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君道思想的法治思想

一、劉安不因主而事漢武繼承了“儒家內外”的治國思想，任命了殘忍的官員，嚴刑拷打了嚴格的法律。古代儒學逐漸發(fā)展為“法律儒學”，相應的權利和責任思想被無條件的君主思想所取代。在漢武帝大力推行“寧左勿右”的政治環(huán)境中,官吏即便因過酷被免,主上往往也視為效忠能干,斗爭性強,立場堅定,咬人雖濫而不失為好狗,常能再獲寵任。假如因為“軟弱”被免,不僅沒有了做狗的價值,更難免被烹,下場還不如貪官污吏。劉安謀反的冤案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對劉安謀反的記述,最早見于《史記》,班固在《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照抄《史記》的材料。《資治通鑒》未作考釋,又因循了《史記》、《漢書》的材料。王夫之《讀通鑒論》在確認謀反的基礎上,對謀反理論還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茨贤醢仓鴷嘣撇┮印６\興兵者,……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惨晕脑~得后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而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釁罅,而乘之以逞志。乃既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為窺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為者,一如嬰兒之以莛擊賁、育,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兇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兇為徒也。讀劉安之書,可以鑒矣。王夫之這段話認為,劉安謀反的目的是為了試驗他學到老子權謀之術是否有效。王夫之的見解很值得玩味。天下恐怕還沒有哪一位思想家企圖通過謀反來試驗自己學到的知識是否高超。退一步說,假如劉安與太子遷合謀發(fā)兵反抗,軍隊從何而來?自七國之亂后,諸侯王的軍權已被朝廷收回,沒有軍隊,如何反叛?又如高誘《淮南敘目》所說,《淮南子》“講論道德,總統仁義”,劉安為人處世崇尚無為,順乎自然。謀反顯然與《淮南子》的思想觀點、和劉安的處世哲學相互矛盾。從當時的歷史實際出發(fā),我們認為劉安因為爭取保護自己的權力,對朝廷有不滿情緒,這很正常。而漢武帝因為劉安曾依附竇太后,以及淮南文士集團和中央專制文化直接形成對抗,也對劉安不滿。兩者之間的矛盾被劉安的孫子劉建利用,漢廷官吏又利用劉建的控訴,順應武帝消滅諸侯、強化中央政權的旨意大做文章,乘機構陷,步步緊逼。漢武帝“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武常選擇公孫弘、張湯、呂步舒等酷吏審查淮南案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意圖也很明顯。正如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所言,西漢酷吏必備的政治素質,就是專心事主,唯權是趨,不受任何道德良知的約束,善于秉承上意,指鹿為馬,都是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鷹犬。公孫弘、張湯、呂步舒莫不如此。而且呂步舒又是董仲舒的學生,董仲舒恰恰非常忌恨諸侯王國向中央分權,“獨尊儒術”的思想與劉安崇尚自由、兼容百家的學術思想完全不同。公孫弘等又通過淮南相、中尉等提供的有關劉安反抗情緒及言詞的所謂情報,大肆構置謀反罪行,冤家審卿趁火打劫,向公孫弘編造劉安莫須有的罪名,接著淮南王謀臣伍被投靠朝廷,為中央提供了誅滅劉安的直接口實。這個時候不致劉安于死地,喪命的將可能是公孫弘等人。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所謂淮南謀反狀,半出影響,半出羅織”關于朝臣羅織罪名,構陷劉安,乘機邀功的情況,《史》《漢》都有形象的描述,尤其丞相公孫弘的小丑言行,簡直活靈活現。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叛逆計謀,深窮治其大獄。司馬遷的這段文字真正交待了朝廷制造劉安冤案另一個動機,審卿賄賂丞相公孫弘辦人情案,“深構淮南事”,也就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編造案情。公孫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雖陽為善,陰報其禍”二、《隋書》中劉安性格矛盾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劉安謀反過程的材料,來自《史記》《漢書》,那《史》《漢》的材料又來自哪里?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漢朝的國家檔案。