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比較文學視域中的翻譯研究傳統翻譯觀：如何譯傳統翻譯觀關注的問題：“如何忠實于原文”以原文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approach)的翻譯研究中西譯論：案本、求信、化境；對等、等值、等效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怎樣譯；如何譯得好；如何對等。以原文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approach)的翻譯研究

張南峰概括為：“以‘忠實’為目標的應用翻譯學”，其目的是指導翻譯實踐，為翻譯實踐提供標準，對翻譯質量提出批評。嚴復：“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譯文對比和評析

譯事三難：信、達、雅譯文對比炎熱的谷里盛開著岡薔薇，用了它們千數淺黃的花托，在日光中眺望。也開著許多別的花，明藍的，黃的和紫的，——郁悶的熱躺在小谷上，并且抱著放香的雜草。溫暖的山谷里，到處是盛開的野薔薇，無數淡黃色的花鐘凝望著太陽。那里還有好多別的花兒，淺藍色的，黃色的，紫色的；小山谷里蒸騰的熱氣溫暖著芬芳的花草。譯文對比LapetitevilledeVerrièrepeutpasserpourl'unedesplusjoliesdelaFranche－Comté.維立葉爾小城可算是法朗士－孔德省里最美麗的城市當中的一個。(羅玉君譯)弗朗什－孔泰地區，有不少城鎮，風光秀美，維璃葉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羅新璋譯）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區山青水秀、小巧玲瓏的一座城鎮。（許淵沖譯）譯文對比

MadamedeRénal

fut

fidèlàsa

promesse.Ellenecherchaenaucune

manièreàattenteràsavie；mais，trois

joursaprèsJulien，elle

mourutenembrassant

ses

enfants.德·瑞那夫人忠實于她的諾言，她沒有用任何方法自尋短見。但在于連死后三天，她抱吻著她的兒子，離開了這個世界。”（羅玉君譯）她絲毫沒有企圖自殺；但在于連死后三天，她抱吻著她的孩子們離開了人世。”（郝運譯）但是在朱利安死后的三天，她擁抱著她的孩子，離開了人世。（聞家駟譯）然而，于連死后三天，她擁抱著孩子們去世了。（郭宏安譯）但在于連死后三天，她摟著自己的孩子，離開了人間。（羅新璋譯）但在于連死后三天，她也吻著孩子，魂歸離恨天了。（許淵沖譯）譯事三難：信、達、雅許淵沖：音美、意美、形美秋風秋雨愁殺人Sadautumnwindandsadautumnrainsaddenedme.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為女民兵題照》）MostChinesedaughtershavedesiresostrong,Tofacethepowderandnottopowdertheface.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TheboundlessforestshedsitsleavesshowerbyshowerTheendlessriverrollsitswaveshourafterhour.譯文對比Elizabeth’sspiritssoonrisingtoplayfulnessagain,shewantedMr.Darcytoaccountforhishavingeverfalleninlovewithher.“Howcouldyoubegin?”saidshe.“Icancomprehendyourgoingoncharmingly,whenyouhadoncemadeabeginning;butwhatcouldsetyouoffinthefirstplace?”“Icannotfixonthehour,orthespot,orthelook,orthewords,whichlaidthefoundation.Itistoolongago.IwasinthemiddlebeforeIknewthatIhadbegun.”(PrideandPrejudicebyJaneAusten)“我也說不準究竟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看見了你什么樣的風姿，聽到了你什么樣的談吐，便使我開始愛上了你。那是好久以前的事。等我發覺我自己開始愛上你的時候，我已經走了一半路了。”（王科一譯）文字翻譯MrSedleywasneutral.“LetJosmarrywhomhelikes,”hesaid,“it’snoaffairofmine.Thisgirlhasnofortune;nomorehadMrsSedley.Sheseemsgood-humouredandclever,andwillkeephiminorder,perhaps.Bettershe,mydear,thanablackMrsSedleyandadozenofmahoganygrandchildren.”塞德利是中性的。“讓喬斯嫁給他所喜歡的，”他說，“這不關我的事。這個女孩有沒有財富，沒有更多的塞德利夫人。她似乎非常友善和聰明，將讓他的命令，也許。更好的是她，我親愛的，比黑色的夫人的塞德利和紅木十幾個孫子孫女。”（google翻譯）賽特笠先生是中立的。他說：“讓喬斯娶他喜歡的女子吧，這根本不關我的事。這個女孩子沒有錢財，不比過去賽特笠太太多。她似乎脾氣不錯，并且聰明，也許能把他安排停當。親愛的，她比一個黑黑的賽特笠太太好，也比十來個面色赤紅的子孫們好。”文學翻譯MrSedleywasneutral.“LetJosmarrywhomhelikes,”hesaid,“it’snoaffairofmine.Thisgirlhasnofortune;nomorehadMrsSedley.Sheseemsgood-humouredandclever,andwillkeephiminorder,perhaps.Bettershe,mydear,thanablackMrsSedleyandadozenofmahoganygrandchildren.”賽特笠先生是無可無不可的。他說：“喬斯愛娶誰就娶誰，反正不是我的事。那女孩子沒有錢，可是當年賽特笠太太也一樣窮。她看上去性情溫順，也很聰明，也許會把喬斯管得好好兒的。親愛的，還是她吧，總比娶個黑不溜秋的媳婦回來，養出十來個黃黑臉皮的孫子孫女兒好些。”（楊必譯）文字翻譯、翻譯腔的影響“從前的時候，一位身著黑色絲綢衣衫的地主……”（余華：《一個地主的死》）“敲門聲嚇跑了那條在淺水中正要吞我的鉤的黑魚……”（遲子建《九朵蝴蝶花》）拜倫《希臘島》的四種翻譯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拜倫《希臘島》的四種翻譯梁啟超譯：（沉醉西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天驕！馬君武譯：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蘇曼殊譯：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輔思靈保。胡適譯：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泳歌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文字翻譯與文學翻譯

