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優尺度的農業轉移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關系研究

一、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業工人從農業和農村地區轉移到非農業地區。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他們所承包的土地如何處置？以通常的邏輯推測，農民由專業農民轉變成兼業農民，進而轉變成非農就業者以后，他們所承包的土地既可以由自家繼續耕種，也可以請他人幫忙耕種，還可以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甚至可以干脆任其荒蕪。那么，現實中的情況究竟如何呢？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在理論研究上具有“求真”的價值，而且對正確執行黨和國家的農村土地政策、穩妥地進行農村土地流轉等也具有“務實”的意義。通過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發現，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的關系”進行專題研究的學術論文。不過，相近主題的研究（全文或部分篇幅研究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倒有一些。從這些研究的內容看，多數研究側重定性分析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例如盧春華（2005）、陳琳琳（2006）等；僅有3篇論文進行了定量方面的研究。這3項研究分別為：林玉妹（2005）對福建省和江西省46個自然村（村民小組）務工經商6～12個月的勞動力比重與耕地流轉比重的相關性做了研究。該研究發現，轉移勞動力比重與耕地流轉比重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782。張杰、詹培民（2005）對重慶市1997～2003年農地流轉數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相關性做了研究。該研究發現，農地流轉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963。李明權、閆新華（2005）對吉林省延邊地區188個農戶農地流動的影響因素做了回歸分析，其結論是：影響農地流動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是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程度。這些研究將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村勞動力轉移關系的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推進了一大步。不過，這些研究還有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第一，土地流轉只是農業轉移勞動力處置其所承包土地的一種方式而非全部。第二，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率只是反映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的一個指標，僅僅以該指標反映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有可能影響研究結論的準確性。第三，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基礎數據多是某一范圍內的匯總數據，而未具體到每一勞動力個體。也就是說，這種數據未能反映每個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土地流轉情況，即兩組數據不是微觀上（勞動力個體）一一對應的。此外，這些定量研究的樣本規模都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山東省既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業大省。同時，山東省省內東部、中部、西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由高而低梯次分布的格局與全國極為相似。本研究基于山東省2421位農業轉移勞動力問卷的調查資料，運用頻數分析法和最優尺度回歸分析法，試圖揭示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之間的關系，以期對學界同仁有所啟發。二、相關概念和基本數據（一）農業勞動力轉移程度及土地處置方式在本研究中，農業轉移勞動力指戶口在農村，男15～60歲，女15～55歲，外出或在本地為他人打工年累計就業時間在6個月以上（包括6個月）的勞動力，或專門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員。在這一概念中，“農業”一詞取狹義的涵義，即種植業，因而，除種植業之外的行業均屬“非農業”。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是農業富余勞動力脫離農業進入非農領域所達到的狀態。它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考察。從時間上看，就單個勞動力而言，其非農就業時間越長，轉移程度就越高；就一定范圍（一個國家、地區、村莊或家庭）內的勞動力整體而言，脫離農業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越大，其轉移程度就越高。從空間上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越是遠離自己的家鄉，其轉移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本研究分別以是否異地轉移、非農就業時間以及家庭勞動力轉移率作為反映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的具體指標。在本研究中，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土地處置方式指農業轉移勞動力處置自己所承包的耕地(1)的方法和形式。依據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由低到高，土地處置方式分別有家庭耕種、請他人幫忙耕種、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等具體形式。讓土地荒蕪，也是一種處置方式（在本次調查中共41人讓土地荒蕪），但在以下的分析中對其未予考慮。（二）山東省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就業現狀本研究的基礎數據來源于實地問卷調查。2008年1～2月，筆者組織山東農業大學和聊城大學的300多名大學生對山東省17個地（市）的98個縣（市、區）、316個鄉（鎮）、650個村進行了有關調查。調查涉及農業轉移勞動力2946人，其中，2421人對自己的土地處置方式做出了明確的回答，本研究就是以這一群體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三、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程度與土地處理方法的頻率分析（一）就地轉移勞動力采用社會化方式處置的方式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可以分為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在本研究中，就地轉移指在縣域內（包括縣城）的轉移就業；異地轉移指在縣域外的轉移就業。從統計分析結果看（見表2），就地轉移勞動力的土地處置方式以家庭耕種為主，占77.2%，比異地轉移勞動力中采用該方式的比例高出24個百分點或49.8%；相應地，就地轉移勞動力將土地轉包給他人和請他人幫忙耕地所占的比例要大大低于異地轉移勞動力中采用這兩種方式的比例，分別低20.8個百分點或55.9%和3.2個百分點或21.8%。可見，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更傾向于采取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土地處置方式。