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亨頤與浙江教育改革

近代著名教師景恒毅活躍于浙江省的教育和培訓部。街頭旁置，率先為建立和發展新型教育做出了顯著貢獻。經亨頤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和與時俱進的改革活動,對全國也頗有影響,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經亨頤(1877—1938),字子淵,浙江省上虞縣人。他早年受維新思想影響,久懷報國之志,后東渡日本攻讀數理。1907年留日期間,他受聘擔任浙江兩級師范教務長,便不顧學業中斷,風塵仆仆趕回國內參加籌建,從此獻身教育事業。辛亥革命后,他任該校校長,以后學校更名為浙江第一師范,仍長此校。與此同時,他還被推舉為浙江教育會會長,一躍而成為全省教育界核心人物。五四時期,經亨頤順應時代潮流,大膽改革教育,因而得罪反動當局,1920年初被撤去校長職務。此后,他受上虞陳春瀾先生的資助,在家鄉辦起私立春暉中學。1923年,他又受命到寧波任浙江四中校長。1925年,他在寧波再次遭到反動勢力的圍攻和驅逐,憤而辭職。不久他將春暉中學校務委托他人,離開浙江參加國民革命。在此以前,經亨頤應北京高等師范校長鄧萃英之邀,一度擔任北高師總干事兼學生自治指導委員長,并積極參與1922年全國實行的學制改革和課程改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他曾擔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之職。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后,他不愿為之效力,和何香凝、柳亞子等人在上海組織“寒之友社”,題詩作畫,抒發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滿。1938年,經亨頤病逝于上海,終年六十二歲。經亨頤在近二十年教育實踐中,熱情宣傳資產階級進步的教育思想,切實貫徹蔡元培制定的民國教育方針,并以一師、春暉中學為基地,大膽進行教育和教學改革,成績卓著,影響很大。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活動家,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先后撰寫了《全浙教育私議》、《春暉中學校計劃書》、《動學觀與時代之理解》、《今后學校訓育之研究》和《改革師范教育的意見》等文章,竭力提倡動的教育和人格教育,努力探討中等教育和師范教育的改革方法。他的思想和業跡,值得我們列為研究近代教育史、特別是浙江地方教育史的重要課題。(一)學校管理與社會管理經亨頤先后主持浙江第一師范、私立春暉中學、浙江四中等校。致力于中等教育改革,是他教育活動方面最大的貢獻。經亨頤在日本期間,受過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熏陶,他十分贊賞日本及川平治所提倡的動的教育學說,取其活動、差別、發展等要義,作為改革舊教育的理論依據。他認為“教育為繼往開來之精神事業”,教育者不僅要立足于“繼往”,更要著眼于“未來”,若一味守舊,“以法則為鐵案”,只知維持和傳達,那是靜的態度,只有做到“由維持而加工以改造,由傳達而益以增進,則可謂動矣”。慎重選聘教師,抓好辦學關鍵。經亨頤主張教育者要有“高尚之品性”,要以改造文化、增進文化為己任,反對那些“因循敷衍,全無理想,以教育為生計之方便,以學校為棲身之傳舍”的庸碌之輩。改革管理體制,實行民主治校。經亨頤首先設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議事機構,用來審核各種制度、規程,決定各行政委員會名單,提出學校預、決算費用,討論校內重大事件。評議會由校長擔任議長,評議員按一定比例從教職員和學生中民主選舉產生,每年改選三分之二,連選得連任,但以兩次為限。其次,經亨頤主張實行職員專任制。當時的教師往往同時兼好幾個學校的課,這樣他們至多對其所教這門課負責,對整個學校不負責任。他認為這是一種流弊,學校之事應由全體教職員共同負責,做到集思廣益。為此,他于1919年秋季,在一師聘請夏丏尊等十六位專任職員,每星期開例會一次,共商學校大事。此外,經亨頤還支持學生自治,以推行民主管理精神,培養學生自治能力。他把學校事務分為學校行政和學生自治兩部分,規定學生自治制度由學生自行議定,學校不予干涉。經過充分醞釀和籌備,1919年11月16日,一師學生自治會正式宣告成立。此事開全省風氣之先,以后各地學校相繼起而仿效。提倡文學革命,改革國文教授。經亨頤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他作過一個很生動的比喻,把文言文比作鼎彝瓶鏡之類的擺設品,把白話文比作杯盤碗盞之類的必需品。“入人家室,堂上無鼎彝瓶鏡猶可,廚下無杯盤碗盞可乎?不可。今日學校中之教授國文,是欲以鼎彝瓶鏡而代杯盤碗盞之用,學生苦矣。”改革學年制,試行學科制。