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喧嘩的狂歡世界喧囂的世界以狂歡化理論解析睢景臣之《高祖還鄉》

《高祖歸昌》是元代散曲作家朱景臣的作品。鐘嗣成《錄鬼薄》言:“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唯公[哨遍]制作新奇,諸公皆出其下。”說的就是睢景臣。歷代對所謂的“制作新奇”皆有不同解,建國后的看法總脫不了鄭振鋒先生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的評說:“睢景臣的《高祖還鄉》,今存,確是一篇奇作。他借了村莊農人們的眼光,看出這位‘流氓皇帝’的裝模作樣的衣錦還鄉的可笑的情形來。真把劉邦挖苦透了。”然而筆者以為,睢景臣的“新奇”并不在于對皇權的諷刺。實際上,在整篇描述里,我們看不到赤裸裸、冷冰冰的“挖苦”。作者以戲謔的手法將莊嚴盛大的皇帝出巡儀式演化為一出混亂、粗鄙的民間鬧劇,以狂歡化手法——降格、狂歡化人物——鄉野村夫、狂歡化的笑構筑了一個戲謔的、笑鬧的、眾聲嘈雜的狂歡世界,而在這狂歡景觀之后隱含著作者對歷史的清醒把握。這才是景臣“新奇”之所在。一、金瓜錘的存在是上世紀形學意義上的反封建降格是狂歡化文學的主要藝術手法之一,即把一切高級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肉體層面、大地和身體的層面。換句話說,降格就是貶低化、世俗化。作為狂歡化藝術手法,降格的原型是狂歡節上的“加冕——脫冕”儀式,即給小丑或乞丐等人物穿上國王的衣服,授予他國王的權杖,然后辱罵之、毆打之,扒下他身上的帝王服裝、摘下冠冕、奪走他的權利象征物,讓他再次一無所有。在這個形象體系里,國王就是小丑。他是全民選出來的,然后在他的統治期過后,他又受到全民的嘲弄、辱罵和毆打。如果說人們一開始把小丑打扮成國王,那么現在當他的王國結束后,人們又給他換裝,再次“滑稽改變”成小丑模樣。《高祖還鄉》中對漢高祖劉邦的貶低化就是典型的脫冕儀式。首先是對皇權象征物的貶低。據《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漢高祖劉邦是在平定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亂后,“威加海內兮”而“歸故鄉”。此時的劉邦,正是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時候,其榮歸故里的儀式必定宏大隆重、莊嚴肅穆。然而他龐大的儀仗隊對于一個普通鄉民來說是陌生的,所以自動將其轉化為自己熟悉的事物。于是,鑾駕的旗仗隊就成了“一面旗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兔,一面旗紅曲連打著個畢月烏,一面旗雞學舞,一面旗狗生雙翅,一面旗蛇纏葫蘆”;器仗隊則是“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衛隊侍從不過是車前的“天曹判”,車后的“遞送夫”;還有迎駕的隊伍,沒有金盤玉盞,“王鄉老”便“執定瓦臺盤”,“趙忙郎”便“抱著酒葫蘆”,本應演奏莊嚴的雅樂,卻成了“瞎王留引定伙喬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可見,整個的歸鄉儀式從皇帝的儀仗到鄉民的接駕都被貶低成了一出鬧劇。這一系列的貶低化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上下易位。原本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讓人敬畏的、獨一無二的日月、龍鳳、飛虎,變成了活生生的、生氣勃勃的、隨處可見的、奔跑于地面的雞、狗、蛇、兔;金屬質地的、無生命的金瓜錘變成了鄉土的、來自大地的甜瓜苦瓜。在這種“上下易位”的過程中,神圣的、嚴肅地、盛氣凌人的王權淹沒于喧鬧的、日常的、生機勃勃的民眾生活中。