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學術形象的歷史變遷

戴震在中國藝術史和學術史上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我國18世紀中葉著名的考據學家、自然科學家和思想家,生處“康乾盛世”,學識淹博。當時的著名學者王昶在《戴東原先生墓志銘》一文中這樣評說:“東原之學,苞羅旁搜于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于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于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端以東原為首。”①1誠如王昶所說,戴震在許多學科領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戴震一生著述甚多,達40余種,其中包括小學、測算、典章制度、地理、義理等領域,亦涉及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諸方面。戴震是公認的考據大家、當時學界中心人物之一,其友朋、弟子及再傳弟子甚多,知名者除錢大昕、紀昀、朱筠、王昶等人外,尚有金榜、洪榜、程瑤田、段玉裁、任大椿、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諸人。受戴氏影響者亦不少見,尤其是揚州學者,如汪中、焦循、李惇、賈田祖、劉臺拱、凌廷堪、阮元等人。他們或推崇戴氏考據學成就,傳播其學;或循戴氏考據學方法,從事經史考證,成績斐然。經過他們的努力,戴氏考據學逐漸發展為蔚為大觀的一派之學,成為乾嘉時期與惠棟吳派并行的皖派。但是在戴震的心目中,考據之學固然十分重要,義理之學則為其最終目的,他臨終自稱:“仆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之名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②2所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無論是在追隨江永求學時,還是在與惠棟相見后,由考據進而上求義理都是其一生追求不懈的目標。故而對生平著作,自認是以考據求義理的“《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③3。其治學次第基本是由小學訓詁到上求義理,或可說其所治之學大體為兩類: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作為考據學家的戴震與作為思想家的戴震,在治學態度、治學方法以及建構其義理之學思想體系時,盡管側重點、出發點不同,但其歸宿、目的卻是一樣的:即都在于闡明和發掘隱含在“經言”背后的迥異于程朱之學的“價值系統”。因此,對戴震的兩種研究途徑不應絕然分離,而應是相輔相成。但是學術界對戴震的全面認識卻是經歷了很長的曲折之路,能夠做到不為外界學術權威、風氣和政治干擾,理性地按照其內在的邏輯理路進行探討,其中經歷了好幾代學人的努力。在戴震生前與死后很長時間里,他的義理之學,卻因知音寥寥,相對被冷落。章學誠是戴氏義理學的最早知音,①4但他雖能賞識戴氏《原善》、《論性》諸篇,卻不贊成他攻擊朱子。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之類的義理著作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門人中僅洪榜認可并推崇,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洪榜還與乾隆朝倡導漢學風氣最力、最維護考證的朱筠有過爭論。②5此后有焦循、凌廷堪私淑戴震,汪中、阮元、孫星衍等人亦對戴震義理思想有某種程度的繼承。盡管如此,但比起考據之學的興盛,戴震義理學清末之前始終處于邊緣狀態,甚至可以說,戴學后續者大都只承繼了一半的戴學,戴震的完整形象已不甚清晰了。戴氏考據學一直傳人甚眾,義理學卻被人忽視。其地位是學術史上的,而非思想(哲學)史上的。今日戴震在學術、思想上完整地位的確立,與清末學者對他的闡揚密不可分。李帆《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與近代的戴學復興》一文對此已經有論述,他認為在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劉師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啟超等人借紀念戴震誕生200周年之機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學漸成顯學。③6但他僅從歷史角度,按時間先后順序進行考述,很少從學術內在影響進行分析,有些略嫌空泛粗疏。本文試圖詳細分析戴震學近代以來發展脈絡,重點說明劉師培在戴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與價值,以及他的研究所以如此的原因與特點。所謂戴學其實就是關于戴震研究的研究,是關于戴震研究的知識系譜。這里就有一個不斷添加的過程,戴學也就在不斷地被解釋過程中逐步完善。在清末之前的關于論述戴震的文章,有錢大昕的《戴東原傳》、洪榜的《戴先生行狀》、段玉裁的《戴東原先生年譜》、凌廷堪的《東原先生事略》等文章,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也頗為推崇。正如上文所說,這些論說都是片面的,戴學也是模糊的。今日戴震在學術、思想上完整地位的確立,錢穆、侯外廬都認為章太炎有首功。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戴東原”一章說:“近儒首尊東原者,自太炎,特取其排擊程、朱,以清末治程、朱率惡言革命也。”④7侯外廬也說章太炎“是近代首先評論戴學的人。”⑤8其實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章太炎對戴震的論述不僅沒有大的突破,反而有很大的成見摻入其中,不僅過于簡略,而且帶有政治意圖,借題發揮,決不是科學研究的開始。