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間問題的社會學思考

通常，每個城市都有住宅、辦公樓、商店、各種機構、交通和通信設施。這些因素是如何在城市環境中產生的，它們的空間位置和結構是由哪個因素決定的，以及變化是遵循什么規則。這些都是城市社會學理論家的中心問題。在城市社會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古典生態學家就展開了對城市空間的理論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間發展變化模型。但是,古典人類生態學家將空間看作是獨立的、純粹的、客觀的研究對象,忽視了城市空間過程與城市社會過程的聯系,在對城市空間過程的分析中缺乏一種批判精神。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產生的城市社會學理論中的政治經濟學派則與之完全不同,它從誕生那天起就將城市空間過程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加以考察,將對城市空間的分析與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循環、資本積累、資本危機等社會過程結合起來。城市社會學的政治經濟學派的理論創始人是法國的理論家列菲弗爾(HenriLefedrve),在他之后有不少學者展開了對城市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思考,主要有羅維斯(Roweis)、斯科特(Scott)、索嘉(Soja)、哈威(David.Harvey)等。一、關于空間生產的矛盾列菲弗爾是法國人文馬克思主義者,他有關城市的論著主要有《資本主義的生存》、《城市革命》等。列菲弗爾認為,已有的城市理論及其所支持的城市規劃將城市空間看作成一種純粹的科學對象,并提出一種規劃“科學”,這是一種技術統治論。因為在城市規劃中,空間形式被作為既定的東西加以接受,在科學理解空間邏輯的基礎上,規劃只是一種能帶來特定效果的技術干預。換言之,城市理論及其所支持的城市規劃是建立在否定空間的內在政治性前提上的,它完全忽視了形塑城市空間的社會關系、經濟結構及不同團體間的政治對抗。政治被他們認為是非理性的因素,是從外部強加給空間的,并不構成空間的固有成份。他指出:“有關城市與城市現實的問題并沒有被很好了解或認識,因為不論它是存在于思想(意識形態)還是實踐中,均沒有認識到政治的重要性”。列菲弗爾認為他的理論任務就是要通過揭示城市空間組織和空間形式如何是特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以及揭示它們如何有助于這種生產方式所依賴的統治關系的再生產來破除城市意識形態。他明確指出“空間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識形態或政治,空間就不是科學的對象,空間從來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間,它看起來同質,看起來完全象我們所調查的那樣是純客觀形式,但它卻是社會的產物。空間的生產類似于任何種類商品的生產。”正因為城市空間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它就被注入了資本主義的邏輯(為利潤和剝削勞動力而生產)。因此,他認為我們所應該考慮的不是空間本身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空間被生產以及生產過程中矛盾是如何產生的理論。列菲弗爾認為空間生產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剝削空間以謀取利潤的資本要求與消費空間的人的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利潤和需要之間的矛盾,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政治表現就是政治斗爭。正是這種矛盾和斗爭成為列菲弗爾關注城市問題的核心。根據列菲弗爾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先前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由于空間的擴張而被克服。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沒有遇到這種矛盾的限制,因為資本已經將空間本身轉化為一種商品。“我們現在獲得一個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空間以及將空間整合進資本主義的邏輯而得以維持存續。空間長久以來僅僅作為一種消極被動的地理環境或一種空洞的幾何學背景。現在它已經成為工具。”正是這種變化使資本主義從一種在空間背景中生產商品的系統演變到空間本身作為一種稀缺和可轉讓資源并可被生產的系統。在這一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列菲弗爾認為原先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系統樞紐的加工制造業已被建筑和休閑工業取代。資本主義不僅將已有的空間容納進來,而且它還會擴展進新的部分。休閑開始成為一個最為重要的工業。“我們為了休閑征服了海、山脈甚至沙漠。休閑工業和建筑業已經聯合起來使城鎮和城市化沿著海岸線及山脈地區擴展……這種工業擴展到所有沒有被農業和傳統生產行業所占據的空間。”在這種方式下,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已經將生產剩余價值(這些行業雇傭大量低工資的勞動力,而且其特征是資本有機構成低)和實現利潤(因為空間商品化已經創造了巨大的新市場)兩者融為一體。列菲弗爾認為,資本主義這種轉變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從一種以工業為基礎逐步轉變到一種以城市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他稱這種轉變為“城市革命”,并且認為“城市革命”與早期從農業生產轉向工業生產的工業革命相類似。列菲弗爾認為城市革命產生了一種城市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城鄉的物質分離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在列菲弗爾看來,城市是由以下三個相關概念組成,即空間、日常生活和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他認為城市是全球空間的脈絡背景,通過它生產關系在人們的日常經歷中得以再生產;而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則通過人們日常對空間的使用而被再生產,因為空間本身已被資本占有并從屬于它的邏輯。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不僅在企業、社會中發生,而且也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空間中發生。由于空間打上了資本主義的烙印,因此它給整個日常生活強加了資本主義關系的形式。例如,城市的建筑象征了資本主義關系,人們的休閑空間也反映了資本主義關系(因為它按照工作的方式將人們的非工作生活也商業化了),而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區也是一種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物(因為中心地區被商業功能占據,居住空間的使用被驅逐到邊緣地區)等等。