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中的日喻、線喻和洞喻

西伯利亞是歷史上不可逾越的山脈。他的哲學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家。就柏拉圖的哲學思想而言,可將其分成三個時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柏拉圖探求超出可感個體事物之上的永恒理念,關注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希冀通過分析、歸納和演繹,認識事物能從現象上升到本質,追求本質的認識。到了中期,柏拉圖廣泛研究哲學問題,在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的影響之下,建立了屬于自己的認識論、本體論、辯證法體系和國家學說。晚期,柏拉圖則是對于自己前期的哲學思想作批判、修正和補充。一柏拉圖對話者的期待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為系統的一部,通過對話體的形式記錄了其師蘇格拉底和蘇格拉底弟子關于政治、教育、文藝、倫理等多方面的討論,實則更是展現了柏拉圖的理念世界。柏拉圖對于真、善、美統一政體的追求,對于“哲學王”執政者的期待,雖似“烏托邦”般的完美存在,卻真實地表達古希臘哲人的思考與智慧。蘇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且好辯論,柏拉圖卻繼承蘇格拉底的學說,一共寫了二十五篇對話,其中關于政治法律的有:《理想國》,即《國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除《法律篇》外,其余皆以蘇格拉底為主要對話者。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寡頭政治崛起,基于這樣的背景,柏拉圖痛心疾首之余亦欲力挽狂瀾。“當我看到這些,以及其它種種,我衷心厭惡,決計與這個可恥的政權完全脫離關系。三十人委員會大失人心,被逐下臺。過了一個時期,我故態復萌,躍躍欲試地,雖然靜悄悄地,又想參加政治活動了。”然而即便有著改善政局的熱情,仍然難以撼動衰頹的時局。尤其是在蘇格拉底被誣告之后,陪審團同意對其實行極刑,更是讓柏拉圖心灰意冷。“后來我年事漸長,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有朋友,有組織,這種人在政客中非常難找,因為他們做事沒有原則,沒有傳統的制度和風紀。”對于“哲學王”的期待便油然而生,“我反復思之,唯有大聲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學,使哲學家獲得政權,成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跡般地成為哲學家,否則人類災禍總是無法避免的。”那么,理想的國度除了執政者為“哲學王”,還應形成一套井然的秩序,這便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所討論的。思想領導與勞動生產分離,形成“各司其職”的局面。領導者進行治理、捍衛國家,工人、商人、農民負責生產和推銷。彼此服務于彼此,穩態前行。然而,理想國持續的發展必需通過教育進行,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多次提及教育,講述如何認識真理。例如,柏拉圖在第二卷、第四卷、第五卷中都有對教育進行論述,教育是“一種使靈魂盡可能容易盡可能有效地轉向的技巧”,主要對象為領導層,即哲學王和護衛者,為了使他們更好地治理城邦。二教育的階段性:日喻、線喻和洞穴喻傳統雅典的教育多由家庭和私人學校進行,教授文學、音樂、哲學、體育、科學等,在此過程中國家、社會并沒有承擔責任。柏拉圖對此并不滿意,所以我們也可發現《理想國》中的教育實則是“公民教育”,并非如同我們現在的一部分人針對另一部分人的教育模式,而是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這也基于柏拉圖的假設,國家與個體存在巨大的類似,人的理智、激情、欲望對應的是國家的哲學、軍事和經濟結構。所以,教育可以幫助抑制欲望,幫助穩定秩序,實現個人的正義和國家的正義,達到每個階層滿足于自身特定的工作,自私將無影無蹤,團結將遍及國家。柏拉圖清晰地表明,教育的過程就是心里發展的過程,并用比喻的方式來形象生動地解釋其,亦即著名的日喻、線喻和洞喻。柏拉圖以太陽來表示可見世界,一如陽光普照萬物,促進萬物生長。人對于世界的認識存在由低向高的發展過程,并且心里世界和事物的現實世界理應是分開的,不會完全重合。如同將直線分割為若干段,每一段有其對應的心理世界和事物現實世界。洞穴之內則是可見世界,相應地,洞穴之外則為可知世界。人對世界認識的發展一如對洞穴內人偶的認識一般,起先是看到洞壁上的影子,進而知道,這只是影子,是木偶的影子;然后明白太陽的照射帶來影子;進一步獲知太陽為何。最后,走出洞穴的囚徒回到洞穴中,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仍困在洞穴里的伙伴。這邊是柏拉圖相信的教育過程,最先走出洞穴的人亦是最早獲得真理的人,成為“哲學王”,他負有帶領公民的職責。教育同樣具有階段之差,對于成年人和統治者實行高等教育,對于青年人和軍人實行初等教育。就教育的內容而言,柏拉圖對于音樂又是青睞有加。人們在欣賞音樂的同時,也是為它的精神和情感所感染。在柏拉圖看來,復雜的音樂產生放縱,質樸的音樂也能帶來節制,所以簡單樸素的音樂教育非常重要。詩樂感于人心的藝術,所以在我們強調美的同時,不僅僅是外有的精神盛宴,還要推崇內涵的道德修養。這同樣也是柏拉圖的教育觀念中的一部分。三“哲學王”:法律的至上《理想國》強調“正義”,對于“正義”的討論各卷多多少少都有涉及,從個人正義到國家正義,不可忽視的是,這也是柏拉圖教育觀中的最為基礎、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同時,對于受教育程度最深、對于真理追求最高的哲學王而言,他的誕生便隨著正義。“一個按照自然建立起來的國家,其所以整個被說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數最少的那個部分和這個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這些領導著和統治著它的人們所具有的知識”,“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二為一”。完美的國家需要具備智慧、勇敢、節制、正義。勇敢多為對護國者的要求,“昂揚的精神意氣,是何等不可抗拒不可戰勝嗎?只要有了它,就可以無所畏懼,所向無敵”,通過教育和訓練是護衛者獲得“勇敢”,方可面對千軍萬馬,無所畏懼。智慧則更多是對哲學王的要求,而正義、節制則不同,是對所有人的要求。“節制是一種好秩序或對某些快樂和欲望的控制”,對于統治者來說,是抑制欲望,對于生產者、農民、商人來說是自我克制服從統治者。哲學王是正義的個體,善良、勇敢、智慧。他能夠在自身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保持內心的平衡,不為一己私欲所挫敗,平和、謙遜地榮與耀、敗與落、成與得。這僅就哲學王個人而言,對于國家的統治,更是需要正義。此時,哲學王便成了重要領導者和評判者,他因其受過的教育、對真理的認識,對具體治理城邦的事項進行思辨的分析與實踐,看到事物背后的“真相”,而非如同洞穴中的囚徒,沉溺在假象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難以分辨。他承擔著判斷的角色,也承擔著教育的角色。哲學王對于不同的人施行不同的教育,并為他們分配任務,繼而維續全體公民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的秩序。所以,實則在“理想國”中法律并非至高無上的,“哲學王”則是一定程度地替代了法律的角色。他在《政治家篇》中就提及,法律當權則不如明君統治強。哲學王制定城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能夠專心于真實的存在,探求事物之間的本質與理性,建立秩序,并將其運用至城邦和公民身上。顯然,這是烏托邦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