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角度看民族語言

一、語言能力的形成德國語言學家赫爾德指出，語言是由人類通過各種事物和事件來表達的，這些事件是由人類通過各種事物和事件引起的。這是事物和事物的生動結合。從中可以看出,首先語言是一種隨意性的符號表達系統,它的出現是與環境、時間以及所具有語言能力的人對個人思想進行有聲,擬像描述的過程;其次具有能相互溝通語言表達能力的人成為語言交流中的客體,當這些有共同語言知會能力的人群在一起生活形成一個語言交流,傳播和規范的環境,為語言的發展和完善提供合理的氛圍;最后當具有相同語言能力,文化背景以及生存動機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就形成民族的共同意識概念。馬克斯主義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斯大林認為民族形成要滿足四個條件———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素質。語言放置在首位,說明語言與民族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關系,這種關系客觀說明語言的產生,發展不是任意和偶然,它需要主客觀條件相對成熟,在人的認知意識發展到一定層次才能夠形成。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面積最廣的語言,生命力和影響力為世人有目共睹,其產生和發展與民族之間是否有關聯,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二、英國法上部落名稱的演變對于英國民族的形成,從歷時性看對歷史事件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分析,民族形成的雛形可以從最早來到不列顛島居住的部落開始,一直到諾曼征服完成為定型,經歷了將近四千多年的歷史。不列顛最初是歐洲大陸的一部分,在冰河世紀后期到公元七千多年前,冰川融化,內陸抬升形成了英吉利海峽和北海,同時也形成了不列顛島。早在公元前三千到兩千年,歐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比利亞人(Iberians)來到不列顛的英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等地居住,他們在定居之后,穩定的生活經歷了新石器時代(TheNeolithicAge)與青銅時代(TheBronzeAge),伊比利亞人的生活方式是以部落散居為主,被看作是英國人最早的祖先,也說明了在不列顛島有了最原始的人群集合團體有了民族形成的基礎。從民族學的角度上看,利比里亞人的兩大主體民族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們的語言是屬于印歐語系的拉丁語族,同時他們也被認為是古代的凱爾特人的主體。盡管這個時期的語言是以部落語言為主,但提供了語言根源的歸屬支持。之后在公元前八百到七百年間,來自來自歐洲大陸萊茵河地區的凱爾特人分三批到達不列顛。第一批是凱爾特人中的一個支部蓋爾人(Gaels),以武力的方式入侵,公元前二世紀另一個支部落進入不列顛,比較蓋爾人而言,這支部落更強大,很快就占領不列顛的英格蘭地區,隨后稱呼自己為布立吞人(BritonsorBrythons),這種對部落名稱的重新定義,可以標榜該部落的人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對英國的名稱Britain一詞便有據可尋。凱爾特人的到來使得以往的游牧民無根性生活得到逐步改變,不列顛南部的凱爾特人建立了若干個小國。凱爾特人與當地的伊比利亞人經過不同程度的混合,形成英國歷史上第一次部落的融合。雖然那時社會的形態仍然處于原始社會公社時期,但是在語言形式上有了最初的概念———凱爾特語,英國有了歷史可查的族群語言。隨著歷史的演變,不列顛的凱爾特語(BrythonicorBritannic)仍存在于不列顛西部的威爾士。居住在不列顛西北部的康瓦爾(Cornwall)的凱爾特語言是康瓦爾語;不列顛西南部皮克特人(Picts)說的是皮克特語(Pictish),凱爾特語的不斷演化最后形成蘇格蘭蓋爾語(ScotsGaelicorErse),至今仍流行與蘇格蘭高地較為偏遠的地區。公元前一世紀中期,羅馬大將凱撒率兵先后兩次遠征不列顛,并沒有獲得成功,直到公元43-85年間,羅馬人才有計劃有步驟的完成不列顛征服,并將其設為行省開始了長達四百多年的統治,即不列顛“羅馬化”時期,羅馬人開始興修公路,設立城邦,加強城市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宗教傳入,逐漸使得不列顛間接接受羅馬的市井文化和語言,羅馬人的語言是意大利中部拉迪姆地區方言即拉丁方言,不列顛的語言中吸納了拉丁語的成份。