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與馬克思主義階級觀之比較

五四運動末期，胡漢民、戴繼濤、朱志新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幾乎距離，這是近年來學術界的共同愿景。其中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水平在有的學者看來更“顯然超過了李大釗和陳獨秀”。五四時期戴季陶一度接近馬克思主義,此毋庸置疑,但對此期戴季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程度如何,學界的看法卻不盡一致。傳統觀點對之評價不高。20世紀80年代,彭明在其名著《五四運動史》中認為五四時期的“戴季陶、胡漢民等國民黨人研究馬克思學說,但并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反對階級斗爭學說”。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對以彭明為代表的傳統觀點著意糾偏。劉文麗就認為“在五四運動之后短短兩年的時間里,戴季陶曾真誠地接受了唯物史觀,認可階級斗爭學說,并用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前后兩種觀點的分歧顯而易見。眾所周知,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世界觀與方法論,是否接受階級斗爭又是檢驗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依據。如此看來,學界對戴季陶接近馬克思主義程度的研究尚值得進一步探究。既往學界對五四時期戴季陶和馬克思主義之關系的總體研究比較充分。(1)故本文僅就戴季陶對“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態度、對唯物史觀的接受程度兩問題略作闡述,試圖在一個對動態過程的把握中,探索五四后期戴季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可能與限度,以期為他數年后向反共理論先鋒的轉向,尋得一條思想上的內在理路。一、關于勞工問題英國學者昆廷·斯金納(QuentinSkinner)認為:“我們的生活世界是由我們的概念構造起來的,任何對一種概念的使用進行改變的成功嘗試都會相應地改變我們的生活世界”。這句話反過來說其實也同樣成立,人們因對所生活世界理解的不同也會相應的改變他們所使用的詞匯。階級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即是如此。由于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滯后,產業工人和資本家力量弱小,兼之農村社會破產、社會流民增加,都使得西方傳入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概念范疇難以囊括所有情形,一些與之相關的階級用語相繼出現,如勞動階級、勞工階級、有業階級、無業階級、有槍階級等等。(2)階級用語,亦即概念使用的不同,可以反映使用者不同的政治思想,間接理解其政治行為。同時,概念使用者也可以憑借不同的概念及其理解有效介入到社會現實之中。這也就是德國概念史家所言:“概念之所以能對政治和社會變化產生影響,正是因為通過概念,一種視域才得以建立,而這種視域用以感知、評價結構變化并對結構變化施以影響的”。“無產階級”之外,戴季陶對“無業階級”概念的使用及其態度的變化,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戴季陶1919年6月15日發表在《星期評論》上的《國際同盟與勞動問題》一文,堪稱他五四時期關注勞工問題的發軔之作。在這篇文章中,戴季陶以為受外國商品輸入的影響,“近年以來”“近代式的工業漸漸在中國發達起來”,“在社會的生活上面形成兩種貧富苦樂‘天壤之別’的階級來”。很明顯,戴季陶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影響,但對此貧富階級間是否應進行階級斗爭,他卻態度不明。戴季陶期待工人養成“本身的‘組織能力’”,資本家“趕快做接近調和的功夫”,學者要“研究、調查、討論,把真確的意義,正當的方法,來指導社會”,政治家從“自由平等互助”上求“國家的合理互助統一”。戴季陶喚醒工人階級覺悟與告誡工人資本家調和并存,此種近乎矛盾的表述中實質上隱含著激進的可能,這觸動了一向反對階級斗爭的孫中山,遂有二人關于勞工問題的談話。戴季陶面對孫中山“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導?還是要站在研究的批評的地位,做社會思想上的知道工夫呢?”責問,他選擇了后者。