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投資率影響因素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上有一種經濟模式，那基本上包括低消費和高投資。而投資率過高,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會帶來相當大的負作用,即帶來最終消費需求不足,使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效率低下,資本和資源消耗大,與可持續發展不相協調。本文通過運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建立和應用投資率理論模型,利用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數據,分析影響投資率高低的主要因素。一、以“mr”公式為標準的計算公式肖澤群、文建龍(2006)對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的投資率模型作了初步論證,這里在原來基礎上作進一步深化和實用化。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中,第Ⅰ部類產品是“進入生產消費的形式的商品”,其價值所表示的是社會投資的量,第Ⅱ部類產品是“進入個人消費的形式的商品”,其價值所表示的是社會消費的量(馬克思,1975)。但是,這里所指的消費量和投資量不是指相應部類產品增加值的總和,而是指相應部類最終產品價值的總和,即總產值。因此,應除去Ⅰc、Ⅱc中的中間產品,并假設Ⅰc、Ⅱc中計入增加值的部分(即固定資產折舊)分別為Ⅰθc、Ⅱθc(0<θ<1),其中增加值中的消費與投資比例(a)可以表示為:一般說來,消費率和投資率是相對一年計算的。為了分析問題的標準化,分析消費與投資的比例(a)也以一年為標準。假設第Ⅰ部類不變資本的年周轉次數為n11、可變資本的年周轉次數為n12,第Ⅱ部類不變資本的年周轉次數為n21、可變資本的年周轉次數為n22,則基年的消費與投資的比例(a0)為:第一年的消費與投資的比例為:魯從明(1998)根據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推導出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為:由此年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變為:又由于r=cv?m′=mv?p′=nm′r+1r=cv?m′=mv?p′=nm′r+1,則:假設年投資率為I′,年消費率為C′,則有:將(5)式代入(6)式得:由于對投資率的研究屬于宏觀研究,而目前的統計數據也沒有直接提供r、△v11/v01△v11/v01、n、θ等數據,為了與現有統計數據對接,可以假設基年的年勞動者報酬(V0)占國民收入(Q0)的比例為μ0,年利潤(P0)1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κ0,固定資產折舊(θ0n0c0)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η0,年轉移不變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π0,則:μ0=V0Q0?κ0=p0Q0?η0=θ0n0c0Q0=θ0π0μ0=V0Q0?κ0=p0Q0?η0=θ0n0c0Q0=θ0π02,μ0+κ0+η0=1;第Ⅰ部類假設年勞動者報酬(V01)占國民收入(Q01)的比例為μ01,年利潤(P01)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κ01,固定資產折舊(θ01n01c01)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η01,年轉移不變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π01,則:μ01+κ01+η01=1;假設第Ⅱ部類年勞動者報酬(V02)占國民收入(Q02)的比例為μ02,年利潤(P02)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κ02,固定資產折舊(θ02n02c02)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η02,年轉移不變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π02,則:μ02+κ02+η02=1。由此(7)式則變為:假設Q02/Q01=a0,η02/η01=b0,π02/π01=c0,且令Δπ1/π0=λ1Δπ1/π0=λ1,則(8)式變為:對(9)式求π0、λ1的導數,對(10)式求η0、b0、θ0的導數,對(11)式求μ0、κ0的導數,由于η0、μ0、κ0、θ0均大于零小于1,π0、a0、b0、c0均大于零,|λ1|＜1?1?a0+1a0b0+1η0＞0①|λ1|＜1?1-a0+1a0b0+1η0＞0①,可知:dI′1dη0＞0?dI′1dμ0＜0?dI′1dκ0＜0?dI′1dλ1＞0?dI′1dπ0＞0?dI′1dθ0＜0?dI′1db0＜0dΙ1′dη0＞0?dΙ1′dμ0＜0?dΙ1′dκ0＜0?dΙ1′dλ1＞0?dΙ1′dπ0＞0?dΙ1′dθ0＜0?dΙ1′db0＜0。