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齊王朝墓

1988年5月，金朝國王萬延倫的陵墓在金朝出版。這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之一。發掘清理出土一批極為珍貴重要的稀世文物———絲織品服飾冠帶和金銀玉石飾件等,一時引起國內外轟動。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說,這是我國東北地區乃至全國金代考古的空前發現,也許以后很難或者說不會再有如此重大之發現了。發掘之第二年即有正式簡報發表(1),但這一世紀性重大發現的正式報告直到今天仍無結果。我們對這種狀況深表遺憾!由于必要,筆者在職責和學術道德允許范圍內曾對整個發掘和起取剝離以及整理情況作過詳細介紹(2),但不可能代替報告,讀者只能從中了解一些真實情況。筆者是這次發掘的主持人之一,業務主管。雖然對發掘等情況作過介紹和說明,但對該墓發現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以及與之相關問題仍涉及不多,研討仍不深入,就此再試草此文作些補充研討。一、墓石棺的形制及制作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發現,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都有一定的偶然性。金齊國王墓之發現也是這樣的,有很大的偶然性。墓葬所在地的城子村不大,一位農民分得房號后,平整房場土地時發現了齊國王墓,巧然機遇。城子村是阿城縣巨源鄉的一個村落,在阿城縣城以北略偏西約近50公里,在哈爾濱市以東偏北約35公里。村東偏南約近400米處有一座金代小型城址,城子村由此得名,城周長約1262米,近似菱形。城子村古城在松花江南岸,北距江干流約10公里,東南約11公里有阿什河流過,西去蜚克圖河約12公里(見封二齊國王墓位置圖)。城建在地勢較高的二級階地上。這一帶大約為兩萬年前后形成的古沙洲。由于地殼變動和引力作用,松花江江道逐漸由南向北移動了。古城址北面原是松花江江套,當即為河道北移后形成的。古城址外(北)約20米處,為江坎子,即古江岸,與古城地面高差超過10米。這表明,古城址在800多年前可能是瀕臨松花江之濱的城市。它可能就是齊國王的封邑故里。墓葬所在地的地理座標為東經126°51′30″,北緯45°52′30″,海拔為125~132米。墓葬在城子村西,占地不足50平方米。墓頂部可能原有封土,推土機推到1.5米深處才接觸到石槨蓋的。從附近殘存的一些磚瓦等建筑材料推測,墓頂或其附近似有某種紀念性建筑物。墓壙內的回填土中含有少量的宋金瓷片、殘鐵塊、筒瓦、板瓦殘塊以及殘斷檐瓦、勾滴等。去掉一層土之后即已發現石槨四角用瓦片和白灰粘固堆筑。白灰中可能有粘性谷物(已完全水解)因而比一般水合成白灰堅固,還可以起到相當的密封作用。這可能是墓內文物保存好的一個重要條件。墓壙底部夯實,夯層約有4~5層,是將墓壙底的生土翻動后再夯實的。整個墓壙的平面形如“凸”字的側置,突出部分在南側,方向255度。南側的突出部分留有生土二層臺,東西長2.9米,南北寬1.7米,高0.7米。其北側即為墓壙主體,長方形,東西長5.4米,南北寬4.2米,深2.55米,整個墓壙面積為27.61平方米,容積70多立方米。墓壙中部放置一具大型石槨,其南側還有一小型石槨,并放,基本東西向。大型石槨呈長方形,長2.8米,寬1.9米,高1.5米。石槨用10塊砂礫巖石板制成,并以半鉚榫相銜接。槨蓋和槨底各用3塊石板組成,接縫勾以白灰,既可加固又可起到密封作用。石板厚一般0.2~0.3米,靠木棺的石板面修鑿工整,加工較細,刻有菱形圖案紋飾。石板外面略加修整,顯得粗糙。石槨內口長2.3米,寬1.4米,深1米。石槨中間放置一具長方形木棺,兩者間距(縫隙)4~7厘米(見封面)。木棺長2.21米,寬1.26米,高0.9米。棺木材質堅硬耐腐,制作較精細。棺之四壁、棺蓋和棺底板各用7~12塊長條形木板拼接而成,并在兩端穿上暗帶聯結固定,穿帶木板材質與棺板不同,也很堅硬耐腐。棺板木條寬3~14厘米,厚4~7厘米。棺四壁木板以半鉚榫相接,并釘以鐵釘加固。棺底下面(地上)放置4根墊木,棺置其上。棺頭擋板8塊,足部擋板7塊。南北兩側用木板子各9塊,計33塊。棺蓋板12塊,底板11塊,總計用木板56塊(不計穿帶)。木棺表面涂以略呈較暗的血紅色,剛剛發現時顏色還較新,后逐漸發暗了。