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官方文件和各路媒體上對于創新的呼聲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創新幾乎成了全民運動。之所以如此重視創新，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創新對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供給側改革甚為重要，二是當前創新的供給相對于需求來說嚴重不足。如何彌補這一供求缺口呢？或許我們該稍稍番考察。需要申明的是，創新的邏輯不可能是形式邏輯，因為形式邏輯是靜態的，無法容納“創新”—未來的各種可能；創新的邏輯只能是動態性質的辯證邏輯，其可以刻畫創造性的活動—從無到有的過程。于是，雖然創新本身的形式邏輯不可知，但我們卻可以去考察諸影響因素共同作用于創新的辯證邏輯。一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冷卻一下萬眾心的激情，回歸經濟學的常識，對創新的邏輯做一冷卻一下萬眾心的激情，回歸經濟學的常識，對創新的邏輯做一新經濟學家如一九七二年諾獎得主阿羅、一九七四年折桂者哈耶克和二。。一年獲獎者斯蒂格利茨等，都將創新理解為信息/知識的生產，認為創新實質上是關于生產方式如何從一種形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信息，或者說可以將創新活動視為一個獲取特定的新信息/知識的過程。創新的式樣雖五花八門，卻都要遵循一個經濟學的基本定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故熊彼特稱創新的經濟結果為“創造性破壞”。企業的重要創新將淘汰舊一代的產品，使得先前的生產能力被廢棄—例如智能手機淘汰了傳統手機。并且，創新不僅會帶來所謂“破壞”（故傷人一千），且往往伴隨著高投入、高風險（故自損八百）及只是或許才會有的高回報。既然如此，為什么中國現在仍要將創新視為發展的核心和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呢？這還要從經濟學理論本身尋找答案。二。。五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及其合作者曾提出一個有趣的框架，可用來解釋后發和先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差異（acemoglu，daron，etal.，2006，“distancetofrontier，selection，andeconomicgrowth”，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vol.4，no.1）。對于遠離世界科技前沿的后發國家，自主創新的壓力很小，鼓勵模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經濟增長；相反，對于先發國家和正在快速追趕的后發國家，自主創l=i新的壓力變得顯著，只有將制度安排調整為有利于創新的模式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l=i這一框架可以視為若干年前林毅夫—楊小凱之爭的另一個版本故非常適合解釋中國的現實情況。當一個國家距離科技前沿尚遠時，其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可以通過引進、模仿來實現。想當年，有經濟學家批評東亞模式有增長無效率時，一種反駁是說東亞國家的效率改善是通過引進高技術含量的機器設備實現的。但是，改革開放至今已近四十年，經濟增長奇跡的一個間接結果是中國距離世界科技前沿愈發接近，通過模仿他國創新而達成廉價技術轉移的潛力已所剩無幾。同時，勞動力成本和環境壓力也使得粗放型增長變得不可持續。由于耽于后發優勢，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多年來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傳統的依靠要素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無法避免的困境，是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歷史上的馬爾薩斯陷阱以及近代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皆源于此。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看衰中國前景，其理據就在于他們認為無自主創新的中國式增長不可能邁上中高等人均收入水平的臺階（宣曉偉：《我們離現代化有多遠？》，《讀書》二。一四年第四期）。為了實現這“驚險的一躍”，中國制造必須升級為中國創新。于是，如果說自主創新不足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之前還只是疾在腠理的話，現在則已幾乎痛入骨髓了。未來中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確實命系于本國的制度安排能否調整為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模式。二人的因素與制度因素號召萬眾創新的原因在于中國目前的創新供求失衡。隨著中國模式論的流行，當下很多國人抱持著一種迷思—只要某項事業進展不順，立即就寄望于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加大財政支持的力度。那么，中國創新的不足是由于外界的經費投入不夠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近年來我國的科技經費總量（包括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已經達到世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