Somefishingboatswerebecalmedjustinfrontofus.Theirshadowsslept,oralmostslept,uponthewater,agentlequiveringaloneshowingthatitwasnotcompletesleep,orifsleep,thatitwassleepwithdreams.譯文1：在我們的前面有一些漁船。它們的影子在水面上睡著了，或者說幾乎睡著了。一個輕微的顫抖，表明它還沒有完全睡著，或者說如果睡了，那它是在做夢。譯文2：眼前不遠，漁舟三五，停滯不前。檣影斜映在水上，仿佛睡去，偶爾微見顫動，似又未嘗熟睡，恍若驚夢。

方重：上外的學術、文化名片方重，字蘆浪，江蘇常州武進人，1902年10月，生于安徽蕪湖。

方重的喬叟研究和翻譯成就wifeofBathGeoffreyChaucer：“TheWifeofBath’sTale”《巴斯婦的故事》“貼著人物譯”：聲吻畢肖的譯文“Oldsirfogey,isthishowyouwouldhavethings?Whyismyneighbor’swifesofine?Sheishonoredeverywhereshegoes,whileIhavenodecentclothesandmustsitathome.Areyouinlove?Whatareyoudoingatmyneighbor’shouse?Isshesofair?Whatdoyouwhisperwithourmaid?Godbless!Leavebehindyourtricks,oldsirlecher!AndifIhaveafriendoragossip,completelyinnocent,andIwalktohishouseoramusemyselfthere,youchidemelikeafiend.Youcomehomeasdrunkasamouseandsitonyourbenchpreaching.”“你這個老糊涂蛋，這就是你的勾當嗎？為什么鄰家妻子就那樣好看？她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而我卻沒有好衣飾，只得困在家中。你去鄰家做什么？她就那么美？你愛上了她？你對婢女私語些什么？天有眼！你這貪色的老漢，莫開玩笑了！我無辜地接待著朋友閑談，或去他家玩耍，你卻像魔鬼一樣詛咒我！你醉得像一只老鼠回來，還坐在凳子上教訓人。”其中收入方重先生譯莎士比亞歷史劇《理查三世》與人物身份相吻合的譯文方重《理查三世》散文體譯文：伊利莎伯王后:

我本來樂天安命，自蒙圣恩提拔，賜我高位，我寢食難安，愿圣上作證，我從未挑唆陛下陷害克萊倫斯公爵，卻總是真心誠意為他懇求。主公，你如此憑空捏造，惡意猜忌，實在是欺人太甚。

譯陶詩：精益求精，四十年磨一劍

方重先生總“感到自己對詩人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難于令人滿意”。1950年代，香港一家刊物索稿，方重先生“不得已從稿紙堆里檢出幾首詩人詠菊的詩篇”，“很勉強地送刊這第一批譯稿。”“再仔細讀自己譯文，頗覺譯筆有些不足以表達原作的神韻和意境，一時十分懊喪。”（方重：《陶淵明詩文選譯·序》）方重：《陶淵明詩文選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4年。方重：《方譯陶淵明詩歌賞析：將詩歌動態的意境再現了出來“山滌余靄，宇暖微霄。”（陶淵明：《時運》）Mountainsarecleansedbylingeringclouds;Skyisveiledbyfinedust.(歐陽楨EugeneEoyang譯)

Thehillsemergefromthedispersingclouds,Whileathinmisthangsoverthehorizon.(方重譯)方譯陶淵明詩歌賞析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其七》)Autumnchrysanthemumshavebeautifulcolor,WithdewinmyclothesIplucktheirflower.Ifloatthisthinginwinetoforgetmysorrow,Toleavefarbehindmythoughtsoftheworld.

(柳無忌譯)方譯陶淵明詩歌賞析：出神入化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其七》)Autumnchrysanthemumshavealovelytint,Iplucktheirfreshpetalssofullofdew.Drownedinthissorrow-banishingliquorIleavebehindaworld-ladenheart.(方重譯)譯文中巧妙地采用了互文手法余光中《鄉愁》中的互文屈原：“朝飲木蘭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方譯陶淵明詩歌賞析：與原作者性情相通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AmongthebusyhauntsofmenIbuildmyhut,Butnearnonoiseofwheelsortramplinghoofs.——Youwouldstoptoaskmehow——Thedistantheartcreatesadistantretreat.Pickingchrysanthemumsundertheeasternfence,LeisurelyIlookupandseetheSouthernMountains.Themountainsairisgoodbothdayandnight,Andthebirdsareflyinghomewardstogether.InsuchthingsIfindthetruthoflife;Iwouldtellhow,buthaveforgottenthewords不僅達到“化境”：從文學翻譯到心靈翻譯

