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教育應用研究的華人學者共同探討

陳德懷教授：《全球計算機教育應用公報》（gcjce）和全球計算機教育應用研討會（tcc）是來自上海和外國海外華人的最高學術平臺，可以用中文出版計算機教育應用。在這個研究領域，我們如何認定好的學術研究？談論這個題目，我擔心自己不夠資格。但畢竟作研究幾十年了，若說一點心得體會也沒有，那肯定是假話。我就先拋磚引玉，與大家分享一點自己的看法，希望各位學者能夠從本領域的學術價值觀出發，酣暢淋漓地對話。希望這次會談能夠吸引更多同行的關注，在圈子里引發一些思考與討論。這里，我提出以下五個問題，并嘗試進行回答。陳德懷教授：這個問題是關于實踐性研究（有時候我也叫采納性研究）的問題，比較容易回答。我一直都很重視也很驕傲GCCCE有一個教師論壇，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研究，只有與第一線的教師合作，才會有突破的發展，才能走向成熟。這個領域雖然融合了工程、人文、科學（實驗數據的驗證）等多方面的元素，但最終要落腳到教育實踐，要以改善教育現狀為最終目標。在實驗室里發展理論，建立原型系統固然重要，但田野研究也必不可少。教與學始終與人的行為息息相關，現場觀察是研究資料的重要來源。我堅信未來研究的進步，必然教學現場的實踐。這樣的嘗試不僅能使研究水平越來越高，其所扮演的角色也會越來越重要。呂賜杰教授：目前，我從事的研究更加關注實踐領域。一些華人學者尤其是大陸學者的研究比較注重實踐，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實踐必須根植于理論，以優秀的理論為指導。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側重問題上，我支持“平衡”的做法，即：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如作扎根研究或田野調查時，從既有結論出發，以理論為導向。此外，我想強調一點。在進行理論研究時，我們不能生搬硬套其他領域的術語、理論。強行植入并不是真正的理論創新與研究，如將工程學領域的某個術語生硬復制到教育學領域，標榜“理論創新”，這樣的“極端”做法不可取，一定要盡力避免。黃國禎教授：正如呂教授所說，近年來的研究發展，愈來愈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而在計算機教育應用（或是數字學習）領域中，更重要的是要由教育的需求角度出發。不論是發展新的系統，或是提出新的方法，都需要能夠由學習或教學的需求立場，來檢視這些“創新”的必要及價值。最近，在期刊論文的發表方面，臺灣的學者也不斷提出一些省思的方向。最近我們也在討論，如何做出對于教育或學術界更有貢獻的事。也因為這樣的省思，最近大家開始著手規劃撰寫書籍（包括研究的書籍及教科書），期望將大家累積的經驗作有系統的整理及傳承。陳文莉教授：實踐性與理論性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二者不可割裂。一項有意義的研究，不管其理論性多強，最終都得面對如何實踐的問題。在新加坡學習科學研究所，我們會定期進行研究分享會。這是我們的“優良傳統”。每當一個研究團隊介紹完他們的研究理論時，我們總能聽到“sowhat?”的問題。在這樣的“質疑”下，我們不斷反思自己的研究，力求為學校的教學實踐帶來積極影響。根植于理論的實踐會少走彎路，源于實踐的理論則更具有實用性與普遍性，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余勝泉教授：在是否注重實踐這一點上，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育科技研究確有不同，關心實踐是一個觀察的角度，但或許還有其他的觀察角度。凡是研究，都會有理論觀點與實踐觀點。完全理論或完全實踐的并不多見。中國大陸發表的一些中文論文，其理論水平以及思想也有其一定的深度，并非像大家所認為的只注重實踐，而沒有理論。就像何克抗教授團隊的研究，除了有系統而深刻的理論體系，還有廣泛的、有效果的實踐。中西方學者最重要的差別是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的研究多是發現式的，而大陸的則多是演繹式的研究。西方的研究是以小見大，研究小問題，發現大規律。中國大陸的研究則習慣以宏觀的方式看問題，針對實踐中的關鍵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理論與方法。西方研究多采用資料實證，具有嚴謹、科學、可控性強的特點，但是，在控制條件下發現的規律，在復雜多因素的生態系統中則未必適合；中國大陸的研究則多著眼宏觀、現實的問題，通過演繹性或開發性的思維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而不依靠資料實證。貼近實際，對實踐推動的力度大，可以提出非常系統化的、深刻的思想，但局限是很難用資料證實；即使有數據，仍會因為時間長、規模大、影響的因素眾多而難以單一歸因。其實兩種思維方式，各有優缺點，相互交流和碰撞，可增加相互了解、相互學習，擴展大家看問題的視野，這正是GCCCE相對于國內一些研討會的獨特之處。東方對西方的研究成果，心態是學習和借鑒的，西方的學者，如果有中文的能力，適度閱讀中國大陸的中文文獻，也可以獲得很多啟示和啟發。陳文莉教授：余教授對中西方學者的不同思維方式的論述，我非常贊同。我想這些不同是因雙方受到不同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影響所致，二者并非對立，而是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借鑒的。回顧我自身的研究經歷，對這點感觸頗深。我本科與碩士階段的學習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陸完成的，博士則是在新加坡讀取的。在碩士階段，我的研究注重基于邏輯的推理與建模，在科學收集數據、驗證模型上則有所欠缺。