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亨頤的教師教育管理改革

姜恒義（1877-1938）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在20世紀初活躍于浙江省教育廳。他于清末留學日本,留學期間曾一度應邀回國參與籌建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后改稱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并受聘為教務長,學成之后即到該校正式上任,辛亥革命后,經亨頤任該校校長。五四運動前后,浙江一師在經亨頤的主持下,順應歷史潮流大膽進行改革,迅速成為浙江省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堪與當時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相媲美。但由于其改革觸動了當局者利益,因而引發與當局的沖突,從而釀制了聲勢浩大的“一師風潮”。在一師的改革受挫后,1922年經亨頤回到家鄉上虞,創建了春暉中學并擔任校長,他繼續貫徹人格教育思想,進行改革,實施民主管理,注重發揚教職工的主人翁精神,很短時間內這所鄉村新辦私立學校一躍成為全國矚目的學校。此后,他還擔任過寧波浙江四中校長,北京高師總干事兼學生自治指導委員長,還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在這些教育實踐中,經亨頤運用了許多國內外先進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人格教育思想,并多次撰文闡發其意,這也正是他的教育思想特色所在。一、教員專任制的提出1919年下半年,經亨頤在浙江一師實施了幾項重大的改革,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教員專任、學生自治、改授國語和改組學科制度。在當時,教師往往同時兼任幾個學校的課,但他們只對教的課負責,對整個學校卻不負責任。為了建立一支穩定的教師隊伍,經亨頤提出調整教師隊伍,改教員委任制為教員專任制。1919年秋季他首批聘請了16位專任教員,其中就包括了被譽為“四大金剛”的陳望道、劉大向、李次九、夏丐尊。他們思想進步,成為了經亨頤在一師教育改革中的得力助手。教員專任制在現今來看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事情,但放在當時普遍實行教員委任制的情況下,這無疑是創新,是大膽的改革,因此遭到了教育廳當局的查辦。面對查辦,經亨頤道出了他實行教員專任制的理由:“現在我們中國學校的流弊,都是校長專權的緣故。做教員的至多對教課負責,不是對于學校負責。兼著好幾處教課,更沒時間可以研究。”實行教員專任制后,教師對學校負責,而且還負責教課以外的職務,具有更高的主人翁精神。因此,經亨頤極力推崇教員專任制,當時暫定該校專任教員16人,每星期開例會一次,遇到需要研究的問題,還要連日開會討論,做到“集思廣益”。其實,經亨頤早在1915年就提出了教員專任制。1915年9月經亨頤在全國師范校長會議答復教育部咨詢第一案中就指出:“人格教育以狹義言之,即德育、知育。近時學校教育之無訓練,無可諱言。推其故,教員之不負責任為最大原因。蓋教員非專任,對于職務無穩確之觀念,對于學校無專任之精神。欲言人格難矣哉。故任用教員宜專任,他如檢定試驗、優待教員等,即宜規定辦法,務使教員愿負責任,學校始能收訓練之效。庶人格教育不致偏廢矣。”可見,教員專任制正體現了經亨頤的人格教育思想。二、人格教育理論強調人格的研究,致創組織的教育目的,培養學生的人格特征人格教育思想,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于歐洲。這種思想主張以教育者的人格作為教育的主要手段,以達到養成學生人格的教育目的。同時它強調獨立人格的價值和人格的自由發展,認為培養學生的人格是整個教育過程的中心,教師的基本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人格特征,發展兒童的自動精神。可見,人格教育理論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師應當注重對學生進行情感陶冶和意志培養。經亨頤非常贊同這一學說,他認為人格教育應當引起教育界的普遍重視,尤其是師范教育。他認為教育是一門高尚的藝術,教師與學生之間最為重要的就是人格交際。“教師之任務,與其為冷的,科學的法則施行者,毋寧為有血有淚、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兒童,形造兒童之人格之藝術家。”既然教師要注重與學生的人格交際,那么培養教師的學校自然應該是“人格專修學校”,所施行的教育也應該是注重人格的教育。在這“人格專修學校”里,如果教員采取委任制,教師同時兼好幾個學校的課,他們僅為所授課負責,僅為所授知識負責,而不對學校負責,不對學生負責,從何談人格教育呢?