方重先生翻譯陶詩，前后達四十年。不斷琢磨陶詩的意蘊，不斷跡近陶淵明的心靈境界。因此，其翻譯，既是達至化境的文學翻譯，也是與原作者心心相印的心靈翻譯。

方重：“當初我是為了我國古代一位偉大詩人，不忍讓他的高風亮節被世人忽視，或甚至曲解。由詩品到詩人，終于體會到一個詩譯者的正確使命是應該向詩人學習，要虛心領會他的理想、品格、風貌、情操。也就是說，要真正譯出一篇詩來，不得不懂得詩人的心靈修養。”（《陶淵明詩文選譯·序》）

何寅教授回憶方重先生的翻譯方式：文字——聲音——想像——意象、意境應和——心靈融匯。傳統翻譯觀對翻譯研究的局限局限在文本語言層面；只關注如何翻譯，如何翻譯的好；翻譯研究只關注是否忠實原文；對文本之外的現象無法解釋。傳統翻譯觀無法解釋的翻譯現象：有意誤譯Hemadeyouahighwaytomybed,ButI,amaid,diemaiden-widowed.(Romeo&Juliet)譯文1：他要借你做牽引相思的橋梁，可是我卻要做一個獨守空閨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譯）譯文2：他本要借你做捷徑，登上我的床；/可憐我這處女，到死是處女。（方平譯）何為不忠實于原著？[英]哈葛德（H·R·Haggard）：《瓊·海斯特》》(JoanHaste)1901年出版蟠溪子、包笑天譯《迦茵小傳》節譯本1905年出版林紓、魏易譯全譯本。拜倫《希臘島》的四種翻譯梁啟超譯：（沉醉西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天驕！馬君武譯：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何為不忠實于原著？林紓全譯本遭到讀者的指責：“吾向讀《迦因小傳》，而深嘆迦因之為人，清潔娟高，不染污濁，甘犧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實情界中之天仙也；吾今讀《迦因小傳》，而后知迦因之為人，淫賤卑鄙，不知廉恥，棄生義務，而自殉所歡，實情界中之蟊賊也。今蟠溪子所謂《迦因小傳》者，傳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刪而不書。而林氏之所謂《迦因小傳》者，傳其淫也，傳其賤也，迦因有知，又曷貴有此傳哉！”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1970年代后期開始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rn)開啟了對“翻譯”與“翻譯研究”跨文化性質的新認識PolysystemTheory

ItamarEven-Zohar(1939—）PolysystemTheory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例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應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才能充分地理解和研究。這些社會符號系統并非單一的系統，而是由不同成分組成的、開放的結構，因此是多元系統，也就是由若干個不同的系統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互相交叉，部分重疊，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互相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這些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中心系統和邊緣系統都可能不止一個。但多元系統并不是靜態的、固定不變的。地位不同的系統，永遠在無休止地斗爭。PolysystemTheory“ThePositionofTranslatedLiteratureWithintheLiteraryPolysystem”關于翻譯文學在譯入語多元系統中地位和翻譯策略的假設：Thepositionassumedbytranslatedliteratureintheliterarypolysystemtendstobeaperipheraloneexceptinthreespecialcases.a.whenapolysystemhasnotyetbeencrystallized,thatistosay,whenaliteratureis“young,”intheprocessofbeingestablished;b.whenaliteratureiseither“peripheral”or“weak,”orboth;andc.whenthereareturningpoints,crises,orliteraryvacuumsinaliterature.“ThePositionofTranslatedLiteratureWithintheLiteraryPolysystem”2.Translationtendstowardacceptabilitywhenitisattheperiphery,andtowardadequacywhenitisatthecenter.Adequacy（“充分性”)意謂遵守源文以至于發源語言和文化的規范。Acceptability（“可接受性”)則是遵守源于目的文化的規范。為探討翻譯的“歸化”、“異化”問題，提供了理論視角。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研究學術空間開拓的意義為“面向譯語”(target-oriented)的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全面而又雄心勃勃的框架，研究者可據此對實際行為作出解釋或分析其背景”[1]TheoHermans,TranslationinSystems:DescriptiveandSystem-orientedApproachesExplained,p.102.）多元系統論“將翻譯研究直接置于更為廣闊的文化活動領域”，“將翻譯與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實踐和過程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更激動人心的研究對象，并促進了后來人們所說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2]ibid,p.110.系統理論的整合與發展在多元系統理論的啟發下，研究者對翻譯的性質有了新的認識。TheoHermans指出：“所有的翻譯都是出于某種目的而對源文某種程度上的操縱。”[1]“操縱學派”（manipulationschool）的學者，如勒菲弗爾、喬塞?朗貝爾(JoséLambert)、赫曼斯、蘇姍?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等人，在翻譯研究中克服了埃文—佐哈爾、圖里只關注語言和文學的規范的傾向，將“贊助、社會條件、經濟、體制操縱等文學之外的因素”與“文學系統內翻譯的選擇與功能”聯系起來，從而發展并真正實踐了多元系統論的思想。[1]