實話說來，在我甫登海外進行博士研究接受到系統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訓練時，我當時的感覺是“這才是研究呢”。此后的幾年，我都遵循“純基于資料”的實證研究，希望達到“見微知著”，也有了一些成果。但近年來，隨著研究范圍的拓展，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體會?！耙娢⒁孕⌒那笞C”我做到了，但“大膽推理而知著”卻是不夠的。這主要表現為在撰寫論文的結論與討論部分時，總因擔心“結論與數據脫節”，為避免“故意拔高”而過于就事論事。過分小心謹慎之余，則“不知道如何”甚至“不敢”將分析結果作進一步的推論而建立模型了。最后論文是發表了，數量上又多了一個有“i”的。但在自我反思中我深刻地認識到，如果能將研究進一步上升到模型階段，那對學界和業界的影響則會更大，研究本身也會更有價值和意義。閱讀中文期刊時，看到大陸學者通過邏輯推理而產生的模型。盡管有時也會對這些模型的驗證存有疑問，但這些文章常給我帶來“醍醐灌頂”之感。以上是我自己對融匯中西學術范式的一點體會，我想不同背景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不同的體會和做法。就目前來看，各地學界在歸納與演繹等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逐漸趨同，原因之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好的研究應該是研究論題主導而非研究方法主導———從論題出發確定研究方法，而非立足于自己最擅長的研究方法挑選合適的論題。我在給博士生上研究方法論的有關課程時，一直強調要避免“hammerfallacy”———給一個兩歲的孩子一把錘子，他會用這個錘子去敲打周圍的所有事物，因為這把錘子是他能夠掌控的唯一工具。同樣，一名學者如果只擅長或偏好某一種研究方法，那么他很可能會用這一種方法去研究所有的論題，而不管這樣的搭配是否最合適。作為研究者，我們一定要用開放的心態去面對不同的學術范式和研究方法，應該多與同行對話，彼此學習，取長補短，不斷改進自己的研究。江紹祥教授：我認同西方、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的研究也是從實證的研究角度出發的，他們因應研究的題目把收集到的數據整合，然后提出推論，這些研究步驟都符合一般期刊在嚴謹度、理性分析和科學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實證的研究能有效產生應用方面的理論，尤其是在教育和教學方面。其實很多研究理論都需要實際地在學校環境和教育中實踐，因此我們可以看見這些理論跟實證研究有著非常清晰的相互關系。進行這些研究的時候，我們也可從實際發生的情況歸納出一些想法，以改良和改進教與學的問題。但我認為研究人員無論是進行哪一種教育研究，都需要做到客觀中肯，包括通過充足的數據提出有效的支持理據。當研究人員達到以上目標后，我們才可以肯定這項研究能夠對教育產生持續的影響。另外，我認為中國大陸跟西方最大的差異是彼此的環境不同。西方嚴謹的研究方式對于目前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來說其實仍有差距：首先中西方有環境、資源和心態上的距離；另外，中國大陸在教育需求方面仍然需要解決量的問題，因此難以同時追求像西方同樣嚴謹的研究模式。雖然中國大陸的資源相對沒有西方豐富，但若他們嘗試利用一種實踐的模式，或是利用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模式來進行研究的話，相信會盡快讓他們取得一個方向去推動教育發展，這在我來看無疑是一種務實的態度。其實，我們可以從中西作風的差異互相尋求優點和借鑒：國內的研究者有需要了解西方行之有效的一套研究方式；反之而言，西方的學者也應持欣賞的態度去了解中國大陸在教育研究方面的取向。林建祥教授：中國大陸重視實踐已行之有年，而理論先是拿來主義，水平也很差，近年則有所改變。原因是，原有理論基礎太差，不得不先向已有水平的研究者學習。現在有了一定的實踐，才提出對理論的需求。準備更大規模的實踐的同時，理論提高的需求也日益旺盛。祝智庭教授提出的“致知與致用”，認為致知的終極目標是致用，致用也會促進致知，兩者是相互影響的關系，這也是中國大陸目前在緩慢改變中的科技文化。中國大陸討論“錢學森之問”的背景，普遍改變需要時間。暫時大體是中國大陸多強調實踐，而香港、臺灣、新加坡多強調致知，有所側重。致知可能產生更多分析，進行理念創新；致用則是利用現有優秀的成果，進行耐心的綜合，甚至需要業界的參與，以取得成效。當然統合更多層次的創新工作，就會得到更多的好評，但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譬如，現在中國大陸有兩項實踐很值得注意。一為西部與農村的基礎數字設施如何發揮作用問題。二為高考備考如何提高復習效率問題。這些都構不上現代化教育的思路。但是，近年中國大陸有很大的進展；高考分數大大提高，特別西部農村窮學生有不少考進清華大學，這也歸功于數字設施發揮一定作用，但思路還不夠現代化。提高復習效率已經蘊含許多不錯的經驗，值得給予肯定。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華東、華南地區，數字設施近年來已相對進步，但尚未形成完整系統?，F在是面臨巨大改變的前夜，對理論的需求相當急迫。這些條件與狀況，將會成為往后理論深入發展的基礎。黃龍翔教授：實踐性強的研究會很有社會影響力。在去年的一次Facebook網上的討論中，臺灣的王緒溢教授表示，既然談社會影響力（SocialImpacFactor），至少應該衡量所設計的系統、教學模式，到底有多少學生使用，多少老師使用，多少創新教學模式被開發出來。開發數字學習系統在寫完論文后即束之高閣，下次再申請計劃時，卻不考慮先前計劃所開發系統的后續情形。如此一來，等于鼓勵研究者完全不用考慮這些。他說：“所有系統寫完就丟，也就是不需考慮社會影響力”。王教授提及的想法，也是我的單位（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學習科學研究所）目前大力推動的方向。