沒能夠提供給他的一切。想象能填滿人類生活的空白。”(159-160)在這里,帕烏斯托夫斯基道出的是一個關于人類藝術活動的樸素的道理。人們之所以需要藝術,是為了讓藝術的想象力超越非理想的現實,獲得一種精神的寄托。如果說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同窗好友布爾加科夫這樣的嚴峻的現實主義作家以非凡的藝術想象來賦予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深刻的審美認知的話,那么帕烏斯托夫斯基則是以其充滿理想之光的藝術想象幫助人們感受到過去未曾感受到的生活的詩意和美,從而在內心中培養熱愛生活的情感。帕烏斯托夫斯基之所以形成了這樣一種審美觀,除了他自幼形成的愛幻想的天性外,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格林的作品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格林筆下的美妙國度,一直吸引著帕烏斯托夫斯基那顆不倦的幻想之心。在《金薔薇》里,帕烏斯托夫斯基又想起了這位偉大的幻想家:“格林的作品幾乎全是為幻想辯護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感謝格林。大家知道,我們所努力爭取的未來是由不可戰勝的人類特質——善于幻想、善于愛——產生的。”(256)這段文字可算是帕烏斯托夫斯基對這位給予自己極大影響的同樣是不幸年代的不幸作家的追憶。但是應該承認,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幻想不同于格林的幻想,他的理想之國也不是格林筆下那個名叫“格林蘭”的奇妙的國度。格林試圖讓人們跟隨他的想象的翅膀,飛到那與塵世完全脫離的虛幻的國度,去享受那里的美,那里的真,那里的善,把對苦難現實的隱痛埋在內心的最深處,而帕烏斯托夫斯基則不同,用《金薔薇》里的話說,則是讓“想象這個耀眼的太陽和大地接觸而燃燒,”(157)不讓其在空中熄滅。帕烏斯托夫斯基之所以在《金薔薇》里反復強調作家要使人們感受到生活中一點一滴的詩意和瞬間的美,是因為他始終努力將自己心中理想的境界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可以說,帕烏斯托夫斯基藝術世界最顯著的特征,便是這種真切的現實生活與影影綽綽的夢幻般的理想境界的藝術化糅合。這種結合使他筆下的理想的境界獲得了生活的厚重感。在《金薔薇》里,從他那屠格涅夫式的對俄羅斯“金剛石般的語言”的深深摯愛中,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帕烏斯托夫斯基的理想境界能夠深深地根植于現實的土壤中。他意識到,金剛石般美妙的俄羅斯語言“只有對那無限熱愛自己的人民,了解他們到‘入骨’的程度,而且感覺到我們的土地的玄秘的美的人,才會全部展示出它的真正的奇幻性和豐富性來。”(88)于是,語言、人民和土地同作家主體精神世界的血肉聯系成為帕烏斯托夫斯基幻想之旅的堅強的翅膀。關于帕烏斯托夫斯基這種獨特性質的“幻想”,曾是他的學生的當代作家亞歷山大·別克說得很貼切:“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本質在于他的敏銳與幻想。但是他的幻想是具有充分現實性的。這種基礎上的幻想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意義。”然而,必須指出,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這種“將現實理想化,將理想現實化”的浪漫主義審美觀與蘇聯文學中長期存在的所謂“粉飾生活”的創作傾向是格格不入的。眾所周知,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粉飾生活”的所謂“無沖突論”傾向一直困擾著蘇聯文學,尤其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種現象由于“日丹諾夫主義”的影響更是盛極一時。《幸福》、《金星英雄》等作品便是典型的代表。這種作品是喪失了創作獨立品格的作家與特定的文藝政策的誘導相結合的產物。這些作品最根本的特點并不是賦予現實生活以理想的光彩,也不是凸現生活中的“亮色”,而是在抹殺生活的深層矛盾的基礎上,將廉價的安逸、虛假的歌舞升平式的節日氛圍強加給現實。作家寄希望的既不是對現實中苦難的表現,也不是對理想的追求與向往,而是一種與現實的妥協,而且是一種堂而皇之的妥協,即“現實就是這樣光明,人的理想已經實現。”于是,人們從這種“波將金的村莊”式的作品中既無法獲得對現實生活的深刻的批判式感悟,亦無法得到真正理想的情感的熏陶,人們心中產生的將是一種對現實的安逸的態度,從而陷入了悲劇性社會中人的更大的悲劇:對苦難之現實的滿足感。因此,這樣的“粉飾生活”的偽浪漫主義、偽理想主義文學根本違背了文學藝術的本質,即對現實的否定與超越。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了對現實的否定與超越的精神,藝術的生命也就不復存在。