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丑角,英雄的英雄歷史的小丑怎樣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重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多諾萬的霧月》是馬克思在1851年12月18日至1852年3月所著的一部名著，作者總結了法國1848年的革命經驗。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深刻地分析了1848年2月一1851年12月的法國歷史進程,敘述了這一歷史過程的內在聯系,指出路易·波拿巴政變是法國1848年2月開始的革命沿下降線發展的必然歸宿。他對“政變”的分析既區別于只把這一事件看成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從而不自覺地把這個丑角描寫成了偉人;又區別于為了說明“政變”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從而變成了不自覺地替這個丑角作歷史的辯護。馬克思在為該書寫的第二版序言里明確指出:“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99頁。以下引文凡出自《霧月十八日》的只注頁碼)。那么法國階級斗爭究竟造成了哪些條件和局勢以及波拿巴如何施展陰謀伎倆,使得一個歷史的小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呢?一反資本斗爭:鞏固和發展資產階級的地位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遭鎮壓,掌權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反動是法國政局迅速逆轉和革命沿下降線發展的關鍵和主要標志,也是波拿巴政變得逞的跳板。1848年初,由于歐洲大陸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法國首先爆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次革命同十八世紀末的大革命相比具有自己的特點。一方面人民大眾和封建勢力的矛盾尚未徹底解決;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二月革命正是在巴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積極投入斗爭的情況下,才推翻了代表金融貴族統治的七月王朝,建立了以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資產階級共和派為主又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兩名工人代表參加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工人們的武力威脅下,臨時政府被迫宣布法國為共和國。對于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抱著許多幻想。他們稱之為社會共和國,要求成立專門的勞動部,組織勞動,保證工人能以勞動維持生存。工人們以為可以在資產階級旁邊捍衛自己的利益,能夠與資產階級并肩求得自己的解放。然而事實證明他們錯了,他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認識,對自己在二月革命中的同盟者的認識錯了。二月革命和二月共和國的任務在于進一步掃除封建殘余勢力,使資產階級確立更加全面和完備的統治,使一切有產階級都能同等地獲得參政的機會。二月革命使無產階級得到的“只是為本身革命解放進行斗爭的基地,而決不是這種解放本身。”(400頁)但是,無產階級產生這樣的錯覺不是偶然的。因為,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法國工業并不發達,在國民生產中不占支配地位。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是受大工業的發展所制約的,只有在大工業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它才能獲得廣大的全國規模的存在地位。法國無產階級雖然在巴黎有相當的力量和影響,但在法國其他各地它幾乎完全消失在占壓倒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所以,現代形式的反資本斗爭,即工業無產階級反對工廠主的斗爭,在法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二月事變之后廣泛存在的是農民反對高利貸和抵押制的斗爭,小資產階級反對大商人、銀行家和工業巨頭的反破產的斗爭。同時,二月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還剛剛誕生,還未能在法國廣泛傳播,法國無產階級主要是受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派別的思想影響。路易·勃朗的階級調和論和蒲魯東主義在工人中占主導地位。這表明當時法國無產階級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還不是一個成熟的階級。