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觀念的變遷和物權制度的重構

「編者按」自然環境是人之生存基本條件，生態文明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是人類謀求自身發展準則。環境要素已為各國民事立法的關注對象。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充分體現環保理念。本刊在民法典制定之際，組織一組筆談，從民法的理念、社會本位的立法觀念，以及人格權、物權、侵權責任等具體制度探討民法典的制定與自然環境的關系。

「關鍵詞」民法典，環境保護，權利本位，社會本位，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

人類面對的是一個物的世界。面對這個獨特而陌生的外在世界，人由于受其限制而僅僅成為一種主觀的存在。為了超越這種限制，人類通過制度的設計，努力將其意志體現在任何一個和每一個物中并使之成為所謂的財產。這種制度，首先是反映人對物的占有和支配關系的物權法律制度。于是，在迄今為止的人類制度史上，維護和鼓勵人類對物的現實支配和消費，成為物權制度固有的、原始的機能。而近代各國民法制度，更是基于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以人統治自然為指導思想，努力實現其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受此價值觀的影響，傳統的生產模式把自然作為取之不竭的資源倉庫，由此放任人類貪婪的索取欲望。表現在物權立法上，它首先傳遞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因資源利用而發生的利益分配信息。因此，近代各國物權法并不關注個人與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只是一味關心物之經濟效益的充分利用，其具體表現為：在設計物權變動的模式時，除承認以契約等法律行為為中介建立起來的資源流轉和利益分配關系之外，對作為動產的自然資源，如野生動物等，視其為無主物而允許通過先占原始地取得其所有權，從而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此類自然資源的消費欲望；對作為不動產的自然資源，由于其相對于動產更顯稀缺，所以法律允許的通過先占等原始取得方式取得不動產物權的情形甚少乃至為零，但法律在此之外設計了同時適用于動產和不動產的取得時效制度，以避免資源的閑置，促進其最大化利用。在物權類型方面，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主要是通過用益物權的設計來實現的。一般而言，用益物權這一概念負荷著近代物權法所要實現的一項最基本的規范功能或價值目標：效益。換言之，它著眼于物的使用價值，促成社會財富的充分利用，以解決物之所有權人因主觀或客觀的障礙而不能有效利用物質資源、但非所有人又因不享有所有權而無法對他人之物加以利用之間的矛盾。以此觀之，盡管近現代各國民法中的用益物權制度在內容、機能和種類上具有較大差異，但其中所體現的基本功能卻是統一的，它們都是試圖通過具體權利類型的設計，從不同側面來實現用益物權所負載的效益功能。在具體內容的設計上，近代物權法只是根據私益的需要設定具體的權利義務，漠視可持續發展對權利行使所要求的社會義務。這種設計以刺激個人關注其私權為手段，試圖實現物之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但也起到了縱容人類不計后果消費自然資源的消極作用。以對林木、礦產等自然資源的利用為例，在近代一些國家的物權法中，它一般通過設定用益權或準用益權而達其目的。用益權的本質在于權利人雖可對用益物進行使用和收益，但不得損壞標的物，以保證日后予以返還。因此，在各國關于用益權的規定中，用益權人不僅負有期滿后返還物之本體的義務，同時也須為用益物的返還作成財產清單、提供擔保或保險的義務。這種設計精巧的制度，本來一方面能使物得到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又可保證用益物不會因無節制的利用而致價值衰竭。因為用益權人既然負有返還物之本體的義務，并在權利消滅時負有補償用益物的義務，那么他往往須在用益權存續期間維持用益物的經濟用途，并間接地實現某種環境維護的功能。然而，由于用益權的人役權性質，決定了它只是為特定人的利益設定的一種不可移轉或繼承的私權，且不包含權利人對社會的義務，所以用益權人只會考慮眼前利益，希望在其權利存續期間獲得財產的最大限度的回報，他既不擔心財產的耗盡，也無必要考慮對財產的改良，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掠奪性消費。

以功利主義價值觀為導向的近代物權制度在促進經濟發展和資源的有效利用方面功不可沒，但它同時也間接地加劇了人與自然的沖突和對立，成為全球性生態危機出現的制度性因素。在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的現代社會，各國物權法也紛紛改弦易轍，其價值取向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于是，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經濟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發展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人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成為重構當代物權法的主題詞。在此價值觀的影響下，各國物權法中出現的所謂林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漁業權、狩獵權等物權類型，都成為具有公法性質的特許物權。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們在取得方式上不同于一般物權，是非因時效、先占、法律行為而取得的權利；另一方面，其內容由公法性質的特別法確定者甚多，這明顯區別于圍繞私益構建起來的近代物權類型，例如，許多國家都在森林法、水法、漁業法中為權利人設定了諸如禁止濫伐森林、恢復森林、水體之本體之類的公法義務，并為此設立了行政乃至刑事責任。

在我國，從《森林法》、《草原法》、《礦產資源法》等現行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來看，雖然其內容基本表現為對林木、草原或礦藏等自然資源的直接利用和收益的權利，但對國有林地、草原基本上實行的是以行政劃撥、無償、無期為特征的舊的使用制度。這些法律規范盡管設定了權利人對森林的防護和更新義務、保護草原植被和防止過量放牧的義務等，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規范目的，但由于其以個人對社會和國家的義務為核心，突出國家和集體對自然資源的壟斷性支配和利用，忽視對私權的倡導和保護，因此，難以通過制度的設計刺激個人對財富的進取心，達成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資源利用目的。而我們提倡物權法的綠色化，并不是要否定對自然資源的經濟利用，相反，它反映的是一種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并重的理念。在法律制度的構造上，這需要以尊重私權為價值體系的邏輯起點。如此設計，即可從私權構造的內部入手，使人們在享受權利所帶來的利益的同時，不那么被動地去遵守環保義務，并間接地從中受益。對此，我國目前的物權立法工作已有正確認識：在全國人大起草的“物權法”和“民法”中，對于涉及自然資源之支配和利用的權利，如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漁業權、馴養權、狩獵權等等，首先將其納入物權法的范疇，以明確其物權屬性，并明文規定了自然人、法人開發利用的資格”第二編第113條）、有償使用制度等，改變了此等權利的原有屬性；其次，“民法”規定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漁業權的取得，應經主管部門許可，排除時效、先占、法律行為等取得方式，使其成

為特許物權；此外，草案還以大量條文規定了權利人環保義務，使此等權利具有了公法性質。

物權立法的此種思路，兼顧自然資源經濟用途和生態用途的要求，順應物權法生態化的潮流，值得稱頌。但是，兩個草案中列舉的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漁業權等都屬于特許物權，它們在取得方式上不同于一般物權，且其內容多由公法確定，對義務的違反也可能不僅僅導致民事責任，因此將其置于基本物權法中并不妥當。事實上，國外立法例也都將這些物權類型規定在公法性質的特別法中。況且，在物權法定模式下提倡權類型的多樣性，并不是要求立法者在進行基本物權立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