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二重化權力空間與權力的空間控制技術——陜西毛村選舉再解讀

提要：本文嘗試運用空間分析視角，理解當前農村社會村落中的權力關系和在其中發生的村委會選舉的性質。本文認為，當前行政村體現出二重性的權力空間性質。這為各種權力在選舉中運用空間控制技術提供了舞臺，并對村委會選舉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村委會選舉不僅是國家推動的民主化進程的一部分，也是鄉村的各種權力互動和發生變異中的重要事件。

關鍵詞：二重化權力空間/權力的空間控制技術/村委會選舉

學界已有多人在研究中重視空間對社會行動的影響。蕭邦奇對民國時期政治精英沈定一生死之謎的個案研究，表明空間是革命行動和社會身份的重要背景和組成部分。[1]加拿大地理學家哈瑞斯等人研究權力的地理“話語”，即權力的空間表現與空間的權力象征。在時間地理學研究的基礎上，吉登斯對空間的研究，通過討論區域化、場所、面對面互動與共同在場、在場可得性等觀念，力圖融合人的能動性與結構、時間與空間、宏觀與微觀的斷裂，使得對社會系統結構化的內在的圓潤的理解成為可能。

本文用上述研究提示的社會分析的空間視角，分析一個村莊的村委會選舉過程，嘗試得出對當前村落社會的權力關系性質及置身其中的村委會選舉性質的理解。

二重化權力空間中的村委會合法性危機

本文講述的選舉發生在毛村。毛村位于陜西一個貧困縣境內，占地66800畝，其中耕地7350畝，其余為林地和沙地。有441戶，2452人。轄西莊、東莊和羊灘三個自然村，共五個村民小組。82年分戶經營土地后，由于村集體經濟幾近于零，農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家致富。為了打井等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三分之二的農戶都貸了高利貸款。村民迫切需要村級組織提供生產、生活方面的服務，主要是改善農業和生活用水供應、修建學校等。在毛村興辦公益的過程中，發生了兩類組織和權力的沖突。

1984年，毛村建立村委會。1984年至1989年，苗擔任主任。1989年起至今，主任由方擔任，苗改任支書，但方是事實上的權力核心。方為西莊第四村民小組人，是村里屈指可數的幾個高中生之一，辦事干練，但自負、專斷，得罪了不少村民。筆者1998年上半年進村調查時，鄉領導對毛村現領導班子的評價，用的是“亢硬”兩字，這在當地話中用來形容某人“能干”，表明了對其在完成國家任務方面表現的肯定。在方領導下，毛村的糧稅任務完成較好，工作一直居于全鄉的前列。90年代以來，隨著上級不斷加大扶貧攻堅力度，毛村也開始不斷從鄉里獲得國家扶貧款，而這對于貧困地區村莊的經濟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國家通過掌握并分配經濟資源，維持著對村莊的控制。毛村就是這樣一個被國家行政力量控制著的行政社區，村委會和黨支部是國家權力在村莊的“代理者”。

在毛村，與正式權力組織并存的，還有勢力逐步強勁的非正式權力組織。那就是有著100多年歷史，80年代重新恢復活動的天主教會。毛村天主堂曾是1900年著名的“三邊教案”的發生地之一，而今則是Y地區教區主教的主堂口，轄鄰近教民8000人。毛村只有不到10戶信“外教”，其余均信仰天主教。每天早晚村中都能響起教堂招喚村民做彌撒的鐘聲。童主教和一本堂神甫長期駐村，童主教統一調度本教區的神甫。教堂內設有陜西省唯一的一座“中華圣母傳修女修會”，有來自陜西省各地的26名修女。出入教堂的有各地的神甫、各村的教友，甚至還有來自外國和港臺教會的代表。披著法衣的主教和神甫出現在眾人仰望的講經臺上，出現在村民生死婚嫁的儀式之中。宗教的權力在村中是隨處可見的存在，毛村同時也是一典型的宗教社區。