它還沒有能力左右當時的政治局勢,更沒有條件建立自己的統治以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使自己獲得解放。但是,二月革命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尤其是以武力強迫臨時政府宣布法國為共和國更使它以獨立政黨的姿態走上了歷史舞臺,這就給掌權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造成了威脅。同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提出種種社會改革要求,盡管還十分模糊,但卻是針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它勢必動搖資產階級國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信用是以確信全套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整個資產階級制度仍舊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為基礎的”。(405頁)所以,資產階級意識到,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和恢復信用,首先必須把無產階級打下去。二月時期還沒有結束,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于在它眼前展開的偉大前途并且認真地埋頭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過來,并獲得了不覺悟的農民和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支持。資產階級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后,決定要以武力來擺脫共和國曾經對無產階級所作的讓步。他們用改組政府,排除工人代表;否決設立專門勞動部的提案;解散盧森堡委員會;關閉國家工廠,把失業工人趕到邊遠省份去做苦工等手段,百般向工人挑釁,迫使無產階級不得不于1848年6月以大規模的起義來回答資產階級的壓迫。資產階級以數倍于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殘酷鎮壓了巴黎工人六月起義,把二月革命中斗爭最堅決的力量趕下了民主斗爭的舞臺。鎮壓巴黎工人六月起義之后,“由于眼前經常站立著一個遍體麟傷、不可調和與不可戰勝的敵人”,(417)使資產階級的統治“立刻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恐怖統治”。(同上)屠殺巴黎工人的劊子手卡芬雅克被任命為國家行政首腦,資產階級共和派右翼控制了整個政權,各地的國家工廠全部被解散;政治團體和革命報刊均遭封閉;工人的工作日從十小時延長至十二小時;延期償付債務的規定被廢除;四十五生丁稅正式施行。六月起義遭鎮壓以及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反動,不僅摧殘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元氣,而且使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處于孤立境地,使整個局勢迅速發生了有利于保皇勢力的逆轉。二月革命后,工業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在推翻七月王朝之后掌握政權,靠的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支持。然而在它掌權不到半年時間里,實施了既有利于大資產階級的財政稅收政策(這一政策迫使小資產階級破產和加重農民負擔),又殘酷鎮壓無產階級,打擊民主力量,這樣不僅動搖了它自己的統治,并且為保皇勢力的重新抬頭準備了最適宜的政治氣候。1848年12月,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人的慘敗和波拿巴的當選是形勢逆轉的最好說明。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當選的原因時指出:“1848年12月10日是農民起義的日子。”“共和國以一個收稅人的姿態向這個階級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這個階級則以一個皇帝的姿態向共和國表明了自己的存在。”(429頁)這充分反映了法國農民對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失望和怨恨以及對拿破侖第一帝國的留戀。對無產階級說來,選舉波拿巴就意味著撤換卡芬雅克,擊敗資產階級共和派,推翻他們對工人的六月勝利;對小資產階級說來,選舉波拿巴意味著債務人統治債權人,是對自己小店鋪被搞垮,自己瀕臨破產的報復;對于大資產階級中的多數說來,選舉波拿巴意味著跟他們曾經不得不暫時利用來對付革命的那個集團的決裂,波拿巴代替卡芬雅克意味著君主國代替共和國,是王朝復辟的開端,是恢復君主制的一個跳板;最后,軍隊選舉波拿巴,就是反對別動隊,就是希望重新恢復拿破侖時代的戰功和榮譽。由此可見,所有這些階級和集團投票選舉波拿巴并不表明他們真正擁護波拿巴,而是為了表明他們反對共和派,波拿巴的當選在他們各自的心目中體現某種象征和希望。