舉例來說，現代男女交往有一種“以結婚為前提來交往”的說法。因為現實中已經有越來越多不以結婚為前提，只在乎曾經擁有、合則來不合則去的戀人。我們現在提出新的以“教學法革新”為主題的研究項目，都十分重視“以將來擴大推廣使用為前提”。這也是仿效科學界，尤其是采取設計型研究方法（Design-BasedResearch;DesignResearch;DesignExperiments）。我曾撰文提出以下觀點：“關于信息科技應用于華文教學方面的研究項目，已行之有年。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與最終在教育現場的實踐之間，常常出現一個斷層──許多研究成果，無法轉換為可持續、可推廣的課堂常規教學實踐。造成這種落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即研究人員常常在較短期密集的教學實驗期間，營造理想化的執行教學設計的環境；而參與實驗的教師往往只是扮演研究助手的角色，對于設計理念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驗結束后，研究人員撤離，教師缺乏對于相關教學理論的認知，同時又得面對各種現實不利因素的掣肘，以致他們無法持續實踐這些教學設計，終致后者被束之高閣。”這也就是祝智庭教授曾提及的（研以）“致用”的課題?！爸掠谩笔遣皇钦娴膽摮蔀槲覀兘逃芯空叩淖罡咧笜拴ぉて渲匾栽撆c論文發表等量齊觀，甚至超越論文發表的重要性呢？顧小清教授：我對學術研究的信念在于，如果我們認定自己所作的研究為學術研究，則一定有學術研究的基本準則以及基本規范需要遵循。例如，聲稱學術研究的論文，需要包括對研究現狀的梳理和問題的分析；采用研究方法的設計，其研究資料的獲取與分析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可以是田野的、人種志的，也可以是實驗的。同時，數據采集方法，可以是質性的，也可以是量化的，甚至是局部的或階段性的。規范方面，則是包括文獻的引用方式等。如果這樣的信念是學術共同體的共同的信念，那么就不會因過分強調教育領域的特殊性、過分強調實踐性（研究應該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以及過分強調思維方式的不同（我認為是學術訓練的不同）而偏離“學術研究”的邊界；如此一來，就能避免在自己限定的“學術研究”小圈子里自我欣賞、相互引用。陳文莉教授：近年來，在GCCCE和GCJCE中高質量的文章不斷涌現，研究方法也日趨嚴密，顯示出華人學者的強勁實力。相較于其他國際會議，GCCCE論文的優點在于立意好、概念框架明確、模型建立有新意。這顯示出華人學者在辯證推理與邏輯歸納方面的長處。另一方面，GCCCE中的許多論文，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論文，涉及如何在擴展加深計算機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與推廣，這在其他會議上并不多見。此外，陳德懷老師引以為傲的教師論壇也是GCCCE的一大創新，值得別的會議借鑒。然而，GCCCE的部分論文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簡單歸納如下。（1）研究的實證性尚待加強。部分論文缺乏嚴謹的方法論，結論倉促、隨意。文章的信度與效度不夠。這些論文在“大膽推理”上做得很好，但在“小心求證”上相對欠缺。（2）論述空洞。比如有些文章僅提到“第一，要大力加強……”、“第二，要抓好……建設”等。作出這些結論是否需要數據支持？如不需要，為什么作這個研究？如需要，數據在哪里？（3）方法論不強。觀點性或概念性的論文或許不需要過分強調方法論，但如果實證性文章也缺乏對研究方法的描述，則嚴謹性不夠。（4）文獻綜述薄弱。相當數量的文章對已有文獻的梳理總結不夠，這在國外文獻的引用上尤為突出?！岸忠茫ㄕ艘媒Y果而非原作者文章）”的現象普遍存在。針對文獻引用的問題，我曾經與一名研究生有過較為深入的交流。他說，在自己的論文里引用別人的研究，會顯得自己的研究原創性不夠，價值會打折扣。這個說法令我非常吃驚，這在側面反映出學生在研究方法論上的訓練不足。（5）虛有其表。有些研究生撰寫的文章借用了其他領域的概念或理論，很吸引眼球。但仔細讀起來，卻是生搬硬套，實質上的理論或實踐貢獻較小。針對這些問題，我建議在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GCSCE）成立“特別興趣研究小組”（SIG）。SIG是某個專門領域研究者進行交流和對話的絕佳平臺（該建議于2010年提出，現已被采納）。此外，也可以成立一個關于“如何作研究”的分享平臺。各地華人學者都有各自的學術傳統和善長的方法論，若有一個專門的平臺供大家交流經驗，同仁們可以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例如在GCCCE年會時舉行專題討論（PanelDiscussion）或研討會（Symposium）。另外，我們也可以請一些在研究方法或研究領域有建樹的學者在GCCCE上舉辦講座，以提高整個社群的研究水平。余勝泉教授：陳老師的意見非常中肯，指出了大陸一些文章普遍存在的問題，大陸的大部分文章在實證研究、資料分析、研究方法的恰如其分的應用等方面，離SSCI公認的學術標準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事情都是兩分的，還要看到事物的另一個側面。由于GCCCE論文集未被各種數據庫索引，在會議上發表論文不能被學校的考核體系認可，故向GCCCE投稿的以一般性的文章為主，對優秀文章的吸引度不夠，所以問題顯得明顯一些。王其云教授：對于文章的寫作，我的建議是寫文章要有感而發，不要為了寫而寫。常常我們做了一點研究，感覺有好多收獲，就有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愿望和沖動。這種情況下，寫出的文章才是真正發自內心，才有價值。如果為了拼數字，同樣的實驗，小學寫一篇，中學寫一篇，大學寫一篇，小學跟中學的比較又寫一篇……寫了很多，發表了很多，但這些文章感覺太相似，食之也無味。