從1900年的《學隱》到1902年的《清儒》,章太炎確是論及了戴震。《學隱》以魏源攻擊戴震等乾嘉考據學者的話為由頭,斥責魏源媚清,目的卻是斥責康有為等媚清。他在《學隱》十三這樣論述:“定宇歿,漢學數公,皆擁樹東原為大師。其識度深淺,誡人人殊異。若東者原,觀其遺書,規模宏達,執之故可知。當是時,知中夏黯不可為,為之先魚子蟣虱之勢,足以藉乎?……士皆思偷愒祿仕久矣,則懼天諧媚為疏附,竊仁義于侯之門者。故教之漢學,絕其烣矞異謀,使廢則中權,出則朝隱。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圣武記》以為一書,才士悉然,東原方承其流奔命不給,何至槁項自縶,縛漢學之拙哉?”①9《清儒》非專論戴震之文,只是在縱論清代學術時表彰了戴震及其后學,并對吳、皖兩學之分際有精辟考論。1906年章太炎作《悲先戴》,高度評價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說它足以激發人們對清朝統治者的仇恨,為民請命,卻為乾隆、紀昀歪曲利用,教訓就是“不可同專制者說理”。②10然而此文強調戴震義理學“悉推本于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為得真”;戴氏反對宋儒義理之說,實針對清廷帝王之暴虐而發,明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所以并未能從學術上指出他的價值。章太炎最主要的論戴著作《釋戴》作于1910年,進一步闡發戴氏義理學,仍主張戴氏之說有針對清廷帝王之意,且認為其學名雖托諸孟子,而其根源,則當上溯于荀子,其理欲之論與程朱之說相異者,在于二者之范疇不盡相同。③11在這些文章中,章氏始終存有先在的成見,那就是戴震的考據學是無奈而為,義理學是暗藏革命思想的。其實他從來沒有認真考察戴學的內在發展理路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抬高漢學以抵抗今文學派的門戶之見,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抬高了戴震的地位,但是顯然有欠科學。這當然與當時的社會革命形式有關,章太炎作為革命型的學者,論學難免受到政治目的的影響。直到后來的《薊漢昌言》六卷(1933)中論述戴震之學時還有偏頗,說戴震“自謂理在事物,則失之甚遠也。然要其歸,則主乎忠恕”。又比附戴震為蕭曹,陽明為子房,“其術相背,以用世則還相成也”。④12當然,章氏的學術地位使得他的戴學論也產生了很大作用。后來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還說:“排擊程、朱之談,太炎亦復不取。然其分辨欲當即理,乃棣政之言,非飭身之典,實旨言也。至東原著書初意,是否如太炎所云云,茲可勿論耳。”⑤13不過,錢穆在后來區分戴氏與顏李關系,是針對章氏而發。同時指出戴震與荀子相似處則不能不說是受章的啟發。⑥14真正對戴震之學做出較全面系統的論述與估價,從而推動了戴學復興的,是繼之而起的劉師培。1905至1907年間,劉師培通過《南北學派不同論》、《東原學案序》、《戴震傳》、《近儒學術統系論》等一系列專論或通論性著述,系統地闡釋了戴震之學,使戴學面貌一下子清晰起來,從而開始了戴震學真正的科學研究,為后人研究戴學開辟了道路。1905年《南北學派不同論》一文連載于《國粹學報》第二、六、七、九期,其中的《南北考據學不同論》章節中,首先依照戴震的觀念,用考據一詞涵蓋義理、考據、辭章。①15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劉氏對考據學廣義理解深受戴震的影響。在對清代考據學前期大家的摭拾與校勘之學的論述中,劉氏都有不滿意之處,或“富于引申,寡于裁斷”,或“鮮下己意,義尚墨守”。直到論及江永時才對徽學的“實用”給予高度評價,尤其是戴震。文中要言不繁,不僅精要地論述了戴震的學術成就,而且重點評價了戴震治學的特點與方法。“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實事求是,以實用為歸。”這就點出了戴震治學與他之前的學者不同特色,這也是戴震獨特的歷史地位所在。在方法上指出戴震“辨彰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尤其可貴的是,劉氏將戴震的考據學與義理學相提并論,指出戴氏能夠“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窮理”。而且戴震的“格物者格物類也,窮理者窮實理也。與宋明虛言格物窮物者不同”。②16《孟子字義疏證》的作用是“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閑,使卮言日絕”。③17在這里劉氏論述了戴氏的哲學成就,對于戴震的學術有一個具體而全面的論述。與章太炎簡單的比附相比,劉氏則更重視從學術特點出發,從而真正彰顯了戴震的學術地位。戴震本以考據學為學界矚目,而劉師培1905年在《國粹學報》第五期發表的《東原學案序》卻基本不談其考據學,而以其超邁前儒的義理學為闡釋對象,指出:“近代以來,鴻儒輩出,鄞縣萬氏、蕭山毛氏漸知宋學之非,或立說著書以與宋儒相詰難,而集其成者實惟東原戴先生。東原之書,以《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為最著。”在清儒中,“惟東原解字,其界說最為精嚴”,同時指出戴震說“理”與宋儒的不同,東原解“理”為分,以理為同條共貫,欲在理中;歸納戴震的義理學特點是:“必衷訓詁,則功在正名,講學不蹈空虛,則學趨實用。”④18劉氏充分肯定了戴震的歷史地位,“中儒之言理欲,未有及戴氏者”。⑤191906年《國粹學報》第十三、十四期連載《戴震傳》,劉氏對戴震有了一個全面的評述,觀點與以前沒有大的變化,對戴震的考據學和義理學各方面綜合論述,其中闡明戴震治學特點是:“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這里不僅僅是考據、義理并重,而是強調“是則先生之學,以小學為入門”。也就是說,以往清代政治權威與學術權威所看重的戴震的考據學在這里成了義理的基礎,真正的目的在于求得義理:“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之言者與?”⑥20至此,戴震學術的價值才全面展示在人們面前。