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收入政策的范圍

首先，在進行正式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對本文進行三個解釋。其一,個人收入政策研究的范圍問題。對此,我國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基本觀點是,討論個人收入政策,應當以影響我國個人實際收入擁有量政策為對象。因此,本文中,我把我國個人收入政策的范圍作如下概括。它們是:(1)經濟福利政策;(2)補貼政策;(3)獎金政策;(4)工資政策;(5)對個人收入進行再分配的各種政策;(6)崗位、地區津貼政策。其二,個人收入政策研究的角度問題。本文謂之短期研究。這里的短期,與西方經濟學中研究廠商行為時的短期概念是不同的。本文中的短期是一個相對意義的概念。因為,本文中對那些在個人收入政策決定中長期性的穩定性的因素,如:社會經濟根本制度,生產力水平,經濟體制模式,傳統文化和心理等,沒有給予討論。因此,本文中的短期,更多的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接受者正經歷和稍后的一段時間。其三,本文討論范圍,以城鎮居民個人收入問題為界。二關于個人收入政策的基本法問題在決定短期個人收入政策諸因素中,我的看法是,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予以特別考慮。它們是:(一)個人收入政策目標的確定;(二)個人收入政策的經濟效應;(三)個人收入政策的預期。下面,我們分別從理論上予以探討。(一)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決定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有不同的經濟目標。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目標的決定,受制于三個主要因素。第一個因素是,短期個人收入分配的現狀、問題及成因。唯有對此事有清醒的認識,才能提出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任務,確定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目標。第二個因素是,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長期個人收入政策的影響。從時間關系看,短期個人收入政策是長期個人收入政策的階段性政策,長期個人收入政策是由若干個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組成的。短期與短期之間存在著鏈條式的組合關系,它們的組合狀態直接影響它們的整體功能。因此在追求短期效應的同時,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決定應為繼期個人收入政策提供良好的基礎。第三個因素是,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的決定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從空間關系看,個人收入政策不是孤立的,由于它直接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格局,進而影響社會需求和供給。所以,短期個人收入政策是影響宏觀經濟的一個變量。例如,在經濟蕭條時期,實施擴張需求的收入分配還是實施緊縮需求的收入分配政策,二者給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是絕然不同的。所以,短期個人收入政策應該成為改善宏觀經濟的力量。以上分析表明,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目標的確定,實際上是三個子目標均衡的結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個人收入政策的目標是三個子目標平均力量之和。盡管從抽象定義上看,三個子目標不存在倚輕倚重,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短期個人收入政策目標的確定必須是三個子目標的加權平均。(二)“治療”是尋“病因”的“處方”如果說研究當前個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是尋其“病因”,那么,“對癥下藥”的“處方”需留待對個人收入政策經濟效應分析后去完成。下面,我們詳細地展開分析。1.社會經濟福利的發揮因受限制福利政策有:低房租政策;失業救濟金政策;公費醫療政策;離退休及養老保險金政策;人民助學金政策;傷殘救濟政策;職工其他福利事業政策等等。經濟福利政策傾斜各有差別,但它們的共同經濟效應是:其一,穩定社會的效應。上述政策的實施,使人們對社會生活有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社會政治穩定從而也是社會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其二,收入的均等化效應。由于福利政策基本是傾向于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原則,所以,經濟福利在其個人收入中所占比重愈大,愈使社會收入均等。其三,對經濟增長的正負效應。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使部分社會成員感到社會的優越性,激發起投入的熱情,刺激經濟發展。此外,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在開發人力資源上有重要作用(例如,人民助學金制度曾使不少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優秀人才受到了良好教育,從而成為有貢獻的專家。)但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福利政策導向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應作用,故過濫地增加社會福利使得部分社會成員產生依賴感,抑制競爭,不利于經濟進步。