TheoHermans,“Introduction:TranslationStudiesandaNewParadigm,”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Translation,ed.TheoHermans(London&Sydney:CroomHelm,1985),p.11.系統理論的整合與發展：操縱、改寫理論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指出：“翻譯當然是對原文的改寫。無論出于什么意圖，所有的改寫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以及在特定的社會以特定的方式對文學的操縱。改寫就是操縱，為權力服務，就其積極方面來說，有助于文學和社會的變革。”[2]“操縱”(manipulation)和“改寫”(rewriting)概念說，顯豁了翻譯的文化性質。以此觀點來觀照文學翻譯現象，就會認識到，文學翻譯并不是簡單的文字轉換，而是與譯語文化系統諸多因素有復雜關聯的跨文化行為。

[2]

SusanBassnett&AndréLefevere,“GeneralEditors’Preface,”Translation,Rewriting&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p.vii.SkoposTheoryTheskopostheoryholdsthat“thewaythetargettexteventuallyshapesupisdeterminedtoagreatextentbythefunction,or‘skopos’,intendedforitinthetargetcontext”(Hatim2005:74).Asaresult,itistheskoposofthetranslationwhichdeterminesthetranslationmethodsandstrategiesthatatranslatormayadoptinordertoproduceafunctionallyadequatetranslation.SkoposTheoryTheimportantfactorinVermeer’sskopostheoryistheaddressee,i.e.theintendedreceiverofthetargettext,whodeterminesthepurposeofatranslation.ForVermeer,“Everytranslationisdirectedatanintendedaudience,sincetotranslatemeans‘toproduceatextinatargetsettingforatargetpurposeandtargetaddresseesintargetcircumstances”(Nord1997:12).

當代翻譯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什么是“翻譯”？什么是“翻譯研究”？“翻譯研究”有哪些層面？“翻譯研究”應該研究什么？對“翻譯”和“翻譯研究”性質認識的變化翻譯不是在真空中發生，不是簡單的文字轉換，不是獨立于譯語文化語境的語言轉換行為，而是跨文化行為。對翻譯的認識超越了語言層面——翻譯是國家行為翻譯是政治（意識形態）行為翻譯是跨文化行為翻譯是社會行為翻譯是共同體行為翻譯是審美行為翻譯是經濟行為……翻譯的跨文化性質

——對“翻譯”和“翻譯研究”性質認識的變化翻譯，從翻譯選擇——翻譯過程——翻譯策略——譯本的流通、作品的評價（主要不是譯作質量的評價），都會受到譯入語多種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翻譯是譯入語文化對原文的操縱(manipulation)，是對原文的改寫(rewriting)。對翻譯研究認識的突破性進展從尋找翻譯規律到描述、闡釋翻譯現象。從探討“如何譯”到探討“為何譯”（翻譯目的）、“為何如此譯”（翻譯策略）。從譯文對比優劣的評析，到對譯文背后所潛含的譯語文化因素影響的闡發。“文化轉向”對翻譯研究空間的開拓

“文化轉向”增強了翻譯研究的跨文化問題意識，對翻譯研究的內容、范圍和研究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學術空間。翻譯研究的跨文化意識，提高了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增強了翻譯研究的學術性和思想性品質。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契合了比較文學對翻譯研究的要求，為比較文學視域中的翻譯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

“文化轉向”與翻譯研究的新課題翻譯的“文化轉向”與翻譯研究的新課題超越譯文對比的優劣評論和賞析的層次。在譯文對比的基礎上，發掘深層次的問題（為何這樣翻譯？什么原因—譯者個人還是時代文化原因？什么目的？什么效果？）翻譯策略背后的譯入語文化原因

IhadnotknownyouamonthbeforeIfeltthatyouwerethelastmanintheworldwhomIcouldeverbeprevailedontomarry．我還沒有認識你一個月，就覺得像你這樣一個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給你。（王科一譯）

王科一翻譯策略背后的時代文化原因王科一：《譯者前記》：奧斯丁“寫得那樣精確細致，可以說明她的觀察力的敏銳，她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伊麗莎白向達西的挑戰，實在是當時婦女對當時的婚姻制度、門第觀念等一系列腐朽的社會現象的強烈抗議，是當時的婦女要求自己的人格獨立、爭取平等的呼聲！”（王科一：《譯者前記》，《傲慢與偏見》，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第8、10頁。朱生豪翻譯策略的時代文化原因Hemadeyouahighwaytomybed,ButI,amaid,diemaiden-widowed.(Romeo&Juliet)譯文1：他要借你做牽引相思的橋梁，可是我卻要做一個獨守空閨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譯）譯文2：他本要借你做捷徑，登上我的床；/可憐我這處女，到死是處女。（方平譯）有意誤譯的時代文化原因三套車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有人在唱著憂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趕車的人；小伙子你為什么悲傷為什么低著你的頭是誰讓你這樣的傷心問他的是那乘車的人有意誤譯的時代文化原因

你看吧我這匹可憐的老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財主要把他買了去今后不能再看到它

(唉，老爺——

圣誕節就要到了她從此離開了我可惡的財主看中了她她生活再不會有快樂)原歌詞

“唉，好心先生您聽我言。

有位姑娘我愛了快一年，壞村長總罵我沒有錢，急得我心里似油煎。唉，很快就要過圣誕節，姑娘她出嫁在大年夜。她不愛的富人要娶走她，從此我倆將永遠隔絕。”

