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弘之與劉義慶《荊州記》

據《宋史》記載，他寫了900多年的《南宋臨安王劉義慶寫的書》。其中以現存較為完整的《世說新語》最為著名,《幽明錄》和《宣驗記》也以志怪為特色,在六朝小說中頗為可觀。《世說》以其文本的完整性和自身突出的藝術特色成為研究的重點,《世說》研究碩果紛呈,時至今日有人已經提出了“《世說》學”的概念。相對來說,學界對《幽明錄》和《宣驗記》等其他作品的研究僅限于小說史的定位描述。在筆者看來,《世說》研究已經蔚為可觀,但對《世說》、《幽明錄》和《宣驗記》等劉義慶名下重要作品文本的形成仍然缺乏足夠細致地考察。關于劉義慶名下的多種著述,人們一般認為是由其門下文士輔助完成的。歷來學者對劉義慶府中文士的參撰之功也只是作猜測之詞,但始終沒有足夠的證據。如明陸師道較早提出劉義慶府中文士可能對《世說》有參撰之功。他在《何氏語林·后序》中說: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為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1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明確提出了他的推斷:《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于眾手,未可知也。2后世學者大多持同樣態度,但同時也不能拿出有力的證據。唯范子燁和寧稼雨二位先生在他們研究《世說》的專著中都提出了一些文本內部的證據。如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有專節論述《世說》成于眾手,在其“《世說新語》成書考”一章認為《世說》一書帶有明顯的成于眾手的痕跡,首先是語言風格的不統一,其次是條目分類之安排有錯亂,第三是記載同一言行,兼存異說。3這種分析不無道理,只是期待有更進一步客觀的證據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在考察劉義慶招集文士和他們的文學活動的過程中,盛弘之和他的《荊州記》進入了我們的視野。經過對劉義慶和盛弘之名下作品文本的細致比照,發現《幽明錄》與盛弘之所作《荊州記》有著密切聯系,也由此得到劉義慶門下文士參撰之功的可靠證據。一、盛弘之作《滄州記輯本的作者劉義慶招集文士于史傳可見于《宋書·劉義慶傳》:(義慶)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余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南史》也記載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話。現在一般認為劉義慶于江州任職期間招集了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四人。但實際上劉義慶招集文士是個長期不間斷的事情,并非局限于江州一地,也不止袁、陸、何、鮑四人。這一點已故曹道衡先生在《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曾有說明,筆者也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考述。現在要談的就是盛弘之其人。《隋書·經籍志》載“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荊州記》三卷。由于盛弘之其人生平事跡史傳并無著錄,曹道衡先生據此認為盛弘之也曾在劉義慶幕下。鮑照有《送盛侍郎餞候亭》詩,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學史料叢考》推測“盛侍郎”即為《隋書·經籍志》所記《荊州記》的作者盛弘之,曾與鮑照同在劉義慶幕下。據《宋書·宗室傳》載,劉宋之時劉道規死后被追封為“臨川王”,其侄劉義慶嗣王位,劉義慶死后他的兒子劉燁、孫子劉綽都曾繼嗣過“臨川王”的封號。其中劉義慶在位時間最長,也因為他招集文士、愛好文義和著述頗豐所以在歷史上也最為知名。后人指稱劉宋時期的“臨川王”多半是指劉義慶。但具體到《隋書·經籍志》,這里的“臨川王”是不是就是劉義慶,卻又不能直接確認。一般的判斷要進一步認定為事實,則需要明確的證據。這實際也關系到盛弘之是否曾在劉義慶幕下任職的問題。由于史料闕然,關于盛弘之我們只有從他的作品《荊州記》入手。《隋書·經籍志》載盛弘之《荊州記》三卷,《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沒有記載,只有唐宋類書和古注間有稱引。該書失傳已久,后人曾輯有晉宋時多家《荊州記》,而清光緒年間人陳運溶曾輯盛弘之《荊州記》,輯幅尤大,體制也最近原書。陳運溶盛記輯本后有同期人陳毅所作跋,1該跋實際上是一篇嚴謹的考證文章。他將陳運溶輯盛弘之《荊州記》中所涉郡縣名與《晉書》《宋書》的《地理志》,以及晉宋時期多次州郡區劃的調整,進行比照考證,最終得出結論:盛弘之《荊州記》所記的郡縣名稱只與元嘉八年省湘州之后、十六年正月復立湘州之前的荊州、江州、廣州等行政區劃相合,而劉義慶在荊州的時間正好在元嘉九年六月至十六年四月,從而斷定盛弘之《荊州記》所敘荊州正是劉義慶治任之下的荊州,進一步認定盛弘之確為劉義慶的王國侍郎。陳毅為陳運溶所作《荊州記輯本跋》的考證結論是可信的。首先,他所依據的陳運溶輯盛弘之《荊州記》值得信賴。據石洪運《荊州記九種前言》介紹,陳運溶本人長于史學,撰有《大清一統輿圖海道集釋》、《古海國沿革考》、《后漢書大秦國傳補注》等多種歷史地理學著作。