其四,對宏觀經濟的負效應。過多的社會福利支出,必然導制社會負擔的加重,在供給短缺的經濟條件下,經濟相對繁榮時期設置的各種社會經濟福利很難在經濟不景氣時得到保證。從而影響經濟的穩定。同時,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條件下,由于各種消費性經濟福利支出越多,用于生產性的新投資就相應減少,導致供給短缺。這樣,一方面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供給不足,需求與供給不均衡,由此循環往復,造成宏觀經濟的波動,甚至經濟增長的停滯。其五,經濟腐敗現象的產生,社會浪費的增加。由于住房多,公費醫療多,意味著社會補貼多。所以這類現象,在公房中、公費醫療中表現尤為明顯。它不僅使少數較少受社會約束的社會成員,從住房中、公費醫療中享有難以估量的優越,而且是大量的社會財富浪費、社會腐敗現象滋生的一塊土壤。2.城市居民收入的主要經濟效應與物價相關的補貼政策,包括有糧貼、副貼、洗理、書報電補貼等。理論界有人把以上補貼政策,劃歸為經濟福利政策,其實不然,理由有兩點。其一,以上補貼一般是作為貨幣收入與工資捆在一起發放的,個人可以自由支配,其靈活性較一般實物性經濟福利大。其二,以上補貼與其說是一種福利,不如說是一種通貨膨脹的補償。、補貼收入已構成我國城市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經濟效應有:①減緩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明顯實際收入下降;②在通貨膨脹的同時,給予適當的補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種“貨幣幻覺”,增強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強社會經濟的穩定性;③在同一地區,由于補貼是人人都有,人人相同,所以補貼產生的收入效應是:分配的均等化;④補貼的宏觀經濟效應比較復雜。首先,補貼擴大了社會總需求。其次,補貼是國民收入的支出,由于補貼越多,消費性財政支出越大。這樣,補貼在擴大消費需求的同時成為社會產品供給的約束條件。因此在需求膨脹的經濟條件下,補貼政策的選擇至關重要。3.加社會成員的收入獎金是對超額勞動的支付。獎金政策的經濟效應有兩個:①增加部分社會成員的收入。②刺激人們更多的經濟投入,以促進經濟增長和供給增加。一般說來,獎金相對于整個社會消費基金來說,其比重較小,因此,它對社會總需求的效應相對說較弱。4.工資基金的作用工資政策,包括有工資基金控制政策,工資標準政策、調資政策等。工資是我國城市居民主要收入之一,因而,工資政策具有較大的經濟效應。①保障、穩定社會經濟的效應。工資收入是大多數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是社會安定的重要系數。同時,也是社會經濟形勢穩定的安全閥。②刺激投入或增加供給效應。工資政策實施,實際上是以利益分配為杠桿,誘導社會成員的投入增加和投入方向的選擇。工資刺激效應愈大,愈有利于供給的增加或經濟的增長。③工資對宏觀經濟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影響物價總水平。它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方面是,工資的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資變動作為成本,直接推動價格的上漲,影響物價總水平的波動。非企業職工工資上漲,可迂回地增加社會產品成本,從而對物價的上漲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是,工資作為消費需求,影響社會總需求,從而影響社會消費品價格總水平。其二,國民收入分解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工資基金是消費基金的重要構成,在宏觀經濟中,它作為消費需求與作為制約總供給的積累基金相對應,因此,工資基金既影響總需求又影響總供給。工資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亦是選擇工資政策時應予以特別重視的因素。5.稅收調節對經濟的影響這里所說的再分配,是指對個人所獲得貨幣收入進行的再分配。這類再分配內容也十分龐雜,但主要政策有稅收政策和價格政策。稅收政策的經濟效應主要有四點。①稅收可調節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平衡收入檔次。②稅收增加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力,從而擴大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以上兩點,都通過對一定數額的收入征收累進的個人調節稅而實現。③稅收可以回籠貨幣的作用,同時也可調節消費需求結構,從而調節經濟結構,減緩過旺的社會需求。這種效應,主要通過對高檔消費品實行特別消費稅而產生。④個人收入的稅收調節的負效應,主要在于個人收入的稅收調節是針對高收入的社會成員。因此,稅收政策選擇不當可傷害這部分成員,降低其積極性;同時,竭澤而漁的稅收政策會減弱人們的經濟投入能力,也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價格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資金價格政策,或者說是利率政策,二是一般消費品價格政策。隨著人們貨幣收入的提高,個人收入分解為儲蓄和消費兩部分,因此,利率和消費品價格變動,實際上是對個人既有收入的再分配。它的經濟效益是:①調節個人實際收入。在總需求過旺,通貨膨脹的條件下,如果個人收入的增加不足以補償物價的上漲,則是實際收入降低,反之則提高。②調節個人收入的分割比例從而調節宏觀經濟。由于利率與消費品物價之間存在著一種比例關系,人們所持貨幣投入是著眼于現時消費還是著眼于未來消費,在一定條件上取決于比價引起的利益變動是偏向于利率還是偏向于消費品價格。若利率較有吸引力,則使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儲蓄基金,增加社會的積累率;反過來,若消費品價格較有吸引力,人們的貨幣收入則更大地增加消費需求。