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紀昀的身份與創作

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本文從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尋找章節，總結了一些抽象的觀點，然后得出了以下結論：明確的或保守的結論，簡單而有效，但解決問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對那些曾扮演過多種社會文化角色,生活閱歷豐富,思想較為復雜的作家來講,這種簡單化、缺乏深度的方法尤其要不得。面對像紀昀這樣一位既是朝廷重臣,又是著名學者,同時還有過小說創作經歷的歷史人物,很難對其小說觀的是非優劣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其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固然有些難以把握,但對研究者來說,未必不是一種學術誘惑和挑戰,它可以使研究者真正步入一位智者的心靈世界,聆聽來自歷史深處的那些并不和諧的原聲。紀昀有關小說的見解主要集中在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閱微草堂筆記》等著述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雖是官修之書、集體勞動的成果,但同時也可看成是一部個人的著述。在該書的撰寫過程中,以總纂官紀昀用力最勤,影響也最大。他本人在撰文時,常以作者口吻談及該書,其他人對此也多認可,比如《清史稿》一書就明確將該書的著作權歸之于紀昀:“昀學問淵通,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深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后世的研究者也多表示贊同:“(紀昀)任總纂時,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又撰全書總目、存書存目,幾至萬余種,皆一手所定。”(P25)另據孫楷第先生的仔細考察,該書子部當“出昀手”,“昀自稱撰斯書,實無不可”(P47)。盡管目前還不大清楚到底哪些篇目為紀昀本人所撰,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些不是出自他的手筆,其觀點應該也是得到他的基本認可的。因此,該書可以作為解讀紀昀文學觀的一種有效文本依據,從它對歷代小說的選擇評述中大體可見紀昀的小說觀。當然,書中也許會有官方立場和個人見解相出入的地方。但總的來看,該書基本上體現了紀昀個人的學術思想和文學觀念,它與《閱微草堂筆記》,一為學術著述,一為文學創作,兩相參照對觀,可以較為全面地反映紀昀對小說的種種見解。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體保守主義的做法,認為它無視通俗小說高度繁榮,取得巨大藝術成就的現實,排斥通俗小說,將小說嚴格限制在傳統目錄學的子部范圍內。這一批評有其道理。相比之下,明初所修《永樂大典》一書要開明和寬容得多,比如它在“話”字部收錄小說評話26卷,在其他韻目里還收錄了《薛仁貴征遼事略》、《夢斬涇河龍》等通俗小說,這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一概排斥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即使是已收入子部的那些小說,紀昀的評價也并不太高。他曾做詩自嘲:“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P567)認為小說稗官,“無關于著述”,而且“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只是因為這類作品“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才給予部分收錄,并進行有保留的肯定。此舉無疑是紀昀身為朝廷重臣、官方學術代言人的心態表露,自然也反映了朝廷在文藝方面的基本態度和立場,而這與清朝所實行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盡管清初的開國皇帝努爾哈赤、皇太極等十分喜愛小說,并將《三國演義》尊為政治、軍事教科書,命人翻譯成滿文,供滿族貴族、將領們參考學習②,但自滿清入主中原后,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清廷開始實行十分嚴厲的文化高壓政策,對文學藝術的發展進行自覺主動的干預,小說的創作自然也不例外,這在雍正、乾隆兩朝表現得尤為明顯。對通俗小說的查禁可以說是有清一代的一項基本國策,身為朝廷重臣的紀昀對此文化政策自然是十分了解,即使他愿意給通俗小說一席之地,但也絕無膽量像《永樂大典》那樣將評話小說收進《四庫全書》,公然違抗朝廷的文化政策,冒犯乾隆皇帝。可以說,這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情。事實上,他連唐傳奇、《聊齋志異》這樣藝術品位很高的文言小說都未能收錄,虛多實少、鄙詞俚語的通俗小說就更不用說了。