戴季陶《對付“布爾色維克”的方法》一文與孫、戴二人的談話同期發表在《星期評論》上,其實更值得關注。戴在該文中闡發了他對中國“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看法,從中所顯示的現實關懷及取向有與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意味,這也印證了孫與之談話的影響。當時,不少國人以為俄國“布爾色維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于‘工人’對‘資本家’、‘農夫’對‘地主’的不平”,至于“像中國這樣工業幼稚的國家,并且‘大地主’跋扈也沒有此前俄國那樣厲害”,“一點也用不著怕”。戴季陶首先承認智識和經濟都“極幼稚”的中國,不會有“正確的‘布爾色維克’發生”。但他看到了工人、農民之外所謂“無業階級”接受“布爾色維克”的可能,并為此而感到恐懼。他說:你們看看,這幾年來,在這專搗亂中國的,是什么東西?就是士農工商而外的一個“無業階級”的游民。(略)合全國算起來,這樣沒有“正當的職業”“固定的生活”的人,總要上千萬。他們生活上、精神上的不安,差不多是到了極點的。如果萬一“布爾色維克”的思想侵到了他們這個階級里面!他們本來是靠“破壞”和“掠奪”過日子,本來是沒有一點“判斷能力”的,本來是不懂得“文明”是什么東西!一下爆發起來,掛上“布爾色維克”的假面,干他野蠻掠奪的勾當,那危險的境象恐怕比俄國還要加上幾倍。戴季陶此處所論“無業階級”乃是沒有正當職業的游民。實際上,戴季陶對“無業階級”的批判有延續性,在前述的《國際同盟與勞動問題》一文中就已經將“專靠打劫過日子、沒有工作的土匪”與“迷信人治主義的官僚”、“迷信軍國主義的武人”、“迷信國粹主義的學究”、“迷信金錢萬能的財東”、“不事生產、不求學業、專靠挑撥是非接近政權過日子的政客”并稱為中國真正的危險分子。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無業階級”根本自然不可能成為戴季陶勞工運動所要爭取的對象,只能淪為他批判的目標。戴季陶以在思想上指導工人階級運動、喚醒工人階級自覺自命,對其時中國工人階級覺悟的低下,亦常抱怒其不爭的態度。在回答孫中山問話中,他就曾抱怨中國工人“幾十人中找不出一個是識字的”,“階級的自覺一點都沒有”。1919年9月21日,戴季陶在《勞動的新趨向》中說道:“國際勞動同盟的好處,只是在刺激產業上的后進國,使他趕快從奴隸制度里面醒轉來,從事改良產業組織,增進工人地位”。不過,在他看來中國工人卻沒有受到國際勞動同盟好處的刺激:中國工人“真可憐!世界的風隨便怎么吹,總吹不到他的身上,他們就沒有感受世界文化的官能作用”。戴季陶言辭之中無疑對有業無產的中國工人抱有怒其不爭、哀其不馴的態度。隨著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加深,戴季陶對中國的階級問題的認識也在變化之中,其中尤以對“無業階級”態度的轉變為顯著。前述他將“無業階級”排除在“工人階級”之外,認為其與布爾什維克相結合會產生災難性后果的認識,就逐漸發生了變化。1920年5月,戴季陶在其所主持的《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三刊載了《上海的同盟罷工》一文,文中他對其時中國工人罷工中存在的不足進行了總結,其中的第四點不足即為“沒有職業的人太多,平時想要工作而沒有工作的人,已經四處布滿,形成一種勞動的預備隊”,而“這種勞動預備隊是資本家的生產制下一定發生的,換一句說,就是資本家們特意制造出來,威脅現役勞動者的”。戴季陶此處雖說對“無業階級”尚有微詞,但無疑已經將其視為罷工的力量;更為重要的是,他將中國“無業階級”的形成歸罪于資本家和資本主義體制。如此,戴季陶就在一個敵我之別的宏大敘事中,消解了他此前對“無業階級”的恐懼,并將其視為可以團結的對象,劃入了“我”方的范疇。戴季陶的上述轉變,似與此期同樣向馬克思主義積極靠近中的朱執信有關。1920年2月15日,朱執信在《沒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權”和“勞工權”》中批評其時許多人在中國勞動問題上的態度,稱他們“只看一個‘從業者’的問題,沒有看見一個‘失業者’的問題”,“便空空洞洞的說,只有做工的人才有革命的權利,沒有職業的流氓土匪沒有革命的權利”。朱執信在文中特別提到“養亦會君在時事新報所發的議論也是如此”,可見他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研究系。不過,朱執信此舉無形中也將戴季陶囊括在內。朱執信認為這些人的觀點錯在“一廂情愿”:“流氓土匪和工人有區別,他們看得見的,流氓土匪為什么和工人有這個區別,他們就看不見了”。他認為“無業階級”之所以產生,完全在“這中國的經濟組織和經濟狀況上面”:如果是世界上沒有掠奪勞動階級的資本家,決不會生出掠奪資本家的土匪,也養不起許多變形掠奪的流氓。凡有現在的工人,都是時時刻刻可以做土匪流氓去的,所有的土匪流氓,除了幾個頭子以外,也是時時刻刻鉆進工人階級去的。