所以,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I′1與基期的π、η成正相關,與同期的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λ)成正相關,與基期的θ、μ、κ、b成負相關。也就是說,投資率隨基期的年轉移不變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π)、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收入的比例(η)增加而升高,隨同期的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λ)增加而升高,隨基期的固定資產折舊占年轉移不變資本的比例(θ)、年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μ)、年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例(κ)、第Ⅱ部類固定資產折舊與第Ⅰ部類固定資產折舊之比(b)增加而降低。簡言之,投資率理論模型是從實體經濟的角度揭示了影響投資率大小的因素及其發展趨勢。這與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存在一些明顯差異。需求管理理論強調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以達到調整λ的目的。運用投資率理論模型,在短期內,調整λ也可運用需求管理理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不同的是,投資率理論模型還特別強調了π、η、μ、κ、θ、λ、a、b、c(r、n和p′)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即強調了投資率既與一個國家基期的收入分配格局(η、μ、κ)有關,也與該國基期的經濟結構(a、b、c、π、θ)相關,還與該國的同期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λ)相關。在收入分配方面,η值越大,相應地μ+κ值越小,則投資率越高;在經濟結構方面,b越小,則投資率越大;同期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λ)越大,投資率就越大。可見,調控投資率,既可以從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著手,又可以從調整經濟結構著手,還可以調控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因而調整投資率,僅僅運用需求管理理論有它的局限性,而投資率理論模型還可以通過運用相關政策來調整η、π、μ、κ、λ、θ、b(r、n和p′)等因素,以達到調整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目的。二、不同經濟運行條件對投資率的影響上述投資率理論模型揭示了投資率與η、π、μ、κ、θ、λ、a、b的關系,下面從中國和美國的實際經濟運行狀況分析這些因素對投資率大小的影響狀況。(一)中國的投資率模型經濟結構不同,反映在a、b、c上的值也不同。但由于現有的統計口徑難以同時計算出a、b、c的值,因此,可以假定a0=b0,則(9)式可簡化為:根據美國和中國相關年份提供的數據,可以分別求出相關年份的a0值,中國1992—2000年和美國1997—2004年的a0(表1中對應的平均值為A欄)平均值分別是1.502、4.411(詳見表1),從而可求出投資率的數學模型。其中美國的投資率模型為:I′1=1+λ11?0.2652η00.2485π0?16.5997λ1+1(13)Ι1′=1+λ11-0.2652η00.2485π0-16.5997λ1+1(13)中國的投資率模型為:I′1=1+λ11?0.1481η00.3003π0?6.1193λ1+1(14)Ι1′=1+λ11-0.1481η00.3003π0-6.1193λ1+1(14)從表1可知,中國的b值均小于美國的b值,這從經濟結構方面反映出中國第Ⅱ部類固定資產折舊與第Ⅰ部類固定資產折舊之比小于美國的這一比值,即中國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固定資產消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大于美國的這一比重。投資率與b負相關,這是導致中國投資率高于美國的一個主要因素。如果分別用(13)、(14)式計算美國2000年的投資率,則投資率分別為0.225和0.258,這說明在λ、η、π均相同的情況下,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即a0、b0、c0不同)中,其形成的投資率不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其形成的投資率更高,高于0.033。這主要是中國b值較小的緣故。2.1981—1991年的勞動者報酬占GNP的比例參見向書堅(2000)。3.表中美國(1+λ-I′)/I′、π0、θ0、λ、a0、b0、c0、X、Y、Z的平均值是1997—2003年這7年的平均值,中國的是1992—1999年這8年的平均值。中國1993、1994、1996、1998、1999年的π0、λ、θ0值是根據平均值計算而成。(二)投入產出的值與的關系表1中,美國1997—2004年間,整體上π值變化不大,而且有小幅上升,也有小幅下降,即λ值有正有負。中國1992—2000年間,π值整體上是上升的,即λ值均為正,這也就推動著中國π值不斷增大。