這種“上下易位”體現了降格的地形學意義。上是天,下是大地/民眾,地也是吞納的因素和生育、再生的因素。貶低化就意味著靠攏埋葬和再生的大地。因而,具有雙重意味。睢景臣將不可一世的王權打入到豐盈的、充滿生機的民眾/大地之中,打破其固有的嚴肅性、神圣性、永恒性,不僅是對王權的否定和毀滅,更是希望高高在上的王權能夠在民眾的洗禮中得以重生。其次,是對皇帝本人的貶低。這一過程,同樣以鄉民的視角完成:“那大漢下的車,眾人施禮數。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眾鄉老展腳舒腰拜,那大漢挪身著手扶。猛可里抬頭覷,覷多時認得,險氣破我胸脯。你須身姓劉,您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耽幾盞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鋤。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麥無重數。換田契強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有甚胡突處,明標著冊歷,見放著文書。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準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這一段是鄉民認出劉邦后的心理活動,層層遞進,一步步展開對劉邦身世和品行的揭露。從身世上來說,劉邦同“我”一樣是個農夫,“喂牛切草,拽犋扶鋤”;從品行上來說,劉邦還不如“我”,采我的桑、借我的粟,還愛占小便宜,“換田契強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最后,“我”越來越理直氣壯,要劉邦立刻還我的錢,并且譏笑他,明明就是“劉三”,“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喚作漢高祖”!在鄉民的層層揭露下,劉邦脫去了皇帝的外衣,還原成了鄉野村夫的形象。加冕和脫冕是合二而一的雙重儀式。加冕之中,從一開始就透著脫冕的意味;脫冕預示著又一次加冕。然而在《高祖還鄉》中,我們似乎只看到了單一的脫冕儀式。實際上,加冕儀式隱含在作者對讀者的“期待視野”中。“期待視野”是接受美學的名詞,即我們在閱讀作品前,就已經具有一定主觀意向,從而決定了對作品的取舍、情感和評價。當讀者看到“高祖還鄉”時,就會結合自己過去所獲得的歷史知識,聯想到劉邦與項羽共同討伐秦王朝,最后在垓下之戰中,項羽敗北,劉邦稱雄中原,最終由一名無名小卒成就了帝王大業的故事,從而形成對作品的“前理解”。加達默爾認為,理解是現在視野和過去視野的融合的過程。當讀者的現在視野與過去視野融合的時候,關于漢高祖劉邦的完整的“加冕——脫冕”儀式就完成了。在加冕和脫冕儀式中,蘊含著狂歡式世界感受的核心精神即交替和變更的精神。睢景臣通過對劉邦的貶低化,嘲弄了高高在上的王權,但這種嘲弄不是具體的針對某一個封建王朝,不是針對劉邦,也不是暗指蒙古統治者,而是對一切處于高位的官方統治力量的嘲弄;這種嘲弄也不是憤怒的、充滿階級情緒的,而是溫和的、戲謔的,這是因為景臣站在“長遠時間”的角度,看出了在歷史時間中,一貫嚴肅、貌似永恒的王權的不穩定性、交替性、變更性;他還說明了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權勢和地位,都具有“令人發笑的相對性”。劉邦并非王族出生,然在亂世之中揭竿而起,最終稱雄中原;但不過一二百年的時間,漢王朝就灰飛湮滅了。任何的極權、霸權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出可笑的鬧劇罷了。二、《個人生活》中的“對民主權利”騙子、小丑和傻瓜是狂歡節上的主要人物,是狂歡儀式的主要承擔者、組織者,狂歡精神的主要體現者。