筆者認為，出現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就地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地點與其土地所在地點之間的空間距離較近，自己兼業耕種土地比較方便；另一方面，就地轉移勞動力的非農收入一般較低，其保留土地進行兼業經營的積極性更高一些。（二）土地處置方式社會化程度的影響由表3可以看出，農業富余勞動力非農就業時間與其土地處置方式之間的關系是：隨著非農就業時間的增加，家庭耕種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而請他人幫忙耕種和將土地轉包給他人兩種方式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也就是說，農業富余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與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三種土地處置方式下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的差異，也可以印證這一點。在家庭耕種方式下，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平均為8.7個月；在請他人幫忙耕種的方式下，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平均為10.7個月；在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的方式下，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平均為10.6個月。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點：其一，農業富余勞動力非農就業時間越多，他們可以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就越少，因而也就越需要請他人幫忙耕種或將土地轉包給他人；其二，農業富余勞動力非農就業時間越多，從而非農收入越多，他們對土地的依賴性就越小，因而也就越趨向于采取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土地處置方式。（三）家庭勞動力轉移率家庭勞動力轉移率，是指轉移勞動力占家庭勞動力總數的比例。從表4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家庭勞動力轉移率與土地處置方式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就家庭耕種而言，各組之間差別不大，且趨勢不很明顯。雖然請他人幫忙耕種的農戶所占比例與家庭勞動力轉移率之間呈正相關，但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的農戶所占比例與家庭勞動力轉移率之間卻呈負相關。綜合這些情況，筆者認為，家庭勞動力轉移率對土地處置方式的影響不大。對于這種實證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在反映勞動力轉移程度方面，“家庭勞動力轉移率”指標不如“是否異地轉移”和“非農就業時間”兩項指標。這是因為按照本次調查的結果，每個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年平均非農就業時間為9.5個月，除此之外，每個勞動力每年仍有2.5個月的時間可用于土地耕作，因而他們在土地處置方式的選擇上擁有較大的自由度。尤其是在勞均耕地面積較小的情況下（本次調查結果為勞均耕地1.83畝）更是如此。所以，從頻數分析中，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并不具有隨家庭勞動力轉移率的上升而提高的明顯趨勢。下文的回歸分析結果也驗證了這一點。四、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程度與土地處理方法的回歸分析（一）最優尺度回歸模型根據本研究基礎數據的特征，本文選用最優尺度分析法對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進行回歸分析。選用這一方法的原因是：一般的線性或非線性回歸過程都要求因變量為數值型，或至少被轉換為數值型，自變量中的分類變量往往需要使用啞變量來處理（比如Logistic模型），而本研究使用的調查問卷包含了許多選擇性問題，因而在所獲得的數據中許多屬于分類變量。若使用線性回歸分析，其結果的準確性差；若使用Logistic模型，盡管在理論上可行，但并不現實，因為該方法對分析變量的處理比較細致，當因變量、自變量都是有序分類變量時，得出的結果往往難以解釋。最優尺度回歸分析是由荷蘭Leiden大學DTSS課題組研制并在SPSS10.0之后新增的一個應用程序。該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回歸分析，它允許因變量和（或）自變量為各種類型的分類變量。這種方法通過采用一定的非線性變換對原始分類變量進行轉換，然后反復迭代直到找出一個最佳回歸方程式，因而在處理分類變量數據時有著獨特的優越性（張文彤，2002；盧紋岱，2002）。用最優尺度回歸模型處理本次調查的數據可望得到最為滿意的結果。以是否異地轉移、非農就業時間、家庭勞動力轉移率為自變量，以農業富余勞動力土地處置方式為因變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1）式中：y為土地處置方式，1x為是否異地轉移，2x為非農就業時間，3x為家庭勞動力轉移率，a、b、c為各自變量的系數，ε為誤差項。各變量的基本情況見表5。（二）回歸結果分析1.模型總體特征指標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確定系數為0.251，調整的確定系數為0.250，表明該模型在整體上具有一定的擬合優度；模型的相伴概率值p小于0.001，表明該模型有統計學意義；模型各自變量的容忍度在變換前后都大于0.1，表明該模型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從回歸模型的相關參數（見表6）可以看出以下兩點：(1)模型的相關性指標均為正值，表明是否異地轉移、非農就業時間、家庭勞動力轉移率與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2)模型的重要性指標值顯示，在三個自變量中，非農就業時間最重要，是否異地轉移次之，家庭勞動力轉移率最次。2.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通過最優尺度回歸分析所擬合的回歸方程式（2）具有以下經濟含義：(1)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異地轉移勞動力的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比就地轉移勞動力高0.128。(2)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越長，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每增加1個月的非農就業時間，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會提高0.450。(3)家庭勞動力轉移率越高，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勞動力轉移率每增加13.33個百分點(1)，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會提高0.078。五、土地處置方式社會化程度的影響因素綜合上述頻數分析和回歸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程度與其土地處置方式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關系。這種相關關系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是否異地轉移與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異地轉移的勞動力，傾向于選擇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等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土地處置方式；(2)非農就業時間與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即轉移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時間越長，其土地處置方式的社會化程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