劉氏的論述在很長時間沒有被人超越。甚至后來的胡適很多觀念都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來,比如他說戴震“在清儒中最特異的地方,就在他認清了考據名物訓詁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種明道的方法。他不甘心僅僅作個考據家;他要作個哲學家”。胡適歸納出戴學異于清儒的兩個要點(“此學不僅在故訓”;“空所依傍,而惟求其是”)也沒有超出劉氏的論述。⑦21在劉師培之前,對戴震的論述,除了章太炎之外,還有王國維和梁啟超。1904年王國維撰《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指出戴震的《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阮元的《性命古訓》等,“皆由三代、秦、漢之說以建設其心理學及倫理學。其說之幽遠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然一方復活先秦之古學,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惟一可紀之事也。”①22他認為清人的義理學不如宋人,戴震的義理學也不過是區別于考據學的瑣碎特點而稍具哲學特色罷了,也并沒有對其思想深入論述。梁啟超在1904年②23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中談及吳、皖考據學時,基本依據章太炎《清儒》一文以立論。他雖對戴的治學方法有所贊揚,認為“惠戴之學,固無益于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后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誣也”。但是“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③24王、梁對戴震的這些論述,都是浮光掠影的,戴震的學術在他們文中是半個身子,殘缺不全。1924年1月19日,是戴震誕辰200周年紀念日,以此為契機,由梁啟超、胡適等著名學者發起,北平學界在安徽會館隆重舉行了各種活動,使對戴震的研究達到了高潮,戴學由此漸成顯學。劉師培之所以能夠正確而全面地把握戴震,這與他的學術背景是分不開的。劉師培作為揚州學術④25的殿軍人物,推尋揚州學術源流時常常借重戴震與皖派。在《南北考證學不同論》一文中一則說“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再則說“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有時徽揚并稱:“徽揚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核,以窮理為歸”⑤26而且劉的家學淵源推算起來也是戴學的流衍,他的曾祖父劉孟瞻(文淇)先生“是江氏之三傳”。這些都能激發劉氏的學術責任和自豪感,常常以振興戴學自任,“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鄉學者之責也”。⑥27在這樣的大的學術背景下,加上他自“予束發受書,即服膺東原之訓詁”,⑦28認為戴震之學“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⑧29除對戴震和皖派考據學的強烈認同與稱譽外,劉氏還是戴震義理之學百年后的知音。他不僅對其以《孟子字義疏證》為代表的義理學成果給以充分肯定和多方闡釋⑨30,而且用學術實踐發揚其義理學,他的《理學字義通釋》實為仿《孟子字義疏證》之作。他曾數次征引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中的話:“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表示認同和遵循,并在學術實踐中作為基本方法加以運用。可以說,他之推崇戴震,是出于自身的學術追求。當然,他的這些作法最近的影響可以追溯到阮元。阮元也是主張“推明詁訓,實事求是”,并且在《揅經室集自序》中說:“圣人之道,辟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圣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逾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⑩31劉師培對戴震的研究,很大一個特點就是抓住了戴學的“實用”原則。戴震認為理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存在于客觀事物之中,人具有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能力,通過學習和踐履,即可把握事物之則(理)。他說:“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①32因此他認為“凡事履而后知,歷而后難”。②33在道德修養上,戴震對理學閉門靜坐,“冥心求理”的所謂復人性之初的做法深惡痛絕,認為道德修養離開踐履,不見諸行動,不外緣木求魚。他說《大學》謂“明明德”,是說行事有德行,“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③34又說:“人倫日用之事,實責諸身,觀其行事,身之修不修乃見”。④35“征之踐行,身之修不修乃見”。⑤36戴震“實事求是,以實用為歸”,講學不蹈空虛,則學趨實用。當然這里不僅僅是現實用處,更多的指實學,偶爾也指學問與國計民生的好處。“實學”重實證,就其取證特重漢儒經注,又稱“漢學”。劉氏四世傳《左氏春秋》之學,所以看重漢學亦為家學傳統。不過劉氏的“實用”有時確指真正的用處,比如在不滿清代校勘與輯佚學而對徽學贊揚的標準就是因為徽學所作比較有利于民生。評價戴震的地理學是“地理家致用之學也”。⑥37而且劉師培早年曾經寫過《農民疾苦調查會之章程》、《中國民生問題論》,⑦38還作過民生問題以及經濟問題的演講。⑧39劉氏一生對實學很是重視,所以能夠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