因此,馬克思說:“法國一個最平庸的人獲得了多方面的意義。正因為他沒有任何意義,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430頁)波拿巴就任總統之后,為了籠絡保皇黨人,他任命君主派分子奧第隆·巴羅組織內閣。這個內閣是代表大地主的正統派和代表金融巨頭、大工業家的奧爾良派聯合起來的“秩序黨”內閣,由它來充當從資產階級共和國轉向君主國的過渡橋梁。隨著巴羅內閣的組成,國家政權的一切重要職位,警察總局、郵政總局、總檢察署、巴黎市政廳都落到了君主派的走卒手中。正統主義者尚加爾涅一身兼掌塞納省國民自衛軍、別動隊及正規軍第一師的指揮大權;奧爾良黨人畢若被任命為阿爾卑斯軍團司令。這樣,波拿巴聯合君主派執掌了國家軍政大權,資產階級共和派已經無力阻擋君主派勢力的卷土重來,從此政權日益轉入政治上更加反動的集團手里,波拿巴政變正是1848年法國革命沿下降線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局。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資產階級拋棄“民主制”采取獨裁統治,這是波拿巴政變的根本原因。保皇勢力在徹底擊敗資產階級共和派、奪得行政、立法大權、以及鎮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后,他們內部的斗爭就開始公開化了。三股保皇勢力明爭暗斗勢不兩立。斗爭的焦點是由哪個君主派來恢復王政。正統派擁護波旁王朝復辟;奧爾良派希望恢復七月王朝,而波拿巴則力圖實現自己稱帝的野心。秩序黨人控制的國民議會作為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利益的代表者,它力圖削弱和干預行政權力,使之受制于國民議會。并且在斗爭之初,它既掌握內閣,控制軍隊,又擁有自己獨立的議會多數(立法大權)。馬克思說:“從來還沒有一個政黨擁有這樣強有力的手段和在這樣良好的征兆下開始斗爭。”(627頁)然而事變的進程卻完全相反。議會制共和國的三年統治,不僅根本破壞了自己議會權力存在的條件,而且為波拿巴政變作好了一切準備。資產階級建國初期,以及在通常的情況下,一般采用“議會民主”的統治形式,使資產階級專政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借以掩蓋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同時也有利于協調資產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利益。但是隨著階級矛盾的尖銳,資產階級必將日益減弱民主色彩,甚至根本拋棄“民主制”而采取獨載的統治體制。這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演變的一個普遍規律。法國自1815年波旁王朝復辟至三十年代初開始的七月王朝統治,由于政治腐敗和殘酷剝削,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三十年代曾爆發過兩次工人起義。進入四十年代,經濟危機帶來的失業現象日益嚴重,物價不斷上漲,投機活動猖獗,小業主瀕于破產,農民負債日益加重,這樣就激起工人和貧苦農民不斷起來斗爭。二月革命沒有也不可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而資產階級共和派在鎮壓六月起義之后,實行了一系列反動措施,力圖奪回勞動人民經過二月斗爭所爭得的民主權利。隨后的秩序黨議會制共和國更是一再頒布鎮壓法令,任何民主活動都遭禁止,一切出版物都需經過政府的嚴格審查。并且以恢復葡萄酒稅加緊壓榨群眾,以廢除無神論教育法加強精神統治。這樣就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面對尖銳的矛盾和動蕩的局勢,秩序黨議會為了加強鎮壓,不得不一再授予行政以強制性權力,這就相應地加強了波拿巴的權勢。由于害怕同行政權力的激烈斗爭會引起“國民的發動”,議會不得不容忍波拿巴肆意侵犯自己的特權和擴展他個人的勢力。為了排除議會里的民主力量,它制造事端打擊山岳黨議員,甚至允許行政擅自拘禁和逮捕議員,這就大大損害了議會本身的威望。它指責為保護憲法而舉行的示威是圖謀顛覆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行動,這樣就剝奪了自己在遭到行政權力違憲侵犯時訴諸起義的權利。由于每次選舉中民主勢力的抬頭,議會眼看自己精神統治權力日益薄弱,決定廢除普選權,從根本上剝奪群眾干預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這樣也就徹底毀壞了自己立足的法律基礎,表明它是一個階級的篡權議會。可見,秩序黨議會制共和國的三年統治,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剝削弱議會權力和強化行政權力的過程。波拿巴政治嗅覺十分靈敏,他摸透了秩序黨人的脾氣,也看透了他們的弱點,他感到形勢越來越變得對他有利。他不放過一次機會來加強自己的權力,擴大自己的影響。1849年11月,不經議會討論,他公然罷免巴羅內閣,把行政大權奪到自己手里。1851年1月,他又不顧議會極力反對撤銷秩序黨將軍尚加爾涅的軍職,把軍權抓到自己手里。至此,軍政要職全都掌握在波拿巴的黨羽手中。正當議會在同行政的斗爭中節節敗退,波拿巴步步進逼的時刻,秩序黨人又失去了自己獨立的議會多數,并為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所拋棄。