棺木保存的基本完好,沒有損壞和朽爛(只是剛撬開時使蓋板受到影響)(見圖版二:1)。木棺四面中間(棺板上)釘以如意紋銀飾,制作精美莊重,只是部分銀片已生銹。棺的四角也包以如意紋銀包角。棺的南北兩側擋板外,各有二個鐵棺環,每側二個鐵棺環之間距離為1.5米(見圖版八:3)。棺蓋板上原罩覆有一層用龍卷草紋織金棺罩在其中間放置一件銀質銘牌,刻記墓主人的官爵和身份地位。銀銘牌形制也較特殊,似塔幢,以鐵釘釘在棺蓋板上。棺內四壁罩以鴛鴦紋織金錦帷幛(衤弓丿),下垂到棺底。棺內葬有二人,一男一女,男左(北)女右(南),頭西腳東,仰身直肢。雙手垂放身體兩側,雙腳并攏上翹(腳骨尚未脫節散落)。男墓主頭戴幞頭(皂羅巾),胡須尚存(圖版一)。女墓主頭戴花冠,用黃色絹裹纏頭,因而不見頭骨。女戴之花冠制作特別工巧精致,首次發現,極珍貴。二人身穿絲綢錦緞面料袍裳,左衽束帶。服飾面料特別精致高雅,紋飾華麗優美,使用大量金粉涂飾紋飾圖案。服飾制作精細,款式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和民族風格,且其保存的幾乎完好如初,實在令人驚嘆(見封三)。大型石槨木棺基本搞清之后,開始清理小型石槨。兩者緊挨著,相距僅為0.2米。小型石槨在大型石槨南側,并列放置。小石槨長方形,東西長1.78米,南北寬1.17米,高1.22米,由6塊花崗巖石板組成。四壁石板內側加工較細,并刻有紋飾,外側略經一般修整,顯得粗糙不精。蓋石板及底石板之刻鑿大體與四壁石板相近。發現當時即已被擾動,石槨蓋已被移出數米以外,槨內已被擾亂,只有一些后來掉進的雜土等,當清理到槨底時只發現幾塊木屑、木炭,曾被火燒過的碎骨塊,還有殘斷小塊的絲織品等,不見其他隨葬品,與大型石槨和大木棺內情況相比明顯不同,十分懸殊。大小石棺清理出來之后,對墓壙底部進行局部解剖,夯層(生土翻動后夯實的)下就是原生層了。發掘結束后,我們曾對墓地附近和小城子等進行數天的鉆探,以便了解和掌握地下情況,二、冠飾的制作本齊國王墓出土文物最多、最珍貴的是絲綢面料的衣服冠帶及佩飾等。謂其稀世珍貴,是我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傳世亦無,且其已歷800載保存如此完好,更為珍稀了。無疑增加了我國國寶級文物,更增加了國家一級文物。有人從發現較多的絲織品而稱之為“北方的馬王堆”并不為過。有服有飾,服飾皆俱。不過要把800多年前骨髏穿的十幾層結扣系帶的長袍、短褂和靴鞋襪等完好無損地脫下來談何容易!下面簡要做些介紹:女尸共著服飾冠帶9層16件,衣服種類有袍、衫、裙、抱肚、釣墪、束帶、花冠、鞋襪等和若干件佩飾。女尸外著綿袍,面料為紫色地云鶴紋織金錦,襯裹為絹,絳紫色。內絮以絲綿。袍為交領、窄袖、左衽,通長142厘米,領高5.6厘米,兩袖展開長224厘米,袖口寬21厘米。面料織金紋飾圖案為雙鶴飛翔,襯飾以狀如靈芝的云朵(祥云),飄忽若仙境。手工縫制,制作細致工巧,款式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和民族風格(圖版三:1、2)。女尸頭戴青羅蓮紋花冠(也應是一種幞頭),設計獨具匠心,制作工巧精良。高14、內徑為17.5厘米。冠之外表為覆蓮花瓣組成,以上中下三層相迭連綴,層層清晰真切。花瓣及花瓣之間空隙飾以瓜葉菊(也稱千日菊)花狀紋飾,而瓜葉菊即千日菊當有其象征意義,花無百日紅,而有千日菊則示其粉黛長存吧。每層蓮花瓣為5片,花瓣邊皆釘嵌珍珠為飾,每邊嵌有珍珠30~37個不等。中、下層花瓣每邊嵌飾珍珠31顆。冠后釘綴鏤雕白玉飾件,雕出兩只禽鳥,有似鸞鳳和鳴狀或靈鵲啣枝喙果報喜,象示婦德慈愛友善之“冠玉”(封底)。冠后兩側各釘系一個八角竹節狀金環(鈿窠),其旁有皂羅系帶,從兩環中間系穿而過,再于帶間纏折而成垂腳。就目前所知,這頂花冠是國內獨一無二的,因而,世界上也僅此一頂,別無其他,可謂彌足珍貴(圖版六:7、8)。花冠是采用“盤縧”技藝制作的,雖然這種工藝出現較早,但在宋金時期之實例極為罕見。對這頂花冠,被專家們特別稱道,認為制作工巧,技藝高超。后經國家文物鑒定專家組定之為“國寶”級文物。此外,女尸還穿著其他絲綢絹錦等面料縫制的袍、衫、裙、褲、鞋、靴、襪等(圖版五:1、2、4、5、7、8、9、10)。女尸的佩飾有其特色,其中有一副近三角形刻花金耳墜(珥王當),上嵌珠寶,制作精細工巧(圖版八:8)。有人曾將男女尸的耳飾皆稱“金王當珥”,不確。王當珥為不同之物,許慎書原無“王當”字,為后人加入。專家研究,王當分兩種,“金王當”是冠飾,“耳王當”才是“穿耳旋珠”之耳飾物。