宗教還構成了社區的一種文化傳統，現在則不斷通過講述傳教史和教義的老人和中青年中的堅定教友們之口，在整個社區中傳播。天主教在村民的生活沒有被視為異物，村民們對他們信仰的天主教的評價是“善教”，大多數村民都知道天主教的“十誡”，教堂中每日進行的講經論道被很多中青年教友視為對他們自己的道德訓誡。天主教作為一種道德和文化傳統在村中為村民所實踐和傳承。

除了教堂禮拜的鐘聲和神職人員外，體現毛村濃厚宗教社區特性的還有村中活躍的宗教精英。宗教精英指教民組織的首領。毛村教堂在當地有三個教民組織，一是“圣教會”，協助教會傳教和舉辦公益事業，是聯村組織；二是“老年善終會”，組織老年教民參加教會活動；三是“圣家仁愛會”，組織青年教民學習教義和農業科技，組織文化娛樂活動。后兩個是村內組織。會長們利用教會搭建的舞臺，贏得了比一般村民更多的面子和權力，也有著比一般村民更強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成為村中的一類精英人物。毛村的宗教精英主要有“圣教會”會長白清、喬志、劉明，“老年善終會”會長王山，“圣家仁愛會”會長高華，副會長卜忠、高平、白玲，郭榮。這些人很多在生產隊時代當過干部，他們作為宗教精英重新進入村莊公共生活，部分反映了正式權力的組織網絡的衰弱。而他們在村莊公共事務中的態度偏向，直接影響到經營這些事務的組織的合法性及其權威。

毛村行政社區和宗教社區二重化的事實在解放后逐步形成。這中間伴隨著國家行政力量對農村的逐步深入，也有宗教勢力的復興與逐步強大。天主教80年代中期在村中恢復后，教堂得以重建，教會接受海外捐贈的渠道開始暢通，在其道德權威之外，開始具有了金錢的力量。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后，毛村有著迫切的公益需求。而哪一組織能滿足這一需求，誰就將贏得其作為組織存在的合法性。但對毛村的兩類組織來說，誰也無法單獨舉辦公益。村委會無錢，而教會則無在體制內舉辦公益事業的名分。故本來沒有關聯的兩類組織開始了親密的合作，以后激烈的沖突也因舉辦公益而起。二重化社區的兩重權力的交疊，已使我們對該村任何一個公共事件的理解都不能離開兩者之間的關系。

90年春，方爭取到縣改水辦的資金，加上村民自籌，開始修建自來水廠。水塔于當年建成，隨后幾年鋪設管道。這時的教會并不十分有錢，本堂神甫張神甫除和其他吃水戶一樣，交200元以外，只額外捐了200元。隨后教會有了錢，先后在鄰近的沙村、梁村、金村、橋村捐建水廠，而且捐資額都在10萬元以上。這引起了村內正式組織和毛村部分村民的不滿：教會生在毛村，長在毛村，首先要把毛村學校辦好。苦于沒錢辦事的村委開始尋求與教會的實質性合作。93年春天，方、苗和張神甫商議，兩家共籌資金，合辦當時校舍不足、無力維持的毛村小學。村委會出土地和木料，其余費用由教會出。93年秋季，新校建成，起名“育英小學”。方任校長，教區童主教任副校長。方利用教會的資金提高了自己權力的合法性，教會也在修校中增強了對社區事務的影響力。這一時期是村委會與教會合作的蜜月期。

但裂隙自一開始就潛伏著。這主要源于試圖通過舉辦公益擴張各自權力的兩類組織抱負之間的沖突。而宗教社區中宗教精英的道德評價則左右著雙方的力量對比和交鋒。宗教精英在幫助教會舉辦公益事業的過程中逐步擁有了某種類似于村干部的“當家人”意識，有著很強的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欲望。而他們對宗教教義的誠信與實踐，使其對公共事務評價的道德色彩更加濃厚，無論其是出自對其爭辯原則的真誠維護，還是假借這一文化資本謀求自己私利。宗教精英成為社區中強有力的道德仲裁者。而因無緣進入正式權力組織，又與教會有著天然道德認同的生存狀態，他們更易成為正式權力組織的一絲不茍的批評者。