工人(包括農業勞動者說)為什么會變成流氓土匪呢?這是經濟上邊的必然結果。國內國外的資本家壓迫來了,從前中國的工業,本來是某一種工作可以用三個人做工,現在只用一個人。正因為“無業階級”的形成乃客觀原因所致,朱執信對其充滿了“了解之同情”認為“土匪流氓和工人一個樣子,都是有生存權和勞動權的”,“現在的社會組織威逼到他的生存權和勞動權”,所以對“他們對于這種社會組織的打破”,便“不能不認做”是“他們的權利”。換言之,朱執信肯定了土匪流氓等“無業階級”和“工人階級”一樣的革命權利。在同一期的《星期評論》上,戴季陶發表了一首題為《懶惰?》的詩歌,其中寫道:“老爺呵,我不敢懶惰。可憐我要工作呵,又沒有人雇我。一天磕了幾百個頭,跑了幾千步路,叫了數萬聲的老爺大人,這樣的工誰愿意做”。可以說,戴季陶對乞丐是否懶惰的疑問已透露出他對無業階級態度將有所轉變的信息。二、對階級斗爭學說的批判學界對五四時期戴季陶等國民黨人階級觀念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傳統觀點認為他們“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因為“從根本上反對階級斗爭學說”。較新的研究認為“在五四運動之后短短兩年的時間里,戴季陶曾真誠地接受了唯物史觀,認可階級斗爭學說,并用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和歷史”。這兩種均有一定說服力的觀點表面上南轅北轍,實際上卻分享著同樣的不足,即均未能將戴季陶等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做一個整體和動態的把握,即失之于簡單化。戴季陶對中國勞工階級范圍的態度變化已如上述,他對階級斗爭的態度亦是如此。筆者的看法與學界上述新舊觀點有所不同,以為戴季陶并非“從根本上反對階級斗爭學說”,同時也認為他未“曾真誠地接受了唯物史觀”。換言之,戴季陶在理智上接受階級斗爭并致力于喚醒勞工階級覺悟,但他感情上懼怕階級斗爭的“慘烈”后果,他始終是一個心物二元論者。這在戴季陶1920年初的《新年告商界諸君》一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20年1月2日晚,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開新年宴會,倡導勞工運動的戴季陶也應邀參加。席間,戴季陶在這個顯然并不太適合的場合,對眾工商界精英本著“中國的進步及和平著想”的態度,“誠心誠意”地就階級斗爭問題發表了演說。他在演說開頭即對胡適對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的批評予以反駁。戴季陶以為胡適所謂“因為有階級斗爭說發現,于是本來可以互助的兩個大階級,都成了生死冤家,許多調和的方法,都歸于無用”的批評“從事實上學理上看”“都不是縝密的合理的批評”,“互助的基礎,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兩個絕對不平等的階級,要他們講互助,這是一個笑話”,“階級斗爭的事實,并不是由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說而起的”。但是,戴季陶對階級斗爭學說的辯護是理智上的,在感情上他卻和胡適一致。戴季陶在事后補充說道:“我雖是這樣想,但是一個人在感情上,往往總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爭斗。明曉得這個和平是得不到的,這個斗爭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那一天晚上,我忽然又動了這一個感情,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說了幾句話。雖不免和胡適之教授一樣,犯了個‘邏輯主義’的毛病,卻是我這個溫情主義的勸告,僅僅是一個愛的感情發動,本不是理智上的誤認誤解”。可以說,理智與感情之別就成為戴季陶在認知階級斗爭問題上的關鍵。戴季陶在對上海工商界精英的“溫情主義的勸告”,確是表達了他“愛的感情發動”,當然他也沒有忘記闡述“理智上”的正解。他在演說中希望為著“爭‘平等’而成立”的商界聯合會“諸君”,本其平等精神進而關注勞動問題,以免外人“說中國人不了解平等的真意義”。戴季陶勸告工商界“諸君”“要注意世界的大勢”,“從今天起,大大的一個發奮,喚起各人社會的良心,把中國勞動者的地位改善問題,拿來做一個民國九年的第一事業。”因為“謀公眾的幸福,就是圖自己的安全”,不然,“社會革命的大洪水,恐怕不只是泛濫在工業先進的國家”。當然,戴季陶沒有追問既然社會革命的大洪水是大勢所趨,資本家的覺悟是否也只是螳臂擋車?不過,戴季陶也顯然對自己喚醒資本家的“良心”不抱太大的希望,以為那是他所“不敢講”的。戴季陶在階級斗爭問題兼顧理智和感情的表述,實際上讓他陷入了我與我戰的困境。