至于“珥”是泛指耳飾,無定式,其配戴方法也有不同,早有學者論述。女尸還有一串(條)金石項鏈,用紅色瑪瑙管15節(其中一端之一節折為兩段)和用金絲纏繞之玉石管12節連綴而成,以絲繩相串連,共3串(條)并列,每串(條)由5個紅瑪瑙管和4個金絲纏繞玉石管組成。瑪瑙管一般長為3.3~6厘米,直徑0.7~1厘米。金絲玉石管一般長2~3.6厘米,直徑0.7厘米。項鏈管兩端系有絲帶,總長(包括串管及條帶)為63厘米。(圖版八:9)女尸還有腰佩一套,以駝色羅折疊打結系成,中間打結扣成套,扣套間穿一絲帶,其一端系一環狀圓形盒,口徑4.3厘米,內圈徑1厘米,其上有一綠松石刻成之蛙(蟾蜍),絲帶一端為圓形黑色物,似墨或為某種炭化物,此物當即“黛”。這套佩飾是婦女化妝用物,圓形環狀盒或盛裝白色香粉之類東西,即“粉白”,擦臉的;黑色圓形塊狀物當為“黛黑”,是婦女描眉之用物,是一種青黑色顏料,化妝用品。兩者合之可稱“粉黛”。環狀盒的質料有待化驗鑒定(圖版七:1、2)。男尸穿戴多層,頭戴皂羅巾(垂腳幞頭),里外二層(圖版四:6、9、10)。腰部里外系兩道(條)吐鶻(束帶),著袍二、護(蔽)膝二、釣墪、上衣二、軟靴一(雙)、襪二(雙)、腳跟套(兜跟)二、連襪褲一、衤同衤軍一,共計8層17件。男尸佩飾多于女尸,有的金石佩飾鏤雕工巧,十分精致。鏤空白玉銜蓮天鵝一對(2件),佩于幞頭后側為“冠玉”。玳瑁簪一件,細長條形,狀如柳葉,一端尖細,另一端為摳耳勺狀。金耳墜(耳王當)一副(2只),圓形,上嵌珠,背有彎曲金掛勾(圖版八:7),保存于男尸兩耳部位之枕上。如果它是“金王當”,即為冠飾,若為耳王當,是一種耳飾。王當為華飾,前已言及。男尸還有一件玉柄佩刀,或稱玉具劍、玉劍飾(圖版八:1),包括劍首、劍格、玉王彘、玉珌等。石質掛環佩飾一件,雞舌(沉香)木柄刀一,香囊一,絲繩編結腰佩袋一(放火鐮或有香囊作用)。“荷苞”一(內有牙櫛二,骰子二個)。這兩件牙櫛制作亦較工巧,似為象牙制成,半月狀,一大一小。大者高約4.1厘米、寬7.4厘米,有齒42個;小者高約3.8厘米、寬6.8厘米,齒34個。櫛是梳篦總稱或總名,兩者區別主要在齒之疏密粗細。梳子齒疏粗,篦子齒密細。這兩件牙櫛,大者齒距不足0.176厘米,小者齒距不足0.2厘米(圖版八:4)。女真男人髡頭,留顱后發,辮辮垂肩。既然蓄發,梳理用具不可缺少。而且古人亦蓄胡須,長密者亦得梳理。袋中的骰子骨制,六面刻圓窩點。此外,男尸還有佩飾一套,2件玉質,一件以竹或樹根作成圓形盒,并用絲繩連綴穿結,以及刀箸餐具等。值得一提的還有兩塊錠形金塊(握),發現于男墓主人的左右手中,近似三角狀,剖面成梯形。左手金塊(握)重85.9克,右手金塊(握)68.9克,背刻有“八十”漢文(圖版八:2)。八十是完顏晏少子崇道的本名,因其祖父八十得此孫而故名。此金塊(握)當為崇道獻其父以盡孝道,使其握金而去以示富貴。另外,男尸還有竹藤杖一件(圖版八:6),可能是六條竹片包夾圓藤心,外纏繞幾道皮條。這或是象征性的權杖?除此之外,男墓主人還有其他佩袋及香盒等(圖版七:3)。男墓主外層著衣袍,絳紫地織金錦襕綿袍,盤領、窄袖、左衽,通長140厘米、展雙袖221厘米、胸寬60厘米、褶后下襬寬63.5厘米。綿袍左側釘有四個紐襻,靠近袍上部,間距8~9厘米。紐扣為蒜母疙瘩(結)。袍兩袖由領口至袖口各有一條織金構成的袖襕,寬約14~15厘米,上為窄條連珠,其下襕紋基本以直線為主,另有少量曲線,和短直線一頭成開角形鏃狀等線條構成。每條襕大體由11個直線和少量曲線組成條塊拼成。前后里外下襬襟也加飾橫向織金袍襕,紋樣基本與袖襕相同,個別地方略有差異。當我們看到這種特別顯眼的金飾紋樣時,初步印象似為某種文字,很象梵文或巴利文。不過,細觀察也很難發現其規律。后將臨摹紋樣和照片送到北京,請專家鑒定,最后認為不是文字。但是作成這種紋樣襕,其所表示什么還不清楚,的確較為特殊(圖版三:6、7)。從男女墓主人頭戴幞頭花冠來看,完全是習仿中原地區的風尚。如前所述,女真發式與契丹人不同,契丹人髡發,而女真人髡頭,留顱后發垂肩,系色絲,富人以珠玉為飾。女真婦人則辮發盤結,無冠。該墓情況與文獻記載大不相同。齊國王墓出土一批絲織品服飾冠帶以外,還出土一些其他珍貴文物。有的不知是什么成份和質地,有的知其質地而不知各種成份的含量等。對這類文物有必要進行科學鑒定和檢測以及化驗分析。經過研究,決定鑒定檢測14項,其中包括木材材質鑒定。所謂木材,指棺木、穿帶、棺底墊木等。此外,還有金塊(握)、如意紋銀飾、銀包角、織金絲織品的金粉和男尸腰部發現的類似自然石塊佩飾件等等。上述材料的鑒定檢測和化驗分析,是委托東北林業大學進行的。醫學方面由哈爾濱醫科大學進行鑒定研究。