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對小布什政府外交實踐的影響

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采取新措施，控制聯邦機構。面對新的國際形勢,美國開始了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研究,學界理論成果紛呈,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提出。而“9·11”事件作為一個機遇性的歷史事件,促成了美國將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應用于指導實踐,從而使美國外交政策開始從理性的現實主義向危險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方向邁進。一、形式主義歷史上兩位著名的美國總統分別代表了兩種美國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位是威爾遜,他強調外交思想上的道德主義,這種傳統源于美利堅民族獨特的歷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與此大相徑庭的是西奧多·羅斯福所信奉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遵循勢力均衡原則,宣揚實力才是安全和利益的保障。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兩大外交理念相互交融,深深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說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之處就在于,物質利益和價值利益的緊密契合。因此很多學者認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但當我們仔細審視美國的這一外交傳統時,卻時常發現美國外交慣于言行不一,雖然高喊著道德的口號,卻幾乎總是按現實主義行事,尤其是在關系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美國外交的現實主義色彩尤為濃重。美國擅長在基于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上加之種種“崇高”的道德目標,并經常將對手描述為邪惡的和不道德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價值只是美國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的契合點,是美國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而非目的。而歷屆美國總統都明白,沒有強有力的權力,任何價值宣言都將是無力的。美國外交理論家亨利·基辛格認為,理想主義也許固然重要,但應該使“我們的理想主義更具有現實性”。(P71-73)而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也都承認:在抽象概念和具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現實主義總是摒棄抽象概念而堅持具體的利益。可見,現實主義是承認“抽象概念”的,只不過與“具體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罷了。而被喬治·凱南稱為“我們眾人之父”(P18)的另一現實主義代表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則說,個人行為可以是道德的和利他的,但是民族國家這種利己主義的大集體的行為動機卻總是自私的。在筆者看來,美國外交更確切地說應當是具有理想主義特征的現實主義外交傳統。第一,美國總是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判斷國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二戰期間,美國外交上承認了意識形態上與之相對立的蘇聯,并與其合作抗擊法西斯。同時,美國出兵歐洲,完全是出于保護自身安全利益的考慮。而作為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典型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更是從經典的現實主義出發,以權衡國家力量對比為基礎,再次摒棄意識形態的鴻溝,積極謀求同中國關系的改善,以期借力遏制蘇聯。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羅伯特·阿特在其《美國大戰略》一書中設定了六項首要的國家利益,并認為這些利益能夠極大地促進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前三項利益必須得到優先實現。這三項利益——確保本土安全、防止大國間軍備競賽、保證能源安全(譯序P6-7)——無一不是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要實現的目標,而沒有將任何理想主義的價值目標列入其中。第二,理想主義的道德理念往往只是美國政府實施其外交政策的一種民意號召。在美國這樣一個崇尚自由、民主的社會,美國民眾無法接受政府以追求權力為號召而進行的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總是從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出發,輔以高超的政治宣傳手段,再披上道德的外衣,從而為其實施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礎。美國擁有嫻熟的外交技巧,總是將道德和外交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別國看來是赤裸裸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主義行徑,卻不致在國內遭到抵抗。二、國際關系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國家性突出地表現為美國性,即美國不僅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主體,而且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客體;美國不僅主導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價值論,而且主導了本體論、認識論,導致所謂國際關系理論的美國話語霸權現象。美國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不僅成果豐富,并且積極地推動著實踐層次上的外交活動。“國際關系理論的思維對象包羅萬千,包括各個國家,各種國際關系。