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辛亥革命性質的再思考

關于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質的革命，學術界進行了大量討論。以中國大陸學術界為例,早在1950年代,有關學者就圍繞著辛亥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展開過別開生面的討論。1980年代以后,面對境外學者的種種否定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學者們更是撰寫了大量論文,力圖論證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不過,在此后不久,中國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性質的認識,也開始出現(xiàn)分歧意見。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固然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如有人認為辛亥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國內民族運動,有人認為辛亥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王朝更替。筆者認為,對辛亥革命性質的討論,是促進辛亥革命史研究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大陸學者從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認識出發(fā),撰寫出了大量頗有分量的論著;美國學者從辛亥革命是一場“紳士運動”的認識出發(fā),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其影響且及于日本和中國臺灣;臺灣有關學者從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的認識出發(fā),也對這場革命做了深入的探討。筆者認為,以往對辛亥革命性質的探討,基本上都是從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入手。領導者當然是決定革命性質的非常關鍵的因素,但也不妨礙從別的角度探討這場革命的性質。比方說,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是否可以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它的性質呢?筆者認為,從政體轉型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可能有人會說,學術界早就有過定論: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對君主專制的革命。雖然學術界早就有過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對君主專制革命的說法,但這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的性質。可以將辛亥革命的性質表述為“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但不可以表述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因為在將辛亥革命定性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這種表述中有一個潛臺詞,那就是革命的一方是主張民主的,而被革命的一方則是堅持專制的。然而,這一潛臺詞是有問題的。問題主要出在被革命的一方。當革命勢力在19世紀末年初興的時候,清政府確實是堅持專制的。但是,到了20世紀初年,清政府其實已經(jīng)不再堅持專制,而做出了政治改革的姿態(tài)。其1906年9月1日的上諭,明確宣布要“仿行憲政”(P44)。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后的幾年中,其改革措施涉及到行政、立法、司法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jīng)開始偏離了君主專制的軌道,朝著“憲政”的軌道邁進。既然革命者與被革命者都主張憲政,顯然不適合將這場革命稱為“憲政與君主專制的較量”,或“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了。而如果將辛亥革命定性為“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則不會出現(xiàn)這種問題。在清廷未開啟憲政改革之前,革命派就有了建立共和國的理想。這個時候,與共和制相較量的君主制,是傳統(tǒng)的君主專制。在清廷開啟憲政改革之后,與共和制相較量的,則是擬議中的立憲君主制。在我們的這種界定中,“君主制”的提法看起來有點籠統(tǒng),但卻能將轉軌前的君主制與轉軌中的君主制均囊括其中,反而顯得準確。這是其一。其二,更為重要的,在我們的這種界定中,顯示了在清季存在兩種憲政道路競爭的事實。這兩種憲政道路,一種是革命派追求的民主共和,一種則是包括清廷在內的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君主立憲。講到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人們馬上會想到,這是發(fā)生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的一場博弈。確實,這場較量主要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展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第一次在中國提出,革命之后不再保留君主制,而要建立一個共和國,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而清政府承續(xù)中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傳統(tǒng),直到20世紀初年都是堅持君主專制的。1906年開啟預備立憲之后,始決心放棄君主專制,建設君主立憲。革命派的活動,從辦報宣傳到武裝斗爭,都有徹底推翻君主制的用意,而清政府的所有鎮(zhèn)壓革命派的行為,以及所有改革的舉措,則都有捍衛(wèi)君主制、否定共和制的含義。二者較量的結果,是革命派取得勝利,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制在中國建立起來,中國由“帝國”進入“民國”。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基本面相。這一過程已為學術界所熟知,此處不贅。在這里所要補充的是,這場較量除了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展開之外,也在別的層面上展開過。首先是共和制與君主制的較量,曾在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上演。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雖然被清政府趕到了海外,并對清政府的諸般改革措施多有不滿,但從一個整體來看,他們并不反對君主制,倒是比較堅決地反對共和制。