通過電鏡、能譜等進行鑒定檢測,各項都有了結果。棺木是針葉樹的杜松,別名崩松,材質結構細密,有濃重的香氣,極耐腐朽和水濕。這種樹主要產于張廣才嶺東南麓地區,比較稀少。棺板的穿帶木板是屬于闊葉林中的環孔材水曲柳,材質堅硬耐腐。男尸腰部發現的不規則形石塊的佩飾,經能譜儀測試主要元素是鐵,當為鐵的氧化物,傾向肯定是赤鐵礦石。今阿城小嶺一帶山中有鐵礦石,多赤鐵礦,女真人早已開采。織金殘絲織品的金粉,經測試,含金量達到98.5%,其他成份有銅0.9%,鐵0.6%。金塊(握)的含金量為96.6%,其他成份是銀,為3.4%。如意紋銀飾和銀包角含銀量為92%,其次是鐵,為8%。鐵棺釘含鐵98.34%,余為雜質。石槨各接縫使用的封堵灰塊,含鈣最多,為89.2%;其次是硅,僅2.5%。此外,還含有少量的磷、硫、鉀、鎳、鐵等。這幾種元素均不超過2%。男尸佩戴的環狀佩飾,經測試含鈣最多(51.7%),其次是磷(30%)和硫(16%),還有少量的鉀等。此件物可能是角質材料制作的。女尸的環狀合佩飾,主要成份是鈣56.4%,還有硅(20.4%)、硫(9.7%)、磷(8%)。女尸盒中白粉狀物,含鈣52.7%、硫27.8%、磷19.5%,屬于有機物,非礦物,為有機物混合物。是化妝用的粉。牙櫛含鈣為60.95%,磷37.45%。可能是象牙質。通過對上述文物的鑒定檢測,使我們較為準確地了解這些文物的質地、性質及其組成成份的含量等。對于整個墓葬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醫學方面的研究也取得明顯成果(已發表報告)。對墓葬男女墓主的年齡、身高、血型、身體微量元素含量、骨骼狀況、所患疾病以及死亡病因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是從醫學角度對金代女真宗室皇族成員遺骸進行的首例綜合研究。根據有關分類規定,將男女尸牙齒、骨骼等年齡標志的若干變量代入多元回歸方程,計得男尸年齡58~63歲,即60歲左右。女尸為39~43歲,即40歲左右。男尸身高165厘米,血型為AB型,死于長期臥床的疾病。女尸身高157厘米,有生育史,血型為O型,死于某種高熱性疾病。三、齊國王今明確處理墓中發現的有文字記錄的主要是銀銘牌和木牌,前者鏨刻文字,后者墨書文字,兩者略有不同,但均將墓主身份交待清楚。此外,有的衣袍上有一個字的押記,似女真文,其意不詳(圖版五:6)。女尸一件抹肚內底邊緣倒印一類似簡體“齊”字(圖版六:2)。另一件敞口褲后右上角至右下條帶下沿邊用辮股線倒繡“內省”二字(縱2.8、橫1.2厘米)。(圖版五:3)這對研究墓主身份地位價值不大。最有價值的還是銀銘牌、木牌。前者刻“太尉開府儀同三省事齊國王”(圖版二:2),后者書“太尉儀同三司事齊國王”(圖版二:3)。前者有“開府”,后者無;前者“三省”,后者“三司”。共同的是“太尉”和“齊國王”。但沒有寫明齊國王的姓氏等。這就給我們留下了懸案,齊國王究竟是誰呢?但不夠深入全面,現再作進一步考論。《金史》記載的封“齊”的宗室貴族即齊國王,主要的只有4人,另無其他。這4人中誰最符合墓葬主人條件的,誰就是這位齊國王了。主要符合以下幾條:第一,此人曾進拜“太尉”;第二,此人死亡時的年齡60歲左右;第三,葬地在會寧府地區;第四,“致仕”后死亡,非在職死亡。當然還要符合其他一些條件。不過,具備以上四條就可以定了。下面就對這四位齊國王情況簡要敘述一下。1.石家奴歸葬上京地區“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天輔六年(1122)薨,年四十”。“葬于歸化州,仍于死所建佛寺”。另據《金史·石家奴傳》記載,石家奴曾護送宗雄靈柩歸葬上京地區,具體地址不詳。宗雄死后,據《金史》卷七三載:“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庭”。宗雄是金初重要將領,開國元勛之一,他的首葬地和年齡以及“追封”太師太傅等,與此墓主身世官爵不相符。所以墓主人不可能是宗雄。2.沖突:監控下封王爵,改封國王《金史》卷七三載:“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離合懣次子也”。“天德初,封葛王,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為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伐宋不久,因晏子逃歸完顏雍(烏祿),晏之家族在會寧被拘禁。