經亨頤認為學年制的弊病就在于不顧學生能力差別,以限定的時間、統一的教材,對大家作同樣的要求。這樣學生若有科目不及格,須留級一年,其余及格學科,也得重習一遍;而有能力超前者,則也要按部就班,無發展余地。其結果是“輕視青年的光陰,束縛學生的能力,尊重辦事的程序,演成劃一的流弊”。活躍學術空氣,豐富課外生活。經享頤主張多方陶冶,全面發展。他在一師時,經常組織各種演講會,有國內外著名學者所作的專題報告會,也有學生自己宣講的心得交流會,學術研究之風很盛。到了春暉中學后,他唯恐學生因僻處上虞一隅而孤陋寡聞,更是頻頻舉辦專題講座,定期的有每旬一次的“五夜講話”,由學校教師主講,不定期的,多聘校外專家名流主講,蔡元培、何香凝、黃炎培、舒新城、俞平伯等都應邀講過學。經亨頤對學校所辦的刊物也很重視,提出“當以灌輸思想學術為主旨”。總之,經享頤主持中等教育以來,在改革上不斷探索,大膽實踐,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績。尤其在“五四”思潮影響下,他以蔡元培改革北大為榜樣,管理上變專制為民主,制度上變機械為靈活,內容上變陳腐為清新,一洗封建教育之舊習,使學校充滿自由民主氣氛,出現生動活潑新局面。經亨頤關于中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實踐,在浙江以及全國中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1922年的學制改革和隨后進行的課程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二)舉辦演講會、省教育會,推動教育事業全面發展經亨頤擔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達八、九年之久,他以“研究教育事項,力圖發達教育”為宗旨,促進了全省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當時民國雖已成立,但資產階級革命果實卻被軍閥政府所篡奪,他們上臺后大搞封建復古主義,克扣教育經費,百般阻撓教育改革的實施。經亨頤深感“行政立法,徒束縛教育而已”,一個全省的教育組織,得不到政府支持而自謀進行確實不易,面對重重困難,經亨頤勉勵大家不要抱消極主義。他說:“余對于政府之摧殘教育,絲毫無悲觀、無悔心。”改革教育,首在發動。省教育會把宣傳新教育作為要務,通過各種途徑大造輿論。其方法,一是以《教育周報》為喉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教育家的思想及著作,探討教育改革的理論和方法。二是舉辦演講會,交流學術思想。如1917年暑假以國民學校教員為主的夏期講習會上,經亨顧作“最新教育思潮”的專題報告,其他演講內容有“小學教育經驗”,“日本教育現狀”,“美國教育現狀”等。三是出國考察教育。1918年1月,經亨顧發起組織寒假旅行日本教育視察團,親任團長率領赴日,“一以直接采彼邦精華,二以間接取西洋文化”。在宣傳資產階級新教育的過程中,經亨頤提出要注意劃清愛國與排外的界限。他認為反對日本侵略、抵制日貨可以,但切不可因此而抵制國外進步的教育思想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那種“病不服西藥,書不讀西文,且聞有以風琴五線為外國之譜,不愿上音樂教課”的行動稱不上愛國,只能說頑固聯絡學界,探討實行。省教育會為發展新教育,也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在省城,他們經常輪流到各校舉辦演講會,交流學術,互相促進,并舉行中等學校聯合會操和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提倡軍國民教育,推動體育運動開展。對各縣,他們成立全浙教育聯合會,由縣教育會派代表參加,切磋全省教育事宜。對各省,他們參加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積極陳述意見,共商教育改革方案。平時通過《教育周報》互通信息,假期則開展各種活動,培訓師生。經亨頤還認為省教育在著眼學校教育改革的同時,也應注重發展社會教育。他對教育為少數有錢有勢者所獨占,而貧苦子弟被排斥在外的現象非常不滿,說:“天下不平之事,無有過于此。”五四期間,經亨頤以省教育會為陣地,高舉文化革命旗幟,以戰斗姿態站在斗爭前列。為更好地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五四前夕,他將原來的《教育周報》改為《教育潮》,希望教育事業象奔騰不息的錢江潮一樣不斷刷新改進,并補充篇幅,變更體例,連續發表一系列重要文章,使其成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輿論工具。五四運動爆發后,5月12日杭城各校學生上街示威游行,經亨頤態度明朗,立即予以支持。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九時,全城中等以上學生三千余人,自公共運動場出發,先過教育會,氣甚壯,余出助呼萬歲,直至下午三時始回原處,秩序甚好。”