特殊的文化角色和身份使他無法不認同和服從官方的文化政策,并將其內化為個人的學術意識。事實上,作為《四庫全書》總纂官的紀昀和廟堂之外的紀昀對小說的見解是不盡一致的,從其對小說《燕丹子》的態度便可看出這一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凡例中,他說:“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一無可取,如《燕丹子》……之類,經圣鑒洞濁其妄者,則亦斥而存目,不使濫登。”在《燕丹子》條目下亦云:“多鄙誕不可信,殊無足采,謹仰遵圣訓,附存其目。”這可謂是仰遵圣訓,照章辦事。但私下里,紀昀本人還是很喜愛這篇小說的。據孫星衍云:“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P1)對此,余嘉錫先生有精辟的論析:“紀曉嵐于修四庫書時既斥其書不錄,而乃私自抄存,復以其本授人,則知其于此書亦所甚愛。蓋雖職為總纂,而于去取群書之際,有為高宗御題詩文所壓,不能盡行其志者矣。”③再者,從《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來看,紀昀對古代小說包括那些通俗小說如《西游記》、《三國演義》等還是十分熟悉的,屢屢提及。盡管紀昀確實有不能盡行其志的苦衷,但他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所表達的學術見解應該說大體上還是反映了其真實想法,扮演不同的社會文化角色,身處不同的位置,對小說的看法自然也就會有所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背離。但不管怎樣,它們都是紀昀的真實想法。只有認識到這種不一致性或自相矛盾處,才能更為全面、更為真實地體察紀昀的小說觀念。顯然,對古代通俗小說的歧視和排斥并不是紀昀個人的創見,它是中國古代正統文人的普遍認識。撇開價值觀念、文化立場等因素不談,從對收入子部的那些小說作品的取舍、評述中,又可看出紀昀小說觀的另一面。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他將代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最高成就的唐傳奇及其后代的同類作品統統拒之于小說門外,僅在存目中收錄《飛燕外傳》、《大業拾遺記》、《涌山記》、《迷樓記》、《開河記》等少數幾種傳奇作品,同時還指出它們不符合小說的體例,認為這些作品是“流俗偽作”,“近于委巷之傳奇,同出依托,不足道也”。這里紀昀又是以一個學者的眼光從史學、目錄學的角度來審視小說的,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劉知幾《史通》等著述對小說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它們都是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言語間,含有一種鄙視的態度在。這種史學、目錄學角度的審視使紀昀對小說特質及其功能的認識不僅與現代人的小說觀念相去甚遠,而且與前代及同時代其他一些學者對小說的見解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早在宋代,洪邁就稱贊唐人小說“小小情事,凄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P21)明人謝肇淛更是明確指出:“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P31)但紀昀偏偏要“問其有無”,強調稗官小說的真實性,并將其作為區分小說與其他文類、品評小說價值高下的一個主要標準。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紀昀正是據此標準進行具體操作的。在該書中,他對小說重新進行了一番細致的歸納分類,將原先隸屬于地理、起居注類的《山海經》、《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穆天子傳》等著述統統歸入小說類,同時又將一批原先隸于史部雜史類的著作如《朝野僉載》、《唐國史補》、《大唐新語》、《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大唐傳載》等也歸入小說類。這些著述今人也多視為小說,進行文學方面的研究,與紀昀的分類形成一種巧合,但兩者的著眼點是有根本區別的。同時還要看到,紀昀的這種劃分是含有較為明顯的價值評判色彩的。將上述作品歸入小說類,意味著一種貶退,因為它們不夠真實,不合史書體例,只好將其貶入小說類中。如其論《大唐新語》所云:“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退置”二字明顯含有貶抑之意。這樣,小說一類仿佛成了一座內容龐雜的收容所,凡不合史書體例的著述紛紛被“退置”到這里。這種嚴苛的眼光、森嚴的體例使許多現代人尤為看重的虛構想像之作拒于門外。曾有研究者精辟地指出這種小說觀與現代文學觀念的巨大反差:“《四庫全書總目》所區分的小說家三派四種目錄,隱藏著內在的價值順序,其順序是由文化——文學結構核心部分向邊緣地帶擴散的。從現代小說觀念看來,它這種小說價值順序基本上倒置的。”