完顏雍即位后“遣使召晏”,“晏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死亡時間為1162年。3.思忠歸葬于海陵《金史》卷八四載:“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天眷初,改蒲州防御史”,后“為行臺尚書左丞”。海陵時,“進平章政事,封郜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尚書令”。“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曾“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據此推知,思忠有可能歸葬故里,與宗雄等人歸葬故里一樣。這是女真人的重要葬俗葬禮之一,此外,還有大會親族、送血淚和燒飯等。4.齊國諸王世系“吾里補,齊王”,“睿宗子,與世宗凡二人”。金世宗完顏雍兄弟二人,其父宗輔(后改宗堯),女真名訛里朵,薨年四十。有關吾里補事跡等情況史載不詳,僅見《金史·宗室表》,他處不見。可以想見,吾里補與該墓主人沒有什么關系。至于完顏允升(永升),據《金史》,本名斜石出。其本傳稱之“夔王允升”,曾封徐、虞,也加開府儀同三司。章宗朝,曾封隋、曹、宛,未見封齊。《大金國志》有關他的記述待查實,且其歿葬地皆在燕京非會寧,也未見其遷葬會寧等記錄,故他與該墓主人毫無關系。從《金史》所載四位齊國王情況來看,最符合墓主人條件的是完顏晏(斡論)。只有他“進拜太尉”,另三人無。且其年齡相當,“致仕”、“還鄉里”,回到老家,當年病故。墓主之齊國王除完顏晏莫屬。四、女真人服飾用絲織品面料金齊國王墓出土文物反映了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多樣性、包容性和中原文化強大的吸引力。墓中出土文物一方面反映出女真人的某些傳統文化特點及某種習俗。另一方面,反映出先進而高度發達的中原漢唐文化的強烈影響及其某些無可比擬的優勢和作用。在金源文化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和地位同樣是其他文化無法比擬的。當時的金源文化形式和內容充滿了中原漢唐文化。金代齊國王完顏晏(斡論)墓之發現與發掘,是我國學者研究宋金時期考古取得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成果。這是非常罕見而又特別難遇的具有極其重要價值的一次發現。它的發現對于《金史》某些方面深入研究,對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都會產生相當積極的影響。我們將對該墓的認識,再簡要集中概括幾點。然后討論與該墓相關的葬俗葬制的一些問題。首先,僅就墓葬所在地域和出土一批十分珍貴文物而言,它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是極為重大的。就同一個歷史時期珍貴服飾冠帶等文物集中批量發現而又沒有損壞來說,是繼長沙馬王堆和福建黃昇(南宋)墓之后的又一次極其重要的發現。今后隨著學術界不斷深入研究,不斷有所發現和前進,必將會更進一步了解這一發現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其次,墓中出土數十件金代女真貴族的完好無損的、用絲織品面料制做的服飾,皆屬首次發現。到目前為止,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尚未見這一歷史時期的同類服飾集中發現之報導,可見這次發現極為珍稀貴重。墓中出土的袍、褲、裙、吊墪、抱肚、衫、護(蔽)膝、衤同衤軍、吐鶻(帶)、花冠、皂羅巾(幞頭)、靴鞋和襪等,都是本地區前所未有的新發現。毫無疑義,這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填補了我國古代服飾史研究方面的某些空白。女真人早期衣裝面料多用布、皮,其俗“好衣皮”,款式左衽,盤領或直領,喜衣短袍,“其長中(骨干),便于騎也”;另外“好衣白”。女真人衣著款式受契丹和中原影響,《金史》謂女真人常服有四,即“帶、巾、盤領衣、鳥皮靴”。