陳運溶輯盛記主要從以下書籍搜得:梁劉昭《后漢書郡國志注》、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顏師古《前漢書注》、李賢《后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宋李昉《太平御覽》等,同時又參證以《晉書》、《通典》、《風俗通》、《搜神記》、《本草經》及《宜都記》、《湘州記》等近二十種古籍,最后又互校以《水經注》,可謂信而有證。其次,陳毅考證的思路可行。晉宋之時州郡屢有分合,荊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更是州郡分合的重要對象。所以《荊州記》所述荊州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區域范圍加以限定,否則“荊州”之名無所依憑。因此,通過核實盛《記》所涉郡縣名稱來推斷盛弘之所述的“荊州”,這個辦法是相當有效的。第三,陳毅考證精當。陳毅為光緒年間終科進士,擅經史,著有《晉書地理地注》,對晉宋地理頗有研究。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陳毅考證之功,筆者將其考證的文字分步列出,以明晰其考證線索,最終目的是為了說明盛弘之確為劉義慶的王國侍郎。第一步:證盛《記》成于元嘉二十六年以前。盛《記》載有武陵、天門二郡,陳毅證以《宋書·州郡志·郢州敘》:魏文帝黃初三年,以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其年罷并荊,非今地。吳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又以南郡之州陵、監利二縣度屬巴陵,立郢州。可見,盛《記》記荊州時,郢州未立。則盛《記》作于孝建元年之前。盛《記》載有臨賀、始安、始興三郡,陳毅證以《宋書·州郡志·湘州》:臨慶內史,吳分蒼梧立為臨賀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始建內史,吳孫皓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廣興公相,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為始興郡。晉武帝平吳,以屬廣州,成帝度荊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泰始六年,立岡湲縣,割始興之封陽、陽山、含洭三縣,立宋安郡,屬湘州。泰豫元年復□,省岡湲縣,改始興曰廣興。盛《記》載有臨賀、始安、始興三郡,可知盛弘之作《荊州記》時并未改為臨慶、始建、廣興,當在元嘉二十九年三郡劃歸廣州以前。盛《記》載有襄陽、南陽、新野、隨諸郡,陳毅證以《宋書·州郡志·雍州敘》: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可知盛弘之作《荊州記》時雍州尚未從荊州分出。則《荊州記》成于元嘉二十六年以前無疑。第二步:證盛《記》作于元嘉八年省湘入荊之后、元嘉十六年正月復分荊置湘之前。陳毅證以《宋書·州郡志·湘州敘》: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治臨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盛《記》載有長沙、湘東、零陵、桂陽四郡,故盛《記》作于湘州入于荊州之時,當在元嘉八年省湘后十六年立湘前。另外陳毅引證盛《記》中這樣的一則材料:“元嘉十二年巴陵縣娑羅樹生花”,則盛《記》作于元嘉八年后甚明。綜上兩處證據,顯然盛《記》撰于元嘉八年省湘之后、十六年復湘之前。第三步:證盛弘之為劉義慶臨川王國侍郎,在劉義慶任荊州刺史期間作《荊州記》,按陳毅的話說就是“從其王蒞荊,因述荊故”。陳毅根據《宋書·文帝紀》載:元嘉八年“冬十二月,罷湘州,還并荊州”。九年六月,“前將軍臨川王義慶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十六年正月,“復分荊州置湘州”,十六年“夏四月丁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為衛將軍、江州刺史”。所以劉義慶鎮荊州后于省湘一年,由荊州刺史改任江州刺史止后于復湘兩月。將劉義慶任職變動與荊湘分合相對照,最終得出結論,盛《記》所敘荊州正是劉義慶治任之下的荊州,盛弘之確為劉義慶的王國侍郎。陳毅整個論證過程有理有據。因此現在可以認定,盛弘之曾為劉義慶幕中文士一員,盛弘之和他的《荊州記》與劉義慶有著密切關系,《荊州記》之“荊州”正是劉義慶治下的荊州。二、《俄記》與《荊明錄》文本的同源文本經筆者考察發現劉義慶名下的《幽明錄》2與盛弘之《荊州記》文本內容相互關涉。本來《幽明錄》雜記怪異神奇之事,而盛弘之的《荊州記》為地記,與眾家地記一樣,記“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3,好像二者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表面看來,一為志怪小說,一為一方地記,性質相去甚遠。但細讀各自文本,卻發現二者之間文本相互滲透、交叉的關系頗為明顯。地理書與志怪類作品存在關聯早有傳統。《山海經》作為地理名著,已經記錄了許多奇異事物和神話傳說,開創了地理博物體志怪一系,成為志怪小說的發端之一。4各地山川河流、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等自然奇觀、萬物靈異都是地理書的記載內容,而其中與各地自然地理有關的怪異神奇之事也成為志怪作品的取材對象。所以《幽明錄》與盛弘之的《荊州記》在取材上有交叉關聯并不奇怪。