直到公元五世紀,羅馬帝國的崩潰,羅馬軍團隨之撤回,歐洲中部的盎格魯人(Anglos),撒克遜人(Saxons),朱特人(Jutes)等日耳曼部族渡過北海來到不列顛,這些部族原先居住在德國北部沿海一帶低洼地區,朱特人來自于丹麥日德蘭半島,撒克遜人來自德國霍爾施泰(Hosltein),盎格魯人來自德國石勒蘇益格(Schleswig)。他們的到來與當地的凱爾特人展開激烈的戰斗,最終獲勝,并在平原地區定居下來,把凱爾特人趕到西部和北部山地,根據比德所寫《英國民族教會史》(HistoriaEcclesiasticaGentisAnglorum,731)認為:這些日耳曼部族約在公元449年完成對不列顛島的侵略。公元五世紀就整個世界而言是一個民族大遷徙的時代,特別是對于日耳曼民族而言,征服不列顛島后三個部族形成了英國民族的主體,雖然在國內表現為幾個“小國”的對峙,但發展大七世紀,第一批文字記載和新的社會形式出現,不列顛有了自己的社會結構,法律,宗教信仰。盎格魯人由他們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稱為Angli,,Angli經過前元音音變書寫為Engle,在三個日耳曼部族中又以盎格魯人的人數最多,被稱為Angle-race,盎格魯民族,England=landoftheAngles(盎格魯人的國土),是三部族所居住的土地,共同的語言是盎格魯撒克遜語,即古英語。由此英語有了自己的語系,語族,語支———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西部語支。公元八世紀末,丹麥人(Danes)進犯不列顛結束了不列顛當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各據一方的局面終結“七國時代”(Haparchy),建立統一的英格蘭國,不列顛的封建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丹麥人在語言上和英格蘭人的差別不是很大,容易和那些失去固產的下層英格蘭人建立相對和諧的關系,從性格上看,丹麥人的個人意識強烈,既自信又善于協作,不斷沒有影響英格蘭人的性格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促進英格蘭的政治事務,改進島上居民的素質。公元九到十世紀,丹麥人中的另一個種族諾曼人(Norman,意思是來自北方的人)入侵法蘭西西北部,建立起居住地諾曼底,之后得到法蘭西的承認封為公國。公元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與英王哈羅德因王位之爭兵戎相見,在亨斯廷斯戰役中,哈羅德受傷致死,威廉于該年的12月25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成為英王,這也是英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外族的征服。諾曼征服除了在政治經濟方面給英國帶來較大的影響之外,在語言方面,諾曼語成為上流社會的語言,古英語則普及在農民中,對英語而言這一時期是蟄伏期,在下層民眾中流行就有了廣泛的使用面積,與諾曼人的接觸中吸納了大量法語詞匯和參照法語的語法結構。北歐日耳曼語族的盎格魯-撒克遜語和南歐羅曼語族的諾曼法語在歷史上首次出現共存的狀態,成為一種具有強大靈活性和潛力的語言。由此,在經歷一系列的外來入侵后,凱爾特人、羅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丹麥人、法國人都融入到英國的民族體系中,其民族成分相對穩定,不列顛的民族成員中含概了不列顛的本地人,外部入侵者和商貿往來中外來移民組建融合組成,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上看英國的民族是一個由多部族組成的混合體,其對應的語言成份也促使構成他們的共同語言———英語。在相對特定的語言框架下,英語得到很好的發展,進步,完善。三、培養目標下,克氏原螯蝦對語言的移植英國民族形成的歷史就是一部部族融合的歷史,在這種融合中體現了強制性和和平性。強制性通常是來自入侵主體的客觀意識,在通過武力征服后,勝利者必然將其熟識的一套系統移植到失利一方,其中也包括語言,為了完善統治結構溝通和順暢的交流成為重要的環節。和平性表現在正常的游牧定居和貿易往來,在言語溝通的過程中,作為橋梁的語言成為互融互通的媒介,因此在部族融合的過程中,語言也隨之發生著變化,主要體現在民族語言的異化和同化兩個方面。(一)英國時期英國主要英語語言在民族的形成過程中,人口的遷徙以及外族的入侵都有能產生民族成份的改變,也會直接造成民族共同語言的異化。