很多進行定量研究的學者就是玩這種游戲。中國大陸很多文章，理論性、概括性過強（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但又看不出這些概括從何而來，沒有實證性資料支撐。這些文章在國際上如SSCI期刊上難免遭拒，難以發表。這并非寫得不好，只是思路跟一般的要求不符合。陳德懷教授：這里先談談與中國大陸這個領域的兩位前輩林建祥老師與何克抗老師早期的互動。1992年我參加加拿大第二屆的國際IntelligentTutoringSystems會議，建祥老師有一篇論文被會議接受，后來因為其他原因沒有參加，但會議的主辦教授，卻將我與建祥老師串聯起來。我當時有點好奇，中國大陸能有學者對于人工智能教育應用這個新的領域感興趣。認識建祥老師之后，發現他一直以來，都對國外最新的發展與最新的思路無比感興趣。1993年我參加英國愛丁堡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會議（AIED1993），會議中第一次遇到克抗老師，當時用倍感親切的廣東話討論了許多議題。在正式會議開始之前，還一同參加一個工作坊（Workshop），記得他用不流利的英文，問了一個他感到疑惑的問題，但我卻覺得他的問題是一針見血，讓那位已經有相當名氣的講者難以回答。他們兩位最美好的歲月，是在“文革”中度過。當時信息尚流通不易。若有機會到外國了解最新的發展狀況，他們都非常努力去爭取。我談起這兩位的往事，目的是想指出他們的學術態度———單純的好奇與單純的熱情———是作出好學術研究的基礎。我認識建祥老師的時候，他已屆退休之年。至于克抗老師，大家都知道他作了許多重要的實踐性研究，不只水平高，影響也很大。如果跟建祥老師或克抗老師談SSCI，就失去交流意義了。另外，我后來認識的李克東老師，每次聽他的研究報告時，條理分明，評論中肯，分析宏觀，并常有一些獨特的洞見，令我印象深刻，獲益良多。呂賜杰教授：若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只有華人能夠看懂這些文章。在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過程中，這些文章的“重要性”也就被逐漸提升了。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用英文寫作還是用中文寫作，也不在于是否發表在SSCI還是CSSCI，關鍵在于研究者應該在前人文獻的基礎上，作“真正的研究”。即使是用中文寫作，研究前進行英文文獻的閱讀與學習也非常必要（至少在大陸學術研究數量與質量崛起的近幾年內，中外文獻的比較研究成為陳述文章背景內容的重要部分）。閉門造車絕不可取，我們需要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在2011年的計算機輔助合作學習大會（CSCL）上，我與斯坦福大學的RoyPea教授有一次簡短的談話（在香港，德懷請我們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海鮮大餐，在回程的路上，我與RoyPea教授共乘一輛出租車）。當時他問，在我所讀到的學術作品中，有多少是中文作品？我回答說不多。我猜想他應該有些驚訝，因為他接著說道“隨著中國學術研究在數量與質量上的崛起，中文論文的引用率會不斷增加”。這是一個良好的預兆，我衷心希望這個預兆能早日成真。江紹祥教授：英文論文較受尊重的原因是由于歷史上使用英文發表的論文數目較多，因此優質的英文論文亦比較豐富，但我不否認有部分的中文論文仍然是十分優秀的。不過事實上，用中文發表論文的歷史始終較短，因而在起步上造成障礙。所以我希望學界可以提供更多機會給現在使用中文發表論文的研究人員。若我們能夠提升GCJCE的學術地位，便可以使華人在具有學術地位的期刊發表中文論文。余勝泉教授：SSCI是以西方學術為主的索引系統，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文章偏少，一方面是語言、開放較晚以及過去30年的經濟制約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思維方式的不同。中國大陸的演繹性研究思維方式與西方歸納性研究思維方式不同，這不容于西方學術體系，是主要的原因。我一直認為，中國大陸SSCI少，并非中國大陸沒有有價值的研究，中國學者的研究，對其所處社會發展的貢獻，絕不亞于西方的學者。若沒有以研究為基礎的人才培養支撐，中國大陸近30年能取得這么快速的發展并非易事。在教育技術領域，中國大陸的一些研究，其深度和廣度，絕不亞于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臺灣、新加坡、香港等地學者SSCI論文數量相對比較多，跟這些地方的激勵政策相關，都把SSCI論文作為升等的重要前提條件。目前大陸一些領先的大學，也開始將SSCI論文納入考核范圍。隨著中國大陸對SSCI的重視以及國際交流的投入的增多，青年一代的英文水平顯著提升，關于文章數量的問題，中國大陸很快就能迎頭趕上。黃龍翔教授：要衡量一名學者或一個研究團隊的“研究水準”，可看其學術影響力、對實踐和/或政策的影響力、對相關工商界的影響力等等。很少有學者或團隊能做到面面俱到，大多數只對這三個領域當中的一項或最多兩項能做得很好。而單從學術影響的角度來看，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優秀的研究成果能流傳得更廣，尤其是超越華人學者的圈子，讓華人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有更多、更有意義的思想和學識交流，相互影響，甚至齊頭并進。在這個觀點下，論文發表在SSCI期刊有助于華人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圍內流傳。所以，大陸各高校應在能力許可的范圍內，即便需要通過論文翻譯和編輯服務的協助，也應盡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國際。當然，多閱讀SSCI期刊的論文，也有助于大陸學者掌握國際的英文論文的撰寫方式，而不會直接把原本屬于中式的論文寫法直接翻譯或套用在英文版的論文上。