但美國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國際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國際關系理論的思維對象首推美國,這就產生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美國性問題”。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不是一般性的闡釋各國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別顧及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際地位。大國興衰論、軟權力理論、民主和平論、單極穩定論等無一不是憂美國所憂、思美國所思、為美國辯論,為其國際行為與戰略找說法。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成為了一個擁有壓倒性優勢的國家。“確實,自從羅馬帝國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具備像美國這樣支配世界的實力。任何其他國家甚至聯合起來都沒能夠對它構成制約,世界安全形勢存在著權力失衡的危險。可以設想,如果超級大國的數目不是減少到了一個,許多事件或許根本不會發生。”1面對國際政治中的轉折性變化,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界需要回答美國應該怎么辦的問題,因而產生了如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單極穩定論、新帝國主義論等各種理論,并形成了以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理論上的樂觀主義論調和悲觀主義論調2。近年來在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下,基于對國際合作的懷疑和對歷史的悲觀論調,又產生了對未來國際關系發展呈悲觀態度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2001年,冷戰結束后的第十年,米爾斯海默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試圖重新發現現實主義理論在當代的意義,并解答未來美國在世界所應扮演的角色3。進攻性現實主義一出臺,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導向作用。三、實施以遏制和威懾為主的國家安全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立場,奉行實力原則,實施以遏制和威懾為主的國家安全戰略。通過三個著名的“主義”和三個軍事戰略可見其清晰的現實主義外交脈絡。從杜魯門總統時代的美國中學學家和西方對蘇聯二戰中崛起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不僅擁有能將對方摧毀多次的核武器和強大的常規軍力,更在戰爭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影響力。雙方迅速在全球范圍展開了霸權爭奪,都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自己對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在美國看來,蘇聯是其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全球戰略來保障自身安全。杜魯門總統采取了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試圖以美國雄厚的實力在全球范圍內壓制蘇聯勢力的擴張。1947年3月,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說,提出要在全世界范圍內對蘇聯和共產主義力量進行反擊,出臺了著名的“杜魯門主義”,隨后喬治·凱南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那篇提出“遏制戰略”的著名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這一遏制戰略源于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的地緣政治觀和現實主義理論家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據此,美國通過扶持西歐和日本在歐亞大陸對蘇聯形成包圍之勢,從而達到限制蘇聯勢力發展的目的。美國對美關系的真實認知上世紀70年代初,相對于日歐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美國實力大幅衰落,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差距大大縮小,并且在核武器的數量方面已經超過美國,美蘇兩國的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蘇聯的方向發展。面對國際國內的雙重壓力,美國不得不推行以伙伴關系、實力和談判三原則為主要內容的“尼克松主義”,實施戰略收縮,并提出“現實威懾”的軍事戰略。面對蘇聯的步步緊逼,尼克松政府完全拋開了意識形態的影響,開始積極改善中美關系。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均圍繞“尼克松主義”而展開,并收到了明顯的成效,使美國成功地脫離了越戰的泥潭,在實力下降時有效保障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和戰略安全。從美國整體進攻性形式主義到美國外交戰略的新轉變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力逐漸回升,外交戰略也相應調整。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后放棄了戰略收縮,而是根據信奉實力的現實主義原則,提出咄咄逼人的“里根主義”,表示美國將在任何出現蘇聯侵略或蘇聯支持侵略的地方進行抵制,力圖全面遏制蘇聯的影響力。同時還提出了“新靈活反應戰略”,使美國不再僅僅是對蘇聯進行單純的遏制,而是進入了主動攻擊、靈活反擊的新階段。與此同時,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通過主導設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貿總協定等制度和機構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的主導地位4。縱觀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歷屆政府都是根據實力地位的消長,都是根據清晰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來指導其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外交政策的實施。