利率與消費品價格比價的調節,不僅可以反映在經濟總量上,而且可以從結構上反映出來。消費品比價不同可影響的消費需求,利率不同,引起儲蓄金的流向不同,可以影響社會產品供給結構。③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由于人們的收入水平,儲蓄傾向,消費傾向的不同,所以,利率與消費品不同的價格在經濟波動的條件下,會使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或者是得到益處,或者是受到損害,或者是損益程度的不同。④對社會成員的財富或既往收入的再分配,這一點,利率的效應尤為明顯。6.從實際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各有側重、分崗位、地區津貼主要是指對特殊的較艱苦的工作崗位和較艱苦地區實行一定的收入補償。其主要經濟效益有兩點:①對從事特殊職業者以補償、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②刺激人們從事較艱苦的工作,或到較艱苦的地區工作,以實現勞動力分布的均衡和經濟結構的均衡。實際經濟運行中的個人收入分配政策,是以上各個方面政策的組合。由于組合的狀態不同,因而個人收入政策可以分為不同類型。在本文中,我把它簡單地劃分為以下幾類。1.它重視社會穩定2.它重視結構的適應3.它重視總體規劃類型個人收入政策型的劃分,還可以根據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個人收入政策的配置也可根據需要選擇不同類型。(三)個人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思路應該說,在我們國家的經濟體系中,有不少好的經濟政策,但是由于對政策接受者“行為預期”缺乏研究,以至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造成的結果往往違背制定政策者的初衷,待過后補救,每每為時過晚。個人收入政策是所有經濟政策中最直接觸動個人利益,影響個人行為的政策,無疑應特別重視對其“行為預期”進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對個人收入政策的“行為預期”研究,涉及到多學科。從經濟理論角度看,有兩個基本點必須予以重視。第一,從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看,個人行為往往是趨利避害的。而個人收入政策的調整,往往不會使社會每一個成員普遍受益。此時利益受損的部分成員往往采取各種對策“彌補損失”。例如:在我國的個人收入政策中,有獎金稅政策,有個人收入調節稅政策。但是,一些單位或個人為了不使局部利益受損,以分發實物和分散收入的形式為對策,大大削弱了稅收政策的調節功能。如果我們把個人收入政策中的“行為預期”分為合作和不合作兩方面,那么受損的一方往往比受益的一方更多地采取不合作行為。因此,受損一方的“行為預期”無疑應成為個人收入政策中“預期”研究的重點。第二,盡管個人收入政策的調整帶給個人的損失不同,個人對其反應不一,但總的來說,個人收入政策的調整對相同階層來說,其損益程度基本相同,同一階層對個人收入的反應也基本相同。因此,研究個人收入政策中的“行為預期”,必須分階層進行。社會成員的“行為預期”與政策制定者的意圖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不合作的。但是,如果“預期”中的合作帶來的經濟效應大于不合作所產生的負效應,那么所選擇的個人收入政策應該說是可取的。現在,我們以上述理論分析為基礎,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具體探討當前我國個人收入政策的配置。目前,我國個人收入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第一,平均主義的嚴重存在與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量懸殊過大。第二,總體上的需求膨脹和結構上的需求不足并存。解決這兩對矛盾,不僅有利于改善當前收入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而且可以為后期的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因此,解決上述問題,應成為當前我國個人收入政策的目標。以上個人收入分配中的矛盾,突出地表現為我國當前個人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因此,我國的個人收入政策,應側重于構結調整型。具體說來,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這一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區之間,特別是沿海地區與內地之間、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個人收入存在著不合理的較大的差距;二是不同階層、職業、企業之間個人收入存在著不合理的較大的差距。前者帶來了中西部較高層次的勞動力東遷,后者除帶動勞動力向某些行業流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此外,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個人收入分配中腐敗現象滋生。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從個人收入分配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在集中的分配體制向較分散的分配體制轉變時,未能建立相應的個人收入分配調節政策。解決此類問題需綜合治理。但從個人收入分配政策調整看,有三條思路可供選擇。一是集中個人收入分配,實行封閉型管理;二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以平衡差距;三是以稅收等手段,對高收入進行再分配。我的看法是,前兩條思路可能性不大,但有啟示。