至于空間的組織——不同地方在本質上相似,不同場所之間的分離(例如工作場所跟生活及家庭分離),以及統治和從屬地方之間的層級控制等——這些東西均負載了資本主義統治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關系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過這種空間構造而被再生產的。不過,列菲弗爾認為城市革命雖然使資本主義克服了一些已有的矛盾,卻又帶來了新問題。因為空間被資本殖民化只能通過將人口分散來進行,“中心吸引那些構成它但很快就會飽和的要素(象商品、資本、信息等)。它排除了那些它所統治的但又會威協它的要素”。這樣一來就帶來了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城市傳統上曾是社會文化中心,是社會關系再生產的主要來源和場所。如果城市被分散到只將經濟和政治管理留在中心,那么當政治權力開始集中化時,文化統治必然將削弱。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日益擴張帶來的影響就是使決策中心集中的同時又產生了依賴于邊緣的殖民地,“中央周圍的只有屈服,被剝削及依賴的空間:新殖民空間”。因此,列菲弗爾認為,在資本主義通過剝削空間來鞏固自身時,也同時產生了一種威脅資本主義統治的矛盾,“如果空間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場所,那么它也開始成為眾多沖突的地方”。由于主要決策功能開始集中在中心,中心的政治權力因而被加強,但由于同時日常生活開始分散到邊緣,因而社會凝聚力被削弱,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再生產的一場潛在危機。正是因為這樣,列菲弗爾將城市危機看作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和基本的危機。因為對空間使用的斗爭以及對日常生活的控制已經成為資本要求和社會需要之間沖突的核心。因此,列菲費爾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城市階段,斗爭的關鍵是爭取讓日常生活擺脫資本主義組織,并形成由人民大眾來管理空間和空間為人民大眾服務。二、資本邏輯的構造:“土地是資本”還是“社會”?列菲弗爾有關空間的生產及其對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控制已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生存關鍵的思想影響和啟發了不少城市研究者的思考。他們紛紛展開了對城市空間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研究。在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對城市土地問題進行了政治經濟分析,對于這些人而言,城市問題就是指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城市土地如何通過階級和國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和管理的問題。也就是說,城市研究的中心問題是解釋城市社會人造的空間組織是如何去反應、表達、協調或影響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包含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羅維斯和斯科特這兩位學者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們的研究揭示出空間組織作為一個因素進入資本積累過程影響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投資模式。尤其是城市土地的私人所有權妨礙了空間的最優化使用,因為個人在尋求將其所占據地方利益最大化時會忽視其決策的整體影響。另外,資本主義企業投資于某一地方的工廠和設備在某種程度上就得長期留在那里,即使當初吸引他們到這里來的因素由于其他資本家的自私自利決策而不存在。因此,羅維斯和斯科特就將這個問題總結為:“資本主義社會和財產關系帶來了有關城市土地問題的兩種主要趨勢。即一方面,商品生產的邏輯和私人占有利潤要求有效的土地利用模式;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土地的私人所有和控制又導致了偏離這種有效使用模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試圖干預城市系統,國家規劃和調節包含了試圖為了資本利益而組織空間,這既包括提供集體所需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單個公司需要但又不能或不愿自身來提供的其它資源,還包括由強有力的資本邏輯所強加的反對私人土地占有者,例如為了重新發展而通過強制購買土地或通過分區方式及其它措施。不過,羅維斯和斯科特認為,由于私人財產所有權這個事實,國家總是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國家既不可能以一貫、理性的方式去直接投資,也不可能定下一個有效的空間模式來強迫所有資本家企業遵循。因此,羅維斯和斯科特認為,城市土地問題的核心是“總體上城市土地是社會化生產的,而伴隨獲得的收益卻私人化這二者之間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不僅表現為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階級斗爭,也表現為資本不同部分之間的斗爭上,國家卷入了這種斗爭和沖突但又無力解決它。他們因而認為資本循環不僅發生在空間中,而且本質上也與空間組織相關聯,并受它的影響。羅維斯和斯科特對城市空間的這種看法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空間并不僅僅是一種“容器”,在這種“容器”中某些社會或經濟過程得以進行和完成。在空間政治經濟學者看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空間組織形式是如何由它嵌入其中的特定生產組織來生產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這些生產組織的。他們力圖將空間過程置于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中來考察。他們認為空間和社會并不是相互分離和獨立的實體,社會組織和空間過程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因為空間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和形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當資本主義被再生產時,它的空間形式也被再生產;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以對面臨的危機作出反應時,其空間也將被重構調整。不過,現有的空間安排也會約束和塑造資本主義再生產或重構調整的方式,因為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固定”或“凍結”在那些已經表達了以前經濟活動模式的形式中去了。所以,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時,它立即就會遇到現有空間形式對任何變化的約束和調節。因此,資本主義組織中的任何變化不僅會具有它們所利用的空間內在固有的變化,也會反應在現存的空間安排上。資本主義危機是一種空間現象,這不僅是指危機表現在地理上不均衡(即一個地方的工業廢地的形成,另一個地方的工業增長和集中就會加速),而且還指空間的約束會型塑或加劇危機。