趕車人講完沉默不語，把鞭子、手套塞進腰里。

“到地方了，我的好馬，吁！……”

說完又傷心地長嘆氣。

翻譯的“文化轉向”與譯文對比研究的深化超越譯文對比的優劣評論和賞析的層次。在譯文對比的基礎上，發掘深層次的跨文化性問題（為何這樣翻譯？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傅東華《飄》的研究歸化、異化ScarlettO'Hara郝思嘉RhettButler白瑞德AshleyWilkes衛希禮MelanieHamilton韓媚蘭Atlanta餓狼陀sweetlittlething小妮子oldmanRobillard羅老頭子fivemen爺五個“文化轉向”與翻譯研究的新課題余光中《鄉愁》及其英譯的“詩味”比較詩歌翻譯中丟失的是什么？余光中：《鄉愁》小時侯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后來呵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呵在里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WhenIwasachildMynostalgiawasalittlestampIwashereMotherwasthereWhenIgrewupMynostalgiawasasmallshipticketIwashereMybridewasthereLateronMynostalgiawasalowgraveIwasoutsideMotherwasinsideNowMynostalgiaisanarrowstraitIamonthissideMainlandisonotherside“文化轉向”與翻譯研究的新課題《詩歌翻譯中的“文學性”丟失與跨文化問題——從<鄉愁>的英譯談起》翻譯是比較文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法國比較文學家梵?第根（PaulVanTieghem）是最早關注比較文學里翻譯研究問題的學者之一。他在《比較文學》（1931）的第七章“媒介”中，討論了“譯本和譯者”問題，對如何研究譯本和譯者提出了富有啟迪性的意見。他認為，譯本研究有兩個方面：一、將譯文與原作比較，看是否有增刪，以“看出譯本所給與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風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給與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二、將同一作品不同時代譯本進行比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變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對于各時代發生的影響之不同”。關于譯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應注意譯本的序言，因為它提供了“關于每個譯者的個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為采用）的翻譯體系”等“最可寶貴材料”。翻譯是比較文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基亞(Marius-Fran?oisGuyard)在《比較文學》（1951）中也提出了譯本和譯者研究，并且認為，譯本無論好壞，都有文學研究價值，因為“水平最差的譯者也能反映一個集團或一個時代的審美觀，最忠實的譯者則可能為人們了解外國文化的情況作出貢獻；而那些真正的創造者則在移植和改寫他們認為需要的作品”。其后，其他比較文學家，如法國的布呂奈爾(PierreBrunel)、畢修瓦（ClaudePichois）和盧梭（André-MarieRousseau）、意大利的梅雷加利（FrancoMeregali）、德國比較文學家霍斯特?呂迪格（HostRüdiger）、羅馬尼亞的迪馬（AlDima）、斯洛伐克比較文學家朱里申（DionizDurisin）、日本比較文學家大塚幸男等，也都強調了文學翻譯和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性。比較文學視域中翻譯研究新課題文學翻譯選擇研究翻譯選擇與翻譯史發展面貌的關系？為何選擇的是這些國家的作品？為什么是這些國家、這些作家的作品？為什么是這個作家的這部作品而不是別的作品？有意排斥了哪些作家的作品？文學翻譯選擇研究文學翻譯選擇決定了外國文學在譯入語國家的存在規模、樣態和精神品質。20世紀中國不同時期，由于時代語境不同，文學翻譯選擇規范也就不同。文學翻譯選擇研究翻譯選擇規范背后，隱含著譯入語文化的態度和價值判斷，因而決定了對外國文學的取舍。我們不僅要考察某一時期翻譯了哪些國家、哪些作家的作品，同時還要注意，是否有意排斥了哪些作家的作品。對翻譯選擇規范的考察，亦即將文學譯介現象納入到具體的文化語境中來考察。這個方面的研究，最能看出某個時期中外文學關系的特質。文學翻譯選擇研究在50年代前期為意識形態所允許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代作家作品有英國的肖伯納、高爾斯華綏；法國的羅曼·羅蘭、阿拉貢、巴比塞、安·斯梯；美國的德萊塞、斯坦貝克、杰克·倫敦、法斯特、馬爾茲、休斯；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宮本百合子；丹麥的尼克索、漢斯·基亞克等。這些作家中，如阿拉貢、巴比塞、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法斯特、尼克索、漢斯·基亞克等，出生于“無產階級”或為“共產黨員”作家；其他作家或因作品“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本質”，或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艱難生活”。文學翻譯選擇研究五六十年代，人民民主國家與亞非拉國家文學作品的翻譯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古巴、東德等國家作品受到青睞，因為：“我們現在翻譯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學作品……主要為了增進我們兄弟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團結，在我們新的社會建設中互相鼓舞，在我們新的文學創造中交流經驗。……我們的優良傳統的這一方面，現在在一定意義上，就發揮在我國翻譯界對亞、非、拉丁美洲文學的重視上。”（《文學評論》1959年第5期，第47頁）伊瓦肖娃：《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書影文學翻譯選擇研究20世紀文學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如艾略特、卡夫卡、薩特、加繆、菲茨杰拉德、奧尼爾、海明威、福克納等，他們的作品由于不符合“優秀”和“進步”的標準而遭到了有意的冷落和排斥。至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更是被貶斥為“頹廢主義”、“反動”文學。如奧尼爾被斥為“美國文學界的腐化分子”，艾略特被看成“美英帝國主義的御用文人”，王爾德、喬伊斯、勞倫斯、艾略特、赫胥黎（T.H.Huxley）等劃為“頹廢派文學”作家。文學翻譯選擇研究在中國的文學話語系統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政治上反動、思想上頹廢，藝術上是形式主義，因此是反現實主義的反動文學。對現代主義文學這些貼標簽式的批判，就是為了剝奪現代主義文學在翻譯文學生產場中的話語權力，使其完全喪失生存條件，從而從根本上維護社會主義文學話語的權威地位，強化其“真理效果”。文學翻譯選擇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國，王爾德的作品，只重印了巴金翻譯的童話故事《快樂王子集》舊譯本，他的名著《道林·格雷的畫像》、《真誠的重要性》、《莎樂美》等都被排斥在翻譯選擇之外；葉芝（W.B.Yeats）的作品只翻譯出版了他的《愛爾蘭民間故事》，真正奠定他文學地位的象征主義詩歌卻未獲翻譯出版；茨威格的作品只翻譯出版了一本他的歷史小品集《歷史的剎那間》以及短篇小說《看不見的收藏》和《家庭女教師》（《世界文學》1963年第3期），而他的著名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等中譯，則付之闕如；文學翻譯選擇研究作家的階級出身與作品的“進步性”，決定了翻譯選擇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戴維·赫伯特·勞倫斯（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是英國礦工家庭出身”，其作品本應得到譯介，但之所以被排斥，是因為“他那極端腐朽的思想卻使他完全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袁可嘉1963:75）。農民詩人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為什么突然躥紅？18世紀蘇格蘭農民詩人彭斯(RobertBurns)的詩歌五十年代初本沒有受到重視。但1957年，由大躍進引發的“文藝大躍進”中出現了“紅旗歌謠”、“新民歌”，文學界展開了新詩與民歌的討論（參見周揚1958；何其芳1959）。翻譯界在外國文學里找到了與“新民歌”相對應的文本——彭斯的詩歌。彭斯詩歌的“民間性”正可配合當時的全民詩歌運動。文學界認為，彭斯“運用詩歌這一銳利武器諷刺了當時的統治階級。成為當時蘇格蘭人民的號手”，并且是“用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了勞動人民所關心的題材”（《人民日報》1959年5月28日）。農民詩人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為什么突然躥紅？彭斯被看成是英國詩歌史上的重要詩人而成為譯介的“熱點”。1959年，彭斯誕生二百周年，中國出版了三種彭斯詩選譯本[1]，并在該年的5月27日，北京還舉行了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彭斯誕生二百周年紀念會。注：[1]