這是藝術的基本價值所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則不然,他的“現實之理想化,理想之現實化”,是讓人們在體味著生活艱辛和現實苦難的時候,不要忘卻生活本身的美,不要忘卻生活深層的本真的詩意,從而在情感上喚起人們戰勝苦難與不幸的信念。同許多嚴峻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帕烏斯托夫斯基沒有廉價地與現實相妥協,他奉獻給人們的歡樂,是自己用生活的痛苦滋養起來的,是對現實的一種精神上的超越。這一點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里通過安徒生的愛情磨難表達得很清楚。為了給世人帶來童話的歡樂,安徒生在現實中失去了愛情的幸福。當“維羅納全城響徹著晚禱的鐘聲”(187)時,安徒生帶著他那顆憂傷的心,又踏上了漂泊之路,去編織那一個個童話的彩色的夢。安徒生奉獻給人們的美麗的童話,是他那顆飽經人世滄桑的詩人的心靈流出的淚,同樣,帕烏斯托夫斯基奉獻給人們的清新雋永的散文詩篇,亦是他經過生活之苦難洗禮的愛的晶瑩淚珠。如果說“粉飾生活”的作品以對現實的虛偽的妥協剝奪人們對生活的思考,使人的心靈鈍化,人的精神世界趨于貧困化,那么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義藝術之花則是要激發起人們豐富的情感,培養起一種對生活的充分的感受力,從而使人的心靈更富有人性。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這種人道主義體現在他追求一種人與藝術、人與自然的交融,從而達到生命的完美。他努力讓人們學會去感受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滴水、一片土地。在《金薔薇》里,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秋天的悲哀,它跟心靈的輕松和平凡的思想奇妙地結合在一起。”(78-79)帕烏斯托夫斯基認為:“只有當我們把自己的人的感情移到對自然的感覺中去,只有當我們的精神狀態,我們的愛,我們的歡樂或悲哀完全和自然相適應,不能把清晨的涼爽和可愛的目光分開,不能把勻整的森林的聲音和對過去生活的冥想分開時,自然才會對我們發生極大的影響。”(284)如同他的先輩普希金、屠格涅夫、阿克薩科夫、契訶夫、蒲寧,乃至普里什文一樣,帕烏斯托夫斯基在俄羅斯樸實而美麗的大自然中,在廣闊的俄羅斯土地上汲取了藝術的營養,并以此豐富了人們的情感。從這點上看,回首當代蘇聯文學,索洛烏欣、別爾戈爾茨、阿斯塔菲耶夫等著名作家的名字無不緊緊地同帕烏斯托夫斯基連在了一起。帕烏斯托夫斯基的理想境界不僅存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之中,更存在于藝術與生命的和諧之中,《金薔薇》整部書便是這種向往的結晶。帕烏斯托夫斯基認為,“藝術,能在我們的意識中創造一切。”(201)他說:“從小我就有一種強烈的心愿,那就是去看看自己心愛的作家和詩人們生活過的地方。”(211)帕烏斯托夫斯基這種“眷戀藝術之情結”,是在他醉心于象征主義詩歌的少年時代里漸漸形成的。在俄國白銀時代藝術氛圍熏陶下長大的帕烏斯托夫斯基,最終形成了一種視藝術為生命的觀念。在《金薔薇》里,他披露了自己在自傳體小說《一生的故事》里杜撰了他與詩人勃洛克相會一事,他坦白道:“我需要這么做,是為了使我的生命趨于完美。”(267)說帕烏斯托夫斯基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是不為過的。托起他的理想境界的精神價值支柱是對藝術的熱愛。他向往一個人們能以藝術之情感看待生活,看待大自然的社會。在《金薔薇》里,他回憶道:“在艾爾米塔日博物館,還是在年輕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到做一個人是幸福的。同時明白了人怎么才可能是偉大而良善的。”(273)的確,在一個視文化、視藝術為生命的完美社會里,怎么能容得下殘忍、虛偽、野蠻呢?在蘇聯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繆斯時常受到來自強權政治和為政治所愚鈍了的社會大眾情感的貶斥。譬如,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曾長期被愚昧地拒在國門之外。而正是在那個年代里,帕烏斯托夫斯基以自己的方式在《金薔薇》里表達了他的抗爭:“是時候了,應該恢復以公正態度來對待梵·高,對待烏魯別里、鮑里索夫—穆薩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許多藝術家了,”“一切能夠豐富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內心世界的東西,一切能夠提高他們的感情生活的東西,我們都需要。這個人所共知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