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馬克思[德]海因里希·伯爾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于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蠢、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視。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這樣的詞語甚至使人連哈欠也打不起來：人們幾乎不知道，這些詞語意味著什么，只是想象，這大概是某種紅的左的東西，因而這已足夠令人懷疑的了。須知：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他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還生活在半奴隸制的陰郁的狀態之中；沒有斗爭，沒有起義，沒有罷工，這需要發動，需要引導，資本家是連半步也不讓的。西方世界理應感謝卡爾·馬克思，盡管東方世界宣布信奉卡爾·馬克思，不過，似乎有一種遠比爭取如下的遠景更為復雜的想法：維護卡爾·馬克思，不要讓我們的子孫認為他是可怕的幽靈。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似乎馬克思都在被論證為是荒唐的。打著他的旗號的為數眾多的派別，對其學說的數不清的篡改，使得他的名字成為激進派淑女聚會時的談資，抑或成為紳士們的玩物——這些紳士們就像知道普魯斯特一樣知道馬克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餓，這個世界還在散發著被剝削者的汗酸氣，它似乎不再需要馬克思。有可能，一百年之后，在今天世界上饑餓的地區，也不得不遏止消費，也不得不對經濟增長剎車——要求企業家“牟利不可過分”，也許現在就已經這樣做了。西方世界——它此外也在宣布信奉基督教——至今還像馬克思提出他的理論的一百年前一樣，除了樂善好施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外還沒有別的回答。在一個大多數人渴望吃飽的世界上，有人為了吃得過飽而發愁。這個世界——當然是在理論上——取消了貧窮；貧窮這一字眼對這個世界不再具有神秘的意義。貧窮一詞已被無社會能力所取代——該詞詞義不斷變化，多種意思混合在一起——是疾病，犯罪，不衛生的混合體。貧窮原是基督和其所有圣徒的神秘的故鄉，有著完全不同于社會意義的意義。抽去貧窮的社會意義，從而也掩蓋了剝削，剝削才是貧窮的原因。面對世界上的被剝削者，而今基督和其圣徒又陷于何等樣的境地呢?看來他們的境況似乎是極其辯證的：他們為饑餓者帶來樂善好施，帶來福音。這是一種具有特色的、具有歷史特色的福音——因為在基督誕生之前，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種勢力關心到窮人——向窮人宣告這種福音。他們向他們的孩子宣布卡爾·馬克思為反基督者，難道他們能夠完全放棄這樣的馬克思嗎?抑制經濟增長，調節福利，以及“牟利不可過分”這樣美麗的話語正如同階級斗爭那種嚴肅而又陰暗的字眼一樣，很少是基督教的詞匯。階級斗爭明確無誤地意味著革命，而革命意味著流血。馬克思期望革命，希望革命。從24歲到去世，他就一直獻身于他的革命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同時代的人認識到了他的偉大，種種遺留下來的材料毫無疑義地證實了這一點。莫塞斯·赫斯在給他的朋友奧伊爾巴赫的信中曾談到寫上述文字的青年馬克思：“在這里結識一位男子，你將會感到高興，他也屬于我們的朋友，雖則他住在波恩，在那里他不久便會講授哲學。你對此要有思想準備，也許你是在結識一位唯一在世的哲學家。他很快便會在公眾中嶄露頭角，他將把全德國人的眼睛吸引到自己身上來——我的偶像名為馬克思博士，他還是一個青年，可他要給中世紀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一擊；他將最深刻嚴肅的哲學和最辛辣的幽默結合在一起；想想看，他集盧梭、伏爾泰、費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亂混在一起。這就是馬克思博士。”青年馬克思就已喚起了希望，煥發出偉大而又令人敬畏的光輝，這從同時代人所遺留下來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怕他，有人敬他，可大家都一樣覺得他偉大。年長幾歲的馬克思留給英國人海恩德曼留下的印象是：“我們離開了馬克思的家，陪同者問我，我對馬克思有何想法。我說，我想他是19世紀的亞里士多德。話剛一出口，我就已覺得這個比方不妥。首先無法想象的是他會是亞歷山大大帝陛下的廷臣。此外，他決不會為了能夠以冷峻枯操的方式去把握事實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而脫離人類的直接利益，而這正是這位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的特點。