這批服飾冠帶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和民族特點,雖然其中有些可能是葬服,但也反映出金代女真人,特別是皇室貴族在接受漢唐文化以后,著裝習尚與之基本款式的某些變化及其發展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女真貴族常服、禮服的基本狀況。盡管他們受到漢文化習尚強烈影響,但在著裝方面仍然保留著民族習尚的某些遺風和特點。墓中出土的數十件服飾冠帶是由各種不同的絲織品面料制做而成的。這些絲織品不是本地產物,而是產于江南和中原地區,絲織品種類繁多,顏色與紋飾復雜多樣,尤以各種技法織成的名貴華麗的飾金等花紋為最。這些絲織品,從發現地區而言,就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質量之優、紋飾圖案之精美、織染工藝之先進,皆屬我國北方地區首次發現。尤其在素有“大荒”之稱的黑龍江地區,發現這些絲織品服飾尤顯彌足珍貴。僅就這些服飾面料有綢、羅、綾、絹、紗、錦和刺繡等。而這些服飾上的所附花紋圖案,僅其用金技法至少有7種,即編金、描金、印金、圈金、釘金、貼金、影金等約占60%強,各樣花紋至少有16種以上。這對宋金時期絲織品及其加工技術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研究這些絲織品產地、蠶種、繅絲技術、工藝過程及其輸入金源內地等情況,對于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未來發展趨勢的了解將有其重要意義。第四,墓中還出土服飾以外的其他重要文物,如竹(藤)杖、佩刀、金塊(握)、金玉飾件、餐刀、玉雕、石佩飾、項鏈、牙櫛、骰子等。這些都是新的發現,本地區金墓中尚未見有如此集中出土者。這對金代女真人的文化習俗和宋金關系某些方面的研究,同樣提供了新的寶貴材料。第五,從墓葬結構和形制以及袝葬情況看,也反映出女真人葬俗葬制的一些特點;同時其喪葬更明顯的參有漢儀內容,說明女真人大量接受和吸取漢唐文化之后,他們的社會風俗和禮儀習尚發生的重大變化及其漢化程度之加深。從而我們可以推測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后的發展及其命運歸宿可想而知。一個民族的葬俗變化,特別在古代,必然預示著其他習俗也在變化。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后,該墓之發現對醫藥、病理和解剖以及體質人類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墓主人身體軟組織已不存在,男尸胡須和陰毛尚存;男女尸骨保存完好,且存碳化的內臟等。醫學家對墓主遺骨、碳化的軟組織和毛發等,進行多項測定分析和研究,獲得重要成果,已知二人的血型,死亡病因等。這是本地區醫學考古首次完成的一項綜合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此外,對墓葬密封和服飾冠帶沒有腐爛的各種條件及因素也進行了研討探索。我們再對與墓葬相關的女真人葬俗葬制作些研討。公元11世紀,女真人的發展逐漸沖破小國寡民的封閉狀態,特別是建立金政權以后,由一個落后而又被奴役的民族一躍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民族。同時大量接觸和學習高度發達的中原文化及契丹文化,因而強烈影響著女真人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包括葬俗葬儀。在人類各種習俗和宗教信仰中,葬俗是比較頑固而又不易改變的習俗之一,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當這種原始習俗保持和信仰者們走出他們的封閉狀態的社會天地,涉進新的環境、新的地域、新的條件和新的文化習俗大潮中,無論客觀或主觀都在受著改變某些習俗的強勁力量的沖擊,外界高度發達的文化習俗和文明表現形式強烈影響,或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時,必會加速促使其某些固有的傳統習俗包括葬俗的改變。完顏晏墓反映出,僅僅幾十年(還不到半個世紀)間女真人的葬俗葬儀發生了重大變化。女真人的喪葬制度和習俗傳統,相關文獻有些記載。東北、華北等地考古發現的女真人墓葬也提供了一部分實例。完顏晏墓與廣義的金代墓葬的不同之處,它是在女真人“興王”之地發現的女真貴族墓葬,且與我們已知文獻記載的女真人葬俗存在若干不同,這顯然是其葬俗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實例。