1996年春，村委為擴建學校又撥給教會10畝地。因資金一直不到位，教會暫時在10畝地上種了玉米，而且傳話出來，不能象原來承諾的那樣修樓，只能建平房。為迫使教會

盡早修樓，方揚言，如再不動工，村委會就將收回建校土地。10月份，眼看玉米就要成熟，教會提前十幾天收獲了玉米，以防村委搶收。而且，在一些宗教精英和素來對方不滿的村民鼓動下，開始拉圍墻圈地。為阻止教會修墻，村委以切斷教會水電供應相威脅。一時間，村中矛盾乍起。

反對方的部分宗教精英、部分村民、部分學校老師開始聚集在教會和學校里商議“倒方”。他們收羅方的罪狀，頻頻上訪。村委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恰在此時，陜西省第三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在全省鋪開。在毛村所在縣，這是第一次由全體村民直接選舉村委會成員。

圍繞選舉進行的權力空間控制

一、選舉前權力的空間定義控制

為解決建校中的糾紛，96年10月的一天，榆林地區的前任老主教王主教來到毛村。方、苗與王主教談判。在童主教的辦公室里，雙方發生爭執。王讓方、苗“出去”，方、苗則讓王主教“起身、滾。”來到教堂院子里，年邁的王主教說：“我駐中華民族的地，我不走。”苗說：“這是我管轄地。”王主教則說：“這是我教民的地”。看來，對毛村這個村莊，雙方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在王主教眼里，毛村是他的教區，在這個宗教社區里，雖有寄人籬下的感覺，但傳教的神圣事業已使他將毛村視為其權力行使的當然領域，而包括村支書、村主任在內的村民則都是他要尋找的迷途羔羊。身為村干部的方、苗，則仍將王主教這個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視為自己轄區內的異己力量，教會在毛村只是要加以利用的一個財源，而自己則是毛村人理所當然的父母官。但許多虔誠的教民對方、苗兩人罵王主教的“老特務”、“老壞孫”已不再認同，在他們心目中，主教倍受尊敬，神圣的宗教情感不容褻瀆。如此放肆的言談進一步敗壞了方在宗教精英和部分村民中的形象。

96年11月15日，在教堂又發生了一次兩類權力的相遇。這天，修墻又在一些教民的鼓動下重新開始，參與者一、二十人，主要是一些宗教精英、虔誠的教民和學校教師。下午，早已風聞毛村風波的鄉黨委書記張來到毛村教堂。張對童主教說：“村民與方的矛盾，作為主教，你最好不要參與。”童說：“這是群眾自發修墻，我不管。”這時，外面修墻的十幾個村民涌進主教房間，紛紛告方的狀。張說：“教會不是個打官司的地方，天已經快黑了，今天沒時間，你們有材料嗎？”村民答：“有。”張說：“你們派三個代表，到鄉上去告。”村民同意，但追問：“有一件事書記今天您能解決，圍墻是群眾自發修，為什么不讓修？”張說：“自發修，為什么不讓修，為了建校修圍墻，修好了，我還給你們敲鑼打鼓舉行儀式。”村民興高彩烈出去，說，“張書記是個青天。”

分析張在此中應對，可見三點：第一，張知道自己在主教的房間，身處教會的權力空間，對教會上的事，自己不能多管，故張只把事情說成“村民和方的矛盾”，這是對事件性質的一種主動界定，以使主教側身其外，并減弱方承擔的道德壓力。第二，打官司要到鄉政府去打，教會只是傳教的地方，這是對空間中權力關系性質的一種主動定義，意在進一步切斷村民對教會道德和文化資本的借用。第三，告狀要派代表，并到鄉政府去告，這是構建起自己在正式權力運作知識方面的優勢，使鄉政府成為村民解決問題中不可繞過的一方。在教會這個他者權力的空間中，張力圖割斷村民與教會權力之間的聯系，并始終重建并加強自己在教堂這一空間中可能削弱甚至消失的鄉黨委書記身份，強化自己在正式權力知識方面的優勢，并成功地“生成”鄉政府在村內糾紛中的裁判者地位，從而“打壓”教會和村民的權力優勢。讓村民修墻，則在村民面前使鄉政府和方劃清了界限，使自己站在了中立者的位置，這固然有其不宜介入的考慮，也是為了使鄉能保持靜觀事態發展的主動權。離開教堂后，張思忖修圍墻是“為教會辦事的人施的一計”，想激化教會與村委的矛盾，從而激起村民對方的不滿。當晚，張找人給方和苗捎話，點明修墻是一“圈套”。“圈套”一說馬上說服了方、苗，村委自此不管。圍墻幾天后修起。

