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喬利文學思想研究的意義摘要：伊麗莎白·喬利（ElizabethJolley,1923-2007）是澳大利亞現代主義文學向后現代文學轉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繼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White,1912-1990）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家。她著述頗豐，具有橫跨各種題材、各種主題的駕馭能力，其作品堪稱文學思想的寶庫。作為文學式的思想家，她的文學創作思想、創作藝術和價值理念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本文僅就其豐富的文學藝術思想、超越“主義”的學術視野和對生命尊重的情懷進行探討。研究喬利，挖掘其不拘一格的文學表現、審美意圖和價值導向必將帶給世界文學寶貴的藝術價值。關鍵詞：澳大利亞文學；伊麗莎白·喬利研究；學術價值；一、引言伊麗莎白·喬利（1923-2007）是澳大利亞現代主義文學向后現代文學轉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嚴格地說，澳洲文學的后現代轉型并不是一種明顯的變化，是在經歷了多方質疑、誤解之后才逐步與現代主義共存相融。到目前為止，澳大利亞的后現代主義文學也并沒有像在歐美國家那樣，成為文學的絕對主場。因此，研究伊麗莎白·喬利的學術價值自有其獨特的內涵。正如約翰·科爾默（JohnColmer）評價喬利的《可愛的嬰兒》（Foxybaby,1985）時指出：“喬利……是當今澳大利亞最具有原創性和創新性的作家”1.原創性與創新性，二者密不可分。因為原創意味著問題意識，意味著唯一性，意味著獨創性，眾多作家的獨創性才能構成文學領域的多元性。伊麗莎白·喬利堅守獨創性，突破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束縛，在幾十年被拒稿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以自己的風格進行文學創作，最終獲得了成功，不僅推動了澳大利亞文學的國際化進程，也成為澳大利亞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在評價《牛奶與蜂蜜》（MilkandHoney,1984）時，瑪麗·哈里森（MarinHarrison）指出，“作為一本哥特式小說，《牛奶與蜂蜜》奠定了不可磨滅的聲譽，是最有生命力，更具學術性的一本書”2.這句話不僅適用于《牛奶與蜂蜜》，也適用于喬利的其他小說。哈里森認為，澳大利亞文學界顯然對喬利缺乏足夠的認識，對喬利的評價并沒有體現出其作品應有的學術價值，他認為是由于知識性問題導致了評論界的偏離。大多數評論是由記者而不是學者撰寫的。稍微有點學術性和敏銳性的期刊文章就會改變這種狀況3.在哈里森看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概有三種：第一，可能是人們對女作家的期待值比較低。喬利是一個家庭婦女的事實使評論家們在理解她的小說時思維變窄了。第二，很可能是批評者的水平有問題。也許批評者所受的專業或學術訓練不足，所以沒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沒有透過表面看深度。最后，還有澳大利亞相對滯后的文學批評。喬利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廣播劇和散文方面都有建樹，在文學創作理論方面也有精彩的論述。劉再復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思想家，即哲學式的思想家與文學式的思想家”4.喬利就屬于文學式的思想家，她的研究價值不僅僅在于她的文學作品，也在于透過作品形象所傳達出的文學思想。正如羅賓·盧卡茨（RobinLucas）指出：“在她的文字背后，有豐富的經歷和思考”5.但是，這一點至今還未引起學界充分重視。雖然喬利的文學見解看起來沒有懷特的那么系統，但它們集中體現了喬利作為一個思想型作家的過人見解、敏銳的學術洞察和無所不在的學術意識，無疑是伊麗莎白·喬利國際作家品質的再現。