一部分秩序黨議員眼看秩序黨處境困難而波拿巴權勢日重,他們害怕在同波拿巴斗爭中失去既得利益,又受到波拿巴政府高官厚祿的誘惑,從資產階級極端利己主義出發,主張同波拿巴妥協,甚至脫離秩序黨投奔到波拿巴方面去。連秩序黨的議會首領奧爾良派的梯也爾和正統派的貝利耶在公開場合也詭稱自己是共和派,而不愿承認自己是秩序黨。秩序黨已趨于瓦解。1851年2月,法國又面臨日益逼近的工商業危機。商業蕭條,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糧價低落,農民破產,群眾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防止革命狂瀾的再起。而國家政局長期不穩,不僅國家證券失去信用,而且工商業資產者也難以安心經營,他們急切要求穩定秩序。在局勢動蕩的情況下,在資產階級看來,議會制度是一種“不安寧的制度”。馬克思精辟地分析道:“靠辯論生存的議會制度怎能禁止辯論呢?……議會中的辯論必然要由沙龍和酒館中的辯論來補充;議員們經常訴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請愿書中表示自己的真正意見。既然議會制度將一切事情交給大多數決定,那么議會外的大多數又怎么能不想也作決定呢?”(645頁)因此,議會在資產階級心目中幾乎成了局勢動蕩和社會動亂的根源。法國資產階級對于議會和行政之間無休止的斗爭,簡直憤怒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資產階級各階層紛紛指責議會破壞秩序,制造動亂,把工商業的不景氣歸咎于好斗的議會。資產階級不僅不對自己的議會代表,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自己的講壇和報紙進行的斗爭給予稱許和贊賞,相反表示厭煩、惱怒和鄙視,甚至指責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資產階級為了挽救自己的錢包,為了狹小的卑鄙的經濟利益,保證資產階級社會的財產、家庭、宗教、秩序原則不受侵犯,它寧愿犧牲自己的政治利益,“它渴望擺脫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以便擺脫和這種統治地位相連的麻煩和危險。”(678頁)它甚至瘋狂地向自己的議會制共和國喊道:“沒有終結的恐怖,還不如令人恐怖的終結!”(628頁)波拿巴正是利用這種條件和局勢,從維護大資產階級利益出發,把自己打扮成“秩序的衛士”,于1851年12月2日,用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政變,解散國民議會,建立軍事獨裁政權。一年后稱帝,宣布法國為法蘭西第二帝國。馬克思后來在他的另一篇名著《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這段歷史有一段極為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存在著無產階級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而無恥地利用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但是,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賦予行政機關以愈來愈大的權力以鎮壓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漸剝奪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用以防范行政機關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這個行政機關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統治階級的代表們驅散了。第二帝國原是秩序黨共和國的自然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73頁)綜上所述,二月革命的這種結局,是當時法國階級斗爭的特定的條件和局勢所造成的,是法國社會矛盾進一步尖銳化和復雜化的表現。國民議會的失敗,波拿巴政變的成功,反映了資產階級在社會矛盾激化的局勢下,面對各被奴役階級,感到自己軟弱無力,“他們才不得不在他們階級統治的完備的條件面前退縮下來,力圖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備、不大發達、因而危險也較少的階級統治的形式上去。”(630頁)波拿巴政變的實質不過是資產階級以一種更加集權、更加專制、也更加兇惡的統治形式代替原來的“民主制”。法國強大的銀行資本和廣泛存在的小農經濟是第二帝國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小農落后的生產方式是波拿巴君主政體能夠立足的社會條件。農民根深蒂固的“拿破侖觀念”是波拿巴進行政治投機和恢復帝制的歷史原因。波拿巴政變得逞之后,為了籠絡民心,欺騙群眾,他不得不采取隨機應變的統治策略.他打起“超階級”、“超黨派”的幌子,把自己打扮成法國“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他一會兒說帝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一會兒又說代表農民利益;一會兒又說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其實他真正代表的是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最富有侵略性的階層,即銀行家、高利貸者和大地產構成的金融貴族以及與宮廷、政府有密切關系的大工業家的利益。