分別為：袁可嘉翻譯的《彭斯詩鈔》（收入詩89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王佐良譯的《彭斯詩選》（收入詩37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和袁水拍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收入詩30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

“紅與黑”：意識形態的變化和需要決定作品的“顏色”從“優秀”、“進步”到“反動”；“紅”到“黑”。《約翰·克里斯多夫》、《紅與黑》法斯特在中國從大紅大紫到嗤之以鼻的命運前迎而后拒：法斯特（HowardFast，1914—2003）在中國的命運1950年到1957年期間，法斯特作品全部翻譯過來，共有17部作品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中國翻譯出版，還有3部短篇小說集。《自由之路》（FreedomRoad,1944出版,1950年譯）《知識分子為爭取和平而斗爭》（IntellectualsintheFightforPeace,1949年出版，1951年譯）《最后的邊疆》（TheLastFrontier,1941年出版，1952年譯）《文學與現實》（LiteratureandReality,1950年出版，1952年譯）《美國人》（TheAmerican:AMiddleWesternLegend,1946年出版，1952年譯）《孕育在自由中》（ConceivedinLiberty,1939年出版，1953年譯）《美國的皮克斯基爾》（Peekskill:USA/apersonalexperience,1951年出版，1953年譯）《斯巴達克思》（Spartacus,1951年出版，1953年譯）《沒有被征服的人》（Unvanquished,1942年出版，1953年譯）《都會的一角》（PlaceinCity,1937年出版，1953年譯）《孩子》（Children,1947年出版，1954年譯）《唐尼和奇怪的門》（TonyandtheWonderfulDoor,1952年出版，1954年譯）《公民湯姆?潘恩》（CitizenTomPaine,1943年出版，1954年譯）《我的光榮的兄弟》（MyGloriousBrothers,1948年出版，1955年譯）《克拉克頓》（Clarkton,1947年出版，1955年譯）《薩柯和樊塞蒂的受難》（PassionofSaccoandVanzetti,1953年出版，1956年譯）《賽拉斯?丁伯曼》（SilasTimberman,1954年出版，1957年譯）。短篇小說集3部：《跪在上升的太陽下》（1950年），《光明列車》（1954年），《海盜與將軍》（1954年4月）。前迎而后拒：法斯特（HowardFast，1914—2003）在中國的命運蘇聯評論家E.C.羅曼諾娃高度評價法斯特：“美國杰出的作家、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法斯特，在領導爭取和平與自由的美國文化工作者中間，是站在最前列的人們之一。”（《霍華德?法斯特》，《譯文》，1954年9月號，第43頁。）1956年的《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將法斯特作為“現代美國文學”的重要作家納入教學大綱。前迎而后拒：法斯特（HowardFast，1914—2003）在中國的命運1957年2月，法斯特脫離美國共產黨，因而在中國失去了他的“進步”作家身份，其作品也就失去了譯介的“合法性”，并且受到批判。1958年，作家出版社還編輯出版了曹禺、袁水拍等人撰寫的批判小冊子《斥叛徒法斯特》。直到1980代才又重新開始翻譯出版法斯特的作品。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哪些成為翻譯文學經典？為何是這些作品被推向經典地位？經典是怎樣建構起來的？翻譯經典建構的意圖與實際接受效果是否有距離？為什么？翻譯文學經典研究