三、人格教育應是以感情為目的經亨頤引用人格教育這一學說,主要是針對封建舊教育束縛個性、摧殘人格而提出的。同時,人格教育和我國先哲重視人格修養的思想也正相吻合。為此,經亨頤在教育管理實踐中采取了以下措施以保證人格教育的推行:首先,他為一師制定的校訓為“勤、慎、誠、恕”四個字,并以“誠”為校訓之中心。與人相處做到誠信待人、嚴己恕人,對待國家、事業要有赤誠之心。因為學校不是“販賣知識之商店”,“求學為何?學為人而已。”其次,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經亨頤強調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第三,在人格訓練的方法上,經亨頤主張“自動、自由、自治、自律”,在學校成立學生自治機構,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學校負勸導之責,教師則起指導和陶冶的作用。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這些人格教育的措施都是要以教員專任制為保障的。首先,我們看以“誠”為中心的校訓。“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作為教師既要教給學生知識,又要教會學生做人的道理。教師起著一個榜樣示范的作用,要使學生達到“誠”,教師首先要“誠”。“‘狡兔三窟’那是政客生涯,當教師本不應該如此。”但在“教員委任制”的情況下,教師可以“騎兩腳馬三腳馬,多兼幾個學校,這校不成還有那校可以做退步,這種當教師心理上的弱點,也是難怪的。”而對于學生來說,就不僅僅是哪個老師上課的問題了,因為“教師和學生關系是存在于感情和信仰之上的”。學生不懂事,可能會有無理要求,有時不免沖動影響了教師,或是教師無理影響了學生。而教師大不了可以不在這所學校上課,轉向其他學校,薪水也不成問題。但弄到感情已經壞了,信仰已經沒有了,從何談“誠”,從何為學生做榜樣,從何談人格教育呢?而如果實行教員專任制,“為某校教師,誠意為某校盡力“這就是最好的‘誠’”!其次,經亨頤認為健全的人格應該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為此教師的教學不僅要注重智力訓練,也應該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養。所以,他對在當時普遍比較忽視的體育、音樂、圖畫、手工諸科特別重視。經亨頤在浙江一師規定音樂、手工自習時間和教師教授時間的比例應當與國文、數學一樣,均為2比1,體育課也不準無故缺席。而且經亨頤認為這些科目教授的主要目的是重在感情的陶冶、意志的培養以及人格的發展。這是經亨頤在一師的創新,而當時的情況是,有的學校重視傳授知識,有的學校重視獲得技能,有的學校重視培養人格,對音體美等科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在教員委任制的情況下,教師們既在一師上課,同時也在其他學校兼任該課,教師“預備了一份講義,同地方、同教課、同程度的學校可以通用。所以,孳孳為利的欲望,迫促他們碌碌奔波的肉體兼了好幾個學校教課。”這樣,教師們不免會帶來其他學校輕視音體美諸科的思想,即便是在課時保證的條件下,學生也無非是多學了畫幾幅畫,多學會唱幾首歌,而感情的陶冶、意志的培養則談不上了,人格教育就更難體現了。在人格訓練方法上,經亨頤提倡“自動、自由、自治、自律”,尊重學生的人格,反對強迫命令和紀律束縛,采取學生本位之訓育。為了使學生養成自治能力和自律習慣,經亨頤在一師采取的辦法是成立學生自治機構,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學校領導和教員并不能因此而不負責任,在學生自治有缺陷時,學校應負勸導之責,教師也需要起著“指導”和“陶冶”的作用。經亨頤在回答教育廳查辦時就明確地說了“本校(一師)學生自治,我們校長、教員,決不是不管的,決不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他還對校長教員提出了要求,要求他們對學生自治會“當然是積極的指導,做校長教員的有了覺悟,不可以威權用事,不可以束縛學生精神,但是做校長教員仍有不能不切實指導的責任。否則你為什么叫做校長教員呢!”而這些對學生自治會指導的工作卻是“教課以外的職務”。教員委任制下的教師僅對教課負責,不對學校負責,不對學生自治會負責,那經亨頤主張的教員對學生的指導就無從談起。而有了教員專任制,教師就需要對學生負責,需要對學校負責,教師有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指導學生自治會也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一師學生自治會的大綱就是由專任教員會議議決的,這就是最好的證明。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經亨頤采取的很多推行人格教育的措施都離不開教員專任制的實施。正是有了教員專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