(P26)堅持實錄原則,強調內容的真實性,是紀昀從史學、目錄學角度審視小說的必然結果,基于這一立場,他反對憑空想像和主觀臆造。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他稱那些富有原創性的傳奇類小說“誣謾失意,妖妄熒聽”,“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評價非常之低,近乎指責。比如他對《飛燕外傳》的寫法頗有微詞:“閨幃媟褻之狀,嬺雖親狎,無目擊理,即萬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為通德縷陳理。”言必有據,崇質尚樸,反對想像和虛構,這既是紀昀作為一名學者對小說的要求,同時也是他作為一位小說作家的自覺審美追求。他曾經明確表示,自己的創作“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P562)其《閱微草堂筆記》自然也就“尚質黜華,追蹤晉宋”,“與《聊齋》之取法傳奇者途徑自殊”。(P184)小說史研究者在談及這一點時,多喜歡引述紀昀對《聊齋志異》的評價,他認為“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P472)盡管不少研究者站在蒲松齡一方,對紀昀持批評態度,但對這一問題僅作是非高下、進步和保守的評判是不夠的,因為它應該說是一個創作旨趣、美學品格方面的問題。紀昀與蒲松齡生活經歷、社會地位、知識背景、個人追求迥然不同,其小說創作自然也就各有師法,面貌各異了。結合紀昀的創作實際來看,其《閱微草堂筆記》“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P184),實際上也未能完全避開想像和虛構之筆,與其個人的創作主張是矛盾的。這樣,紀昀實際上已陷入了一種觀念與創作脫節背離的兩難境地。事實上,迫于小說創作發展的實際情況,紀昀在嚴守門法體例的同時,還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寬容和變通。如其論《世說新語》:“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擬不于倫,未為通論。”在論及《睽車志》時,他又重申了這一思想:“小說家言,自古如是,不能盡繩以史傳,取其勉人為善之大旨可矣。”顯然,這種見解與紀昀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收錄小說的具體做法形成了矛盾,而正是這種矛盾十分真實形象地反映了紀昀對待小說的困惑和兩難境地。研究者多提及紀昀對《聊齋志異》一書的微詞,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還表達過如下的見解:“幽期密約,必無人在旁,是誰見之?兩王斷無自言理,又何以聞之?然其事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虛烏有視之。”顯然,在接觸到具體創作實際時,他又不得不認同那種合乎情理邏輯的虛構和想像,這畢竟與那種隔岸觀火、純粹出于學理的觀照不同,因為畢竟他也有小說創作的體驗,也屢屢談鬼論神,深知其中的玄奧。如其評《觚剩》所云:“琇本好為儷偶之詞,故敘述是編幽艷凄動,有唐人小說之遺,然往往點綴敷衍,以成佳話,不能盡核其實也。”又對點綴敷衍之筆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寬容。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紀昀還多次表示:“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偽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仔細考察紀昀的小說觀可以看出,他始終徘徊游移于矛盾的兩極,并非開明、迂腐等詞匯所能概括,正如楊義先生所說的,他“陷入開明的迂腐和困惑的固執的文化怪圈”(P496)。身處不同的社會境況、采用不同的觀照角度,對同一對象自會有不同的認識,紀昀社會文化角色和個人閱歷的豐富復雜使他的小說觀念顯得多元而復雜,充滿矛盾,很難以一個準確的詞語來概括它,下一個簡單明了的結論。《閱微草堂筆記》陸續寫成刊行后,一時風行,當時許多人在評價該書時,多強調其勸戒教化的一面,如盛時彥稱其“大旨要歸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P586),鄭開禧稱其“大旨悉歸勸懲”(P586),俞鴻漸也稱其“專為勸懲起見”(P576)。紀昀本人也認可這一點:“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風教。”毫無疑問,紀昀對小說的教化勸戒作用是最為關注的,其小說創作不惜自破體例,屢屢談鬼論狐,也即是為此,所謂神道設教,如其本人所言:“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于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P358)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是他對小說價值功能認識的全部,在他看來,小說的價值和功能應該是多元的,這顯然與他對小說的多角度審視有關,因而這也使他的小說觀念更為全面深刻,在某些方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學者。