被鄉黨委書記張允許修墻，無疑增加了上訪者的信心。第二天一大早，人們在學校圍墻上看到了一張寫著打油詩的大字報，詩中列舉了方的十大罪狀。詩中“毛村有個方矛盾”一時被廣為傳播。言下之意，唯有去除方這個“矛盾”，毛村才能安寧。

在隨后要求撤方的更為密集的上訪中，上訪者知道了選舉的消息。告狀的主題也從單一的換人變成了換人和選舉都要求。一批以宗教精英為主體的上訪精英成長起來。幾經商議后，上訪精英們推出了自己的村主任人選，即村民杜。杜有辦事能力，且聲言：“如當選，將首先清查方的財務。”有了這一維護公益、公道的聲明，他個人的一些劣跡也就為村民忽略不計。杜曾在縣里－水庫工作期間，因盜賣防洪麻袋被拘留。但在村民看來，這是國家事上的過失，能管好村里事是最要看重的。隨后大規模的串連很有效果，按精英集團估計，如選舉，杜必當選無疑。這時唯一要做的是壓鄉政府盡早選舉。

12月26日，鄉書記張剛從外地考察回來，就接到了鄉長胡關于首批選舉四個村均告敗的電話。當時毛村還未選舉。這天，毛村告狀的村民也來到張家。這次，雖然張仍是面對著將其視為書記的村民，但家居這一空間，使其既有施展作為主人招待客人的地主之誼的主動，也有不可拒人門外、需要回應客人要求的被動。他的回答滴水不漏。但這時不選已不可能。張答復三條：一，選舉必須搞，爭取春節前搞；二，怎么搞，按縣上的規定來；三，鄉黨委、政府對人選不掌握，不定人，就在毛村矮子里面拔將軍，誰能把工作搞好，就選誰。

1997年1月29日，一直得不到具體選舉消息、并已到鄉里催過幾次的上訪精英們再也按捺不住，一行七八人，開著三輪車，帶上鋪蓋卷，再次到鄉政府上訪，聲言“如再不選舉，就在鄉政府過年。”春節是農村一年中最大的節日，這個時候鄉政府敢讓老百姓過不好年？但隨后，上訪精英們看到，在鄉政府這一行政權力空間的要挾不會輕易得逞。鄉政府已放假，得到張書記電話指示的值班人員關上大門，不予接待。告狀者只好在鄉政府所在地東村找旅社住下。當晚，張覺得對峙下去不是辦法。鄉政府是正式權力的居所，當然不能由村民的意愿來決定選舉日期，這是對正式權力空間的收縮乃至放棄。但拖的時間長，村民依據的文化和道德資本就會放大其力量，而同處這一資本作用空間中的鄉政府就會處于劣勢。張于第二天找到縣國營林場場長郭亮。是日晚，郭亮將其兄勸回。1月31日上午，堅持了兩晚的精英集團意志消退，在鄉政府的誘勸下答應返回，但提出要求，讓鄉政府用小車將其送回，但未獲允。村民只好“灰溜溜地回村了”。政府的行政權力空間豈容出現缺口。但歷經教堂、家中、鄉政府三處空間中的較量，張書記已越來越意識到方不能由鄉里出面來保，其態度已從外在的中立變成實質的中立。張和胡商定：選舉要嚴格按程序來，最好方別選上。

對于鄉上要搞選舉的決定，方公開到鄉上表示不滿，認為鄉里對村民“鬧事”制止不力。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得投入一搏。幫助他抵擋上訪精英的是他的正式組織網絡――村組干部，和支持者――親屬和受庇護者。