陳德懷教授：臺灣這十年出現大量涌現SSCI論文的現象，最近出了一點問題，但不是嚴重問題，需要一些調整。先談SSCI的角色，我認為SSCI是針對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階段，能發生作用。以臺灣的經驗來說，過去臺灣的教育研究，有不少學者從來不投稿到國際期刊，也反對大學或國家科學委員會用國際期刊發表的成績來評量他們的學術表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是有其本土性，不適合投稿用英文發表的期刊。但是這不禁使人懷疑：你反對這件事，是否代表你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后來，總是有些人能夠寫出SSCI論文，于是這樣的行為受到持續的支持與鼓勵，這些人的學術生涯也就越來越興旺；而那些沒有寫出SSCI論文來的人，聲音也就越來越小了。臺灣的學者一開始怎么做？本來就有這種能力的研究者，他們當然對這個要求欣然接受并游刃有余。但有些過去沒有寫過的研究者，只能認真努力地去寫。最難是第一篇，寫了第一篇之后，就可以有第二篇、第三篇，越寫越多。另外，有些研究者雖然過去沒有寫過，卻要求博士生寫出SSCI論文才能畢業。因為自己對博士生的論文指導有貢獻，也就把自己的名字放進SSCI論文里面。所以有人說，有些指導教授寫不出SSCI論文，卻又要博士生寫出SSCI論文。SSCI的作用為何？因為SSCI期刊有比較嚴謹的審查機制，而且具國際性，不是一個地區封閉性小圈子所定義的好壞，所以相對客觀，可以成為評量學術表現的工具。SSCI評量簡單、容易，只看發表篇數，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大學，采用這種簡單、容易，并且相對客觀的評量工具。SSCI就像是大學入學考試，或許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在學術生涯的某些階段，卻無法置之不理。前面我提到的SSCI是針對不同人、不同階段能產生影響。若是博士生，研究所規定要有SSCI才能畢業，那就一定要寫SSCI論文。若是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副教授要升正教授，而且單位一定要有足夠的SSCI論文才能通過升等，那就只好寫SSCI論文。若是資深正教授，雖然沒有SSCI論文，但是你所屬單位能提升學術表現，你會訂定規則，要求資淺的教授要有SSCI論文才能升等。就我的觀察，臺灣自從追求SSCI（其他領域主要是SCI）論文的表現后，整體表現的確有所提升。日本不需要有SSCI論文就能升等，但日本過去十幾年在此領域的表現，相較于臺灣明顯提升。所以從考核與提升總體學術表現來說，要求發表SSCI論文，有其一定作用。然而，若是一名正教授，或許能夠證明自己能寫出不錯的SSCI論文，但卻急于彰顯自己寫過多少篇SSCI論文，有耀眼的SSCI論文產量，甚至每個月都能夠產出一篇SSCI論文，這對此學術社群有什么好處？當這些研究者在國際公開場合彰顯自己發表多少篇論文的時候，我卻從世界級的國際學者聽到負面印象：為什么臺灣學者引以為傲？這種奇怪的現象，顯見臺灣追求SSCI論文的產量，有點走過了頭。更糟的是，這對一些年輕的正教授，起了不正確的示范作用：研究做得好，就是等于寫出很多SSCI論文。每年最關心的就是某SSCI期刊，上升了多少名次，或下降了多少名次。試問，一個期刊名次降了幾名，它的論文水平就真的變差了嗎？更容易被接受嗎？有些高水平、審查特別嚴格的SSCI期刊，可能頁數較多，投稿者認為缺乏投資效益，就很少人去投，這些都不是好現象。SSCI產量很多的研究者，是否就是優秀的研究者？前面提過，博士生要有SSCI論文發表才能畢業。很多博士生畢業，不只有一篇SSCI論文，有些甚至有五、六篇。如果他們讀博士后，為了在學界生存，每年都能夠生產更多的SSCI論文。那么是不是所有畢業的博士生，只要用功，都算是優秀的研究者？若只看SSCI論文產量，那么正教授與這些剛畢業的博士生，又有什么差別？事實上，臺灣的資深學者，包括一些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指出此領域的問題：只求更多，不求更好。能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學者，一部分只是因為一篇論文，就當了院士。正如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處長所說，這種現象引導錯誤的方向。多花時間專注更有突破性、影響更為深遠的研究，才是更高層次的追求?；剡^頭來說，就我的觀察，臺灣現在能夠寫很多SSCI論文的研究者，的確很有能力，也很優秀。這些研究者應該要作水平更高、更有突破性、更有深遠影響的研究，才能出現大師級的研究，而不是淪為生產論文的機器。換言之，臺灣要作階段性的調整。呂賜杰教授：這個問題需要辯證地看待：發表SSCI文章固然重要，研究者卻不能只追求發表的數量，而是應該腳踏實地，致力于做出具有開創性、啟發性的研究成果。令人遺憾的是，現在部分研究只是“新瓶裝舊酒”，重復使用相同的數據（特別是定量研究數據）。這樣的文章即使在SSCI上發表了，也不具有借鑒意義。不可否認，在學術圈里，大學終身教職與職稱的評定都是以發表文章的數量為主要依據之一。但是，作為研究人員，若只是為了發表而發表，其研究成果則很難產生出影響他人研究或實踐的實用知識。作為學者，如果一味地作一些對理論與實踐沒有貢獻意義的研究，論文本身被引用次數的多少又有何意義？文章的數量只是衡量學術水平高低的眾多指標之一。作為教育研究者，我們應該更多地思考以下問題：我們的研究能否優化教育政策的制定，促進教育實踐？能否促進教育革新與改革？能否培養出“世界因之而不同”的優秀人才？對這些問題的肯定回答，才是研究者們真正的努力方向。黃國禎教授：我也很贊成德懷與賜杰的看法，“在重視SSCI期刊發表的過程中，不應該忘記真正的學術研究精神，更不應該只是追求數量或數字?！蔽乙蚕嘈?，好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特別用什么規則去認定（不一定是SSCI或是英文的論文）。只要是好的內容，對于學術界有深遠影響或是具有啟發價值的成果，都自然會被眾人所認可。