(三)人格教育的原則與方法經亨頤在辦學過程中,廣采博引國內外先進的教育思想,其中對人格教育提倡尤力,多次撰文闡發其意,這是他教育思想特色所在。人格教育是當時德國教育界流行的一種思潮,此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與理性活動,力圖矯正由物質文明而引起的現代教育之流弊。它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采用這一學說,伸張人格的意義,主要是針對束縛個性、摧殘人格的封建舊教育,要求教育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對軍閥政府對進步師生進行壓制和迫害。同時,他熱切希望通過教育培養理想人格,振興自己祖國,而人格教育和我國先哲重視人格修養的思想正相吻合,借此可以發揚古人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精神,以達改造現實社會之目的。經亨頤提倡人格教育之時,江蘇教育會以黃炎培為首正倡導職業教育,有人因此把二者視為互相抗衡的對立之說。為糾正這一偏見,經亨頤曾多次加以說明和解釋。他說“職業為成立社會之要素,人格為維持社會之要件”,“唱人格教育者,非謂人類無須職業,唱職業教育者亦非謂人格不足重”,經亨頤在他從事的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和社會教育中,都堅持以人格教育為主旨,并具體貫徹到教育、教學、管理等各個方面。經亨頤認為學校不是“販賣知識之商店”,學生到學校來,不是單純為讀書,“求學何為?學為人而己”,經亨頤還認為健全的人格應該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為此教授不僅要注重智力訓練,也應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養,所以他對體育、音樂、圖畫、手工諸科特別重視。當時一師設有專門美術教室三間、音樂教室一間,周圍種植花草樹木,環境優雅美麗,使學生興趣大增。音樂和手工雖非主科,但平時須練習,經亨頤就規定自修時間和教授時間的比例,與國文、數學一樣,均為二比一。體育課他不準同學無故缺席,在會上宣布“體操為本校所注重,尤為時世之要求,不可或忽”。經亨頤在訓練方法上,主張尊重學生人格,提倡“自動、自由、自治、自律”,即要使學生有自發之活動、自由之服從、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為,反對強迫命令和他律束縛。他把學校訓育分為教師本位之訓育和學生本位之訓育兩種:所謂教師本位之訓育,就是以教師意志強迫學生服從;所謂學生本位之訓育,則要使學生自覺自愿服從。他說同樣是“服從”,含義卻兩樣,前者是法則上的服從,帶有強制性質,后者是訓練上的服從,是由他律進于自律的的初階。“今后訓育之第一要義,須將教師本位之原狀,改為學生本位”。經亨頤提倡的人格教育,過分強調精神陶冶,從而貶低知識傳授的作用,有一定片面性,但從其基本主張看,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首先,他強調教育以陶冶人格為主,旨在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德育教育的優良傳統,并非固守腐朽的封建道德,而是賦予人格以時代新意,提倡適應潮流的新道德。他說:“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時代前面”,經亨頤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選擇了“教育救國”的改良道路。他面對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堅持教育獨立的主張,依賴社會各界人士,努力為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而奮斗。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一個具有愛國心、事業心的教育家所必然經歷的道路,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不過他的思想沒有僅僅停留于此,而是隨著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不斷向前發展。起初,經亨頤相信振興教育有賴于品性高尚的教育者和慷慨解囊的殷富者。五四以后,他感覺到“資本家辦學校是別有一副心腸”,經亨頤雖然離開浙江,離開了教育界,但他的思想、事業和精神卻留下了,并繼續開花、結果。他主持的一師和春暉中學,一直以師資雄厚、設備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而著稱,并有愛國熱情強烈、學術空氣濃厚、文體活動豐富、師生關系融洽的優良傳統,是全省以至全國