翻譯經典研究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研究譯語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將某些作品推至經典位置，以達到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詩學目的；第二個層面，從接受美學角度研究讀者的“翻譯文學經典”的建構。讀者可能抗拒主流意識形態的經典操縱，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文學觀和審美觀，在私人閱讀空間建構一套翻譯文學的“民間”經典。翻譯文學經典研究“民間”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翻譯文學經典庫也許有相一致的情況，但接受取向已有很大不同，貌合而神離。劉小楓：《記戀冬妮婭》地下文學、“黃皮書”翻譯文學經典研究文努提指出：“翻譯在外國文學形態建構上具有巨大的威力。對外國文學的選擇以及翻譯策略的發展能夠建立非常獨特民族化的外國文學經典。這些經典與民族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相符，因此揭示了排斥和接受了哪些，哪些成為中心和邊緣，而不顧是否在源語中流行。往往通過翻譯文本的選擇將外國文學非歷史化，即將它們與其意義賴以形成的文學傳統相剝離。外國文學文本常常被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學當下流行的文體和主題。”（Venuti：TheScandalsofTranslation,p.67）。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勒菲弗爾指出：“體制總是強化或試圖強化某一時期的主流詩學，其方式就是將這種主流詩學作為當下創作的衡量標準。因此，某些文學作品在出版后不長的時間內會被提升為‘經典’（classics），而別的作品就遭到拒絕。一旦主流詩學出現變化，另一些作品就獲得經典的崇高位置。”（AndréLefevere1992:19）翻譯文學經典研究

翻譯經典研究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研究譯語主流意識形態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將某些作品推至經典位置，以達到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詩學目的；第二個層面，從接受美學角度研究讀者的“翻譯文學經典”的建構。讀者可能抗拒主流意識形態的經典操縱，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文學觀和審美觀，在私人閱讀空間建構一套“民間”翻譯文學經典。“民間”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翻譯文學經典庫也許有相一致的情況，但接受取向已有很大不同，貌合而神離。翻譯文學經典研究文努提指出：“翻譯在外國文學形態建構上具有巨大的威力。對外國文學的選擇以及翻譯策略的發展能夠建立非常獨特民族化的外國文學經典。這些經典與民族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相符，因此揭示了排斥和接受了哪些，哪些成為中心和邊緣，而不顧是否在源語中流行。往往通過翻譯文本的選擇將外國文學非歷史化，即將它們與其意義賴以形成的文學傳統相剝離。外國文學文本常常被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學當下流行的文體和主題。”（Venuti：TheScandalsofTranslation,p.67）。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勒菲弗爾指出：“體制總是強化或試圖強化某一時期的主流詩學，其方式就是將這種主流詩學作為當下創作的衡量標準。因此，某些文學作品在出版后不長的時間內會被提升為‘經典’（classics），而別的作品就遭到拒絕。一旦主流詩學出現變化，另一些作品就獲得經典的崇高位置。”（Lefevere1992:19）五六十年代與八九十年代翻譯文學經典建構之比較俄蘇文學：50、60年代托爾斯泰、果戈理、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巴巴耶夫斯基80、90年代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英國文學：

50、60年代莎士比亞、狄更斯、薩克雷、彭斯、伏尼契、蕭伯納 80、90年代伍爾芙、D.H.勞倫斯、喬伊斯、葉芝、T.S.

艾略特五六十年代與八九十年代歐美文學經典建構之比較美國文學： 50、60年代馬克?吐溫、杰克?倫敦、法斯特、德萊塞、斯坦貝克、馬爾茲、歐?亨利、休斯80、90年代海明威、福克納、納博科夫、約瑟夫?赫勒、馮尼格、霍桑、索爾?貝婁、菲茨杰拉德、斯坦貝克、塞林格、厄普代克（米切爾：《飄》）德語文學：50、60年代席勒、海涅、布萊希特、西格斯、威利?布萊德爾、史?海姆80、90年代卡夫卡、尼采、里爾克、雷馬克、托馬斯?曼、黑塞、海因里希?伯爾、茨威格五六十年代與八九十年代歐美文學經典建構之比較法國文學：50、60年代巴爾扎克、阿拉貢、歐仁?鮑狄埃、安?斯梯80、90年代雨果、司湯達、羅曼?羅蘭、普魯斯特、薩特、杜拉斯、加繆、羅伯?格里耶、紀德、莫里亞克、波伏娃、尤瑟納爾、埃克蘇佩里譯者研究譯者主體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表現在翻譯的各個方面譯者的慣習與語文修養譯者的文學修養、文化意識與其翻譯選擇譯者的性情、個性與其翻譯策略方重先生譯陶淵明詩歌“山滌余靄，宇暖微霄。”（陶淵明：《時運》）Mountainsarecleansedbylingeringclouds;Skyisveiledbyfinedust.(歐陽楨EugeneEoyang譯)

Thehillsemergefromthedispersingclouds,Whileathinmisthangsoverthehorizon.(方重譯)方譯陶淵明詩歌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其七》)Autumnchrysanthemumshavebeautifulcolor,WithdewinmyclothesIplucktheirflower.Ifloatthisthinginwinetoforgetmysorrow,Toleavefarbehindmythoughtsoftheworld.