據記載,女真人的葬俗葬儀之傳統內容主要有:會親族、燒飯、送血淚、歸葬故里等,“貴者”以人(奴婢)、馬殉葬等習俗。上面所說的歸葬之故里,一般指其籍貫或祖考出生地。不過,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女真人進入中原地區以后,一些王室貴族被封地區遂成其籍。女真人,特別是一些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歿于籍外之地一般要歸葬鄉里故國,這樣的例子不少。完顏晏是“致仕”歸故里后而歿于故鄉的。所葬之地附近(墓葬以東約半華里)有一座金代城址,或為完顏晏“致仕”后居住之城堡。埋葬完顏晏地區或可能有其家族墓地。女真人雖有歸葬故里之俗,但也有例外情況。將其祖陵(墓葬)遷離“興王”之故土,顯然與歸葬故里之俗相悖。封建統治者把祖陵視為天下之“根本”,不能輕易動遷。海陵王遷都燕京后把太祖太宗和始祖以下各帝陵寢遷至北京大房山,這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和戰略考慮而采取的行動。是與其政治中心南移和封建禮制密切相關的。女真人的一般要歸葬故里習俗與此并不完全相同,既然它主要是政治原因起作用,則并非葬俗所使然。殉馬之俗的變化。據《三朝北盟會編》、《大金國志》等記載,女真人的“貴者”死亡,要生焚所寵奴婢和所乘鞍馬殉葬。同時還有親友等所“赗賻”之物,其中主要有馬。看來女真人比較注重以馬殉葬,似與其某種信仰有關。馬殉之俗何時出現已無明確記載,我們僅知隋唐時期的黑水靺鞨人即有此俗。女真人建國過程中漸改馬殉習俗,此事還與完顏晏之父有一定關系。阿離合懣臨終時曾向金太祖阿骨打建議禁止馬殉,馬在征戰、出獵運載和農事等方面的作用太重要了,這不言而喻的。金太祖大概接受了這項建議。不過,阿骨打在位期間偶爾也有馬殉之事發生,當是個別而非普遍現象。當然,馬殉并不是女真人所獨有的葬俗,中原地區也存在。女真人漸改以馬殉葬習俗之后,并沒有完全放棄這一傳統習俗,只是不再殺馬殉葬,以象征性的東西代替,并以馬具實物下葬伴隨死者。金墓,特別是金代女真人墓中發現馬具并不奇怪了。齊國王完顏晏葬于大定二年,這時金政權建立已近半個世紀,女真人的馬殉習俗早已改變,盡管不徹底,但還以某種形式保留這種習俗,如隨葬馬具等。發掘完顏晏墓沒有發現馬殉現象,既不見馬的骨骼,也不見馬具。完顏晏生前不能不騎馬,為什么不見馬殉任何殘存跡象,或因晏是阿離合懣之子,或與其父首倡禁馬殉有關。關于以人(奴婢)殉葬。這是女真貴族葬制葬俗的一個特點,盡管早已開始禁止,但是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徹底禁斷。用人(奴隸)殉葬是奴隸社會正常現象,而女真貴族的人殉制度是社會發展到相應階段必然產生的,本質上同奴隸社會并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但是也不完全相同。當人類社會發展到家庭奴隸制階段時或即有人殉現象發生,僅以奴婢殉葬說明奴隸制發展的并不充分,當接受或走向封建制發展過程中這種習俗沒有徹底革除,或以變異形式延續下來。挹婁部族不見以人(奴婢)殉葬的記載,其前當亦不會有了。所以我們推測女真人歷史上出現以人(奴婢)殉葬,或在南北朝的勿吉時期,因為稍后的靺鞨個別部落即有這種現象發生。有權勢的奴隸主必擁有一些奴婢和馬牛等財物,死后同樣要以另一種形式享用,生焚所寵奴婢,殺其所乘馬匹殉葬。以奴婢殉葬不僅奴隸社會存在,封建社會照樣存在。特別在某些民族中,或因習俗或因某種信仰這種殘酷野蠻現象殘存較久。女真人建國后其社會發展迅速向封建制轉化,盡管在普遍意義上禁止奴婢殉葬,但在皇室貴族中以奴婢殉葬現象并沒有完全禁絕。完顏晏作為金朝最高統治階層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有權有勢并擁有大量財產和奴婢的,他和他的家族也沒有完全革除以所寵奴婢殉葬的習俗傳統。女真人入主中原以后,他們的不少傳統習俗受到當地文化習俗的沖擊,逐步改變某些風俗習慣已成為其后發展的必然趨勢。前面談過的在普遍意義上的改變人(奴婢)、馬殉葬的風俗僅是一部分。葬俗的某些變化包括革除和吸收兩個方面,所謂吸收是指其在固有葬俗中沒有的東西。完顏晏墓所反映的女真人葬俗變化的一重要內容是在葬具等方面。總的趨勢是由簡向繁發展。