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元曲的興衰

我們知道社會環境會影響人們的個性，影響文學作品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的內容中得出結論，即當時的社會環境。作為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代處于處于不同的社會，其文學作品的內容也與以往大不相同。現在，我們知道元代最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是《散曲》，它揭示了當時作家的思想心理狀態，并評估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一、怡情山水,脫世元代散曲作家喜歡歌唱隱居生活,很少寫抒發壯志豪情的句子,而是希望避開人世的塵囂,在純凈幽美的山水間尋找人世所沒有的美,在恬靜幽雅的境界中尋求心靈的安寧和精神的慰籍。如馬致遠的[雙調壽陽曲](山市晴嵐):“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霽。四圍山一竿殘照里,錦屏風又添鋪翠。”[壽陽曲](遠浦帆歸):“夕陽下,酒旌閑。兩三航未曾著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斷橋頭賣魚人散。”活脫脫一幅生動的水墨畫,體現了作者的沉醉之情。宋人宋迪繪有瀟湘八景,而元代文人對瀟湘八景中的意境頗為偏愛。鮮于必仁寫有[中呂普天樂](瀟湘八景),沈和寫有[仙呂黨花時](瀟湘八景),張可久[越調霜角](新安八景),徐再思[中呂普天樂](吳景八景)等,極大地說明了歸陷避世、擺脫塵囂正是元代文人創作的主旋律,這說明在元人的統治下,廣大文人是受到相當的壓迫的。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下,未來對他們來說很茫然,胸中縱有萬丈才情也無從施展,想博取功名,沒有龍門可躍;欲憤世嫉俗,又不敢鋒芒畢露,只有怡情山水,徹底解脫。另外,我們注意到,元人的寫景作品大都是極力描寫景之美,如何沉醉于中,很少有落寞之景,凄清之景,如張可久[雙調折桂令](村庵即事):“掩柴門嘯傲煙霞,隱隱林巒,小小仙家。樓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畝宅無人種瓜,一村庵有人分茶。春色無多,開到薔薇,落盡梨花。”乍看清幽之極,但其中也有客人,并不孤寂;而且還有薔薇、梨花綻放,并不冷落。這恰恰說明,元代文人的避世是相對真正的避世,他們并不為自己的懷才不遇而自怨自艾,或情緒消沉,或企盼朝廷召用,而是寄情山水,并樂在其中,別的什么都不想。元代散曲中大量的此類作品非常鮮明地說明了元代文人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態度。二、“散權”現現的快樂之情元人寫景大都是“喜景”,華麗歡快,如劉秉忠[雙調蟾宮曲]:“盼和風春雨如膏,花發南枝,北巖冰滴。夭桃似火楊柳如煙,穰穰桑條。初出谷黃鶯弄巧,乍銜泥燕子尋巢。宴賞東郊,杜甫游春,散誕逍遙,”景色華美艷麗,一切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作者在這樣的景色里“散誕逍遙”,忘記了現實的煩惱,感到了生命的快樂。另外如張可久[南呂舍字經](湖春日):“院宇綠楊樹,酒旗紅杏村,一張棠梨蘇小墳。春,水邊多麗人。鶯花陣,玉驄嘶錦云。”貫云石的[正宮小梁州](春):“春風花草園春,馬系在垂揚。桃紅柳綠映池塘,堪游賞,沙暖睡鴛鴦。(么)宜晴宜雨宜陰陽,比西施淡抹濃妝。玉女彈,佳人唱,湖上堂上,直吃醉何妨。”面對華美的自然景色和玉女佳人,他們縱情酒色,盡情享樂。這樣的散曲還有很多,如關漢卿的[南呂一枝長](杭州景),睢立明的[般涉調耍孩兒](詠西湖)等,景物華美無以復加,作者歡快之情亦溢于言表。實際上這是一種玩世的態度,正因為他們對現實絕望,因此才會在美景中尋求歡樂。三、對文學的童年、社會的影響元代散曲雖然以曠達樂觀為基調,但這種曠達是由于對社會的絕望徹悟而解脫痛苦的結果,并非作者心中就沒有痛苦。特別是到了元代后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民族意識的淡化加上科舉的一度恢復,元代文人的用世之心又有所萌動。但由于元代科舉制度對蒙古和漢人的不平等規定,漢族文人的機遇仍然不佳。然而他們既不愿徹底放棄心中的希望,心中的憤悶又不敢一吐為快,于是便發出悲涼的呻吟,表現在文學便形成了凄淡感傷的作品。