但是,π值越大,說明在國民經濟中轉移的不變資本越大,消耗的勞動資料和原材料等越多,從而反映出投入產出效益越低,國民經濟發展成本就越高;同時,由于I′與π呈正相關,π值越大,投資率越高,從而使消費率越低。如表1,美國的π值在1997—2004年期間的平均值為0.939,中國在1992—2000年的π值平均為1.793,是美國的近2倍。假設λ1=0.0329,η=0.119,π=1.793,則分別代入(13)、(14)式,得投資率分別為0.394、0.393。如果λ1=0.0329,η=0.119,美國的π值換成其平均值(0.939)代入(13)式,則其投資率降為0.224。可見,π值是影響投資率大小的重要因素。中國π值大,不僅反映出中國增加值率很低,經濟發展成本高,而且說明π是導致中國投資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三)中美值變化的差異圖1中,μ值基本上呈現勞動者報酬隨著GDP增加而增加的發展趨勢,美國1929—2005年間這種變化趨勢較為明顯,且波動較小。但是,μ值的上升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上升,只能在u+η+κ=1的范圍內調整,如美國的μ值在1980年上升到0.601后,呈下降趨勢(詳見圖1)。由于I′與μ呈負相關,μ值這種提升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率的上升。中國μ值整體上小于美國μ值,且差距在0.035～0.2之間波動。假設1999年中國μ值由實際的0.524提高到美國的水平(0.576),κ值不變,中國2000年投資率則由原來的0.364降到0.254,降了11個百分點?？梢?中國μ值低是導致中國投資率高于美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四)中美值變化比較如圖2所示,美國1950—2005年間,η值基本上在0.113上下小幅波動,并呈現小幅上升態勢。中國1994—2003年間,η值呈快速上升趨勢,每年上升0.004。可見,η值基本上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而呈小幅上升的趨勢,但上升的空間相當小,如美國在1982年上升到0.134后,又接著下滑。中國在1994—2003年的η值均大于美國,而且兩者之間的差值呈加大趨勢,到2003年差值達到0.037。假設中國η值在1999年由原來的0.15降到美國的水平(0.119),中國2000年的投資率可由原來的0.364降為0.299。這不僅說明中國需要消耗比美國更多的固定資產才創造相同的κ和μ值,中國固定資產的使用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比美國更低,而且說明η這一因素是導致中國投資率高的重要因素。(五)企業規?；虍a業集中根據科斯的解釋,一個企業將擴大規模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個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交換的方法進行相同交易或者組織另一個企業的成本時為止。由于中間投入的產品就是指企業在公開市場上交換得來的,因而其比例高低可以從整體上反映企業的規模或產業集中度,所以,θ值可以從整體上反映企業規?；虍a業集中度。同時,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不斷發展,對企業規模的擴大或產業集中是一種負作用,即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會減緩企業規模的擴大或產業集中的程度。因而θ值還反映了產業集中和產業分工(或專業化)發展這兩種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θ值越低,中間投入的比例(π?η=(1?θ)ncQ)(π-η=(1-θ)ncQ)相應地就越高。而中間投入比例越高,反映的是企業外購的流動資產比重越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增加值率低,投入產出效益低,即經濟增長質量低。如表1,美國在1997—2004年θ值平均為0.129,中國在1992—2000年θ值平均為0.079。美國θ值明顯大于中國,是中國的1.6倍。根據(9)式,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θ值越低,投資率就越高。這也是推動中國投資率高企的一個因素?？梢?中國θ值低,不僅從整體上反映了中國的企業規?；虍a業集中度還很低,投入產出效益低,而且還是中國投資率高的一個因素。通過上述分析,投資率大小是由μ、η、κ、π、θ和λ、a、b、c等因素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因而,在短期內,政府既可以采取凱恩斯需求管理等多種手段,調整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λ),又可以調整經濟結構,影響π、θ、b的升降,還可以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影響η、μ、κ的升降,從而調控投資率的升降。三、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很明顯,上述結論都是以完善的市場機制為前提。市場機制不完善或缺失,可能會使其變化趨勢不明顯或者不復存在。因此,針對中國現狀,調控投資必然要從影響投資率大小的經濟結構因素、收入分配因素、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以及完善市場機制四大方面出發。