他們不是日常意義上的怪人和愚者,也不是喜劇演員。“他們是特殊的生活形式的體現者”,以另類視角審視現實,以插科打諢的方式說出生活的真相。巴赫金認為,在所有高級的、嚴肅的、規范的語言里,都積淀了一種高調語言,充斥其間的是虛偽和謊言。作為揭露的力量而同它們相抗爭的是騙子清醒、風趣而狡黠的頭腦,是小丑諷刺模擬式的嘲弄,是傻瓜并無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這類人物無意于遵守現有的生活秩序,卻又不敢明目張膽地與之對抗,只能采用一種低姿態來與之周旋,最終的任務是戳穿人與人關系中任何成規、任何惡劣的虛偽的常規。(P354-362)這類人物從狂歡廣場進入文學作品后,或多或少都會有所變形。如騙子往往以城里的小幫工、僧侶、流浪漢等形象出現;傻瓜則往往演變成老實人、天真漢、農人等形象。《高祖還鄉》中故事的敘述者——無知鄉民正是傻瓜這一狂歡化人物的變體。可以說,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無知,首先表現在對官方世界秩序和規范的不理解。因為鄉村的閉塞,所以他沒有機會接觸到官方生活,也無法獲得相關的知識,這導致了他目光短淺、視野狹隘、少見多怪。所以,他從未聽說過什么車駕鑾輿,錯把月旗、日旗、鳳凰旗、飛虎旗和皤龍旗看成是什么白環套兔子、紅圈套烏鴉、雞學跳舞、狗生雙翅和蛇纏葫蘆,甚至將遠道而來的“天子”看成了帶有土匪氣質的“大漢”,在認出他的身份后竟然要他立刻“欠債還錢”。對于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來說,這位鄉民的無知、粗俗的描述、甚至他最后的憤怒都是可笑的。讀者自可嘲笑這位老農的見識短淺、不懂尊卑倫常。但在哈哈大笑之后,我們會發現正是這位集憨、倔、執于一身的鄉民的“狹隘”視野擴大了我們的“日常”視野。在讀到“高祖還鄉”這四個字后,讀者自然會按照常規聯想到盛大、莊嚴的儀式和皇帝威嚴的形象。但這位鄉民的描述將我們所熟悉的事物“陌生化”。這位鄉民的眼睛猶如一面哈哈鏡,“通過鄉民眼睛的‘折光’,劉邦威嚴隆重的盛況一下子都變了形,走了樣,失去了光彩。威鳳凜凜的皇家儀仗隊立刻成了玩耍的馬戲班”。他在“無意”中剝落了皇權神圣的光環,使我們領悟到皇權在嚴肅性的外衣下一無所有。這時,我們就會意識到,鄉民的“無知”并非純粹的愚笨、智力低下。相反,它是一種反面的智慧。這種智慧使他擺脫了官方社會的一切規范和約束,獲得了自由言說的權利。這種貌似愚蠢的智慧,將整個官方生活“倒了一個個”,看到了官方生活的反面。五十年代對《高祖還鄉》的解讀,有一部分聚焦于“鄉民”的階級身份。有人將他看作是富農,又有人認為他是地主。實際上,這位鄉民的真實身份并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只是一個虛構的、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形象。他的無知,一方面是真的不理解,另一方面則是一種形式面具,在面具之下,隱含著一種觀察生活的獨特視角。這是一種非官方的視角,代表著民眾的話語。話語作為一種權利,總是與行政權、經濟權、文化權一起被統治者所掌握。《高祖還鄉》中劉邦和他的儀仗隊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官方話語,而鄉民的所見、所言則體現了下層百姓的話語,它打破了統治階級官方話語和主流話語的霸權,傳達了民眾的心聲。同時,“無知”這一獨特視角還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效果,即笑。鄉民在揭穿皇權的面具、打破皇帝一貫的威嚴形象時,并沒有采用聲嘶力竭的指責,而是以酣暢淋漓的笑瓦解了帝王的神圣性。這里絕無一絲一毫的劍拔弩張,而是充滿了諧趣。這種笑正是狂歡化的笑的獨特魅力。三、第三,權利人的移轉之處與確定我的諷刺許多評論家都注意到了《高祖還鄉》中笑的力量。