盛《記》已經亡佚,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陳運溶的輯佚本中看到有不少記載地方怪異神奇之事的條目,如《太平御覽》卷一八七引“巴東城西有一柏柱孤殖,大可數圍,高三丈余。相傳是公孫述時樓柱,乃云斫之血出,枯而不朽,歷代彌固,將恐有物憑焉。”5再如《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引有“魚復縣瞿唐灘上有神廟極靈驗”一事,6諸如此類,為數不少。像《荊州記》這樣的地記作品,其文本條目在記述時有一個明顯的模式,即“某地有某物”,它著重記載地方自然地理風物,用這種模式記載一方地理,開門見山,簡潔明了,突出的地域因素是其重要特點。《幽明錄》顯然也搜集了地方有關自然靈異、地理神奇的素材。從現存《幽明錄》的文本內容看,其中有一批條目,所記之內容并不關于人事、神鬼,而是像《荊州記》所記一樣,采用了《荊州記》地記作品“某地有某物”的敘述模式,并且也是對地方自然地理風物的記載,地域色彩非常濃厚。可以在鉤沉本《幽明錄》找出以下條目來:第四:始興縣有皋天子國第五:始興縣有睪天子城(疑與第四為同一則內容,“皋”與“睪”文字傳抄有異)第六:始興靈水,源有湯泉第七: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第八:襄邑縣南瀨鄉,老子之舊鄉也,有老子廟第九: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第十:耒陽縣東北有蘆塘第十一: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第十二:武昌陽新縣北山有望夫石第十三: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第十四:淮牛渚津水極深第十五:廬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雞山第十六:(衡山)三峰最為竦桀第十七: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第十八: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第二一:平都縣南陂上有冢第二二:廣陵有冢第二四:碩縣下有眩潭以上十八則條目即使是直接視為《荊州記》這樣地理記作品中的條目也并無不可,從所記的內容和采用的敘述模式來看,與《荊州記》非常相近。但《幽明錄》與盛弘之《荊州記》之間的關系遠不止于內容和記述方式的相近,二者之間有更多有意味的聯系。當今所見二者文本雖然均為輯佚之文,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幽明錄》與盛弘之的《荊州記》之間存在著同源素材,即二者取材于同一則材料。且看《太平御覽》卷七四“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一則: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山西其形長狹,水從下注塘,一日再減盈縮,因名為“朝夕塘”。(《幽明錄》又載)7“《幽明錄》又載”為《太平御覽》原書自注,說明此條為《幽明錄》和盛弘之《荊州記》同時采用,致使兩書互見。再看《幽明錄》第十六“衡山三峰最為竦桀”,該條輯自《太平御覽》卷七,原文載如下:《幽明錄》曰:衡山三峰最為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峰下有泉飛流,如舒一匹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雖纖羅不動,其上翛翛,恒凄清風也。8(按:鉤沉本《幽明錄》漏文首“衡山”二字,今據《太平御覽》補。)盛弘之《荊州記》也記有衡山三峰一事,分別見于《初學記》卷五、《初學記》卷三十、《藝文類聚》卷七、《太平御覽》卷三九,文字各異,估計是類書編者在抄錄之時各自刪節原文造成的。但四處文字互補,仍然可以看出《荊州記》原文記載衡山三峰的原狀。9以《藝文類聚》卷七的文字內容與《幽明錄》最為接近:衡山有三峰,極秀。一峰名“芙蓉峰”,最為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按:“派”疑為“流”形誤),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10兩相對照,可知輯本《幽明錄》與《荊州記》均非各自原文,而是經過類書編者刪節了的文字,其中有省減不合理的地方。鉤沉本《幽明錄》所載實為盛弘之《荊州記》衡山三峰中的“芙蓉峰”,其原文應為“衡山三峰,芙蓉峰最為竦桀”,文意才順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幽明錄》和盛弘之《荊州記》都記載衡山三峰之事,在文字的表達上也沒有太大的差異。因為二書都已散佚不全,僅存輯佚文字,所以這樣同一則材料兩書互見的情況。雖然只見到兩例,但可能不在少數。《幽明錄》第一三三載有“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一事。《荊州記》則曰:“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途旅經過,無不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二書均載宮亭廟神靈驗之事,只是具體顯靈內容有所不同,有可能二書都曾記載了同屬于宮亭廟神的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