其外交戰略的本質和核心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P37)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加上其國內經濟形勢一路上揚,出現了10年持續增長的局面,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使得美國的霸權野心愈加膨脹。在冷戰結束初期,面對國際安全環境發生的劇烈變化,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始經歷一系列的調整。從老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戰略”,到克林頓提出的“接觸與擴展戰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進行了國家安全戰略的三次重大調整,最終所形成的國家安全戰略方向就是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防范可能對美國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大國的崛起。這一時期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雖然歷經調整,在保持遏制和威懾戰略的同時推進戰略防御,但總的來說是一直遵循著現實主義的指導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從克林頓政府的第二個任期起,美國開始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新目標,可視為美國走向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起點。克林頓在其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上強調,要使21世紀繼續成為“美國世紀”。而1999年美國繞開聯合國操縱北約對南聯盟進行轟炸,標志著美國的外交戰略進入了一個新的擴張時期。2000年,以保守主義著稱的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上臺后,新保守主義取得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導地位。小布什上臺以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理念上日益表現出保守主義的色彩,同時追求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的國家安全,這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不謀而合。小布什上臺后不久即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拋開聯合國等國際機制,不顧歐洲盟友的強烈反對堅持退出美蘇于1972年簽署的《限制反彈道導彈條約》(TreatyontheLimitationofAnti-BallisticMissileSystems—ABM),這一條約曾被視為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退出《京都議定書》(KyotoProtocol),并拒絕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ConventionontheProhibitionofBiologicalWeapons)、《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NuclearTestBanTreaty);中斷朝核對話,對朝鮮采取強硬手段等等。小布什政府下的美國外交正在向進攻性現實主義理念邁進5。“9·11”事件是美國安全戰略做出重大調整的轉折點,如同當時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所說,“9·11”事件后的世界給美國帶來的不只是巨大的威脅,而且有巨大的機遇。她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應該把握機遇,主動出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在此情形下,2002年9月美國制定了“先發制人”戰略,布什總統表示:“哪怕敵人襲擊我們的時間和地點都不確定,我們仍一定會搶在敵人之前向他們實施武力”。至此,美國已經把“軍事至上”主義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中心。這可以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從現實主義走向危險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一個明顯信號。小布什的“先發制人戰略”構想就意圖宣稱:反恐戰略不能靠守勢取勝,最好的防御是進攻。這正如同米爾斯海默所指出的,擁有支配性權力是確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保證安全,最大的力量確保最大程度的安全。類似的論調我們在沃爾弗斯(ArnaldWoflers)的均勢理論中也不難看到其蹤影,該理論認為在核武器之后的時代將導致“恐怖均勢”,從而導致傳統均勢理論的過時,沒有任何組織包括聯合國能使國家間權力保持均衡,因此美國應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絕對支配地位。因此早在“9·11”以前,小布什就曾呼吁其西方盟友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制止它所謂的流氓國家制造和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在美國本土遭受到嚴重的恐怖襲擊以后,美國更是下定決心不顧西方盟友的反對并拋開聯合國單干。因為美國相信在面對擁有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和也許擁有核武器的無賴國家時,只有建立自己的絕對支配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小布什政府把美國的軍事安全戰略從過去的戰略威懾轉向先發制人的戰略打擊,從而使美國的全球戰略更具有進攻性、冒險性和威脅性。四、進攻性形式主義一國的外交政策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推出,不可否認其維護國家利益的合理性。但是進攻性現實主義不同,它是一種極為激進的現實主義,給國際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險性。第一,進攻性現實主義通過理論上的邏輯推演將美國的霸權意圖完全客觀化。這是該理論最具危險性的地方。米爾斯海默將國際體系中常見的五個命題(無政府狀態、大國軍事進攻力、無法預測的他國意圖、生存的首要目標、理性行為體)結合在一起推出了大國必將采取針對他國的進攻行為和追尋權力的最大化。(P43)而聯系米爾斯海默前后所論述的主旨對象和對“大國”進行的界定,這一所謂的“大國”只有美國,而由此推出美國采取或將采取對他國的進攻行為和一系列霸權行徑都是一種客觀上的必需而與美國的主觀意愿毫無關聯,這一論斷不僅是荒謬的更是極為危險的。