據我了解，有一些被大家所認為最有貢獻的文章，是發表在雜志、研討會或是大家不太知道的期刊上。當然，現階段很多國家強調SSCI或SCI，有時候為了爭取研究的資源，我們還是必須朝這個方向發表研究成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有當初的研究的精神及熱忱，二者是可以兼顧的。余勝泉教授：SSCI產量多代表一個研究者的學術水平嗎？這固然是重要指標，但還不夠，還應該看這些SSCI反映的研究領域，是否聚焦、是否深入、是否系統和連貫、是否對實踐產生重大而又廣泛的影響。如果只是隨波逐流，方向非常分散，對領域沒有足夠的深入與累積，再多的文章也難以顯現其價值。比如Mayer對多媒體認知的系列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其特征不在于文章多少，而是在于研究的深入、研究結論的系統化以及研究成果在學界廣泛流傳。在大陸，有一些很不好的現象，很多大學在宣傳自己學校時，都在廣泛宣傳自己學校獲得多少獎項、獲得多少經費，但就是看不到究竟這些獎項、經費背后學術性的貢獻是什么。很多學校領導每天都惦記這些獎項，但要問他，這些獲獎的學者獨特的學術貢獻在哪里，很少有說得清楚的。只數數量，不關心實質內容的做法，催生了大量的學術泡沫。數SSCI數量的做法，類似于這種問題。一個優秀學者的標簽，絕對不應該是一些文章數量或類型，而是他的學術貢獻，一提起這個人的名字，領域內的學者都知道其作出了哪些原創性的貢獻。對于學術生涯起步和發展的年輕人來說，多借鑒西方的實證研究，聚焦特定領域，多發點SSCI，應該成為他們學術能力的核心標志。對于成為教授的資深學者來說，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性著作應該成為好的研究的核心標志，另外一個重要標志是研究工作對實踐影響的深度、廣度。建議GCCCE每隔幾年，表彰一些原創性的學術性著作或有影響的研究計劃，對推動本領域的高端研究，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陳文莉教授：對于SSCI論文，我很認同陳德懷教授所說，“SSCI是針對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階段，會起到作用”。在新加坡，SSCI是大學評判研究者研究成果及升等的重要指標，因為這是一個相對客觀的對研究水平的評價體系。以我一個年輕學者的角度來看，SSCI期刊有嚴格學術標準，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即使有時論文被拒絕，但同時也收到很有價值的修改意見，使我受益匪淺。不過，我也同意這不應該是評價研究的唯一指標，一個更為重要的指標是對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實際影響，后者似乎更多取決于研究者的自我衡量。那么兩者的平衡點該如何拿捏？我們的做法是，在中小學進行長期的多階段的設計研究，以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實際利益為首要目標。在過程中很多研究論題（宏觀或微觀的）會不斷浮現。如果是微觀論題（比如某一節課的課程設計，或某一面向的議題如教師職業發展），我們立刻寫下來投給期刊；如果是宏觀論題，我們可以把想法積累起來最后寫成宏觀長論文（GrandPaper）投稿。如此一來既能保證身為教育學習研究者的我們，在做著自己內心認為重要的事，又能保證SSCI論文數量，保證生存及升等。作設計研究的另一個好處，則是讓自己在研究領域既有專攻，又能不斷擴展，更感到學術生涯永無止境。至于平常用中文寫作的學者對于SSCI的態度我曾接觸到兩類：一類是對SSCI趨之若鶩，并以有更多SSCI論文而無比驕傲；另一類是不屑一顧，認為SSCI對中文寫作者不公平。我想這兩種態度都可以理解，但過于絕對化則有失公允。我倒覺得，我們不必有抗拒的心態，既然SSCI已有一套相對成熟的評價標準，已成為國際上的流行指標，那我們不妨先爭取進入這個系統，按SSCI的規則，在這個平臺上展示我們的成果（只要是好的研究，我相信SSCI是會接受的）。在我們的研究足夠成熟，我們的研究者足夠自信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超越SSCI呢。江紹祥教授：我認為這取決于研究人員在追求文章發表的“量”的時候，能否同時拓展自己的視野。在我的角度來看，每一位作學術的人都會明白發表第一篇SSCI論文的艱辛，由從未發表過到被登刊第一篇SSCI論文的經過，的確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歷程。但當學者能夠成功發表第一篇SSCI論文后，他便會漸漸明白期刊的評審標準，然后變得有能力，甚至有傾向使用這種模式編寫更多流水作業的文章。尤其是當研究人員明白他在優質的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有助鞏固其學術地位的時候，他便會有所追求，但我認為這種現象是正常的。然而，當學者把自己的學術地位提升到某個階段的時候，他可能會開始反思以往的操作能否為自己的學術事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果他擁有一個更宏大的視野，希望在學術事業上再創高峰的時候，他便不會只著眼于SSCI論文的“量”，反而會要求自己超越一個突破點。若這些學者想突破自己，他的文章未必會跟循傳統模式來撰寫，這時候便有幾個問題需要思考：期刊的編輯會否使用一套另類的審核方式來接納這些前尖性的文章？如果期刊登刊了這些創新的研究論文，它的評審標準會被批評，還是會受到贊賞？由于這可能對期刊和學者的聲譽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這種突破性的論文不論對學者還是期刊編輯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黃龍翔教授：陳國棟教授曾說：“KPI、KPI、KPI（注：KeyPerformanceIndicator，關鍵表現指標）年年月月日日要面對，多少篇高影響力（HighImpactFactor）的SSCI期刊，多少篇其他論文。