本文認為，喬利研究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豐富的文學藝術素養、宏大的后現代主義奠基者視野和對人類生命的尊重情懷，蘊含了喬利對于文學和文化領域現有理論和思想的深化和發展。二、作品蘊含豐富的文學藝術思想早在20世紀90年代，伊麗莎白·喬利立足澳洲、享譽世界的文學地位就得到了評論家的認可。彼得·克雷文（PeterCraven,1951-）在1993年就曾斷言，“即使伊麗莎白·喬利不再寫一個字，她在我們文學界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6.他認為，喬利是一位在職業生涯的各個階段都具有神奇創作力和成就的作家，從未有任何作家能像她那樣不被眼花繚亂的社會生活以及令人發瘋的陳規陋習所蒙蔽。在描寫生活戲弄與人類悲劇沖突方面，她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大師。她還是一位以平靜方式記錄人類心靈創傷的作家。通讀喬利的作品，讀者可以看到，喬利的藝術思想透過文筆的洗練、技巧的嫻熟、敘事的冷靜、細節的精雕、才思的敏捷、語氣的幽默、立意的巧妙和境界的高遠，時刻給讀者感染和沖擊。從敘事的節奏上看，喬利的冷靜類似一個理性的學者；從故事的荒謬情節上看，喬利的冷靜類似一個法官；從藝術創作的思想上看，喬利類似一個哲學家。喬利作為個體人類，既置身于其中，又超然于物外。置身其中時，她遍嘗人生百味；超然物外時，她堪稱人生導師。任何一部作品，都留給世人一個未解之謎，任由讀者去解讀和思考。因此，喬利的藝術創作，是集思想之成，是引未來之師。通過整理和研究，作者發現，喬利的創作成就呈現如下特點：1.種類全面，著述頗豐，榮譽等身。喬利的一生，是創作的一生，也是不斷認識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一生。盡管發表第一部作品《五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FiveAcreVirginandOtherStories,1976）時已經53歲了，但并不影響她更多作品問世的速度。之后，幾乎每年一部作品，到2007年去世之前，一共出版了23部作品。其中，長篇小說15部，短篇小說集4部，散文集3部，廣播劇集1部。4部短篇小說集匯集了70個短篇故事，3部散文集收入了87篇文章或詩歌。1部廣播劇集收入了9個廣播劇7.1974年起喬利就被聘為弗萊曼陀藝術中心（FremantleArtsCentre）的創作講習班講師，1978年任西澳大利亞技術學院（WesternAustraliaInstituteofTechnology,現在的CurtinUniversity）兼職英語寫作教師。她榮獲了三個大學的榮譽博士：西澳大利亞技術學院（1988年）、麥考瑞大學（MacquarieUniversity,1995年）以及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ofQueensland,1997年）。其作品獲得過包括邁爾斯·富蘭克林獎（MilesFranklinAward）在內共10個獎項。個人榮譽有：1985-1986年任澳大利亞作家協會會長，1987年獲得西澳大利亞年度優秀市民獎8,1988年澳大利亞文學功勛獎9,1997年澳大利亞在世國寶獎10.喬利去世后，《澳大利亞圖書評論》（AustralianBookReview）把“ABR短篇小說競賽”（ABRShortStoryCompetition）更名為“伊麗莎白·喬利短篇小說獎”（ABRElizabethJolleyShortStoryPrize），該獎項目前“以12500澳元的獎金成為澳大利亞頂級獎項”11.她的眾多作品可堪稱文學思想的寶庫，是嚴肅作家的經典楷模，體現了一位文學大師縱橫文學世界，橫跨各種題材各種主題的高超駕馭能力。彼得·克雷文認為喬利是澳大利亞少有的能夠駕馭眾多題材的作家。2.創作思想完整，理論見解深厚。第一，喬利的作品就是她理論功底的體現。在喬利1976年發表的《五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故事中，主人公在談到霍奇茨先生時，有這樣一句話：“母親說，他堅定沉重的腳步顯示了權威的步伐，這是一位聰明人對從屬者的故意踐踏”12.這說明，喬利的創作是在理論指導下的創作，是不斷學習、思考的結果，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的沉淀。第二，對文學創作有專門的論述。