毫無疑問，馬克思對包圍著他的剝削和雇傭奴役制度的憎恨并非僅僅是知識分子和哲學家的憎恨，而且也是一種強烈的有著個人色彩的憎恨。”如果把這位同時代人的說法當真，那么要問，馬克思的憎恨怎么會是個人色彩的憎恨呢?從其出身，從其成長道路來看，他沒有任何理由為了個人的緣故而去憎恨周圍的充滿著剝削的世界？馬克思并不憤世嫉俗，他沒有親身經歷過任何壓力和困苦。在他心中沒有滋長或者出現過仇恨。他和父親志同道合，錢足夠用，享受著他的大學生活，并且寫詩。在17歲時，便和特里爾城里最美的姑娘燕妮·馮·魏斯特法侖訂了婚。后者是特里爾市府顧問路特維希·馮·魏斯特法侖的女兒，對卡爾·馬克思來說，市府顧問正是他自己父親的補充。熟識卡爾·馬克思的人都堅信，年方26歲的馬克思博士，他在官方的文件上被稱為“文學家”，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有著遠大的前程。人們不由自主地將馬克思想象成一位求教者盈門的年輕的教授，一位年輕進步的部長。在一幅當時流行于資產階級圈內的油畫上，可看到衣著華貴的馬克思閣下胸前的勛章琳瑯滿目，妻子在旁，兒女繞膝——這是一幅德國全家福。在特里爾、在科隆、在波恩的博物館里都可看到這幅可愛的油畫。然而他的偉大使他別無選擇，他接受了擺在那里的前途：幾乎長達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貧困和犧牲；他成了一個求乞者，他接受朋友們的饋贈。思想戰勝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鍛造他的良心；這是一串鏈條，他無法掙脫它；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戰而勝之。24歲的馬克思所寫的，用于40、50歲的馬克思身上，聽起來有點像神秘的預言，預言已經應驗；在接連不斷的驚怖中，這預言發揮著《舊約》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為追求純粹，不僅使自身，也使全家像受到詛咒一般蒙受匱乏和困苦，犧牲自己的兒女，也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物。只要卡爾·馬克思對現實作出小小的讓步，他們就會得到拯救。可馬克思相信的是一個與時代流行的現實格格不入的現實。馬克思也像他那個世紀的另外三個偉大的德國人——克萊斯特、荷爾德林和尼采一樣，不知道什么叫妥協。克萊斯特開槍自裁，荷爾德林和尼采都發了瘋。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的悲劇。他的第三個孩子夭折之后，他在給拉薩爾的信中寫道：“培根說，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聯系是這樣多，他們感到興趣的對象是這樣廣，以致他們能夠經受任何損失。我不屬于這樣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動了我的心靈深處。我對這個損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樣的強烈，我可憐的妻子也是萬分悲痛。”這就是馬克思，他每天要在大不列顛博物館度過10個小時，為寫作《資本論》而進行研讀；他作為理論家，詛咒沒有尊嚴的乞討現象，可他對乞討的孩子卻無法抗拒。卡爾·李卜克內西曾這樣描述他：“馬克思像所有堅強健康的人一樣，特別喜歡孩子。他是一個最最慈愛的父親，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幾個小時，自己也成了孩子。不僅如此，那些陌生的、隱于困苦之中的、特別無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來，他就會被他們所吸引。他在穿過貧民區時，會突然離開我們，走向坐在門檻之上的衣衫襤褸的孩子，撫摸他的頭發，并將一個或半個便士塞進他們的小手之中。他對于乞丐則疑慮重重，因為乞討在倫敦已變成有利可圖的行當，并且成了金飯碗，盡管討到的是銅幣。可是如果一個男乞丐或一個女乞丐領著一個抽泣的孩子來到他的面前，那么馬克思就會無可救藥地輸掉，盡管在乞丐的臉上可明顯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詐。馬克思無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但同一個馬克思卻渴望經濟危機，渴望饑荒到來，他在理論上要使成千上萬的工人及其家庭陷入比目前業已陷入的更大的困苦，為的是期望革命到來。他贊成巴黎公社的殘酷，這使得他不為人們所喜歡。19世紀是一個殘酷的世紀，可其殘酷的程度遠遜于我們的世紀，一個20世紀的馬克思沒有可能度過長達十年多的流亡生活。19世紀在恐怖、剝削和壓迫方面，在進行冷酷地、有計劃地殺戮方面也遜于我們的世紀。社會和社會主義者對著干，馬克思肯定是對這種對抗感到是一種光榮，因為它認同了他。爭吵、妒忌、權力斗爭層出不窮，鋒芒畢露而又固執的馬克思也不無過錯。