民族語言的異化,最初階段的表現為一種共同語言分化成為多種方言,這些方言在各自的基礎之上,不斷更新發展形成新的風格,也會產生新的民族語言,相反來看,同一民族的成員也會分化形成不同的同一個語系的新民族。古英語作為現代英語的雛形,在形成之初,就由條頓征服中的三大部族按照定居不列顛后的居住地的不同區域形成四大方言區。盎格魯人(Anglian)的盎格魯方言分為了兩種,一種是居住在泰晤士河與洪伯和河之間的英國中部地區的莫爾西亞方言(Mercian);居住在洪伯河以北的諾散伯利亞利方言(Northumbrian);撒克遜人的語言稱之為撒克遜語(Saxon),其中以居住在威賽克斯地區的薩克遜部落部族的西撒克遜方言為重(WestSaxon);朱特人占據的是整個海島的東南角,他們說的是肯特方言(Kentish)。各方言也在不斷的發展保持著其獨有性,在公元七世紀到八世紀,洪伯河以北成為英國文化和學術的中心,早期的古英語中有記載的文學作品都是采用諾散伯利亞方言創作。隨著英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到了西撒克遜的威賽克斯首府溫切斯特(Winchester),西撒克遜國王大力提倡和發展文化教育,溫切斯特也成為整個英國的政治、文化、語言的中心,西撒克遜方言成為英國的標準文學語言。同樣當該部族的語言成為社會的主流語言時,肯定會反作用在其部族之上,增強該部族的實力成為強大的民族支系。(二)古挪威語中的語借詞從英國民族的基本結構上看,在外族的入侵之后,部族人群的定居將會導致民族的融合和交流,語言的媒介作用就還看到其同化的現象,古英語中語言同化主要表現在借詞上。借詞顧名思義就是在本民族共同語言沒有設立的語言詞條,通過向另一民族借用等義的詞。英語中的借詞主要也是來源于幾個外侵部族,首先是凱爾特借詞。凱爾特借詞主要表現在對地理名稱的稱呼,如:Kent,Devon,Cumber,London,York;還有一部分是地名中第一部分的借詞:Glou(cester),Win(cester),Wor(cesster),Solis(bury)。凱爾特人的到來僅僅是對不列顛的地理環境做出識定,以地名約定居住的范圍和區域。其次是拉丁借詞,拉丁語對不列顛語言的影響相對更深一層,其表現在:街道(Latin)strata→(O.E)str?t→(M.E)street,工事(Latin)vallum→(O.E)weall→(M.E)wall,城堡,城(在地名的尾部),(Latin)castra→(O.E)ceaster→(M.E)chester,廚房(Latin)coquina→(O.E)cycene→(M.E)kitchen,盤子(Latin)discus→(O.E)disc→(M.E)dish,杯子(Latin)cuppa→(O.E)cuppe→(M.E)cup。這些詞與羅馬入侵后,開始修建城邦形成居民的固定居住地,并移植羅馬人的生活方式到不列顛人身上,這些借詞就占據了普通生活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信仰和傳入,一系列的宗教詞匯被借用至今:monk(修士),minister(牧師),noon(正午),offer(提供)pope(教皇),paradise(天堂)……,再次是斯堪的納維亞語借詞。因為古挪威語與古英語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以下的詞只在古英語中得到保留如:wife(妻子),burn(燃燒),folk(民間的),stand(站),sit(坐)等等;還有一部分只是在當時使用沒有保留下來如:dreng(戰士),hofding(酋長),orreest(戰斗)。最后是法語借詞,征服者威廉與1066年稱王,本土的語言出現了分層,在宮廷、教會、皇族、使用的語言是法語。下層農民、市民則用英語交流,法語借詞有:state(國家),government(政府)country(),nation(民族),servant(仆人),feudal,(封建的)prince,(王子),army(軍隊)conquest(征服),court(法庭),religion(宗教)。法語詞延伸到不列顛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充分體現征服者的意志,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封建制度國家反映相關封建關系和國家意志的詞是必然的。在民族的融合過程中,英語中含有的外來入侵者的詞匯,是有層次的滲透到社會生活中,這種語言的同化現象,體現出任何一種民族語言不可能在排除一切外在影響的情況下,保留著本民族語言的純粹性,要想不被消亡就要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英語的同化現象也更好的體現出英語的強大兼容性、吸納性和對環境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