在她的散文集《惡搞作家-伊麗莎白·喬利論創作、過往和自我》（CentralMischief-ElizabethJolleyonWriting,HerPastandHerself,1993）和《學會跳舞-伊麗莎白·喬利的生涯》（LearningtoDance-ElizabethJolley'sLifeandWork,2006）中，前者有包含《藝術的習慣》（TheHabitofArt）等16篇文章、后者有包含《創作意志》（TheWilltoWrite）在內的5篇文章均談到了她的創作思想和理論觀點，都是她在弗萊曼陀藝術中心的講習班和科廷技術大學兼職教學時期的成熟主張，其中有許多獨到而精辟的見解，不乏真知灼見，比如：“小說家創作……戲劇性事件是對日常經驗的升華”13,“想象力不是培養出來的，但可以激發”14.“創作的小舞蹈是對痛苦的撫慰，是對現狀的某種改善”15.第三，形成了獨特的理論框架：創作是對世界尤其是對人類內心世界的探索，是對世界和人生的反思、想象和升華；創作是意志行為，是與天賦、激情的融合；創作是愛的行為，是愛自己、愛他人和愛人民的結合；創作是自我發現、自我愉悅、自我療傷的行為，是人類愿景的表達。小說家的責任在于，不能僅僅寫真實發生的事情，而要表達人們的需要和愿望。因此，一個成熟的作家應該能夠借助想象的魔力“從真實發生的境地”邁入“可能發生的境地”,從而完成從事實向虛構的轉換16.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喬利是創作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范。3.以奇異的想象為手段，創作出多元化主題與形象。喬利在創作上體現了創作有法、寫無定法的理念。她既注重現實主義的細節描寫，認為小說家的虛構要特別注意具體的細節，因為故事的可信性非常重要17;也能成功地運用現代主義的想象塑造人物形象，她認為“想象可以創造出人類真實的因素18.”在運用想象反映現實生活或創造超現實的情節方面，她堪稱大師；如《善解人意的配偶》（AnAccommodatingSpouse,1999）就體現了情節混亂、時空交錯，以及錯綜復雜的關系、令人痛苦的錯位和混亂的秩序。《可愛的嬰兒》和《代理母親》（SugarMother,1988）兩部小說，把讀者引入了光怪陸離的故事情節，正當讀者為故事的懸疑而感到揪心時，結尾處居然以主人公睡醒了，來提醒讀者這不過是黃粱一夢，充分體現了奇異的想象、語言的怪誕離奇和不可靠性，是喬利對后現代主義不確定性理論的熟練運用。在主題上，不僅是不同的小說主題不同，如15部長篇小說各有其主題，即便是同一部小說也會有多元主題，如《牛奶與蜂蜜》表面上是關于移民的主題，但小說同時也體現了瘋癲、身份、亂倫、婚外戀、殖民等主題。在形象塑造上，每一個人物的形象都是不確定的。她的作品代表了從民族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向，從形而上的民族英雄轉向形而下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善良和忠誠、欺騙和背叛往往集于一身，動搖了傳統的伙伴情誼和樂觀向上的精神。故事里的主人公常常既善良又圖一己之利，如《五畝處女地及其他故事》里的霍奇茨先生和《王子的額外假期》中的母親行騙，但不是出于惡意而撒謊，只不過出于改善生活的內心愿望19.三、超越“主義”界限的學術視野澳大利亞文學一直是民族主義的主場，充滿陽剛之氣。叢林英雄、民族精神往往是其創作的主題。繼懷特以來，懷特派小說家都力求利用新的表現手法，不甘愿沉淪于傳統風格，以求給讀者新鮮的感覺。其最具特色的文學創作手法是“心理敘述藝術”20.但伊麗莎白·喬利的創作，集成了懷特派的怪異性和心理敘事，同時也突破了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界限，體現出多種創作理論與手法緊密聯系，以及熟練運用文學理論指導創作實踐的功力。通讀喬利，考查其作品的整體特點和創作風格，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喬利的創作手法對其創作思想的完美演繹，展現出其寬闊的學術視野。喬利的作品在探索普通人的情感與追求中，具有多樣化的表現方式和價值追求；在文學功用方面，探討了人類生活與文學的關系，擯棄了傳統“叢林英雄”為榮譽而戰的模式，突出表現了普通人小我的存在感和生活經驗，因而其文學成就，達到了當時澳洲文學的新高度。體現在：1.突破男性主流文化雙重疏離，推動女性文學走向中心。澳大利亞的文學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都是男性主流陣地。