法國本來是一個工業不大發達而銀行資本相當雄厚的國家。馬克思指出:“在法國,國民生產水平與國家債務相比是低得不相稱的,國家的息金是投機生意的最重要對象,而交易所是企圖以非生產方法增殖的資本的主要投資場所”。(466頁)二月革命雖然使政權轉入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手里,但是經濟上仍然屈從強大的銀行資本。資產階級共和派懾于無產階級的壓力,決心要同昨天的敵人重新結好。馬克思說,臨時政府“不是以一個威風凜凜的債權人的身份跑去向資產階級社會索取革命的舊賬,反而陷進了應該向資產階級社會還債的債務人的地位。”(408頁)它承認了七月王朝時期所發的要國家負責付款的一切期票,并且提前給國家債權人償付利息;它為了不使金融巨頭破產,為銀行券規定了強制性的行價,并且把外省一切銀行變成了法蘭西銀行的分行,使法蘭西銀行能夠控制全法國的銀行業。因此,二月革命實際上并沒有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反而鞏固和擴大了銀行統治。以后的議會制共和國時期,國家經濟命脈實際上完全操在國家債權人、銀行家、兌換商、交易所和大工業巨頭手里。盤踞在國家政權頂端、竊取高位的官僚既是它們的代理人,又是它們盜竊法國的同謀犯。1848年11月,波拿巴任命銀行家富爾德為新內閣的財政部長,這既是波拿巴為擴展自己的實力拉攏金融巨頭的手段,也是反映了銀行家統治法國和國家財政經濟的這種現狀。讓富爾德當財政部長,就等于把法國的國民財富正式交付給交易所,通過交易所并且為交易所的利益來管理國家財產。此外,法國廣泛存在的小農經濟是借貸資本活躍和迅速增長的條件,也是波拿巴君主政體能夠立足,行政權力能夠支配一切的社會根源。法國的小農有著對土地的強烈的私有欲,為了保住他們的小塊土地,不得不求助于借貸資本,從而使高利貸者得以無孔不入地對農村小塊土地所有者進行殘酷的盤剝和掠奪。因此,法國農民與土地分離的過程特別緩慢,小農的生存力特別頑強。小農落后的生產方式使他們彼此之間只存在地域性聯系,而不能形成任何共同的關系,形成任何全國性的聯系和政治組織。馬克思指出:“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衛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由別人來代表他們。而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693頁)總之,強大的借貸資本與落后的小農經濟相結合是波拿巴統治的社會基礎。落后的小農還頑固地保留著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拿破侖觀念,法國農民在大革命中無償地獲得了土地,以后拿破侖又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以法律形式保證農民能夠自由地利用他們剛剛得到的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拿破侖還連本帶利一并償還了他強制征收的賦稅,這曾經成為刺激農民發展副業的有力手段。農民自然無法理解復雜的社會條件而把這一切都歸之于拿破侖的恩賜。因此,老拿破侖的名字在農民心目中有極高的威望,它成了農民利益的象征,在農民看來他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429頁)如果說十九世紀初法國農民感激拿破侖,崇拜拿破侖,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拿破侖觀念還事出有因的話,那么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農民還死抱住拿破侖觀念不放,就純屬歷史惰性力,而且使農民自己深受其害。從十九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葉僅僅過了兩代人的時間,法國社會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封建領主已經由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義務已經由抵押制所代替;貴族的地產已經由資產階級的資本所代替。“‘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紀初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695頁)而現在已經成了使他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根源了。小塊土地成了資本家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的條件,農民由于要保衛這種所有權,忍受著高利貸者的盤剝,過著駭人聽聞的“原始人”生活。而波拿巴卻以法律形式把法國變化了的歷史條件、階級關系和社會現狀固定下來。然而農民并不覺悟,他們總以為自己貧窮的原因不應當到小塊土地所有制中去尋找,總“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將會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還他們。”