因此,正如學術界的研究所揭示的,在辛亥革命期間,保皇派與革命派之間圍繞著中國究竟應該搞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的問題,曾經(jīng)發(fā)生過曠日持久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革命派認為中國應該廢棄君主制,實行共和制,保皇派則提出,人類政治的發(fā)展,必須從君主專制經(jīng)歷君主立憲,然后才能進入民主共和。這場論戰(zhàn)本身就是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的一場較量。并且,其影響遠超于口舌上的爭論,而是影響到了雙方以致很多國人的實際行動。通過論戰(zhàn),革命派的共和理念越來越清晰,并團結受其影響的國人,去掘君主制的墻角,去為共和制奮斗。保皇派通過論戰(zhàn),也有統(tǒng)一內部認識并影響國人的效果,因此在清季的國會請愿等政治運動中,能動員起大量人力參與其中。可以說,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的較量,其實也是君主制與共和制較量的基本面相之一。辛亥革命期間,共和制與君主制較量還有一個饒有趣味的方面,那就是,這兩種制度也曾經(jīng)在許多仁人志士胸膛中較量。中國是一個有著漫長君主制傳統(tǒng)的國家,而共和制在當時則被認為是人類政治發(fā)展的方向。中國的未來究竟是實行君主制還是實行共和制,這對于當時的很多人來講,確實是一個必須做出抉擇的問題。因此,無論是革命派還是保皇派,其內部都發(fā)生過君主制與共和制的較量。比如,革命領袖孫中山無疑是共和的一面旗幟。但是,不可否認,他在1894年曾經(jīng)有過向李鴻章上書的舉動。這一行為表明,他在當時有過進入君主制的體制內實現(xiàn)人生理想的想法。次年,當他與楊衢云討論的時候,楊衢云強調中國將來必須實行共和制,而孫中山則認為,君主制也不是不能接受。兩人還因此吵得很厲害,楊衢云甚至動手要打孫中山。在那之后,又經(jīng)過了好幾年,孫中山的共和理想才比較牢固地樹立起來(P295—316)。共和制與君主制在革命領袖孫中山的胸膛中較量,共和制戰(zhàn)勝了君主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如果當時雙方交戰(zhàn),是君主制戰(zhàn)勝了共和制,則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恐怕就不會是一個民國,而會是一個帝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尚且如此,可以想見,在革命派里,有過在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徘徊的人恐怕不會少。有的革命黨人,恐怕在武昌起義爆發(fā)之后,偶爾都還產生過在革命勝利之后可以接受君主制的想法。比如說,黃興在陽夏戰(zhàn)爭期間,曾經(jīng)寫給袁世凱一封信,在信中盛贊袁世凱有“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并希望袁世凱出來建立“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P221)。華盛頓在美國革命勝利之后不做國王,對共和制在美國的確立居功至偉。但拿破侖在法國革命之后卻復辟了帝制,當上了皇帝。革命黨人將袁世凱比作拿破侖、華盛頓,并希望他建立像拿破侖或華盛頓那樣的事功,那豈不是說,在某些革命者的心中,只要袁世凱出來推翻滿清的統(tǒng)治就好,推翻滿清之后,是做華盛頓在中國建立共和制還是做拿破侖稱皇帝,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說,即使在武昌起義之后,某些革命者心中,有時還會有在革命成功之后,既可以行共和制,也可以行君主制的想法。另一方面,在保皇派一面,其實也發(fā)生過類似的較量。這一派雖以“保皇”為號召,但是,其中也有許多人曾經(jīng)有過扔掉“保皇”旗幟,主張徹底拋棄君主,在中國建立共和國的。這其中,尤以梁啟超為典型。梁氏早在戊戌維新之前,曾經(jīng)借助學堂暗中鼓吹排滿革命;在戊戌政變流亡日本之后,更是明目張膽地鼓吹過暴力革命。在1900年,他在與孫中山一派謀合作的時候,曾經(jīng)提出過一個建國的方案,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點是事成之后,舉光緒皇帝為總統(tǒng)(P259)。以光緒皇帝為總統(tǒng),乍一看似乎還是“保皇”的,但總統(tǒng)是共和國的國家元首,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就要卸任。因此,舉光緒為總統(tǒng)的主張,其實是革了君主制度的命,其心中的未來中國,顯然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個君主國。但是,梁氏此時的共和主張并不堅定。他在1903年有美國之行。美國是共和國的一個典范,按常理推論,有共和理想的梁啟超在游美之后,應該更加增進對共和制的信念。但是,他在游美歸來之后卻宣布“共和共和”,“吾與汝永別矣”,從此收起了此前的共和言論,又回到了擁護君主制的路上,一心一意鼓吹君主立憲,并與革命派展開激烈的論戰(zhàn)。對于梁啟超何以會有如此大的轉變的問題,學術界已經(jīng)做了很好的探討,認為康有為的影響、革命派的內亂與保皇會內部的紛擾等因素。這種分析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不過,若從本文的角度來看,其實也不妨說,梁啟超在共和制與君主制之間的徘徊,正顯示了他在這兩種制度之間難于抉擇,因為這兩種制度經(jīng)常在其胸膛中較量。這種難于抉擇,應該不僅僅是梁啟超個人的苦惱。正如研究所揭示的,保皇會內部,曾經(jīng)因為究竟要不要保皇等宗旨方面的分歧,而鬧到幾乎要解散。與梁啟超一起“言革”的那些保皇黨人,有一些經(jīng)過康有為的怒斥,回到了“保皇”的路子上,但是,也有一些人沒有能夠回頭,甚至不惜與師門決裂;另有一些人,則雖然表面上表示遵從師父的教導,回到保皇的舊路上,但在其胸中,經(jīng)常還是會冒出共和革命的念頭來。對革命派而言,較量還不僅僅在胸膛中進行,甚至還在一些具體的革命實踐中表現(xiàn)出來。如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革命黨人發(fā)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沒有提出明確的綱領,但是其所公布的未來政府組織方案中,中央政府將由一位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國務大臣組成,顯然是一個君主國(P305)。1900年謀劃惠州起義的時候,孫中山曾經(jīng)策劃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稱帝。李鴻章奉清廷諭旨北上擔任議和大臣之后,孫中山又對那位很想當皇帝的士紳劉學詢說,只要起義能夠成功就行,革命之后的國家最高領導,由劉學詢擔任,并且稱皇帝或稱總統(tǒng)都無妨(P202)。可見惠州起義時革命黨人也未堅持共和。1906年“萍瀏醴”起義中,有一支宣稱要建立共和國,另一支的領袖卻自稱是“中華帝國大都督”,可以說是典型地表現(xiàn)了革命黨人在君主制與共和制問題上的糾結(P477、499)。總之,從政體轉型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的一個基本面相,乃是君主制與共和制的較量。這種較量集中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進行,也曾經(jīng)在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展開過,同時亦在革命派內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