文壇對女性作家的排斥是澳洲男權主流文化根深蒂固的反映。不僅如此，德利斯·柏德（DelysBird）還認為，澳大利亞男性文化輕視思想家和藝術家，給他們貼上非男性標簽，女性作家自然就承受著來自男性文化的雙重疏離21.因此，早期澳大利亞文壇的女性作家鳳毛麟角。蘇珊·謝里丹（SusanSheridan）指出，女性文學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開始有零星的作家出現22.20世紀40年代發表作品的女詩人朱迪思·賴特（JudithWright,1915-2000）和羅斯瑪麗·多布森（RosemaryDobson,1920-2012）是最早成名的女作家，其余的女性詩人23就沒有那么幸運。直到20世紀70年代的多元文化氛圍興起后，女性作家才開始受到重視，男性藝術霸權受到批判，伊麗莎白·喬利與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Anderson,1916-2010）、奧爾加·馬斯特斯（OlgaMasters,1919-1986）和埃米·威廷（AmyWitting,1918-2001）等其他女作家才有機會嶄露頭角。1976年，喬利在53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堪稱大器晚成。喬利共出版15部長篇小說，其中有9部以女性視角傳達女性個體經驗的重要意義，詮釋世界和人生，表現出與傳統文學不同的藝術風格，改變了傳統男性藝術價值和創作理念，蘊含女性的獨立精神、人格平等和自我價值，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1986年，喬利憑借女性視角的作品《井》（Well,1986）榮獲澳大利亞最重要的文學獎項--邁爾斯·富蘭克林獎（MilesFranklinAward），穩居澳大利亞文學中心地位，成為澳大利亞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跨越民族文學的思想藩籬，為后現代藝術轉向奠基。盡管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鼓勵多元文化主義，婦女文學和其他族裔文學開始嶄露頭角，但受“澳大利亞文學的澳大利亞式批評（theAustraliancriticismofAustralianliterature）”概念的影響，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主流依然停留在人文傳統和道德批評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從海外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心理分析等理論還僅僅停在空中樓閣，尚未實踐。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這些新概念“被媒體奚落為深不可測的關切和不可企及的行業術語”24.一方面是批評家們不想挑戰文化傳統或民族概念，另一方面他們懷疑讀者是否能理解后現代主義概念。雖然文學評論界內部，有批評家已經開始掙扎著去做理論聯系實際的嘗試了25,但具體運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上時，理論卻明顯跟不上文學的發展步伐，“處于匱乏和審慎，缺乏想象力和獨創性”26的狀態。但是喬利的文學創作，以其后現代文學國際水準，早已跨越了民族文學的思想藩籬。一是體現了從民族英雄的形而上敘事走向形而下的敘事趨勢。形而上敘事的重點是固化集體文學形象和文學創作模式，目的是創造宏大的秩序化和整齊劃一的精神追求。喬利形而下敘事的重點是通過個體化敘事體現出個人化和時代性，再現了后現代人類經驗的碎片化和物質化痕跡，把個體本真的自我帶出了現代主義僵化的集體意識。二是表現了文學創作從關注外部世界轉向關切人的內心世界。喬利的敘事主題不再以典型形象塑造民族精神，而是以社會邊緣的生存狀態作為創作的主要場域，重構后現代人類生活的心理現實形態。個體世界的體驗和自我內心觀照成為她作品的聚焦：《井》中的海斯特（Hester）、《斯科比先生的謎語》（MrScobie'sRiddle,1983）中的斯科比（Scobie）先生以及《牛奶與蜂蜜》中的雅各布（Jacob）等，每一部作品、每一個故事都是個體人物生命內在的體驗和多樣化的生命歷程。三是從民族敘事轉向人類的共同命運問題。喬利的作品看似反映邊緣小人物的命運，但卻蘊含著透過小人物觀照人類大命運的哲學思考。