如喬吉[雙調折桂令](荊溪即事):“問荊溪溪上人家,為甚人家,不種梅花?老樹支門,荒蒲繞岸,苦竹圈芭。寺無僧狐貍樣瓦,官無事烏鼠當衙。白水黃沙,倚遍闌干,數盡啼鴉。”荊溪沿岸本來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但在作者眼中只有老樹、荒蒲、苦竹。狐貍出沒,烏鼠亂竄,烏鴉悲啼,作者孤寂、惆悵、悲涼、絕望的心情躍然紙上,通過慘淡之景的描寫反映了社會的凋蔽。再如張可久的[中呂滿庭芳](即景):“空林暮景,疏梅瘦影,老樹秋蘆。倚闌干千古南樓興,到轉參橫。命仙客聯詩賦鼎,試佳人按曲歇笙,無心聽,寒江月明,鼓瑟瑟湘靈。”運用了“空、暮、疏、瘦、老、秋、寒”等字,可謂悲涼慘淡。喬吉[雙調折桂令](毗陵臨眺)中則有“窗影燈深,磷火青青,山鬼喑”的句子,冷消陰森,這些都反映了作者豪氣難伸、落拓江湖的消沉、凄愴的心境。還有一些作品抒寫了對古今變遷、人世滄桑的感慨,如張可久[雙調水仙子](西湖廢圃):“夕陽芳草廢歌臺,老樹寒鴉靜御街。神仙環佩今何在。荒巷生暮藹,嘆英雄白骨蒼芒。花已飄零去,山曾富貴來,信仰傷懷。”這里有對昔日的向往,對現實的傷感,對興衰難料的悵惘,對英雄豪杰和功名富貴難以久長的虛無意識,對歷史和人生的悲劇性思索,這一切都反映了作者孤獨寂寞的失落感。四、[雙調東南角]秋思元朝剝削加劇,社會不平等現象增多,一些文人對這些現象非常厭惡、憤慨,便寫出一些作品抒發自己心中的不滿,但大多數人矛頭還是不敢直對統治者,于是形成了一批厭世的作品。如馬致遠的套數[雙調夜行船](秋思)中有“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墻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體現出了作者厭世的思想,最后的[離亭宴煞]更是寫道:“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表示了對丑惡世態的厭惡。白樸的[喜春來](知幾):“知榮知辱牢緘口,誰是誰非暗點頭,詩書從里且淹留。閑袖手,貧煞也風流,”充滿了消極、厭世的情緒。張養浩的[水仙子]中也寫道:“黃金帶纏著憂患,紫羅裹著禍端,怎如俺藜杖藤冠。”張養浩曾經沉浮宦海,寫出這樣的句子更是直白了人的厭世思想。五、從認識的角度談文學內容是一切文學活動的專項目的,都是人們對于社會的關注元代文學作品直面社會、政治的比較少,但這并不能表明所有人都是安于現狀、消極避世,仍舊有一些文人寫出了一些對社會不滿,對統治者不滿的好作品。最著名的當然是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是作者在陜西救災時寫的,因而可以說是觸景生情,他指出了統治者你爭我奪,無論誰當皇帝,遭殃的始終是老百姓,表現出了作者深刻的認識能力。張可久也寫過一篇[賣花聲](懷古):“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避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死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也是指出了統治階級之間的爭戰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劉時中的[正宮端正好]是最為尖利的,“有錢的販米谷置田莊添生放,無錢的少過活分骨肉無承望;有錢的納寵妾買人口偏興旺,無錢的受饑餒填溝壑遭災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賣子家積喪”,直接提出社會重大問題,強烈譴責剝削階級。睢景臣的[高祖還鄉](尾):“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準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喚作漢高祖!”對皇權進行了大膽的否定和嘲弄,表現了對封建統治的極端憎恨的感情,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是前所未有的。總的看來,元代散曲中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熱情不是很高,很少看到古代文人那種由壯麗山河激發出來的英雄業績的聯想,對國家淪亡的悲憤,收復失地的決心,立功邊塞的愿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