二、選舉日權力的空間置換控制

1997年3月4日10點半左右，胡鄉長在鄉政府向毛村選舉工作隊全體成員交待注意事項，重點是講由他擬定的《毛村村委村委會選民直接選舉法》。工作隊進村后，召集村支書和村委會成員開會。會上宣讀了《毛村選舉法》，宣布了侯選人名單，為

原村委會人員，且為等額選舉，其中方為主任侯選人。

第一選區：未能生成的法律空間

第一選區為西莊。12點鐘，胡鄉長向擠滿了村委會院子的一百多個村民宣布了《毛村選舉法》，并詳細說明了選票填寫辦法。然后發票。由于未設秘密劃票間，寫票時村民都背轉身，或到院子墻角，或出村委會院門在墻邊避人處，尋求一種相對秘密的空間，可以算做一種半秘密劃票。現場發票、寫票、投票過程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收回近200張選票。在現場，持筆者極力要求替別人寫票，私下串聯者進行著最后的游說。毛村的選舉現場還只是一臨時搭建的空間，法律這一外來的權力要素仍未在場。

為了保證選票總數過全體選民的2/3，確保選舉有效，對沒來投票點投票的村民，鄉里雇了三輪車，帶上剛才還未計票的票箱，開始挨家挨戶進行流動投票。兩派代表踴躍跟上。投票中，村民自然不愿被看到，但這時的流動投票已進一步取消了投票的秘密性。眾目睽睽之下，是在方名字下劃圈，還是另寫別人，應是不難被看出的。但對這一點，兩派的策略仍是盡量加強自己對投票人的監視和誘導，并限制對方的同類行為。

第一選區計票結果為方205票、杜150票。有另選杜但未在名字下劃圈的選票，依選票上印的規定被算為廢票，共22張。這在兩派村民中引起爭論，“倒方”派認為不公平。

第二選區：權力的空間置換與反置換

喬副鄉長和苗負責東莊的選舉，杜平商店前是投票點。左等右等，現場到的選民也只有一二十人。投票開始由王云拿票箱，監票的是楊軍、任華。王云是倒方派，后兩人則分別是保方的積極分子。現場投完票是下午二點鐘，隨后開始流動投票。

東莊的流動投票用的是摩托車，苗也由人用摩托車帶著，趕在帶票箱的摩托車前面。王山、楊軍、任華等人步行跟著。隊伍共有一二十人。由于苗為支書，他隨著票箱甚至領先于票箱的到來，給那些想投杜的村民以相當大的壓力。這里流動投票的本質應從空間性質的轉換來看。在設有秘密劃票間的選舉會場和規范的流動投票場所，個人的投票行為是在公共權力空間存在的。雖然投票時是一個人，但投票者可以感到法律對其投票行為的保護。而在上述投票空間中，村民被“帶到”一個道德資本和文化資本占主導的權力對比關系中：苗與村民之間的同村關系，使村民必須考慮熟人社會中的面子、人情。而苗憑借二十多年在村級組織中任職積累起的庇護者或威懾者的能量，此時也得到了最集中和最有效的運用，想投杜的大多不想當著他的面選杜，以免被穿小鞋。

王山看到這種情景明顯不利于杜當選，就上前與喬爭論，要求停止流動投票，喬未作理睬。王又帶十余人回到西莊找胡辯論，胡答“就這么選”。第一選區投票擁護方的劉寬等四五個人，在村委會院外與王山辯論。劉說：“你是一隊人，這里沒你說話的地方。”[10]雙方爭論得不可開交。空間被空間中人作著對己有利的劃分。王山等人見這里不是自己說話的地方，只好返回西莊。

東莊計票結果方119票，杜26票。廢票有76張，多為選杜但未在名字下劃圈者。“倒方”派大嘩，因喬并未詳細解釋填票方法。

第三選區：邊緣村的“中心化”