比如，她通過海斯特小姐的生活透視人類普遍的孤獨問題；通過斯科比先生的養老院遭遇透視人類老年的生存問題；通過雅克布和瓦爾德瑪爾的握手，表達普通人與智障人甚至是瘋癲人之間的和解理想。因此，其作品反映了人類問題的思想深度。3.超越理論邊界，表現了藝術內涵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澳大利亞文學界對喬利的作品至少出現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認知：第一種認為喬利是肯定人文價值的作家，第二種認為喬利是女性主義文學的實踐者，第三種認為喬利是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作家。批評界相應地就出現了三種觀點，第一種從人文主義出發，認為喬利是傳統的人類普遍經驗記錄者；第二種從女性主義觀點出發，認為喬利拓展了澳大利亞當時流行的社會、心理和性別敘事的范圍27,她的小說重塑了女性定義和女性經歷的可能性；第三種從后結構、后現代理論出發，認為喬利是引起批評界激烈對抗的越界性和顛覆性作家28,但評論家們已經敏銳地感知到了其作品的豐富性難以用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定義。正如薩爾茲曼指出，批評家“難以用單一的方法對喬利進行歸類”29.布倫達·沃克（BrendaWalker）也認為，喬利小說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任何確定的評價標準都難以界定。30里默爾（Riemer）認為喬利的后現代脈搏已經顛覆了以往的批評認知。31而林賽（Lindsay）發現用人文批評方法的真實性標準已經難以衡量喬利水平那么高超的小說了32,因為喬利的作品已經溢出了現有理論的邊界：即喬利在作品中既注重現實主義的細節描寫，又突出表現現代主義的“心理敘事”;雖然集中表現了女性的社會問題，但卻并不標榜為女性主義者。其作品既表現了后現代主義人的無力感，卻同時擔負了現代主義作家的歷史使命--以文救世。因此，喬利的價值不囿于任何“主義”標簽，不能單以某種主義為參照。正如薩爾茲曼所指出：“喬利的作品與多種政治和理論問題相聯系，這就需要批評家在他們的探索中運用不同的、變化的批評方法”33.這說明，喬利的作品對各種理論都具有開放性，批評家可以采用眾多不同的理論視角來審視和研究她的作品。四、飽含對人類生命高度尊重的情懷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窮盡，因此文學對世界的認識也難以窮盡。認識再認識，創作再創作，永遠是文學家的使命和任務。喬利的每一部作品，都歷經十幾甚至二十幾年的創作打磨。誠然，精心打磨的不一定是精品，但喬利的作品都堪稱經典。無論故事怎樣怪誕，都是她經過深思熟慮后呈獻出的關于生命和人性的故事。這就是她為什么成為“澳大利亞獲評最多的作家，甚至在一年內兩次榮登《紐約時代書評》（NewYorkTimesBookReview）”34的原因。在喬利看來，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內心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恰恰是文學得以豐富的源泉。史密斯（Smith）指出，“無論喬利談論的主題是什么，都能看出一種高于一切的人性和對人類的深切關懷--簡單地說，生命的基本表現。就是這種品質，以及她不同尋常和經常難以預料的幽默，使她成為一個杰出的作家”35.喬利是懷著一顆柔軟的心在書寫對生命的尊重情懷。當喬利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世界公民時，她就從原來的身份困惑過渡到積極構建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創作就成為喬利與世界之間的精神交流，這種交流讓作家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需要和責任導向，使創作成為表達生命個體需求的手段。因此她認為，小說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人們的生命意識。36表現在：1.善待每一個生命。人的生命從誕生那天開始，就環繞在周圍人的善意中。喬利對這一點深有感觸：“我認為人們需要互相珍惜。成年人愛惜他人和接受愛惜的能力可能就來自于久遠記憶里父母和祖父母無私的呵護、愛惜和期望”37.