作為某個程度的決策者，這是個要改還是不改的政策?！彼J為應該思考，究竟是對社會交代，還是對期刊交代。我們需要的是社會影響力。陳教授提出五點意見：第一，高質量論文的量，才能讓華人在世界的學術界有地位與發言權；第二，有效地改進教育現場（學生、教師）的策略、方法、系統、教材；第三，針對臺灣本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策略、評估表、系統、教材、培訓、制度）；第四，針對世界趨勢與需求，提出解決方案；第五，滿足人類探索世界真善美的需求，擴增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我認為，要看出一位學者、一本書或一篇論文的文明影響力（CivilizationImpactFactor），需要時間的沉淀。但我們越來越習慣急功近利、短線操作；十年寒窗、苦心孤詣，追求KPI的高官們眼中的價值觀。當年讀過一句話，印在心中至今仍難以忘懷，內容是“時間是一個篩子，緩緩濾去糟粕與平庸，留下的都是精華。”可惜人在江湖，我無法把它當成座右銘來奉行。我服務的學院最近好像越來越重視H-Index（另一個KPI）。記得在維基百科（Wikipedia）上讀過，假設愛因斯坦在1905年寫了四篇有關狹義相對論的論文就過世了，別管四篇論文被引用過上萬次，改變了全世界，他的H-Index引用數永遠停留在四次。在我的學院里，H-Index引用數超過四次的人不多，但也有數十人。KueiAlex則認為，沒有絕對完美的政策，總是永無止境的需要逐步改善，評量貢獻的方法也是如此。例如，政府若需要對產業有貢獻的研究，就加上事后對產值貢獻的獎勵機制。那么為何每個國中生聽完課后，不能都得滿分？這樣的教與學差異該如何解決？政府卻只將達成此目標的研究予以肯定。此外，這之中也會有SSCI的論文產出。KPI要能與想要的結果緊密關聯才有用。評鑒機制起初有些扭曲，通過不斷的修正才會讓大家愈來愈滿意。陳德懷教授：首先，GCJCE有這個機會成為SSCI期刊，是因為ISI重視有區域性的期刊；再者，正如前述其中之一的原因，總體來說，GCJCE成為SSCI的期刊，會對全球華人這個社群，有正面的影響與鼓勵的作用，這是現實的考慮，也是現實的需求。呂賜杰教授：這件事情有其重要性，但是不能強求。王其云教授：對于提升GCJCE期刊問題，中國大陸的學者較看重EI檢索。許多學校對EI檢索論文都有獎勵機制。雖然國外許多期刊的質量也參差不齊，但或許進入EI檢索，要比進入SSCI檢索還要簡單容易得多。一旦進入，對于吸引投稿（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投稿）肯定有幫助。顧小清教授：對于其云的這個觀點我有不同看法，EI檢索現在很不被認可。祝智庭教授：對此議題，我的意見是首先應辦好主題研究群，如此才能扶持后進之年輕學者。接著是將GCJCE辦好，使其早日得到國際學界重視。最后是加強與國際學界的溝通，以促進相互了解與合作。余勝泉教授：期刊要進入SSCI檢索的話，需要有實在的投入：（1）主編與頂級學者的投入，通過評審對有創新思想的文章進行指導，提升其質量；（2）聘請專門的翻譯公司，對正式發表的的文章，全部翻譯成英文，并在網絡上開放發布，促進文章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提升引用率，引用率是進入SSCI檢索非常重要的條件；（3）跟西方主流的科技出版機構合作，納入其數字出版范圍。林建祥教授：格物（物也包含致用情景）以致知（終極目標也為致用）。對于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學的期望與建議，我的發展聯盟與陳德懷教授對學會的設想，有著相同與不同之處。陳德懷教授較關心的是學術水平（致知），而我則較關心創造好的學術發展（致用）的環境，我認為兩者間沒有矛盾，可相互補充。但下面幾條可能更貼近于提高學術致知的水平的建議。（1）近年來，數字技術發展快速，新的進展層出不窮。需要有人組織最新信息，供大家參考，將力量投注在刀口上。在此提供一簡單的最新信息樣本。我于1999年在美國獲取的最新信息與體驗，需要有合適的單位負責。另外《學習科學手冊》的出版，是由一位同仁適當取得共識，再作為前進的階梯，值得傳播。（2）根據目前新的共識，學習科學的跨學科的特色，適當調整SIG的分組，目前不容易組織完整，可以通過這次討論，取得對于學科進一步的共識。SIG小組可以留意并經常與鄰近學科交流（心理學、認知科學、教育學、人工智能、神經科學、腦科學、計算機科學、軟件工程等）了解其最新進展動態，對于有意義的進展，應該在年會上邀請適當專家作報告。（3)SIG的活動方式應該活潑多樣。探索更頻繁的網上的同仁溝通，展示階段成果，合作討論，體現數字技術的威力。同仁應該身體力行，利用遠程技術促進合作。另外在這基礎上，定期開靈活多樣、面對面的小型的專題研討會，促進專題的進展（這次網絡社群討論是一次很好的示范、實踐）。（4)SIG小組應該有人關注該領域最新的進展并進行綜述，提出最有意義的課題，在每次年會上報告，以更有成效地引導小組研究，從而出高質量紙面的成果專輯。（5）是否應該組織一個更為綜合的SIG小組，關心整個學科或多學科方法論的研究。教育的復雜性，若沒有在方法論上有所探索改進，可能事倍功半。已有的方法論，如質性研究法、行動研究法，從定性到定量，把教育看成開放復雜巨系統的綜合集成方法，與學習內容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應該加以介紹、評述、比較、設法綜合等。江紹祥教授：SIG可以推動小組共同關注最新的研究領域，然后進行交流和發表論文，這對于推動GCJCE期刊盡快納入CSSCI及TSSCI期刊是有幫助的。我認為如果研究成果能夠同時使用中文及英文發表的話，將會提升中文期刊的學術地位。例如，學者可把同一研究課題的不同成果分別使用中文和英文來發表，當讀者閱讀過他們的英文論文后，可能也會有興趣跟進他們運用中文發表的相關成果，這樣的話讀者便可透過線索（例如研究者的姓名）去尋找相關的中文論文。這個做法一方面能作出平衡和互補，讓西方和國內的研究者皆有機會閱讀以中文發表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能夠扶植中文論文的發展，提升其學術地位。