第二,進攻性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這個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極端化。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應當力圖最大限度地增強實力以確保安全,對進攻性現實主義來說,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霸權國。米爾斯海默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不僅僅要追求權力,而且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權力。如他描述的那樣:“大國不僅是為了爭當大國中的強中之強,它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主,即體系中惟一的大國。”(P2)換言之,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應采取其他戰略策略來防止他國權力的增長,以達到維護自身安全的目的。因此根據邏輯推理,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越接近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安全困境的問題就越突出,因為當一個國家追求比對手更大的權力就會增加后者的不安全感,最后將導致難以預估的后果。第三,大國政治的歷史是國家間不斷沖突的過程。米爾斯海默認為,任何大國都希望成為全球霸主,只有成為全球霸主才能實現對世界的統治從而保證自身安全,因而霸主國家才可能是維持現狀的。但他又強調:“總之,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全球霸主,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有。”(P53)因此依照他的邏輯,國家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既不存在摩根索所說的維持“現狀政策”,也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國家永遠不會滿足對權力的欲望。無論是摩根索還是沃爾茲,他們都認為國家追求權力有相對終結的一站,而進攻性現實主義相信國家爭斗永無止境。第四,在國家間關系和互動上,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進攻和侵略是國家間關系的常態。傳統現實主義強調“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新現實主義也講究均勢所形成的制約。然而進攻性現實主義則認為進攻和侵略才是國家間關系的常態,米爾斯海默認為“征服當然獲得巨大的紅利……關鍵在于,最大化地覬覦權力的國家要決定何時出手、何時收場。”(P52)他也公開宣揚“大國可利用戰爭增加它們對世界權力的占有額。”(P210)作為一個嚴肅的國際關系研究學者,當然不能認為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提出僅僅是為了給美國或布什政府的種種單邊主義的外交戰略提供理論支持,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確是從現實主義理論走出,更多地走向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雖然布什政府想要的結果與進攻性現實主義所預言的結局——“美國試圖維持霸權是自我拆臺的行為,因為這將誘發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從而導致美國相對力量的無畏消耗,比遵從多極格局更糟。”(P245)——完全不同。但絕不影響美國對新進的、有利于其外交戰略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吸收和應用,從而帶來其外交上越來越多的冒險行徑。五、美國外交理念和方式的影響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出臺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9·11”事件使美國既有實力又有理由放棄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做法轉而開始執行具有進攻性的“先發制人戰略”。這種轉變不僅給世界帶來了危險,也給中國外交戰略帶來了重大影響。首先,從根本上說,進攻性現實主義一經被吸收采納,將引導美國外交作針對中國的一切防范,并以假設未來和中國發生戰爭開展外交準備工作。米爾斯海默指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將對國際安全和美國構成威脅和挑戰,中美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將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米爾斯海默主張美國加強對中國的遏制,同時“確實有跡象顯示,新的布什政府正朝著這個方向采取初步措施。”(P544)近年來,中國根據自身國情和特點,順應歷史潮流,形成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大外交戰略,這一戰略是指中國除了實現本國的發展,還尋求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而中國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可以視為對中國和平發展外交戰略的極好詮釋。同時,中國將自身定位于地區大國,在發展自身的同時還要“睦鄰、安鄰、富鄰”,積極致力于促進亞洲的共同發展。近年來,美國外交從相對保守的現實主義發展到危險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無疑將給中國外交戰略的展開帶來極大困難,給中美之間的外交往來設置了思想上的障礙,這與中國所遵循的促進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理念背道而馳。其次,在中國周邊安全上,美國借反恐戰機搶占大國競爭的地緣政治關節點,對中國外交戰略產生一定的影響。美國借阿富汗戰爭之機將其勢力歷史性地開進了中亞,對中國的西部安全造成威脅。雖然中國并不謀求在中亞的特殊利益,但面對美國進駐該地區后錯綜復雜的國家關系,以及中國與中亞獨特地緣政治關系都要求中國制定出完整而靈活的外交政策來應對新的變化。伊拉克戰爭后,美軍在沿外高加索——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這條所謂的恐怖主義高危“弧形地帶”進行戰略布防,也對中國形成了合圍之勢。同時,進攻性現實主義再度炒熱的“中國威脅論”使很多中國周邊國家再次提升對中國的防范,上述這些無疑深刻影響著中國外交戰略的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