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城市發展歷程重慶簡介：重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直轄市之一，地處中國西南。是中國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內陸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先行區，中國重要的現代制造業基地，長江上游科研成果產業化基地，長江上游生態文明示范區，中西部地區發展循環經濟示范區，國家高技術產業基地，長江上游航運中心，中國政府實行西部大開發的開發地區以及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歷史悠久，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因為重慶的地理環境，重慶多山多霧，故又有霧都、山城的別名。重慶概要：重慶（Ch6ngqing）是中國四大中央直轄市之一，中國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中國國家重要的現代制造業基地，中國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城鄉統籌的特大型城市。重慶市地處中國內陸之西南，位于長江上游，是一個多中心組團式的城市。城市依山而建，人謂、'山城”；冬春雨輕霧重，又號''霧都”。因境內嘉陵江古稱渝水，故簡稱渝。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設立重慶為中國第四個中央直轄市，也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的總人口計算分為城市核心區與都會區全區，其中若以都會區全區（3,235萬）計算，則其為世界人口第三多的城市（僅次于東京、墨西哥城），也列中國的四個直轄市之最，但國際一般以城市核心區人口作為排名依據。8.2403萬平方公里（中國省級行政區第26名）。重慶全市面積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總面積的2.39倍，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直轄市。2008年主城區建成區面積443.6平方公里，比2007年建成區增加21.21平方公里，增長5.02%。重慶平均海拔為400米，重慶市最高峰為巫溪縣東部邊緣的界梁山主峰陰條嶺，海拔2796.8米。2007年底，重慶戶籍人口總量已達到3235.32萬（中國省級行政區第20名）。人口密度379人/平方公里（中國省級行政區第12名）。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76%。（2007年）。人均期望壽命76.05歲，比全國人均期望壽命73歲高出3.05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重慶市擁有中國56個民族中的55個（缺烏茲別克族）。人口最多的為漢族（93.5%）。少數民族總人口210.3萬人（占全市人口6.5%）。主要為土家族（142.4萬人，全市人口5%，少數民族人口72.2%）、苗族（約50.2萬人，全市人口2%，少數民族人口的25.4%）等。少數民族較多的鄉鎮有45個，有8個民族鄉重慶市現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5種宗教，宗教信徒120余萬人，約占全市人口總數的名稱由來：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西元1189年）2月禪位于宋光宗，光宗為孝宗第三子，封恭王，其封邑就是恭州；按宋代制度，由宗藩入承大統者，其原封邑即稱為“潛邸”，例于即位大典中升為府，故同年8月就升恭州為重慶府。對于命名為重慶現有三種解釋：宋光宗藩封在恭州，是為一慶，后又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這是二慶，故美其名曰“重慶”宋光宗即位時，其祖母一憲圣慈烈皇后尚在，稱壽圣皇太后，其父親孝宗稱太上皇，這二位均臨視了光宗的登基慶典，故曰“重慶”，于是恭州就被命曰“重慶”府明代《蜀中廣記?郡縣古今通釋?重慶府》所載：“重慶者，以其介紹、順二慶之間也”，即因重慶之南為紹慶府（治今彭水），之北為順慶府（治今南充市），重慶介乎其間，所以稱“重慶”。簡史：重慶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古稱江州，后又稱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南北朝時，巴郡改為楚州。公元581年隋文帝改楚州為渝州，重慶始簡稱“渝”。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詡“雙重喜慶”，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得名，距今已有800余年。1357年，明玉珍（1331?1366,湖廣行省隨州（今湖北省隨州市）人）西征，四月攻占重慶，剿除四川元軍，確立對四川大部分地區的統治。至正二十一年七月，明玉珍在重慶稱隴蜀王，仍奉宋”為國號。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慶稱皇帝，國號”夏”，改元”天統”，以重慶為國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權。歷時9年，1371年被大明政權所滅。1911年，由于修建成渝鐵路案擱淺，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保路運動。1937年至1945年，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937年11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12月1日正式在重慶辦公，重慶成為中華民國戰時首都。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確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重慶是當時全國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的最高指揮部，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中心，中國大后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另外，國民革命軍空軍的作戰飛機，美國志愿飛行團“飛虎隊”都曾經駐扎在重慶。縱觀歷史重慶曾經三次建都，分別為巴國都、大夏國都、民國陪都，自此重慶又有“三都之地”之稱。1929年重慶從巴縣分離，正式建市，編制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省轄市，正式建市，第一任市長為潘文華。1936年改設四川省代為管理的一等院轄市（即地區代管的直轄市），并管理貴州省桐梓、遵義地區。1939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轄市），北碚市（今北碚區）為中央行政院和臨時政府所在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重慶的解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取得的巨大勝利，也是重慶人民在地下黨領導下英勇斗爭的結果。1949年的重慶市，是西南諸省最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面積300平方公里，人口110萬，地居兩江總匯，凡陜、甘、川、康、滇、黔之商貨出入長江者，皆以重慶為轉運樞紐，商業繁榮居西南之冠，物質力量雄厚。新中國建立初期重慶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中央直轄市。1952年8月，恢復四川省，重慶仍為直轄市。1954年6月，西南大區撤銷后重慶改為四川省轄市。1983年率先成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成為計劃單列市，賦予省級經濟管理權限。1992年辟為沿江開放城市。1994年2月25日被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確定為副省級城市。1996年9月中央批準重慶代管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1997年3月14日，經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批準，重慶恢復為中央直轄市，于1997年6月18日正式掛牌。重慶成為繼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中國第四個中央直轄市，也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唯一的中央直轄市，從此掀開了重慶建設與發展史上嶄新的一頁。重慶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一）重慶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抗戰之前重慶是隸屬于四川省的省審害市。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平津淪陷。