如果單純去考察他在理智上對階級斗爭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認知,其水準實不下于當時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戴季陶在感情上卻不愿意接受自己在理智上已確認的階級斗爭學說。換言之,戴季陶并沒有如有論者所稱真誠地接受過唯物史觀,雖然他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勞動問題,且成績斐然。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如果說戴季陶對工商界“諸君”尚抱有幻想和遲疑,那么他對敵對方北洋政府的態度就顯得頗為果斷。1920年5月5日,有報載淞滬護軍使布告,其中有謂:“國家實業之發達,全賴資本與勞力相調劑,資本家與勞動家須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對抗之態度”。戴季陶斥其“到今天還是持這種態度,真可謂教不變的蠢才”,并好好教訓了這幫“蠢材”一番:“要發達實業,非有資本與勞動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資本家不可。資本是資本,資本家是資本家。勞動力是生產勞動者身上的,是拆不開的。資本不是長在資本家身上的,是拆得開的。惟其中國的實業不振興,所以我們要求資本。惟其中國眼前沒有很多的大資本家,所以更不應該制造資本家”。工商界對此不知做何感想,是否覺得年初戴季陶給予他們“溫情主義的勸告”缺乏誠意,但處在社會主義論戰中的陳獨秀卻從中獲得了理論支持。陳獨秀援引戴季陶此說,指斥張東蓀的知識“當然能分別資本與資本家不是一物”,“不應因為開發實業需要資本便牽連到需要資本家并資本主義”。對戴季陶而言,教訓淞滬護軍使為“教不變的蠢才”,痛快且自然。但他在對階級斗爭問題上與淞滬護軍使共謀的上海工商界,是否能如此痛快呢?這始終是個疑問。換言之,戴季陶在理智上對階級斗爭的堅持,實難脫離反抗北洋軍閥統治的現實權力關系。當階級斗爭的范圍不僅包括政治對立面而關涉到己方時,戴季陶的“愛的感情”就難免會再次“發動”。從哲學本源上講,當戴季陶的“心物二元論”遭到唯物主義者的攻擊時,偏離唯物一面倒向唯心一面,就勢所難免。這也為其后他轉而反對階級斗爭、提倡階級調和,埋下了伏筆。三、心物二元論:“有個人主義的”1924年1月,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聯俄容共”,進行改組。對此,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深且曾參與中共組黨的戴季陶卻深以為憂。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就認為:“改組之動機,殊非適當”,“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國民黨改組后,戴季陶被任命為宣傳部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地位不可謂不高,但他的態度并甚是消極。孫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漸漸活躍了起來,他以區分孫中山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系,將三民主義確立為國民黨的“思想中心”為己任。為此目的,戴季陶接連寫下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論著。在被批判者稱之為“戴季陶主義”的諸文本中,隨處可以看到戴季陶因未真正服膺唯物史觀而最終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的思想軌跡。戴季陶為將三民主義確立為國民黨的“思想中心”,全力構建三民主義民生史觀的路徑就頗能說明問題。他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強調“中山先生的思想根本與加爾馬克思及羅利亞等唯物的革命論者完全不同,而應用的方向卻完全相同。”這里的不同的表現就“仁愛”與“階級”的區別,相同則指為工農謀利益的革命目標。至于如何用仁愛服務工農的革命,戴季陶以為“就是處處要以最痛苦的農夫工人和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為目的”,“要能夠愛他們才是仁愛,不能夠愛最大多數受痛苦的平民,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命”,對此“可以用紀律來制裁他”。但是,戴季陶著重強調針對反革命的“這一個制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