這是因為:①集中個人收入分配權,是以舊體制作為依托的,而改革舊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這不意味著一概反對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集中決策。相反,諸如社會工資基金總額、獎金總額,其他個人貨幣收入總額等相關決策應有區別的集中。②在我國財力不足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普遍提高全社會成員的收入,但研究適合我國國情的“貧困線”,并研究那些可作為“貧困對象”(例如,在治理整頓中的在職待業的職工),給他們最必需的生活補貼,確實不容忽視。③對高收入以稅收政策進行再分配的思路可行,但是具體政策尚需研究。首先,確定個人收入調節稅的最低起點。過去,我們以月收入400元作為起點,看來可行,但有兩點仍需研究。①起征比例不宜過大,過大會影響收入分配動力機制的刺激功能;②累進的個人收入調節稅仍要堅持,其累進率可提高,以解決個人收入分配懸殊過大問題。除了完善個人收入調節稅政策本身外,主要應在保證政策落實的措施上下功夫,對以各種方式的偷漏稅行為給予嚴密的控制和嚴厲的打擊。其次,進一步強化或完善對高檔消費品征收有差別的特別消費稅,按其經濟規律,人們的消費一般是隨著收入的增長而不斷提高消費檔次。實行特別稅,可以間接分解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此外,有差別的征收特別消費稅,可以調節消費結構。問題是,哪些屬于高檔商品,征稅的幅度,征稅的主體,尚可進一步認定,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再次,個人收入調節稅內容里,可增設更細的稅目、稅率,以區別不同的收入來源,更科學地計稅和征稅。最后,所征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收入,是否可用作轉嫁到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我的看法是,可以區別對待:①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用作補貼上面所指的“貧困線”以下的社會成員;②另有部分收入,可用作扶植貧困地區的生產,以刺激那里的經濟成長,間接地提高他們的個人收入。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指出強化個人收入分配平均化的經濟政策有:①福利政策;②補貼政策。除此之外,默認工資收入中的互相攀比和工資輪番上漲也是導致收入分配中均等化的重要因素。腦體倒掛可以看作是收入分配中平均主義的一個特例。不過,腦體倒掛與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經濟負效應強弱有所不同。收入均等的負效應主要體現在未能以收入高低去刺激投入動力上,而腦體收入倒掛,其后果還體現在勞動力在不同專業層次的分布以及后備勞動力職業選擇,勞動力訓練上。長期的腦體倒掛,會損害后備勞動力的有效供給、損害經濟效益和經濟進步。那么如何解決收入分配中過分均等化問題呢?①由于補貼是對物價上漲的補償,而物價上漲帶來的損失是每個公民所面臨的,所以從政策上講,現有的補貼不能取消,但盡可能防止進一步強化。不過,補貼的形式需要進一步研究,特別要制止以實物補貼來局部提高個人收入的問題。②現行的福利政策需要調整,使其更合經濟性。③解決收入均等化和腦體倒掛問題的著眼點,只有通過工資政策去調整實現。工資政策應向按勞動投入支付報酬傾斜。首先,在企業內部,工資高低要盡可能反映工作崗位、工作熟練程度,特別是實際的勞動投入。其次,在全社會,工資的檔次也應反映實際勞動貢獻。在這里,我之所以不提按腦體勞動性質不同來論及調整工資,是因為,腦力勞動力的培養需要較高的費用,這部分費用應該在后來的工資差別中得到補償。但是,某些腦力勞動者的勞動支出并不比某些體力勞動支出多。盡管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但是,倍加的比例畢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超過“倍加比例”經濟界限的體力勞動支出,理應得到相應的報酬。所以,制訂大體上按勞動支出付報酬的政策,在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同時,也可解決腦體收入倒掛問題。具體說來,可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通過調整個人收入結構,將減少部分社會成員的收入與解決均等化的分配統一起來,不增加個人收入的總量支出,截住個人收入增長的洶涌“源頭”;另一方面是使個人有效需求分流,特別是在貨幣政策偏緊的條件下,如何把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短期的或長期的投資基金。在截“源”方面,具體的個人收入政策有:①進一步完善個人收入調節稅。②在某些消費品上,可以研究利用通貨膨脹的價格政策,使個人收入分配在購買中有利于國庫實力的增強。③對各單位自主分配的個人收入和實物,研究制定有效的政策加以約束,花大力氣解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④放慢全社會消費基金增長速度,使個人收入增長率(而不僅是工資的增長)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⑤調整部分福利政策,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減少這部分資金轉化為個人消費基金。例如,改革公費醫療制度,將現有公費醫療費用均攤或部分均攤形式,改部分暗貼為明貼。這樣做,在現有收入水平下,既不會給人們的經濟生活造成很大的沖擊,又可能節省由集體支出的個人消費基金。不少地方和單位,實行醫藥費包干后,達到了以上目的。在分“流”方面,主要政策有:①利用適度的利率政策,穩定或增加吸收個人在銀行儲蓄或購買有價證券,變消費基金為生產基金。在此之所以強調“適度”二字,是因為,過高的利率會使企業增加貸款費用,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會減少企業利潤,給經濟帶來損害。同時,過高的利率吸收大量存款,使部分居民減少現實消費,以導致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