這是女真人接受漢文化以后的一種變化,即吸收漢人葬儀葬俗某些內容的結果。據記載,女真人建國前的葬俗葬儀比較簡單,貴族或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死亡,一般要設停尸的“靈帳”,其下陳赗賻馬匹等物。至于下葬更較簡單,多穿土下葬,無棺槨。普通人死亡也是穿土而埋,同樣沒有棺槨等葬具。完顏晏墓有棺有槨,棺外罩以絲綢棺棺內貼置絲綢棺衤吊。木棺制做十分講究,以耐腐的木材,先加工成棺板然穿暗帶制成。棺外四面釘以銀片作的如意紋托飾,各角包以銀片如意紋包角。棺上(天板)正中放置蓮花幢形銀銘牌。它的形狀和線刻紋飾都反映出佛教影響的色彩。棺外之石槨由十塊板石組成,內刻鑿菱形圖案,以上情況說明,因女真人原有的葬俗“死者埋之,而無棺槨”大不相同了。金政權建立后女真人改變土葬而又不用葬具的葬俗之同時,帝王陵墓修筑豪華,建陵園享殿等。貴族官僚仕宦人家的墓葬日趨講究,部分地保存其民族習俗外,多用漢儀。首先改變過去穿土而埋不用葬具習俗(3),有棺有槨,其中木棺石槨居多;火葬還有用甕棺者。其次,掘墓穴土壙進行加工,或鏟平四壁,或夯實底部;更有修筑磚室、石室者。再次,由小型向大型發展,身份地位顯赫,棺槨亦隨之增大,反映出嚴格的等級差別。最后,效仿中原風俗陵墓多奢華,隨葬日趨漸厚。除保持女真人的那種“燒飯”習俗外,死者穿著和隨葬物也有增多趨勢。完顏晏墓就其棺槨容積來說,盛裝的東西不少,雖然不見陶瓷器皿但其隨葬品皆較貴重,可說是一種隨身厚葬。完顏晏墓豎穴土壙,壙穴加大趨深,底部平整加夯,棺槨放置中間偏北。壙穴比棺槨大幾倍,但除棺槨及袝葬石槨以外,壙穴中沒有隨葬其他遺物。用石作槨,耐腐蝕木材作棺,其意皆在久存。這似乎反映出一種觀念,為死者建造永久性冥邸同樣要堅固耐久。棺內墓主人枕下放置一塊木牌,其背面墨書“房一坐”三字(圖版二:3)。說明女真人早已改變過去的“坎地,梁木其上,屋形似土冢”地下穴居住宅形式,到地面建造新的“納葛里”式住宅已久了。但死者下葬似乎又回到地下居室,然而同過去的穴居式房屋還不相同。墓壙穴寬敞,似乎是墓主人永久性冥邸的宅院。并以一種證券形式規定這座冥邸的歸屬(4)。以上情況說明女真人接受漢文化后,某些習俗觀念受到影響,并在逐漸改變之中。海陵以后的女真人葬俗葬儀進一步習仿華風,但仍保持了本民族的某些傳統習俗。完顏雍是比較注意保持民族文化習俗的統治者,但在喪葬方面他并不完全堅持民族風俗習慣,皇室貴族成員死,其葬禮儀既有女真人傳統的,也有漢儀內容的,甚至還有全用漢儀之例(5)。豎穴土壙是墓葬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人們掘地而成的,提供停放葬具之所。至于葬具,有木有石為之,或石砌或磚筑,有棺有槨,用料不外木石之屬。金代墓葬除壙穴外,葬具有棺有槨、前者木制,后者石為較多。此外,還見報導有石棺石匣,后有石室、磚室,多仿中原地區葬俗。木棺石槨墓比較常見,也有石棺石槨(或謂石函石匣外罩石槨)墓,除東北地區發現以外,山西、北京、河北和內蒙古等地都有一些發現。但是,各地的金墓各有其特點,與完顏晏墓并不完全相同。完顏晏墓是土壙石槨木棺墓,是發現于金源“內地”的女真貴族墓葬。如果它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的話,則可代表金代早期偏后的女真貴族墓葬的一種形式。因而它的普遍意義相對減少,一般人的墓葬就不會具有如此規格。關于合葬與袝葬。完顏晏墓是合葬墓,一男一女併葬于同一棺槨之中。就此而言,應是夫妻二人一次性合葬。對男女尸骨和碳化軟組織進行分析鑒定,基本確知二人年齡相差較大,男性為60±2,女性為39±2。經有關專家鑒定,女性頭部有一處鈍器致傷痕跡,但是這次致傷與她死亡沒有直接關系。因為傷痕愈合,似早期所致而留下的。開棺時發現,男性胡鬚尚存,而女性頭及面部皆用絲棉包裹,外纏黃色絹布,然后罩冠。這顯然是下葬前即處理好的。為什么要這樣處理,不讓死者頭面露在外部呢?我們分析有可能是,女性的死亡或屬非正常死亡,外部強加所迫致死的。或在完顏晏死亡后,女性被強制致死,故可同時下葬。二人死亡時間當在夏秋之際,并有可能在戶外設靈帳停尸幾日。在剝離起取其衣物過程中曾在衣內發現碳化的蛆(蠅蛹)等物。從兩人年齡相差20歲左右推測,女性或非完顏晏原配之妻(正室),抑或為其寵妾。袝葬是指完顏晏墓石槨南側的一個小型石槨,在同一壙穴中。小型石槨發現殘木塊和焚燒過的骨骼殘片,不見其他遺物(已擾亂)。骨骼焚燒過是火葬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