(柳無忌譯)方譯陶淵明詩歌賞析：出神入化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其七》)Autumnchrysanthemumshavealovelytint,Iplucktheirfreshpetalssofullofdew.Drownedinthissorrow-banishingliquorIleavebehindaworld-ladenheart.(方重譯)譯文中巧妙地采用了互文手法互文屈原：“朝飲木蘭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譯者的主體性、譯者意識形態、譯者身份與翻譯策略關系研究主體性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形態與主流翻譯規范、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系穆旦的“潛在翻譯”、張金陵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譯者的主體性、審美傾向與翻譯策略的關系羅新璋譯《紅與黑》、許淵沖譯中國古典詩詞

外國文學在譯語文化中的形象研究外國文學、作家在譯語文化中的形象研究。外國文學、作家在譯語文化語境中的形象變遷、文學地位的沉浮，其實質，反映的不是外國作家本身的問題，而是譯語文化的問題。研究這種現象，可以揭示譯語文化語境的變遷。如拜倫、王爾德、辛克萊、法斯特、勞倫斯、巴巴拉耶夫斯基等作家在20世紀中國，都經歷了形象變遷的過程。考察中國不同時期對他們作品的譯介及其文學評價，既可看出意識形態、文學觀念的變遷，又可揭示時代文化在文學譯介方面的文化利用問題。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形態、身份、翻譯策略研究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形態、身份、翻譯策略研究。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形態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譯者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可解釋“既譯介又批判”現象（如吳勞翻譯約翰·巴思的《迷失在開心館中》、張金陵翻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以及對芥川龍之介的奇特接受[1]）、“潛在翻譯”[2]和譯作“潛文本”現象。譯者的身份、翻譯策略研究，可以解釋因譯者的身份，導致某些作品能獲得出版，[3]而有些作家作品卻受到“株連”，失去了翻譯出版的“合法性”。[4][1]

見王向遠《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現代文學：對一種奇特的接受現象的剖析》，《國外文學》1998年第1期。[2]

如穆旦文革期間對丘特切夫詩歌的翻譯。[3]

如1950年代初重版郭沫若翻譯的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以及巴金翻譯的王爾德的《快樂王子》。[4]

曼斯菲爾德因是徐志摩、陳西瀅喜愛的作家，而在1950年代受到冷落。外國文學在譯語文化中的形象研究外國作家在譯語文化中的形象研究。外國作家在譯語文化語境中的形象變遷、文學地位的沉浮，其實質，反映的不是外國作家本身的問題，而是譯語文化的問題。研究這種現象，可以揭示譯語文化語境的變遷。如拜倫、王爾德、辛克萊、法斯特、勞倫斯、巴巴拉耶夫斯基等作家在20世紀中國，都經歷了形象變遷的過程。考察中國不同時期對他們作品的譯介及其文學評價，既可看出意識形態、文學觀念的變遷，又可揭示時代文化在文學譯介方面的文化利用問題。五六十年代中國視野中的美國文學形象

國際政治關系對外國文學評價的影響《美國文學——為反動派服務》，《文藝報》1949年第1期《美國文壇的法西斯傾向》，《文藝報》1950年第3卷第5期《腐朽的美國反動文學》，《文藝報》1951年第1期《美國文化事業的真面目》，《文藝報》1953年第7期《金元統治下的美國作家》，《光明日報》1954年7月2號《反動沒落的文學》，《文藝報》1956年第11期《美國文藝界情況一團糟創作沒有自由生活沒有保障》，《人民日報》1957年8月16日《美國黑人作家終生上了黑名單》，《文藝報》1957年第22期《垂死的文學，腐朽的文學》，《世界文學》1960年第2期《為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服務的美國反動文學》，《光明日報》1960年8月6日《骯臟的自由—斥美國現代反動墮落的“垮掉文學”》，《新民晚報》1960年7月22日《美國作家的“自由”悲哀》，《文匯報》1961年9月22日。

……《美國文學近況》（1962年12月）政治的評判替代了文學的評價對美國作家的政治評價1.龐德（EzraPound）“美國反動詩人、批評家”2. 約翰?多思?帕索斯（JohnDosPassos）“戰后日益趨向反動的著名作家”3. 詹姆斯?柯贊斯（JamesGouldCozzens）“美國近年新‘發現的’小說家”4. 理查德?賴特（RichardWright）“賴特、海姆斯（ChesterHimes）和埃里森（RalphEllison）等人，這時走上消極頹廢的道路，而且公開采取了反蘇、反共的立場，在戰后美國黑人文學中形成了一股逆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