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學制藥的前世今生1、萌芽與初生中國化學制藥工業萌芽于20世紀初葉，伴隨著民族工業的興起而在中國本土出現，但到共和國建國初期，我國化學制藥工業基礎仍非常薄弱，大部分原料藥完全依賴進口，只能加工生產簡單的制劑。新中國成立之后，針對西方的封鎖，國家確立了優先發展原料藥為主的方針，著重研制發展急需的抗生素、抗病毒和維生素等多種急需藥物，并以國家重點建設的原料藥廠為核心（出于戰備考量，大都布局在非中心城市），按照“三線”建設要求在各省市布局發展骨干藥廠，逐步形成了一個獨立自主、自給自足的化學制藥工業體系。這一階段的重心是解決“有沒有”的問題，與當時迅猛發展的國際醫藥科技產業相比，低水平顯而易見。2、從單一國有走向多種所有制充分競爭的產業化發展階段1978年我國啟動了市場經濟的改革和開放，全球領先的制藥企業紛紛被引進，既帶來了先進的產品、先進的生產與質量管理理念和技術，也帶來了全新的營銷發展模式和臨床使用經驗，同時也在客觀上為本土產業培育了大批人才，當時的“西安楊森”在業內就有中國醫藥界“黃埔軍校”的美譽，為本土醫藥產業的全方位發展提供了各層級人力資源的保障。隨著我國醫藥領域的全面放開，大量的資金與人才涌入，“全民賣藥”、“全民辦廠”成為一種潮流。雖然出現了許多質量和營銷亂象，并因改革的不同步、體制中的矛盾和法制的不健全等因素產生了諸多發展中的問題，但當全球現代醫藥產業百年的發展進程，被中國濃縮到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所有各國都曾出現過的問題也就陸續集中表現出來，并不足為奇。客觀的來說，沒有國際、國內大量的外部資金與管理人才的進入，沒有面對近乎空白市場所激發出的創業熱情，也就沒有所謂“中國奇跡”的高速增長，使得上世紀7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醫藥工業的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遠高于國際平均發展速度。也正是在這“濃縮快進”的過程中集中暴露出大量的問題，才一步一步地倒逼推動著我國藥品監管體系逐步成型、法制逐步健全。到2007年我國已經能夠生產1500種原料藥，2008年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原料藥出口國和產量世界第一的制劑生產國，2011年成為世界第五大藥品市場，臨床所需的基礎藥品供應基本得到了滿足。但到“新醫改”元年的2009年前后，按產量計，國內企業生產供應的藥品97%以上還是無專利異議的仿制藥品種。此時的監管法規體系、公平交易的市場環境、醫藥企業的理念意識與產品質量控制水平依然和國際先進水準存在明顯的差距。3、醫改與產業結構調整改革開放掀起各行各領域的創富熱情，堅持公立的醫療服務和全面放開的藥業也無可避免地被“靠山吃山”致富奔小康的洪流裹挾到一起。傳統勞保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瓦解，新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所面對的各種壓力，讓“醫與藥共同致富”逐漸成為改革的焦點問題。這期間，雖然經歷了針對醫藥工商業的各種大小整頓，發改委近30余次的連續降價，從地方陽光采購到中央統一辦法、各省政府主持的集中招標掛網采購……，由于始終未能觸及醫療體制問題的本質，也未絲毫改善醫療服務的補償機制，與醫院和醫生的利益同盟關系，還始終是藥品營銷競爭的決定性要素。研發創新、體系認證、質量標準提升、營銷加入學術成分等，都成為核心之外的掩護或錦上添花。而招標采購按質量層次分組競價的政策導向性結果是，出現了更多的“差異化”的變異劑型與規格、變異復方的“仿制藥”。舊醫改被“不成功”一句話就簡單概括了，新醫改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全社會積極參與的大討論，逐步厘清了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與“看病貴”的關系，“以藥養醫”的醫療運營、補償和發展機制與“看病難”的關系，“藥品質量不一致”問題與藥品臨床療效價值、價格的關系等關鍵問題。由此，中國化學制藥產業也終于進入了一個最重要、也最能感受到“痛苦”的變革時期。伴隨著市場競爭升級與GMP認證、產品標準提升和監管手段強化，中國制藥工業也伴隨著結構的變化——制藥企業數量從最高峰時的近8000家減少到今天的不足5000家，顯現出一些轉型升級的趨勢，領先企業的運行發展水平有了十分明顯的提升，到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