紀昀認為,小說總的功能在于“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他對元人楊瑀的《山居新語》評價甚高,從中可見其評價小說總的標準和原則:“其書皆記所見聞,多參以神怪之事,蓋小說家言,然如記處州砂糖竹箭……則有關于民事;記敕令格式四者之別,……則有資于典故;記朱夫人、陳才人之殉節……則有裨于風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資勸戒者頗多。至于辨正薩都刺《元宮詞》……則亦頗有助于考證。”以下稍作分析。是否“寓勸戒”,是否“有裨于風教”,這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評價小說時首先要關注的。這種重教化的小說觀歷來是居主流地位的正統文學觀念。比如早在漢代,桓譚就認為:“若其小說家……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M)班固也認同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的看法,并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P163)。對小說教化功能的強調,既是紀昀等正統文人強烈社會責任感在文學藝術領域的一種體現,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們提高小說品格和價值的一種努力。紀昀在品評小說時,對這一問題是毫不含糊的。有的小說作品,如果旨在勸善,即使有其他一些缺點,在他看來也是可以寬諒的。如其評宋人岳珂所撰《桯史》,認為該書“多俳優詼謔之詞”,“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穢其書”,但他同時又作了肯定:“大旨主于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一部作品如果無關風教,就會受到無情的否定。如其對唐人牛僧孺《幽怪錄》的評價:“今僅殘篇數頁,并不成卷矣。然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再如其對明人陳邦俊《廣諧史》的評價:“無益文章,徒煩楮墨,搜羅雖富,亦難免于疊床架屋之譏矣。”對小說教化功能的過分強調,自然也就弱化和消解了其娛樂消閑的另一功能。紀昀在創作《閱微草堂筆記》時也努力貫徹了這一原則,其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不安于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即與晉宋志怪精神,自然違隔;且末流加厲,易墮為報應因果之談也。”(P184)“資考證”是紀昀從史學、目錄學角度對小說價值功能的一種體認。既然將小說筆記定位為正史之余,自然會強調其補正史之不足、資考證的特殊文化功能。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評述小說時,屢屢采用以小說證史的辦法。如其評唐人袁郊《甘澤謠》所云:“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于書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偽注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為無益之談矣。”這種以小說證史的方法注重挖掘小說的史料價值,可以說是解讀小說的一種思路,后人將其稱之為文史互證法,但不可否認,它同時也忽視了由想像和虛構所帶來的審美娛樂功能。所以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指責:“鄙誕不可信,殊無足采”,“其言皆荒誕不足信”,“其說荒唐,殆不足辨”。這種史家眼光解讀小說的做法古已有之,但在乾嘉時期特盛,這顯然與當時的學術風氣有密切關系。《四庫全書》編纂的時間,正值漢學興起,考據之風盛行,其編纂者中匯集了許多精于版本、目錄之學,在學術上頗有建樹的大學者,如紀昀、戴震、邵晉涵、朱筠、王念孫等。特殊的治學旨趣和學術眼光使紀昀等人對小說的作者、版本、源流等問題進行了十分精細的梳理和考辨,成績斐然,同時也使他們以史家的眼光來審視小說,關注小說的史料價值和資考證功能。這種做法充分發揮了小說的史學功能,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了小說地位的作用,自有其合理可采處,但在現代人看來,由于忽視了小說的文學本質特性,使小說淪為史學的附庸,這實際上是在降低小說本身的價值。當然,古今隔殊,不能以現代人的標準來要求古人。“廣見聞”也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取舍品評小說的一個重要標準。如其論《神異經》所云:“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流傳既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