羊灘人口在三個自然村中最多，距東、西莊五華里，地理上屬毛村的邊緣地帶。而且，由于村委會、教堂、學校、水塔等公共設施都在東、西莊，毛村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生活也集中在東、西莊，羊灘人在毛村的公共事務中影響力最小，參與的也最少，在各種“全村級”的權力關系空間中處于邊緣地位。明顯標志這一點的是，分地后羊灘一直未有人當過村委會主任和支書。故這一選區，鄉干部派的只是平常并不強悍的劉副鄉長。在選前動員中，羊灘的精英們也分化明顯，以現任小組長卜忠為首的一批人支持方，但圣教會的張國、史堂等人則主張倒方。普通的村民則沒有過多卷入。方在西莊已做了布置，東莊又有苗替自己撐腰，選舉一開始自己就親自到了羊灘。而倒方派看到東西莊選舉結果明顯不利于自己，且無法更改，就在選舉日的后半程將爭奪的重點放在了羊灘。在選舉日的下午，羊灘這一邊緣村經歷了一次“中心化”過程。

劉副鄉長到羊灘時，到投票點劉家商店的只有二、三十個村民。既然人到的少，劉鄉長決定一開始就搞流動投票，主要是鄉村干部跟著票箱。一倒方派村民上前阻止不讓再搞流動投票，并把票箱扯爛。劉回村委會大院請鄉長胡定奪。流動投票違不違法再一次成為焦點。不長時間，胡和劉返回。同來的還有東莊的倒方派王山、王云、劉亮等人。羊灘的選舉雙方已決計一爭。

胡把已投下的50多張票卷在一起，用打火機點著燒了，要求重新選舉。當即雇了一輛三輪車，又拿了商店里一個方便面箱當票箱，開始流動投票。雙方踴躍者擠上“流動選舉車”。車開動時，共有12人在車上。分別是三種力量，一是鄉政府劉副鄉長、王義和鄉一年青工作人員，另是現任村干部及其支持者方、卜良等人，再是杜的支持者張國、史堂等人。計鄉村組干部有5人、村民7人。胡要求鄉村組干部只管監督選舉，不管發票、拿票箱、收票，嚴格按程序操作。喧嘩的流動投票隊伍挨家串戶。選舉一直進行到晚8點多才結束。隨后，一行人回到大隊部計票。在激烈的爭吵中，由兩派各派人，張國唱票，王亮、卜忠監票，計出選舉結果，方119票，杜86票。廢票11張。從三個選區的總票數上看，方獲453張票，已獲勝。“倒方”派明顯不能接受計票結果。最后村委和“倒方”派各拿一把鎖，將全部選票鎖在村委會的柜子里。10點鐘左右，鄉里工作隊在雙方的吵鬧聲中坐上吉普車、摩托車離開毛村，返回鄉政府。選舉日結束。

三、選舉后：村落外的法律空間與民主的滲入

選舉的舉行，已使“倒方”與“保方”的紛爭舞臺從上訪路轉移到了選舉場。倒方派要想達到目的，必須推翻選舉結果。于是，狀告鄉政府和村干部搞非法選舉就成為倒方派選舉后活動的中心內容。

據對縣民政局長魏和鄉長胡的訪談，縣民政局對毛村選舉程序是否違法是有明確說法的。主要的違法之處在于：一是未成立村民選舉委員會組織選舉，而是由鄉里包辦；二是選舉未經過征集選民提名候選人環節；三是規定老弱病殘才用流動票箱選舉，而毛村一半以上的選票采用流動票箱選舉。但民政局并未決定讓重選。因為組織重選有相當的難度。按嚴格的選舉辦法規定，該鄉在毛村之前選完的十個村也都有違法之處，尤其在流動選舉和委托票方面。如推翻毛村選舉，勢必引起其他村的連鎖反應，引起更大范圍的不穩定。所以，縣鄉對選舉的態度較為一致，就是不再組織選舉。

在村子里，經過這樣一次選舉風潮，繼續主政的方已有很大的變化，鄉里的評價是“工作方式改變了很多”，站在對立面的村民說方“不再象以前那樣威風了”，很多人對告倒方已不象先前那樣積極了。正式權力的運行已悄悄加入了選民授權的砝碼。

通過參與投票、查閱法律、寫告狀信、到政府部門上訪，村民們畢竟感知到了維護民主的法律空間的存在。民主在悄悄地滲入鄉村。

討論與結論

一、權力關系視野中村落的二重化權力空間

我們這里的權力空間，既指權力關系本身，也包括與權力運行所融接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權力在這種空間中既是一主動力量，又是他種權力的對應物。空間既是權力運行的物所，同時也是權力進一步產生、強化乃至轉化的源泉。[11]