陳德懷教授：好的研究，常常跟在哪里發表有關。一般人的印象，在好的期刊或在好的會議發表，就是好的論文。就期刊論文來說，是由學術同儕評審，加上引用次數，類似SSCI那些期刊的機制，也算是一種客觀的標準。至于會議論文，也需要一個嚴謹的審查機制。此外，會議論文也需要一群負責任的評審，能夠提供大量建設性建議給予作者。持續幾年后，建立了會議水平的名聲，在會議發表的論文，也是好研究的代表，而這些會議的論文，也有機會提升為好的期刊論文。而有經驗的學者，也會把自己的學術見解寫成學術專著。好的學術專著，影響更大。但是，真正好的研究，除了對實際應用發揮巨大作用之外，應該要能影響領域發展時間很長，啟發更多的研究者，帶出具突破性新方向，并長足推進整個領域的研究。如果能有層次的認定更高更好研究的方式，即是能夠認定這種真正好的研究的方式?！笆欠裾嬲玫难芯俊?，我想應該要由好的研究者來認定。就同儕評審機制來說，不同評審個人的意見，是一種主觀的認定，但當很多個人的主觀整合之后，就變成了客觀意見，這些都是我們的常識。我過去曾經提過，“大家心中有把尺”。那么，大家這把“尺”是從何而來的？我們心中有沒有這把“尺”？我們的“尺”接近嗎？這把尺來自于好的研究態度。有兩種好的研究態度，第一種是前面提到的單純的好奇心、單純的熱情，童心未泯，終身樂此不疲；第二種就是有強烈的學習與進步精神。當聽到一篇報告、讀到一篇論文、讀到一本專著，馬上發覺自己學了新的東西，受到啟發，作出新的研究，或者消化新東西融入自己的研究里，那么自己就會認為這篇報告、這篇論文、這本專著，即是好的研究。我們心中有沒有這把“尺”？我們的“尺”接近嗎？江紹祥教授：當我們在學術生涯的路途上成功踏出第一步──發表SSCI論文后，也會希望自己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不單只發表更多優質的學術論文，而且更希望將自己研究成果的點滴聯結起來，運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以一個非傳統的角度去提出創新的理念架構及不一樣的應用空間，然后邁向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我認為SSCI的“尺”跟這把“尺”并不一樣，后者必須做到先前所提及的“突破自我”，而我相信這會是每一位作學術的人終身追求的夢想。呂賜杰教授：合作的力量是巨大的。雙方或多方合作，往往能夠解決一方不能解決的問題。德懷是知道的，近年來，我一直在與美國、歐洲和臺灣的部分研究人員合作。多方的觀點與努力使我們的研究更為完善與成熟，我們的研究領域與標準也一直居于世界領先水平。我們也同樣希望與中國學界進行多領域、多層次的合作。這次，由德懷大力提倡的特別興趣小組(SpecialInterestGroup)的組建正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在這樣的組織中，我們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依托不同國家、地區、學科、理論框架下的研究傳統，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顧小清教授：作為學術共同體的一員，每一個人都應為“建立好的學術研究”貢獻己力。依托GCCCE以及GCSCE期刊這樣的平臺，建立良好的學術研究典范。一個運行良好的同儕評審制度是學術質量的重要保證。但是擔任同儕評審的專家，需要無私的付出，提攜后輩。相信各位向SSCI投稿的同仁，都收到了評審中肯的意見。這些意見，對年輕學者提高其學術研究水平相當有益。但是中文期刊（中國大陸）較少采用這種評審機制。即使有，也不是文章是否被采用的關鍵因素。同儕評審范圍與效力有限。目前GCSCE已經采用了同儕評審的方式。我們將擴大評審者的數量和范圍，讓更多致力于建立良好學術研究的同仁參與。采用同儕評審機制的GCSCE若能夠更上一層樓，則為其他中文期刊樹立了一個典范。另一方面，近三年來，中文期刊、學術論文的比例開始上升，充斥感想和評論類的文章變少，這是一個好的信號。RoyPea教授的祝愿（中文期刊引用率提高）有機會變為實現?？墒牵壳叭杂星嗄陮W生連什么是學術研究都分不清楚。這里，我建議GCSCE能區分研究論文、評論、綜述等不同類型的論文，給年輕學生作出學術示范。前面很多老師提到何克抗教授團隊的研究、黃榮懷教授團隊的研究以及祝智庭教授團隊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既有系統的理論體系，又有深入的實踐，也在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產生了很多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我也在許多場合中聽到這些教授呼吁建立好的學術規范。但是，這些教授授業的直接受益者畢竟有限。學術共同體、學術評審共同體以及學術期刊的創建，為學術發展提供了更好、更有前景的平臺。黃龍翔教授：最近，年輕一代的學者（除了我之外，幾乎都是臺灣人）在Facebook上面作了一些相關議題的討論。從這些討論方向中，可以看出這一代人最關心的議題———發表論文，為的是求存。有一個議題，坦白來說，是在討論寫論文的“撇步（秘訣）”。我在參與討論時發表的意見，是對自己在累積論文數量的方式以及其素質的自律。總而言之，要求自己寫的每一篇論文，都提供一個“肩膀（不論這個‘肩膀’是大是小）”，讓進行相關研究的同仁能夠站上去，或至少能作為他們攀登下一個高峰的其中一塊墊腳石。人類文明的演進，就是這種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的層層堆棧；每一代人都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站穩腳步后，就把自己的肩膀交給下一代的人去“踩”。沒有任何一門學說、一個創意，是一個人一拍腦袋就能無中生有。論文中的研究方法設計、研究發現、分析等環節，都只是“外功”?！坝懻摗杯h節（和此環節如何響應“文獻綜述”，以至于，“站在文獻”的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