但作為作家，僅僅有對家人的愛惜還不夠，還要從認識自己開始，去理解和愛惜他人：“我確信如果我們不能了解自己，如何去認識他人，如果我們一點不了解，又如何去愛？”38她在教學中也是這樣貫徹自己的主張的：她認為學生應“更多地了解自己一點，才能更好地理解別人，進而，對家庭生活和工作更有益。擁有更好的理解力意味著可以更從容地應對逆境”39.她十分熱愛創作，認為擁有再現和表現人類生活的能力是作家不可多得的權利：在我看來，無論是從解剖學還是從生理學角度看，每一個人都是奇跡，包括在運用大腦、智力、記憶和情感方面都是奇跡--不可思議的奇跡。研究并表現人類的生活，根據真實生活來創設人物和情景是一種了不起的特權40.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她特別青睞第一人稱視角，因為第一人稱視角更容易讓讀者通過心理分析手法走進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能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和需要，更深刻地探索人類的情感和理智，達到對人類的深刻理解。她認為生命蘊含了太多的秘密，值得作家去探索。她援引喬治·艾略特（GeorgeEliot）的話說，“人在世上的生存純粹是某種神秘且偉大現象的一部分，超越了此生的所知”41.換言之，生命如此不可捉摸，無論作家如何再現生命，也無法窮盡生命的可能性。因此，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為生命唱贊歌，即便是在描寫死亡，也蘊含著對生命的尊重。正如她在談到《斯科比先生的謎語》時所說：在這部小說里，“我極力去頌揚生命。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老年的悲哀故事”42.2.創作是作家為生命代言。喬利認為，“我是一個短暫而脆弱的過客，基于此，我必須為自己代言”43.年輕時，喬利以為自己可以長生不死，隨著年紀的增長，突然發現自己老了。相較農場上千年的大樹，喬利感嘆人的生命之脆弱和短暫，因而她倍加珍惜生命的時光和思想的外化。她慶幸自己把一些思想和經驗寫進了小說，就如同儲存進了倉庫，成為她生命的永恒。推己及人，喬利在為自己代言的同時，也在小說里實現了為他人代言。她把人的需要作為創作的支撐力量，她舉例說，面對一副虔誠祈禱的畫作，背后所隱含的未知因素即畫作之下蘊含的嚴肅主題和對溫情的渴望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也就是說，一部好作品，必須讓讀者感受到故事背后的人類需要和愿望。只有抱著慈愛和樂觀的態度，作家才能“在寫作時，不僅為我們所了解的事情而感到欣喜，也努力去為那些不理解的事情找到欣喜的可能性”44.所以，“小說家有機會為人們提供某種消遣，但同時，也能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也許使其更加慈愛和樂觀”45.因為，在她看來，“創作是一種愛的行為，應全方位地呈現人們的品格，不必苛求，只求通過無盡的質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因為創作的目的就是提出問題，“如果不提出問題，文學就不可能存在，因為信仰是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產生的”46.為人類的生存提出問題是作家的使命，她把這種以文濟世的思想升華為人類的愿望代言。小說就是觀察、經驗、思想和感情的存儲庫……是對人類愿望的冥想。對于我來說，冥想就是想象性創作的一部分，是生存和創作的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就像以祈禱化解絕望一樣，可以淡化無能感和失敗感47.這說明，為人類的愿望代言，是喬利生存的動力和克服生存困難的勇氣。這就不難解釋之所以她專注于弱勢群體生存之艱辛，是因為她要張揚其絕對的生存權利，批判以剝奪和毀滅為特征的強權文化，從而強調平等尊嚴基礎上的生命審美。3.對物質的迷戀是漠視生命的首因。在喬利的思想中，生命對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世界上任何金銀財寶都沒有生命珍貴。當一個國家或人類個體價值觀發生扭曲時，信奉金錢至上、物質至上，人的生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