有的學者人為,司馬遷曾經“二十而南游江、淮”徐復觀先生認為“《史記》《漢書》兩傳中,充滿了當時誣構的‘官文書’”?！妒贰贰稘h》記載的劉安謀反過程,很大程度上都是朝廷的一面之詞,也就是雷被、劉建、伍被等人的控詞和供詞,以及被捕的“懷異志于肘腋”另外,仔細閱讀《史記》,其中還存在這樣的疑點。《淮南衡山列傳》對劉安的描寫,似乎司馬遷并沒有在意人物性格的前后統一性,人物性格在“謀反”前后嚴重分裂,簡直判若兩人。在司馬遷筆下,劉安既仁義又蠻橫,既清醒又糊涂,既聰明又昏庸,既剛強又懦弱,既知書達理又剛愎自用,既好像是知識淵博的書生,又是一無所知的莽夫?？傊畡残愿癯錆M嚴重對立的矛盾。原因主要在于,司馬遷對劉安人格的贊賞,對劉安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朝廷對劉安的蓋棺論定之間存在矛盾;司馬遷聽聞的有關劉安冤情的民間傳聞和宮廷檔案之間的矛盾。按常理推斷,劉安謀反時司馬遷已經23歲,應該對整個謀反事件過程比較了解,他并不缺乏關于劉安的第一手資料,但為什么材料幾乎全是劉安和伍被的對話呢?根本原因在于劉安是被當今皇帝欽定的國內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司馬遷寫作不可能完全超脫對漢武帝殘暴嗜殺的顧忌,他肯定耳聞目睹了博士狄山為劉安冤案抱打不平而遭到漢武帝戕殺的事件,所以他不得不選用官方認可的伍被的供詞作為劉安立傳的基本材料。這恐怕是司馬遷的無奈之舉。司馬遷寫作時的內心矛盾和顧慮造成了《史記》中劉安人物性格前后的分裂。當然也不排除《淮南傳》出自他人之手,而非司馬遷親撰的可能。這有待后人考訂。有的學者認為,司馬遷不按《史記》記載諸侯王事跡當立“世家”的體例,而將淮南、衡山降為“列傳”,以對他們叛逆之罪表示貶抑。我們認為,司馬遷將淮南、衡山放在“列傳”中,而且和司馬相如放在一起,恰恰反映司馬遷對劉安文學成就的充分贊揚和肯定,決不是有意貶低劉安。三、以“法”學習“反劉安”,“公言”以維護個體利益的政治生態(tài)關于淮南冤案產生的原因,錢穆先生、徐復觀先生都有精辟的論述。他們認為主要原因是漢武帝對淮南學術中心的憎恨,武帝憎恨的原因是淮南文士集團和中央集權文化在客觀上形成的抗衡架勢。錢穆先生說:淮南以文學照耀一世,早為武帝所忌。而其時朝廷威信毅力,中央集權統一之勢已定。諸王國更不如文景時,一有風聲動搖,其臣紛紛自投漢廷,謀為免身計。徐復觀先生的分析更為具體,他在《兩漢思想史·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中說:在專制下對諸侯王的特別猜嫌禁制,不僅足以反映出專制主為達到一人專制的目的,即使犧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狀態(tài);并對知識分子及學術發(fā)展,發(fā)生了莫大的窒息作用。這才是研究中國思想史者所不能不注意到的問題?；茨贤醢病渲局辉趯W術的研究,并想以其研究充實漢家鴻業(yè)的內容。但武帝雖表面對這位多才好學的叔父“甚尊重之”,而內心特為忌毒。左右承其意旨,便誣構成一大冤獄。中間穿插淮南門客伍被的供詞,陳述劉安想謀反的經過,把劉安寫成了一個童呆愚稚之輩,其出自嚴刑逼供,再加以緣飾的情形,甚為昭著?！敃r的朝廷官吏,順著專制者陰刻之私,竟不惜成為一個謀殺幾萬人的大陰謀集團;而且根源則來自淮南賓客的學術活動。幾萬人的大屠殺,不僅摧毀了此一學術中心,并且也阻嚇消滅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帶有一點選擇自由的可能性。徐先生從思想文化、學術體系的角度分析了淮南冤案的形成原因。他認為景帝時代,朝廷猜防的重點在諸侯王的領土與職權。到武帝,猜防的重點轉向諸侯文化中心,尤其是轉向有學術意義的文化中心。出于維護一人專制的目的,武帝特別猜嫌地方文化集團。對河間獻王劉德的猜忌和劉德的意外死亡都說明了這一點。錢穆先生說:“淮南河間,皆以王國講文學,流譽駕中朝,遂為武帝所忌,而王均不得其死,其書如漢廷,亦遂抑而未行也?！睗h武帝誣構劉安謀反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淮南子》中法大于君的法治思想。劉安的法治思想突破了秦漢法家的局限,首先要求最高統治者必須守法。比如《主術》篇提出最高統治者要自覺維護國法的尊嚴,國法不僅是百官百姓的行為準則,也是“人主之準繩”。倡導“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是無擅斷”法治思想,以國法限制和控制最高統治者,嚴禁君主獨斷專行,逍遙法禮之外。這種法治思想自然使崇尚個人專權的漢武帝鋒芒在背。我們從《淮南子·俶真》“今增繳機而在上,芒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可以體會到當時諸侯王劉安等,在朝廷集權政策高壓下,所受到的思想精神上的壓迫,以及中央集權的險惡形勢帶來的危機?；茨衔氖考瘓F的學術活動觸犯了武帝的大忌,對劉安及其賓客的鎮(zhèn)壓,只不過是武帝加強個人專制藉以威懾其他諸侯的一個政治措施。安徽大學陳廣忠先生《<淮南子>的傾向性和淮南王之死》也認為,“謀反只不過是武帝玩弄借口殺人的把戲而已,在門客、庶子、酷吏、仇敵、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