(694頁)正是這種巨大的傳統的保守觀念,使農民在1848年12月把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捧上了總統的寶座。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小農對老拿破侖的神化和迷信,在政治舞臺上招搖撞騙,投機鉆營乃至飛黃騰達的。他的稱帝的野心與農民的恢復帝國的希望正相吻合。這是波拿巴能夠施展其陰謀,由一個社會舞臺上的小丑變成政治舞臺上的“英雄”的獨特的歷史條件。四歷史上的社會原因:革命的傳統,需要給波拿巴一個外部的環境,是他黨卑鄙下賤的政治品格,下流無恥的騙子手腕和狡猾善變的流氓權術,是波拿巴風云一時和政變得逞的主觀因素。路易·波拿巴是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的頭子,有著長期流亡、投機和冒險的政治生涯,當過英國的特別警察和加入過瑞典國籍。他腦子里有一個固定不移的觀念即“拿破侖觀念”,他認定自己是老拿破侖的當然繼承者,法國應當是波拿巴家族的法國。七月王朝時期,曾先后于1836年和1840年兩次企圖通過武裝叛亂實現政變,結果失敗被判處終身監禁,不久逃亡英國。1848年初由于偶然原因被一個縣選為議員,才得以重返法國。波拿巴由一個歷史的小丑充當了“英雄”的角色,這固然主要是由于法國社會經濟條件、獨特的政治形勢和復雜的階級斗爭所造成。但也不能忽視他個人的品格和權術所起的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那些掌握國家權力、居于高位的個人的性格、特點、癖好和能力不能不對社會、對民族國家的命運發生相當大的影響,甚至加速或者延緩歷史的發展。普列漢諾夫指出:“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夠影響到社會的命運。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很大的,但這種影響表現的可能及其范圍,卻要以當時的社會結構以及當時的社會力量對比關系來決定。個人的性格只有在社會關系所允許的那個時候、地方和程度內,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因素’。”(《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59頁)被馬克思稱之謂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一頁的1848年—1851年的這段法國歷史,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自然不是有遠見卓識、有獻身精神、有魄力有才干的杰出人物,而一定是目光短淺、野心勃勃、手段卑鄙、貪婪無恥又慣于耍弄權術的冒險家加騙子式的小人。波拿巴正是適應這樣的歷史環境而出頭的,是革命開倒車的理想的政治人物。也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才使波拿巴有可能對1848年—1851年的法國歷史充分施加他個人的影響。波拿巴在施展陰謀、耍弄手腕方面確實比一般資產者要高出一頭。他善于偽裝,靜觀時局變化,窺測時機,坐收漁人之利。1848年底,他竊居總統寶座之后,深感自己羽毛尚不豐滿,腳跟也未站穩,不宜過多出頭露面,于是他任命秩序黨人巴羅組織內閣,自己就隱藏在內閣和議會的背后靜待時機。這樣既籠絡了秩序黨人,又可以借秩序黨之手逐個消滅政敵。等到共和派徹底失敗,民主派遭到沉重打擊,而秩序黨又在斗爭中不由自主地削弱了自己的議會權力,各階級都斗得疲憊不堪,形勢變得對他有利時,他立即解散了巴羅內閣,把行政權奪到自己手里。但他感到同秩序黨徹底決裂還不是時候,于是他又虛偽表示要聽命于國民議會。過了一段時間,他眼看秩序黨不僅對他無可奈何,而且還不得不“幫助他順利地走過了軍人宴會、閱兵、十二月十日會以及違犯刑法典等處很容易滑倒的地點以后”,(661頁)他感到由偽裝的防御轉為進攻的時刻到了,他馬上免去了尚加爾涅巴黎衛戍司令的職務,奪了秩序黨人的軍權。波拿巴不僅善于偽裝,還善于用下流手段進行斗爭。1850年5月,秩序黨議會公然廢除普選權,表明自己同國民大眾決裂。波拿巴立刻抓住時機向議會敲詐。他要求議會每年發給三百萬法郎的文官費,并且威脅說:“如果國民議會不松開錢袋,不以每年三百萬法郎來買他的沉默,他就要把國民議會的犯罪行為(指廢除普選權——筆者注)報告給人民。”(651頁)議會無奈只好通過了一次增撥二百一十萬法郎的決定。波拿巴則利用從議會勒索來的巨款,在愛麗舍宮,甚至在薩托里閱兵場合,用雪茄煙、香檳酒、蒜臘腸來收買軍官和士兵。他相信金錢美酒是任何人,尤其是軍人所抵擋不住的力量。這就是他的世界觀。他為了弄錢甚至不怕觸犯刑律,以發行金條彩票,并且同一個號碼制造許多假票來進行詐騙。波拿巴既然野心勃勃,想竊取整個法國,自然需要幫手、也需要打手。于是他成立了一個名義上是慈善團體的“十二月十日會”的組織作為他的私人班底。里邊全是些來歷不明、生計可疑的無業游民、社會敗類甚至釋放的刑事犯。馬克思說:“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本人的歷史”,“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絕對能依靠的唯一階級。”(652頁)每當波拿巴以總統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