在村落的權力空間中，布滿了權力關系：與倫理關系對應的長老權，與宗族關系對應的家長權、與宗教關系對應的神的權力。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推行，正式的國家權力也滲入了民間，從而使村落的權力空間

更是呈現出二重化的復雜格局。本文以毛村為例，分析的主要是兩種村落權力空間的二重化現象。

一是正式權力與非正式權力的二重化。目前中國的行政村，其內部的權力關系仍處在演變過程當中。由于村落仍相當程度上存在封閉性，人們仍居于一種熟人社會和半熟人社會中[12]，存在著因血緣、地緣而產生的等級式的傳統支配力量，也有一些村莊因歷史上的宗教傳承而形成信仰關系中的支配力量，這些支配力量都是現實的非正式的權力。其權力實施、流布必使村落空間具有此種權力關系性質，即成為一非正式權力空間。在不同村莊只是強弱和包含的具體權力形式不同。另一方面，國家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滲入已使絕大多數村落具有了“行政社區”的性質。但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行政社區”已成為社區的主導性質。在毛村這類非正式權力關系強大的村莊，二重化的村落空間性質非常明顯。借助選舉這類能挑動起村莊中權力關系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的村落仍有二重的權力關系運行其中，事件中展現的是他們之間的相互躲避、交鋒和互融。也許與人們固有的想象不同，有些村莊中非正式權力關系具有的強大影響，使基層的行政力量在試圖規劃選舉時遇到了抵抗，非正式權力關系反而扮演了民主化中的積極角色，從而為高層所希望的民主的生長開辟出一片空間。

二是自然村間關系的“中心一邊緣”二重化。在含有幾個自然村的行政村中，由于人口、土地、大小姓聚落、村外聯系、村內團結等方面的不同，各自然村的影響力是不同的，表現在正式權力關系中，即不是哪一個村都能出村干部尤其是村主要干部。那些在每屆村政權力組合中都出主要干部的村就是村莊正式權力關系中的“中心村”，而很少出或不出村干部的村則是依附于中心村的“邊緣村”。選舉可使中心、邊緣的不同權重發生變化。這種“中心一邊緣”的劃分和轉化可以使我們進一步建立起對行政村權力關系立體化的動態的理解，樹立穩定的村莊權力結構是一種非均衡組合的觀念，從而突破對村莊權力結構的平面化、均衡化的理解。

以上兩種二重化權力空間現象的界定，是對村莊性質理解的新進展，表明目前的村莊內權力關系已迥然不同于費孝通所描述的“教化權力”或“長老統治”，也不純粹是現代民族國家內部的行政權力。這種對村莊的理解也可以使人們更真切和深入地鄉村治理和鄉村選舉。比如，“中心——邊緣”的區分及其變動可以用來透視村莊的經濟社會發展；對何因素造就“中心——邊緣”兩極局面的分析，可以映射出國家對農村社會治理的倚重力量。國家在農村的治理不僅依賴著以暴力為后盾的正式權力，也在利用社區內部不同自然村之間的自然物質條件和血緣地緣狀況的落差。

二、權力的空間控制技術

加芬克爾的“場景”概念試圖揭示場景本身就是行動的一部分，場景本身和行動一樣是社會成員通過努力構成的“成果”。孫立平則在此基礎上，提出“情境建構”，即在既定情境存在的前提下，情境中的行動者努力改變和重構情境的過程。[13]下面要提出討論的“權力的空間控制技術”，類似于孫立平的“情境建構”，但更強調其作為權力技術的一般性，而且想用“空間”一詞描述更多的非面對面的權力關系的互動現象。

毛村體現出的村落空間特性既是各種權力關系的寓所，也是各種權力關系的直接的空間表現。在社會行動的展開過程中，又同時構成行動者行動或權力運作的既有環境。但是對于這一空間，行動者或權力不是被動的，他們會主動尋求定義并強化于已有利的空間性質，繞開、弱化對己不利的空間性質，并通過這種對空間的控制來控制對方。這就是筆者想說的“權力的空間控制技術”。