如果是與斯大林歷次清洗的那種冷酷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于事業毫無意義的殘暴和殺戮相比，與即使是逃至國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膽戰心驚之中的那種恐懼相比，這些馬克思不得不與之斗爭的敵意是不足掛齒的。如果是將19世紀的監獄和20世紀的強制勞改營相比，將19世紀的警察恐怖和20世紀的社會恐怖相比，那就幾乎沒有人敢于有這樣的觀點：研究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馬克思斗，馬克思和他人斗，在論戰的文字中、在報刊文章中、在討論會上進行無情的斗爭，毫不留情。可是沒人會想到論事之外對人進行斗爭。對思想運動及其后果加以推斷，連最后一個細節也不放過，或者是對它們加以表達，這可能是想像力極具吸引力的工作，不過也可能是想象力的無用功。人們想象，如果沒有某位杰出人物，比如說沒有馬克思，會有什么樣的后果——這簡直是難以想象。在拉薩爾、蒲魯東和在爭奪國際社會主義領導權斗爭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競爭者巴枯寧死后，卡爾·馬克思無可爭議地成了國際的首領。馬克思對上述的對手曾激烈地斗爭過，有時刻骨地仇恨過。馬克思死后，恩格斯取代了他的位置，從此真正斗爭的時代，直接政治斗爭的時代才算開始。沒有馬克思的理論，沒有馬克思為未來斗爭所制定的路線，幾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會進步。后代人享受這些社會進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馬克思的事業、馬克思的生活。女售貨員沒有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女售貨員沒有馬克思，至今還得為其八小時工作制，為其自由的下午，也許也為其自由的禮拜天，為其在工作時間偶爾坐坐的權利而斗爭。然而不僅是在女售貨員的床的上方，而且在大學生的床的上方也懸掛著渾渾噩噩散播者的圖像。對公眾來說，在尋找所謂榜樣的過程中，任何模式都可用而再用，都算不上低俗。公眾一方面崇拜“理想的新婚夫婦”，同時也崇拜“理想的情婦”。但那位來自特里爾的卡爾·馬克思博士和燕妮·馮·魏斯特法侖所締結的姻緣卻沒有希望成為樣板，然而正是卡爾·馬克思的這種堅貞不渝也許才使得他免遭他那個世紀受到誤解的其他三個偉大的德國人克萊斯特、荷爾德林和尼采的命運：自殺或發瘋。當然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盡管他們也出身于基督教，他們在馬克思死后還是急切希望馬克思遭到上述三人的命運；他們對那位女性不予尊重，因為她將其貞操獻給了這些別有用心之人意欲將其從19世紀一筆勾銷的那個男人；他們也拒絕尊重在德國思想史上舉世無雙的友誼，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之間的友誼。后者也像燕妮·馮·魏斯特法侖一樣，為有別于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而斗爭。這三個人中每一個人的生活和事業離開任何其他一個人都是無法想象的。年輕的馬克思在以后的數十年的不倦的細小工作中，受到恩格斯的支持，為構筑他的理論收集材料，天才地加以闡發。沒有年輕的馬克思，沒有和年輕的馬克思的相遇，恩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沒有恩格斯，馬克思就不會有勇氣堅持下去。恩格斯在英國工業基地曼徹斯特為馬克思而工作，給他以物質上的支持；在馬克思流亡倫敦的整個期間恩格斯都給他以金錢上的支援，在馬克思與國際內部各種思潮進行令人厭惡的長期的斗爭中，恩格斯總是站在馬克思的一邊；卡爾·馬克思如果沒有這個不倦的朋友肯定也會失去勇氣。像卡爾·馬克思和燕妮·馮·魏斯特法侖之間的婚姻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友誼，可謂舉世無雙。馬克思逝世時，他的學說還沒有在戰術的意義上發揮政治作用；它還在發酵：許多東西尚未發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學說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許只是因為這個世界對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誤，用來掩益他的真理。他的學說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蓋他們的罪行和錯誤。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他要將人從其自我異化中解脫出來，使其回歸自身，可他卻被人偽造成沒有人性的偶像。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