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信息的信息傳播與意見公開表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進步，以網絡和手機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和普及。它們的推廣與普及改變了我國的媒介矩陣,使我國的媒介環境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形成一個迥然有別于以往的新的媒介環境。(1)在這個新的媒介環境里,社會公共信息的傳播和人們意見的公開表達發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從而導致社會輿論的生成和存在狀態發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變化。數字媒體使社會公共事務傳播更加便捷化傳播主體的大眾化。在過去那種傳統媒介壟斷的媒介環境里,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大眾傳播,主要由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傳播,是一種從上到下、點對多的傳播,是大眾傳媒組織及少數精英對社會大眾的傳播,傳播主體主要是職業化的大眾傳媒組織及其專業化的傳播者等,傳播主體有限。而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除了少數被大眾傳媒所選中的對象能夠通過大眾傳媒公開表達外,絕大多數人要么被大眾傳媒所“代表”了,要么被忽略了,成為“失語者”。因此,能夠通過大眾傳媒公開發表意見的是極少數能夠接近大眾傳媒的人,“沉默的是大多數”。而在當今的新媒介環境中,互聯網和手機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個便捷的傳播平臺,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傳播信息和公開表達意見,打破了過去由大眾傳媒組織及其專業化傳播者對大眾傳播的壟斷。數字技術使社會大眾可以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打破了以往專業傳播者對新聞來源的優先權和壟斷權。他們可以同專業傳播者一樣直接地獲得新聞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并通過新媒體向社會大眾進行報道、解釋與評論。同樣,只要能用手機或個人電腦聯上互聯網,社會大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就可以隨時隨地上傳到網絡上,公開發表。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傳播和對其意見的公開表達,除了大眾傳媒組織及其專業化的傳播者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網眾”,傳播主體前所未有地多樣化、大眾化了。傳播渠道的便捷化。在過去傳統媒體一統天下的媒體環境里,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大眾傳播渠道和人們對其意見的公開表達渠道、傳播渠道非常有限,絕大多數人只是被動的受傳者,只能充當“他說你聽”的角色,即使是有幸被大眾傳媒所選中的人,其意見也要經過大眾傳媒的層層選擇、審核和修改。而在當今新媒介環境里,除了傳統媒體外,一些新興媒體為社會大眾傳播社會公共事務的信息和公開表達意見開拓了全新的、便捷的傳播渠道。特別是互聯網為社會大眾創造了更多、更便捷的信息發布平臺和意見表達渠道,而且還在根據社會大眾傳播信息和表達意見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傳播平臺和渠道。手機與互聯網的無線聯網,更使社會大眾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人”傳播信息,發表意見。傳播內容的海量化。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一起構建的新媒介環境里,傳播主體大眾化了,傳播者不但有傳統媒體、新媒體組織及其專業化的傳播者,還有生活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行各業的千千萬萬的大眾;傳播渠道便捷化了,人們只要用手機或個人電腦聯上互聯網,就可以隨時隨地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上傳到互聯網上發表。而且相比傳統媒體,互聯網的內容容量更是要用海量來形容。與在過去的媒介環境里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可以很方便地對有限的大眾傳媒組織、傳播者和傳播渠道進行控制不同,在新媒介環境里,由于傳播者大眾化和傳播渠道便捷化,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想對社會公共事務信息傳播和人們意見的公開表達進行完全控制的難度加大。輿論構成復雜輿論生成前所未有的活躍。輿論的生成取決于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大眾傳播,人們能夠獲知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信息;二是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看法和意見能夠公開表達。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傳播越多,越全面,越及時,越廣泛,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的公開表達越便捷,越容易,輿論就越容易生成,輿論也就越活躍。反之,如果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傳播量少,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的公開表達越不容易,輿論生成就越難,就越不活躍。在過去傳統媒體所主導的媒介環境里,傳播者和傳播渠道都非常有限,大眾傳播是一種封閉的組織化傳播,且易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的影響和控制,因此對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傳播是有限的,而大眾傳媒對人們意見的直接傳播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輿論生成相對不活躍。而在當今新媒介環境里,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大眾傳播和人們意見的公開表達具有傳播主體大眾化、傳播渠道便捷化和傳播內容海量化的特點,生活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行各業的社會大眾都可以將自己所見所聞的社會公共事務信息通過新媒體進行傳播,人們能夠獲知的社會公共事務的信息前所未有地豐富、及時、多樣,而且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的公開表達前所未有地便捷、容易,因而輿論的生成前所未有的活躍。輿論構成前所未有的復雜。在過去傳統媒體壟斷的媒介環境里,傳播渠道少、傳播者有限,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勢力對其控制相對容易,而大眾傳媒組織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的影響和控制下,也會對所傳播內容加以選擇和把關。因此,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信息和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的傳播常常是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所形成的輿論也常常是比較單純的,甚至會呈現“輿論一律”現象。而在當今新媒介環境里,傳播主體大眾化,傳播渠道便捷化,傳播內容海量化,人們可以很方便地傳播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發表對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這就使得輿論構成漸趨復雜。例如,2012年10月9日,云南《都市時報》原本要推出《福建“表叔廳長”來了》報道“福建省交通廳廳長李德金手戴5萬雷達鑲鉆手表,腰系15000元的愛馬仕腰帶”的新聞,但在外界干預下,幾十萬份報紙在已經印刷好的情況下于當天凌晨銷毀,使新聞不能見報。雖然如此,但《都市時報》總編輯卻在當日早晨通過微博披露了此新聞,使該新聞在網上迅速傳播,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2)網絡傳媒組織要對大眾上傳的內容進行全面過濾和有效把關也非常困難。這樣就導致一方面在新媒介環境中,通過大眾傳媒傳播的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豐富多樣,可能既有有利于樹立政府形象的正面信息,也有損害政府形象的負面信息,如決策失誤、官員貪腐等;可能既有真實的信息,也有可能夸大其詞,甚至完全是捕風捉影的虛假信息等。另一方面通過大眾傳媒(主要是手機和互聯網)傳播的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也會多種多樣,可能既有理性的建議,也可能有情緒化的宣泄。因此,從過去傳統媒體壟斷的舊媒介環境進入到當今手機、互聯網等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共同營造的新媒介環境,就輿論構成來看,它前所未有地復雜化了,由過去的“輿論一律”進入了現今的“多音爭鳴”“眾聲喧嘩”“多元博弈”。輿論監督前所未有的廣泛深入。在網絡、手機和傳統媒體所共同構建的新媒介環境里,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大眾傳播和人們意見的公開表達,具有傳播主體大眾化,傳播渠道便捷化和傳播內容海量化等鮮明特征,從而帶來了輿論監督前所未有的廣泛深入。首先,在新媒介環境里,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傳播量,特別是有關政府及其官員的負面信息的傳播量遠遠超過過去傳統媒體的專業記者所能報道的面和量,因此,使輿論監督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其次,在新媒介環境中,由于有關社會公共事務信息的傳播主體不但有專業化的傳播者,還有廣大網民,而廣大網民生活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和各行各業,對社會的了解相比傳統媒體數量有限的專業化傳播者更深,能挖掘出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埋藏很深的腐敗分子,從而使輿論監督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總之,從過去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一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