而索嘉則進一步提出了“社會空間辯證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據此闡明他對城市空間的看法。他的觀點就是:“有組織的空間結構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獨立建構和轉化規律的結構,它也不是社會生產關系中階級結構的一種簡單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對整個生產關系組成成份的辯證限定,這種關系同時是社會的又是空間的”。這種觀點認為在劃分為統治和剝削階級的社會結構與劃分為中心與邊緣的空間結構之間有一種對應的關系,因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資本主義組織),表達了相同的事情,同時又相互塑造。這種社會空間辯證法的核心就是“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是社會的物質構成的”。在這種觀點看來,表現在空間中的問題(例如國家或地區不均衡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的必然表達,這種矛盾會受到現有空間安排的調節,并因當前空間模式的惰性與新經濟勢力之間的緊張而加劇。類似地,由空間使用引發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內資本家、工人和其它階層及部分之間階級沖突的調節性表現。三、城市從工業資本市場的形成過程,資本哈威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城市社會學理論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列菲弗爾的理論思想對哈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啟發。不過,哈威是批判性地吸收列菲弗爾的思想。在哈威的理論中,城市的本質是一個人造環境(buildenvironment),是一種包含許多不同元素的復雜混合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質結構,它包括道路、碼頭、溝渠、港口、工廠、貨棧倉庫、下水道、住房、學校教育機構、文化娛樂機構、辦公樓、商店、污水處理系統、公園、停車場等。城市就是由各種各樣的人造環境要素混合構成的一種人文物質景觀,是人為建構的“第二自然”。城市化和城市過程就是各種人造環境的生產和創建過程。哈威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這個人造環境的生產和創建過程是在資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是資本本身發展需要創建一種適應其生產目的的人文物質景觀的后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過程進行了詳細分析,揭示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和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方式,以及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和剝削率的變動等。哈威將馬克思對工業資本生產過程的分析稱為資本的第一循環(Primary?Circuit),而資本第一循環中存在的內在矛盾就是資本過度積累所形成的過度積累危機。其主要表現是商品過剩、資本閑置、勞動力閑置或對勞動力剝削加強等。哈威認為,馬克思雖然指出了資本主義存在的這種矛盾和危機,但他并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有了應付這種內在過度積累危機的辦法。資本主義的應付辦法就是當由工業生產中的第一循環產生的危機逼近時,投資轉向“第二循環(Secondary?Circuit)”,即資本投資于城市這個人造環境。哈威的論點是,當第一循環中的工業生產面臨回報率下降時,資本的反應是轉向第二循環投資。這些投資大多投向城市這個人造環境中去了,有時會投資于象辦公大樓等固定資產形式。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一場房地產投機(象美國20世紀70年代早期辦公樓熱)經常會在工業衰退時發生。因為當第一循環工業生產投資回報率開始下降時,城市這個人造環境的發展代表了投資的一種替代選擇渠道。哈威對1945年之后美國郊區化的城市擴張的解釋就是如此。他認為這是一次由國家(向住房所有者和建筑公司退稅)和金融機構(通過特殊的信用安排)二者共同推動而實現投資大規模向第二循環的轉變。它不僅開辟了新的投資可能,也同時刺激了對汽車和石油等生產工業的需求。在哈威看來,城市這個人造環境是資本積累、資本危機和資本循環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城市為資本主義系統執行了一種重要功能,即為資本第一循環中過度積累的資本提供投資渠道和機會。那些流入城市土地和房地產發展中的金錢是由工業部門利潤決定的。城市這個人造環境的形成和發展是由工業資本利潤無情驅動和支配的結果,是資本按照其自己的意愿創建了道路、住房、工廠、學校、商店等城市人文物質景觀的。可以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空間建構和再建構就象一架機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樣,都是為了使資本的運轉更有效、創造出更多的利潤。而城市地區的興衰和發展變化均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循環的結果,城市危機的實質就是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哈威稱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過程是資本的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城市這個人造環境的生產和創建本身負載了資本主義的邏輯,即為了資本的積累、為了剝削勞動力而生產和創建的,而資本主義下的城市空間生產過程因此也負載了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矛盾。四、城市空間政治經濟學是城市社會實踐的一種分析視角首先,從某種程度上講,城市空間政治經濟學理論反映出了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城市社會變化的現實。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整個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在國內國際間流動增強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國際化等因素影響力增強,工業投資開始重新定位,在歐美大量工業資本從已經城市化的老工業城市流向新興的城市化地區,使城市的發展從老工業城市轉向了那些過去只經歷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興城市地區。工業資本拋棄老工業城市不僅使老工業城市就業機會減少、失業增加,還使得這些城市經濟蕭條,城市的工廠廠房和其它固定資本貶值,城市稅收減少。可以說,資本流向哪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會繁榮興旺,而資本流出哪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會一片蕭條。城市空間政治經濟學理論正是城市社會學理論研究者注意到戰后資本主義城市社會變化的這些特點,并對其做出理論思考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