隨后又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隨后沿長江一線直逼首都南京，形勢已十分危急。10月29日蔣介石召集國防最高會議，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四川為抗戰的大后方，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移駐”重慶，重慶即正式擔負起中國戰時首都的責任，重慶也因此而成為中國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訓令，明定重慶為國民政府’陪都”。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2月，蔣介石下令編制”（重慶）十年為期之建設計劃”。1946年2月5日蔣介石宣布”還都以后，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中央日報》1946年2月6日）。次日，重慶市政府成立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開始編制《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綜觀抗戰八年的歷史，抗戰時期重慶的主體功能是”戰時首都”。首先，”戰時首都”的歷史長達八年多（1937年11月-1946年5月），而”戰時陪都”的歷史只有五年多（1940年9月-1946年5月），可見，”戰時首都”的歷史覆蓋了”戰時陪都”的歷史，”戰時首都”是重慶城市在抗戰時期歷史的主體；其次，1937年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實質就是把首都的功能從南京移到重慶，”移駐”之日就是”首都”功能轉移之時，也是重慶主體功能轉移之時；第三，1940年9月定重慶為”陪都”這只是對重慶戰時首都功能的確定。所謂”陪都"，是對，首都”之外擔負”首都”職責其他城市地位的確定。定重慶為”陪都"，既是明確重慶擔負”戰時首都”的法律地位，更是顯示即使南京陷落，中國也要抗戰到底的決心。（二） 重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臺抗日戰爭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已逐漸形成了兩條戰線、兩個戰場：一個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斗爭，這是革命的主戰場；一個是黨領導的國統區地下工作戰場，后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統一戰線，隨著抗日戰爭進程的發展變化，國統區戰場的地位益顯重要。因此武漢淪陷后，隨著國統區的中心向重慶轉移，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在重慶改設南方局，擔負原長江局所負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后方各省黨的工作”。故南方局誕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抗戰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由于國統區實際上成為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陣地，因此，南方局這一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國際國內風云激蕩、政治斗爭紛繁復雜。南方局既處在統一戰線的第一線，也置身國統區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中，時刻經受著信念、意志與生死的考驗。從國民黨頑固派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在統一戰線內部制造分裂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到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玩弄種種假和平真內戰陰謀，南方局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始終高舉抗戰民主旗幟，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關系，廣泛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統一戰線推向空前的廣度和深度，為民主黨派陣營的形成，為建立新中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開創，從理論到實踐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做出了重大貢獻。（三） 重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重要地位，重慶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在遠東的指揮中心。首先，中國的抗日戰爭始于1931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從亞洲首先開始，接著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1941年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全面展開。由此證明，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開辟最早，事實上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而且中國戰場持續時間最長，始終沒有停止過戰斗，直到日本法西斯最后投降為止，時間長達14年。中國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既是愛國自衛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戰場不是孤立的，世界各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是互相支持的。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抗擊和牽制日本陸軍的2/3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超過一億人，其中中國軍民即傷亡3500萬人；死亡人數5500多萬人，其中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戰爭中，中國財產的直接損失達1000億美元。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次，中國戰場不僅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戰場之一，而且是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戰場，它牽制并大量殲滅了日軍有生力量，使日軍受到沉重打擊。日軍的絕大多數兵力用于中國戰爭；盟軍對日作戰所斃傷日軍的70%在中國戰場，這是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死傷總數的八倍，是蘇軍擊斃日軍總數的31倍。中國戰場始終是東方戰場的主戰場。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中國戰場在東方始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重慶人民就展開了抗日救亡運動，成為中國局部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地位大大提高，重慶成為中國戰區統帥部所在地。12月9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對日宣戰。12月23日是，中、美、英在重慶舉行軍事會議（史稱東亞軍事會議”），正式結成三國軍事同盟。1942年1月《聯合國家宣言》的發表，中國成為同盟國四強之一。1月3日，同盟國宣布蔣介石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任中國、泰國、越南等地區聯合部隊的指揮任務，由美國史迪威將軍擔任最高統帥參謀長。史迪威同時兼任中緬印戰區總司令。重慶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遠東的指揮中心。對于這一段艱難的歲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指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起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并埃及，切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指出：”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蘇軍統帥斯大林曾經指出：”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