如二重化空間中對于己有利的空間性質的定義與強化。教堂里張書記與童主教和村民的博奕是一典型的例子。對于非正式權力空間的強化、利用，在中國村落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有著大量的表現。在村落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面對面的接觸，農民熟悉的是私人之間的關系。而作為這一社會中生長出的干部，他們不但擁有來自國家的授權，熟悉正式權力運作的規則，而且也是村落空間中成長起來的能干人，對于私人性關系的處理也是高手。這就使他們能夠熟練運用兩套知識、兩種權力技術。宗教精英和隨后的上訪精英們在綜合采用兩套知識方面也具有著比一般農民更多的見識。這些精英中很多在人民公民時期做過干部，有的在外面工作過，且具有比一般農民高的文化水平，主持或參與過公共事務。

在鄉村干部和宗教、上訪精英們權力博弈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雙方都有意運用對非正式權力空間進行控制。這一技術的實質是權力通過定義空間的非正式的私人性質，使權力的面目具體化為倫理壓力和“磨不開”的面子。上訪精英到縣城張書記的家里上訪，使本來村民和正式權力機關的共在空間變成了同鄉之間、主人客人之間的空間。同樣，正式權力也有意識地定義私人空間。在選舉的公共場合，村民可將方和苗的正式權力視作將要用選票決定其有無的不再穩定的權力，但在流動投票的面對面的空間中，村民面對的是一個將長期在一個社區中共同居住、有著更多人際資源和交往、經濟社會地位都比自己強的實實在在的權力擁有者，即使落選，他也將有影響自己生活的權力。而且，自己與之有過多次交往，曾受惠于對方。這時的投票可能更多用來給對方面子或換取將來對方給自己面子。

三、村落權力空間中的村委會選舉性質

這里僅圍繞個案揭示的與村委會選舉有關的權力空間現象予以討論。

行政村內部的二重化社區現象，使我們不能單純從國家政權建設或村級民主發育這種正式權力關系的視野來理解村委會選舉的實際過程。而要看到：選舉同樣被其他的權力關系所理解、認同并利用。選舉的結果在處于不同權力關系中的權力主體那里，在不同的權力關系所倚重的不同的權力資本那里就具有不同的意義，就連選舉的程序本身同樣有著多樣化的落實面貌。從選舉結果來，方當選被上訪精英們視作自己的失敗，是“草民無力罷官”，而方對此則認為是自己在奪權斗爭中的勝利。選舉程序也為各方充分利用，鄉政府想利用選舉平息村內紛爭，維持對毛村的有效治理，倒方派想利用選舉實現換人的目的，而方則不想言退，非要當選以顯威風。另外，“中心——邊緣”的村落內區分使村委會選舉仍主要是面對一部分自然村、一部分村民的事件。村委會選舉對不同的自然村、不同的村民意義是不一樣的。這種不均衡的思想還可遷延到其他方面。

可以說，村委會選舉是村莊二重化權力關系交疊的進一步展現。選舉不僅是國家推行基層民主進程的一部分，還應被視作國家權力深入鄉村背景下村落權力關系變異過程中的一段事件。當然，制度導入是起點，但村落對其的包容、利用和改造卻是選舉的主要內容。這是走進村莊后對選舉必然會得出的理解。

如依上述，單從程序進入鄉村就斷言民主已經在鄉村成長，可能過于樂觀。但硬性要求民主就按制度條文的規定不折不扣地落實，也不符合村落空間的現實。村落空間中的民主一定是為村落中權力關系所融合同時也改造著村落中權力關系的民主。

參考書目：

蕭邦齊，1999，《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傳奇》，江蘇人民出版社。

米歇爾·福柯，1999，《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

安東尼·吉登斯，1998，《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

費孝通，198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

注釋:

[1]蕭邦齊，《血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7，146，247—250.該書在運用空間視角分析社會行動上的成功給

了筆者最初的激勵與啟示。

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8年版，195—262.

本文涉及數據均為筆者1998年上半年實地調查時所得。

但正如吳飛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