目前,中國的宏觀調控著重從項目管理入手,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種管理辦法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是治標不治本之策,因為促使投資率高企的因素沒有根除。因而應根據上面的分析采取恰當的措施,才能取得實質成效。(一)降低中國的投資率將1999年中國相關數據代入(12)式,可得:2000年中國的投資率I′1=1+λ13.1133?9.0257λ1Ι1′=1+λ13.1133-9.0257λ1。由此可知,λ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拉動I′上升1.513個百分點。同時,影響投資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基年π值的大小。所以,要降低中國的投資率,最重要的手段是降低年轉移不變資本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和控制年轉移不變資本增長率,即降低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和中間投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及其增長速度。其中,降低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及其增長速度的途徑主要有:一是做好投資前期的科學決策,減少投資失誤;二是注重提高原有固定資產的使用效率,降低基本建設投資比例;三是規范各地招商引資優惠政策,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真正反映市場機制形成的價格,從而減少投資錯配,優化產業布局,避免區域產業結構趨同,最終達到提高固定資產使用效率,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的目的。降低中間投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及其增長速度的途徑主要有:一是鼓勵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利用先進技術,促進企業生產的降能節耗,減少中間投入,從而降低經濟發展成本;二是打破行政性壟斷,提高市場競爭程度,從而節約投入,提高產出效率;三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力度,使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從而推動企業節約投入,減少資本占用。(二)產業結構趨同,缺乏產業集中度不高。我國中小企業的產業,計由于θ與I′呈負相關,因而通過提高θ值可以降低投資率。我國θ值偏小,不僅說明我國產業集中度比較低,而且反映了我國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高,經濟增長質量低。我國產業集中度不高,主要表現為區域產業結構趨同,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大量企業存在規模不經濟,特別是適合于大規模生產的產業(如汽車、機械、石化、鋼鐵等)沒有適度集中,擁入了大量規模不經濟的中小企業,導致產業或企業中間投入比例過高,提高了交易成本。因此,一方面要采取鼓勵措施,提高適合于大規模生產的產業的集中度,減少中間投入;另一方面,打破“行政性壟斷”,依靠市場力量,提高產業集中度。(三)適當提高勞動者報酬,減少就業實際增長的比重,以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根據(11)式,只有通過降低η值來提高μ值,才能達到降低投資率的目的。如果只通過降低κ來提高μ值,這樣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不能達到降低投資率的目的。2003年,中國μ值為0.496,遠小于美國μ值(0.58),因而提高μ值的空間還較大,但降低η值的空間并不是很大,如2003年美國η值為0.122,中國η值為0.159,相差只有0.037,相應地通過這一途徑提高μ值的空間要小得多。因此,應采取相應措施提高勞動者報酬,促使企業家想方設法減少固定資產折舊在增加值中的比例,以保持利潤率不變或提高。一是應當通過逐步提高國有經濟、國家單位人員工資,打破居民收入份額過低的分配粘性,從而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應當逐步實現城鄉制度統一,清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限制,還農民以國民待遇,從根本上改變農業勞動者報酬相對于勞動貢獻過低的現象,并逐步提高各地最低工資水平,從而適當提高農民和貧困居民的收入水平。三是適當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一方面,繼續加大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提高城市貧困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社會保障制度非均衡發展的態勢。(四)固定資產消耗比例中國投資率高與b0值過小有關。b0值過小,說明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