例如,陸錦平在《陌生與詼諧——睢景臣<高祖還鄉>探賞》中就指出:“《高祖還鄉》自始至終都洋溢著濃郁的詼諧氛圍,極具怪誕喜劇的諷刺效果。”但評論者大都以現代純諷刺性詼諧來理解《高祖還鄉》中的笑,認為“笑是一種鋒利的兩刃刀……(具有)諷刺笑聲的特殊質感:毀滅性的嘲弄、調侃。這種憤激的笑,如巖漿一樣地在字句下面奔突、流動。它使我們終于發出了輕蔑的笑”。實質上,《高》中的詼諧并非單一的否定性的、毀滅性的笑,不是冷冰冰的、惡意的諷刺。它既是譏笑的、冷嘲熱諷的,同時也是歡樂的、興奮的;它是包羅萬象的笑,不僅針對被嘲弄者,也針對嘲弄者自身。因而,這是民間節慶式的詼諧,是狂歡化的笑。《高祖還鄉》以無知鄉民為敘述者,以他的天真的不理解將日常世界改造成了一個新奇的、“陌生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他肆無忌憚地嘲弄一切人,一切事物。他的嘲弄首先指向了封建帝王。正是通過他的眼光,皇帝以及皇權的象征物才褪去了原有的光環,消解了其固有的嚴肅性、壓迫性。正是由于他的粗鄙的貶低、滑稽的憤怒,才使民眾在一貫懼怕的統治者面前肆無忌憚地笑出了聲。在一種親昵化的、隨便的氣氛中打碎了統治者裝模作樣的高姿態,將民眾從恐懼和盲從的境地中解放出來。關于這一點,前文已作了詳細地分析,這里不再累述。其次,他的嘲弄還指向了下層百姓,指出了他們的媚俗之處。在散曲一開始,這位鄉民就對村民們對這件“不尋俗”的差使的反應不屑一顧。本來就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還要拿著“瓦臺盤”、“酒葫蘆”濫竽充數;還換掉了平時的布衣短褂,帶著“新刷來的頭巾”,穿著“恰糨來的綢衫”,冒充是“大戶”;更可笑的是,“不長眼睛”的王留還領著一伙裝模作樣、稀奇古怪的男男女女,又是吹笛子又是擂鼓,還扭著不知名堂的舞步。在這位鄉民的描述下,我們甚至可以想象村民們臉上洋溢著怎樣迷惘而又諂媚的笑。這種表情正是在封建極權的長期壓迫下,下層民眾所慣有的表情。這些村民可能與作為敘述者的鄉民一樣,對這件“差使”不明就里,但卻慌里慌張、興高采烈地操辦起來。這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這件“差使”是社長挨家挨戶通知的,村民們一貫受社長管制,所以對他排遣的差使不敢有絲毫的掉以輕心;另一方面,可能社長告訴村民們要來的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大人物,雖然村民們并不知道這個“大人物”到底是誰,但既然是“大人物”,自然不敢怠慢。因此,在“那大漢下的車”,眾人頭都不敢抬,便“展腳舒腰拜”。若他們像那位鄉民一樣抬頭,必定也會認出“那大漢”不過是當年的劉三。敘述者鄉民通過對村民們行為、神態的描述,嘲弄了他們的盲從和媚俗。從鄉民對劉邦和村民們的嘲笑中,似乎能夠看到一個清醒的、冷眼旁觀的智者形象。實際上,鄉民對二者的嘲弄,并非出自清醒的自覺意識。這位鄉民并沒有強烈的階級意識。本質上,他依然是一個見識少、孤陋寡聞的鄉下老農。在他的嘲笑中,一方面透露出對他人的不屑一顧、瞧不起;另一方面,更有著自嘲的意味。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他對劉邦的嘲弄中。一方面,他揭露劉邦的身世和品行,指出他在“發跡”前不過是個“喂牛切草,拽犋扶鋤”的農夫;但在指出真相的同時,也包含著“大家都是農民,誰也不用裝腔作勢”的暗示。在“你與我一樣”的心態下,他奚落劉三,實際上也在嘲弄自己。他并非以高人一等的姿態指責、譏笑劉邦;并沒有在將統治者拉下高位的同時,自己一躍而為新的統治者。他只是以平等的身份對“大家都是農民”這一事實表現得不以為然。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對劉邦的貶低化完全沒有現代純諷刺性詼諧的那種尖酸和刻薄,而是充滿了歡樂和笑鬧,即使最后的憤怒,也被涂上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